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伯礼：中药的可及性是其应对新冠疫情的最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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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两会大幕已启，澎湃新闻“两会一线”节目特别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今年两会，他将带来哪些促进中医药发展的建议？经过武汉保卫战、天津奥密克戎遭遇战，中医药防治方案有了哪些提升？我们该如何梳理总结两年多来殊为不易的抗疫经验？

就此，澎湃新闻独家对话张伯礼，以下为访谈实录：

张伯礼做客澎湃新闻“两会一线”节目。

澎湃新闻：今年两会您将会带来哪些关于中医药发展的建议呢？其中是否有来自新冠救治的经验总结？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张伯礼：好的，谢谢。今年两会我一共提了十个建议和议案，主要是关于中医药的，例如希望中医药关键技术装备重大项目能够尽快启动；还有对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制剂生产工艺合理性审批的一些建议；还包括加快制定加强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标准、保证配方颗粒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还有，建议对于道地药材可以由地方政府执行专卖，优质优价，保证质量；当然还有加快对中药注射剂再评价验收工作的建议；也包括对药食两用物品提出负面清单的相关建议，等等。

关于抗疫的建议，我确实提了两条。第一，是希望由国家组织各部门来总结抗疫的相关经验。抗击疫情两年多来，我们不管是在应急体制机制建立、队伍部署、还是防控的管理组织，包括交通、安全、物资供应等方方面，都有很多好的经验待总结。更不要说我们从医药卫生（角度）如何去划分“三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等等，还有如何预防、治疗、康复，都有很多好的经验。这些经验来自全国两年多的实践，殊为不易。我们首先是仓促应战，打了一场艰苦的遭遇战，但是随后我们就转为有组织的常态化防控，再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是“精准防控、动态清零”。

这两年多来的三个阶段，包括最近的奥密克戎疫情防控，有很多好的经验。我觉得这些经验应该认真地梳理总结，有些要修改现行的法规制度，有些要把取得的经验制度化，以备以后我们再遇到同样的情况，仗能打得更主动、更自觉、更好。大家都很辛苦，一定要认真地总结，不能就这么过去了。任何的错误和挫折都不能重犯，要吸取经验，不断把它做得更好，同时要把它作为制度建立起来，以备长期之需。

此外，我也提了一些关于后疫情时代防控的若干意见、建议，主要是这些。

澎湃新闻：就目前情况来看，奥密克戎已经成为了优势毒株，在本土奥密克戎疫情的防治中，中医药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能否请您结合天津疫情的救治经验来谈一谈，尤其是相较于之前的德尔塔株、原始株，中医药对于奥密克戎的防治会有什么不同吗？

张伯礼：天津从今年一月份开始，经历了一场奥密克戎疫情，直到一个多星期前，这次疫情的新冠患者基本“清零”。这次我们一共治疗了430多位感染者，这也是国内第一次大规模地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起的新冠疫情。

如果和之前的德尔塔毒株、包括和以往的第一代毒株相比，在武汉的时候，我就说过一句话，西医关注的是病毒，而中医关注的是症状、证候，是病毒侵袭到人体以后，人体对它产生的反应，这些反应的表现是我们的关注点。

中医是“辨证论治”的，我们分析，这次奥密克戎毒株的核心病机和以往没有大变化，核心还是湿毒。我们叫“湿毒蕴肺，兼夹发病”，“兼夹发病”是临床特点，“湿毒蕴肺”是它的核心病机。

这两年我们总结新冠病毒的几次变异，基本点没有变，但是症状有小的变化，这次肺部有炎症的病人比以往相对要少一些。这次是“湿毒夹风”，风热症状比较明显，咽痛、咽干、咳嗽比较重，但是比德尔塔感染要轻。同时，奥密克戎感染到了疾病中期，表邪化热入里，湿毒蕴肺，出现咳嗽、咳痰，这和以往差不多，但是它的消化道症状不明显。在疾病后期表现出来是余热未尽，气阴两伤，乏力、倦怠、心慌，这些症状和以往差不多。所以从总体来看，新冠肺炎的中医核心特征没有变，但是临床表现有所变化，就是湿毒夹风热，上呼吸道症状表现比较多，以咽干咽痛为主，同时，消化道症状不太明显。

关于中医治疗，这次天津的情况有点特殊，就是儿童感染比较多，有一百多例儿童患者，这么多儿科病人，是我们第一次处理，所以也针对儿科病人制定了儿童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于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我们这次总结了一个经验——先证而治，就是不要等这病人的症状都出齐了，再正确地治，而是在预测到病往哪发展，就提前给他一个用药，截断病势的发展，这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有将近十位的8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都有基础病，有心衰的，甚至有肿瘤灶同时又合并新冠肺炎的，也有营养不良的，也有患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基础疾病的，最后也都治愈出院，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澎湃新闻：病毒变异不断改变着疫情走势。但从中医理论来看，其核心病机变化不大，中医药面对新冠病毒变异时似乎更加“淡定”。请问从中医传统的“疫病”理论来看，中医药应对病毒变异是不是更有优势？

张伯礼：确实如此。中医药的可及性是中医药治疗新冠疫情、治疗疫病的最大优势。一些新发急性传染病，往往病原体或者病毒并不清楚，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相关疫苗，这种情况下，中医是“以不变应万变”，它是“辨证论治”的，病毒侵袭人体，有哪些表现是治疗的关键，我要调整不适的状态，叫“辨证论治”。

而在调整的过程中，中医实际上帮助人体激活了免疫功能，还是调动了人体自己抵抗病毒的机能。本质上说是这样的治疗机制。所以，不论是什么病毒引起的疾病，中医都能够第一时间上手。几千年来，中医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这次（天津疫情）我们总结的“先证而治”、“截断病势”也是一个经验。还有，我们这次总结的治疗康复一体化无缝对接——上午是治疗，下午就可以转到康复病院，直接进入到康复阶段等等，有很多的好经验。

并且，中医药方便可及，只要开出方子，把药抓来煮出来，病人立刻就能喝上药。现在我们就更快了，有了配方颗粒，拿出方子以后几分钟把药调好，方便可及。同时我们开的这些药，因为针对病人证候的效果都很明确，效果立竿见影，让病人在治好病的同时得到了心理抚慰。这种恐慌对人的伤害很大，如果能吃到药，症状减轻了，病人有了信心，这种恐慌就会大大的减轻。

中医药的及时性、方便可及，并且（病人）依从性好，都是非常宝贵的，给治疗赢得了时机。所以我总说，我在宣传中医药有疗效时，不是给中医争名争利，而是让这种好的治疗方法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救人于危难之中，赢得治疗的时机。先把生命保住，抢出时间来，我们研究疫苗、研究特效药才行。中医药在治疗传染病方面有它自己独到的优势，特别它的可及性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的价值，这点非常珍贵。

澎湃新闻：这两年的战疫中，中医药的效果有目共睹，相关研究也一时井喷。那么现有研究总结出了中医药的哪些作用？

张伯礼：从武汉抗疫以来，包括后来（本土）多点散发，一直到现在奥密克戎多点爆发。中医药一直在参与救治，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在海内外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研究也做了很多，特别是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都立了专项开展这相关研究。最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组织专家们对以往的资料进行了回顾和小结。

应该说，中医药治疗对于改善症状这点是非常明确的，特别对发热、咳嗽、胸闷、憋气、乏力、倦怠这些症状，特别是在恢复期，病人潮热多汗、心悸等症状，都有明确的效果。这些有大量的数据证实。

第二个就是控制转重率。很多病人服了中药以后，很快控制，不会转为重症，这点优势也很明显。之前在武汉时，江夏方舱医院收治了五百多例患者，经过治疗以后没有一例转为重症。把我们的经验推广到其他方舱，普遍使用中药以后，转重率也比较低，基本在2%到5%，而国际上报告一般是15%到20%，国内的报告一般在10%到15%，中医药治疗只有2%到5%的转重率，这是武汉的经验。后来，不管是从北京新发地、新疆、大连、通化，还是后来的石家庄、南京、扬州等多地疫情报告来看，（中医药）整体上都能够控制转重率。多个研究都显示这点，控制转重率，这个作用很明确。

此外，对于恢复期的治疗，中医药能够改善恢复期的症状。两次核酸转阴后，病人就可以转去康复了，但是他的病并没有完全好，有的肺部还有炎症，有的免疫功能还比较低下，有的脏器损伤出现了心悸、肝脏的肝酶偏高等症状，这些损伤的症状也在逐步恢复。中药对控制复阳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吃中药跟不吃中药，复阳的发生率差别非常明显，所以中医药对防止复阳也有一定的作用。

澎湃新闻：请问现有研究是如何解释中医药发挥作用的机制的？

张伯礼：对机制的了解是逐步深入的。在武汉刚开始治疗的时候，我们宏观地、笼统地说，中医药治疗改善了症状，是调节了免疫功能，因为病毒到机体，诱发了机体的炎性反应。适度的炎性反应是必须的，机体可以靠炎性介质把病毒杀死，但是过度的释放就会引起炎症风暴，导致病情由轻转重。所以控制免疫反应，不要让它过度就是治疗的一个关键环节。

当时在武汉的时候，有海外媒体问我说，“中医关注证候，怎么治病？”当时我解释，一个房间里有些垃圾，垃圾招了虫子了，西医的通道就研究杀虫剂怎么杀虫子。中医既不研究杀虫剂，也不研究虫子，我们研究这堆垃圾，把垃圾清理了，屋里干净了，就没有虫子了，也就也不用杀虫剂了。这是一个通俗的比喻。

武汉回来以后，这一年多我们一直在开展机理的研究。现在证实中医药是通过多靶点的综合作用，发挥综合效益。第一点，中医药主要是调节免疫，主要是调节白细胞介素-6，让炎症风暴不要过度。我看到的十几个相关实验，包括中医单位做的，也包括西医单位做的，甚至一些综合性研究所、大学做的，结果也都是如此，分析了中医药的主要作用是免疫调节。

其次，（中医药）还有对病毒本身的抑制作用，包括钟南山先生的团队也做过连花清瘟研究，它对冠状病毒有一定的抑杀作用。还包括对脏器的修复、保护、促进炎症吸收等作用。所以中医药还是通过多个药效物质，发挥综合作用，机制大致是如此。

这些研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如在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等，都发表过此类内容，现在研究还在不断深化中。

澎湃新闻：您刚才也提到，很多团队都致力于研究中医药的机制。为什么打开中医药的“黑箱”、说清讲明原理这么重要呢？

张伯礼：现在对于中医药的疗效，大家基本认定了。如果我们把机制说清楚了，我想大家就更能了解它为什么会起作用，也就会更自觉地应用它。对于理解了的东西，可以更深刻地感觉它、更自觉地去应用它，在这点上，做机理研究非常重要。所以总书记要求我们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作用机制，我们正在落实这一点。

澎湃新闻：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我国新冠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经过这两年的实战检验，对于中西医结合的模式，我们探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张伯礼：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抗击疫情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实际上我们的治疗从始至终都是中西结合，武汉时期，虽然是带中医的方舱医院，但是我要求必须把标准化治疗方案中所有的西药、还有一些急救的西药都准备充分，这样病人才有保障，我们才有信心。这些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不备。

同时我还让救护车准备好，一辆救护车二十四小时待命。如果这有重病人，可以随时用救护车转到医院里去。医院我也提前联系好，要留有床位，还有呼吸机、移动CT等都做了充分准备。

西医的诊断、西医的救治特别是呼吸支持、循环支持，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重症的患者一定要中西医结合，用西医的循环支持来保住病人的生命，而中医药去帮忙解决一些棘手的病理阶段或者是环节。

比如有的病人上呼吸机了，氧的流量也很高了，但是血氧饱和度就是上不去，长期血氧饱和度比较低，并且还波动。这种情况下，大夫就很着急，长期低氧状态会引起很多并发症。中医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就是用生脉饮、独参汤，给药后，病人先是血压不波动了，然后慢慢地两三天血氧饱和度就可以达标了，再巩固两三天就可以脱机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外，像肺部有炎症的病人，用抗生素、用少量的激素控制不理想的时候，加一点清热解毒的中药注射剂，如热毒宁、痰热清也会有效。

澎湃新闻：您今年的建议里也关注到了经典名方的转化问题。请问您觉得这方面我们还有哪些工作可以推进？

张伯礼：这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推出的中药新药研究方面的一个新系列，经典名方的二次开发改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上，中医几千年来人用药的经验最为宝贵，这点是老外们都非常羡慕的。他们发现一个新东西，往往要从头研究，都得从实验室先研究，再动物实验，最后才到临床，要很长的时间。而中医药有几千年的用药经验，文献浩如烟海，这些经验都很宝贵。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进行研究，就叫做守正创新。这样研发出来的药，往往疗效更加可靠，安全性更好。同时也可以用于一些没有药物的新病症，很快推出药物。经典名方的二次开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审批的法规方面，在品质质量控制方面，特别是从中药汤剂转化为颗粒剂方面，还有很多技术标准需要研究。这个研究不能是“拍脑门”，也不能单凭一个品种来讲，要不断地去进步、不断地去完善。

澎湃新闻：在我们的中药新药审评审批机制中，如何更好的引入人用经验？

张伯礼：人用药的经验浩如烟海，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些文字上记载的东西，有的是比较可靠的，有的可能也有它的局限性。如何把这些进行分析归纳，有一套方法学，也有一套经验，里边有很多科技含量。作为整个审评的重要一条，如何评价人用药的经验很重要。所以国家药监局成立了专家组，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支持下，出版了经典名方的名录，一批一批地推荐名方，还要经过专家非常严肃认真地评审，做好高质量的经典名方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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