不能将中药现代化研究带入死胡同！中医学发展应避免四个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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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中国中医药报》2022.2.10 版权归权利人所有 责编：木木 商务与投稿微信：FH-zhong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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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如何先进，引入中医学研究过程当中必然不能忽视中医的两重属性，即科学属性和文化属性。此两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依托，但是不可通约，这是中医学的一体两面。
•当下中医学的发展创新要秉持重视“气化”等中医学核心元素体系、遵从中医学文化属性、促进实践基础上的经验传承创新、推动中医方法论革新，才能够实现中医学持续创新发展之路。
中医学的发展遵循自身特定的规律，随着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获得的成就，中医热将进一步推向新的高潮，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中医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才能够引导中医学在传承创新中持续发展。针对当下中医学发展存在的问题，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阐释，要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医学发展大局，才能保证中医学持续发展而不变质、不变性。
注重中药成分研究，忽视药物气化属性
中药的现代化研究是目前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分子生物学、分子生药学、网络药理学等现代研究方法和科技手段帮助下，中药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某种中药和某一方剂中有效成分的研究可谓是非常成熟，同时对中药以及复方制剂中有效成分的提取以及分离技术，中药的作用靶点和信号通路研究等复合西医药理学的规范化研究已经推向了极致。同时我们要看到这种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即注重物质实体而忽视气化功能。“气化”是中医学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一，其代表了中医学所特有的内容，将气的运动变化规律高度概括为气化，是人体以及自然万物所遵循的变化规律，即是“气化”。
举个例子，浮小麦按照成分理论来研究，是无法研究出其发挥止汗作用的有效成分的，按成分论，全麦面包和浮小麦成分没有本质区别，那么全麦面包也能有止汗的作用。浮小麦之所以发挥止汗作用，按照法象用药法分析，取其气轻走表，干瘪内陷而具有收敛之性，这是完全按照自然气化规律所总结出来的药物功效。这种例证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到底中医的道路该如何走？
那么什么是气化？如何理解气化？这是中医药发展研究所无可回避的问题。中医学不仅应用气化学说认识自然，也用来认识人体。“气化”是气的重要变化形式，气运动不息，变化不止，也同时推动世界万物的变化。“气化”一词，《黄帝内经》见于“七篇大论”。如《素问·天元纪大论》：“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又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厥阴所至为生、为风摇，少阴所至为荣、为形见，太阴所至为化、为云雨，少阳所至为长、为蕃鲜，阳明所至为收、为雾露，太阳所至为藏、为周密，气化之常也。”此气为六气，气化则指代六气的变化特征，气化作用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万物发生变化，阴阳之间发生变化孕育神的产生，所以气和气之间相互为化，六气之间相互变化是气化的特征之一，这是以自然界万物之间的气的变化特征衍生出万物为宗旨。《素问·灵兰秘典论》：“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王冰注：“位当孤府，故谓都官。居下内空，故藏津液。若得气海之气施化，则溲便注泄；气海之气不及，则闳隐不通，故日‘气化则能出矣’。”按王冰的意见，这里的“气化”是“气海之气施化”。膀胱气化的功能其实是膀胱将有形的精微物质向上输布，秽浊物质向下排出这种功能的具体体现。张景岳《类经·卷三》亦本此说，认为“气化之原，居丹田之间，是名下气海，天一元气，化生于此。元气足则运化有常，水道自利，所以气为水母，知气化能出之，则治水之道思过半矣”。张景岳围绕先天一气将人体的正常功能按照这种先天之气来解释，同时元气充足则水液代谢正常。像这种气化功能归结为丹田气海的功能及先天元气的功能，是张景岳将气化学说进行了一定的升华。
气化学说在《黄帝内经》中无处不在，无形与无形之间的关系，比如气与气之间的关系，无形与有形之之间的关系就是气血之间的关系，也是物质场与能量场之间的关系，也包含于物质场与物质场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场内部自身之间的转换关系，都存在着气化模式。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孟庆云先生高度概括气化特色：“一是重视时间因素，气化是一个过程，渐变为化，剧化为变，在生命世界中，气化的生命过程是不可逆的，故《黄帝内经》两次论及‘神转不回’；二是气化规律的普适性，认为天人皆从气化；三是认识方法的依象的特征，气化理论不是来自解剖的分析，而是依象的认知方式推演而来；四是观察推理始终贯穿着动态观念，以此气化流行，生生不息’。”
前面详细阐释了气化，我们再来看古人对于中药的气化属性是如何认识的。古人认识药物集中体现在四气、五味两种药物的性质中，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已经把“四气”明确作为药物性质加以论述阐释，类比说明药性，其序录：“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同时也提出“药有酸、苦、甘、辛、咸五味”，其中《神农本草经》囊括的365种药物中分别备注了药物的四气和五味归属，用最简洁的方法标注了药物的气化属性。
人体内无处不有气的运行，气的运行方式不外乎升降出入，升降出入失常预示着生命气化状态出现障碍。由于药物的气味本身具有升降出入的气化属性，气味组合也会改变人体之内升降出入异常状态。《本草纲目·升降浮沉》：“李时珍曰：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之巅顶。”可以说这个论述将药物的气味所对应的气化属性进行了高度的概括，药物因不同气味而产生了不同的升降出入功能，从而产生纠偏的特征。
综上对于现代单味中药及复方研究，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以成分、靶点、通路为目标进行研究的局限性，不能将中药现代化研究带入死胡同，不能将具有中医学特色的气化属性抛弃。
注重科学研究标准，忽略中医文化属性
目前中医现代化过程中有重科学而轻文化的现象，中医现代化的路子必须是秉持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价值内核的现代化，以中医特色型哲学和文化特质为依托，融合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手段丰富自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舍此则将变得面目全非，有覆亡中医的危机。
中医现代化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是中医学在新时代完成自我革新的必经之路，同时我们在革新之路上要时刻警惕，不能丢弃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如何先进，引入中医学研究过程当中必然不能忽视中医的两重属性，即科学属性和文化属性。此两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依托，但是不可通约，这是中医学的一体两面。在哲学文化层面，必须秉持中医学的核心价值观不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提倡发展“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我们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指导下来指导我们的全民疾病防控，可谓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我们不可忽略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即中医学不自觉地受到了西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对中医学本身的核心价值观念逐渐忽略，特别是中医院校的教材体系模仿西医学基础学科设置的基础课程，一定程度上割裂和肢解了中医的整体性，一以贯之的中医临证思维体系一定程度上无法得到还原，西医学强大的逻辑思维理念压制中医辨证分析个体的灵活思维模式，中医疗效必须寻找循证医学证据，也是失去了中医学个体化诊疗的特质。如此下去我们只能留下中药、方剂等客观可见局限性物质，思维模式、哲学方法将会荡然无存，中医学也将逐渐消亡。
科学本身具有自身演进的特征，具有开放、包容、探索的特性，一段时间内认为是真理的“科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被证明是存在一定局限性，所以它具有自我革新的特征，不能将其作为固定的真理衡量一切事物。中医学除了科学性质之外具有非常明显的文化特性，所以我们要立足当前发展模式，来探究事物的终极真理，不能将科学等同于真理，而错误将科学暂时解释不了的中医学内容定性为糟粕而抛弃，应当以审慎的态度归结在文化层面加以保留，作为以后研究的存证；同时也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对于客观上属于历史认识局限的糟粕则应当坚决抛弃。
我们一定要界定清楚中医学的科学属性和文化属性两种关系，在治疗中如果涉及两层属性融合，则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要做一保留，不能对此种关系混同，也不能错误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的文化属性，也不能以文化视角指谪科学属性的错误，这是一个平衡态的问题。
重视老中医治疗经验，轻视中医实践创新
当前我们的中医研究热衷于某药或者某法治某病的经验传承，缺乏中医学整体理论的创新。在面对重大疑难疾病时候我们因为此种局限而束手无策，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临床疗效。对于名老中医未治疗过的疾病则往往乏效，这就是典型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经验传承。
关于中医学的创新，历来备受重视，比如《素问·示从容论》：“受术诵书，览观杂学，及于此类，通合道理。”阐释了中医学创新要重视各个流派及其附属的相应知识的学习，才能实现有效的创新，古人较多的例证则是在传承大量临证经验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及实践创新，比如叶天士所创立的卫气营血辨证，其中卫气营血分类早在《黄帝内经》中有所记载，叶天士根据温热病的传变规律，根据邪气的深浅，将其界定为卫气营血四个层次加以区别，这是叶天士在总结《黄帝内经》中的卫气营血概念及众多温病学家的医疗经验基础上进行的实践创新。吴鞠通则在深入研究《临证指南医案》基础上，通过实践，提出了三焦辨证，可谓是将叶天士经验既有继承又有发扬和实践创新，将热病治疗更加简化。
医学的进展必然包含着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实践，我们要立足当下，对中医学的发展问题重视起来，中医学理论创新乏力是当下中医学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刑玉瑞教授将当前中医学理论创新发展的方式归结为四种类型，对中医学理论创新方式进行了总结，即科学诠释的解析说明性研究、基于文献梳理的理论建构性研究、通过实践升华的理论创新性研究、提炼科学问题的发现创新性研究，这四种创新范式我们可以看做是对中医创新模式的小结，但是纵观这四种创新模式，我们仍未见具有划时代的中医创新理论的诞生。也有研究者从文化属性的角度对中医学理论创新方向进行了探究，提出了文化属性要素在中医理论创新中的重要意义。也有学者通过医疗实践发现逆陷、散郁理论补入八纲辨证体系，可以很好地补充八纲对升降出入理论的缺失，可谓是创新性十足。
注重疾病治疗方法，轻视架构方法论
重视某种治法针对某种疾病的治疗方法的探究，忽略了产生这种方法后面的方法论源泉。有方法论源泉的创新才是永葆中医学持续不断创新活力的源泉，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于中医理论创新活力的探究是持续不断的，比如诸多辨证体系的创新。
方法论是指导中医临床实践的重要哲学指导思想源泉，我们不能因为其所代表的中医方法而忽视方法论的探究。比如辨证论治的提出就是中医界先哲对于中医学临证方法论的一种高度概括，“辨证施治”首见于明代周之干的《慎斋遗书》，当时并没有提出相应完善的操作体系及方法。直至1955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任应秋在《中医杂志》第４期发表《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一文，将辨证论治正式确立为中医学的基本方法论，任老将其提炼归纳总结，概括为“辨证论治”，这一提法得到了当时中医界高层精英的一致拥护，构建了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并且纳入中医药院校教育教材体系，成为当代中医学的底层架构方法论体系。并由此演化出来了多种辨证论治方法，诸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临证操作体系。
其实就古代方法论体系而言，古人很早提出辨病论治、辨脉论治、辨体论治、辨五运六气论治等方法，这些方法其实是和辨证论治体系相平行的方法，我们秉持平衡的观念对此种种临证操作方法论进行客观对待，当下看辨证论治体系的搭建无疑对中医学客观化诊疗推进有积极作用，但是根据孟庆云先生的观点，当下的辨证论治容易沦落为分型论治，一个特定的疾病，分为几种证型论治，将灵活变通的辨证论治体系变成了禁锢和死板的分型论治，这是值得我们中医界同仁警惕的现象。
疾病治法创新是必须的，但是推动底层架构中医方法论创新也是应该的，这是推进中医药事业持续向前推进的重要保障，我们要认识到这种方法的必要性。随着现代科技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如何融入我们中医学临床诊疗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有研究者认为胃镜下胃黏膜状态是中医望诊的延伸，将胃黏膜的颜色分为不同种类加以辨别应用于临床，这就是很好的融合和拓展。有研究者探讨过大数据时代下的中医临证辨治模式，对大数据信息技术应用于中医方法论创新进行了展望，同时可以融合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和展望。
科学技术的革新屈从于哲学，所以我们要保持好中医学核心价值和哲学文化元素，才能更好地拥抱新科技进行创新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也能够永远保持中医内核价值不变，并能持续创新发展。
中医学的发展历来受有识之士的重视，同时在每一个时代的发展中都能够融入当时最先进的哲学、科学、人文理念，比如在《黄帝内经》中引入的阴阳、五行、精气学说都是当时阴阳家、哲学家、养生家的先进理念，再比如张景岳“命门学说”“元阴元阳学说”的创立则受到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影响，同时每一次创新都能秉持中医学的核心理念不动摇。所以当下中医学的发展创新要秉持重视“气化”等中医学核心元素体系、遵从中医学文化属性、促进实践基础上的经验传承创新、推动中医方法论革新，才能够实现中医学持续创新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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