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势力写的三部中国史，有点无所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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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是中国人的强项。但是，真的如此吗？
梁启超先生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力量之源，但是为什么中国历史没有成为中国人的力量之源？
这恐怕是因为，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早熟，但后来被西方超越的东方大国，国人一边想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融入现代文明；但同时却因为习惯了“从中国看世界”，而从传统史书中无法找到多少契合现代文明的东西，从而导致历史的无力感。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从世界看中国”开始。
正如历史学者朱维铮所说：“想象中国是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外国学者只能通过窗户看里面，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屋内，似乎洞察一切，但唯独不知道这间房间坐标何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汉学家，能帮我们找到房间的位置。为此，我们特别推荐三部“从世界看中国”的经典好书——
它们没有意识形态束缚，以完全不同于国人的独特视角，重新梳理了中国的历史，展现与传统史观不一样的中国：
▌《哈佛中国史》：多角度定位中国
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定位《哈佛中国史》，那就是：多元。它通过两种21世纪新的史学研究方法来呈现：全球视野和多重历史叙述对象。
◎全球视野，看见中国在世界中的故事
这部书由四位国际著名汉学家，倾十年之功完成。酝酿十载译介至中国，海峡两岸优秀青年历史学者携手翻译。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称之为“世界中的中国史”。
主编卜正民一直都认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因此他将自己最擅长的全球史观，融入了《哈佛中国史》。
在这样的视野下，中国史被放到了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比如卜正民亲自撰写的《元明》一卷，就特意设立了一章讨论南洋。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明朝在世界中的故事”。
15世纪起，西班牙的大帆船贸易开始称霸世界，白银与香料往来美洲与亚洲，为相关国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明朝由此成为一个“白银帝国”，并参与到“南洋世界经济体”的交互活动中。
有趣的是，当初大帆船航行的区域，正是今天经济、政治和社会最为活跃的区域，也是未来世界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
全球史观不仅使“中国”在地理上被拓展开，还能够让我们以更全局的思维来关联彼时彼地与今时今日。
再比如《清朝》卷中，关于清朝与亚洲，与欧洲的交流上。近代中国不再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而是全球史中同类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横向我们能够理出一条世界近代东方农业帝国的发展线，纵向上能够对比为什么东西方在近代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其实这正是梁启超一辈的思想家想要达到，却收效甚微的史观。
◎突破限制，看见帝制下的众生相
在历史叙述对象上，《哈佛中国史》并非国内常见的史书那样只写王朝更替，只写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是沿着帝制的主要脉络，延伸出中国史总是忽略的那些环境、宗族、亲属、女性、日常礼仪、公共卫生等更多的内容。
直白地说，这是一部“中国人”的历史，而不是“中国帝王们”的历史；让历史中那些面目模糊却不可或缺的普通人鲜活起来，使中国历史更具生命力。
比如在《秦汉》卷中关于女性和儿童的论述，就十分丰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女性和儿童大多隐于后宅，在宗族制度和社会生活中被一笔带过。但是在《哈佛中国史》中，女性展现在政治角力中的具体作用。而儿童则成为了讨论中国伦理的一个侧面。
再比如《宋朝》卷中，单独开辟了一章研究公共领域中的私人生活。采用当下最新的考古和文献研究成果，讲述了一个更加生活化的宋代。
正如卜正民所说，《哈佛中国史》是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完成的，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跳出王朝更替的分析模式
日本顶尖教授写的中国史，跟中国人写的有何不同？翻开本书，你会发现，系统甚至不能兼容。
也正因此，本书值得我们置于案头，随时准备接受这个辨别“真假猴王”的任务：
◎本书恢复了被妖魔化和神化的形象
西周的灭亡根本不是因为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更不关美女褒姒什么事。所谓“烽火戏诸侯”的传说，应该是出自战国之后的人的虚构，反映的是他们当时的社会状况，含沙射影罢了。
孔子就是个“丧家犬”的失败者形象，他的神圣性完全来自后世塑造。而且，孔子是舆论意义上的“游侠”，在孔子的时代，他和儒家的价值，恰恰在民间，而不在庙堂。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内页插图展示
◎本书看到了中央帝国的延续性
“秦皇汉武”无疑是两位相似的古代帝王。
秦始皇和汉武帝都热衷于泰山封禅、求神访仙。好功，愚昧。更根本的，他们也都是依靠严刑峻法作为治国手段，以领土扩张作为评价帝王功业的标准，这都无疑给后世留下了某种示范。
◎本书超越了“中华中心论”的民族主义视角
北方野蛮的草原民族是最大的破坏者吗？恰恰相反，正是游牧民族存在，欧亚文明的发展才有了更多可能性。
蒙古人治下的元朝，就是杀人如麻的赳赳武夫形象吗？非也，元朝有着史无前例的宗教宽容，忽必烈视基督徒为老师。元朝有史无前例的贸易自由，贵族把白银天使投资给穆斯林商人赚钱。可以说，元朝建立起了世界史上罕见的新型世界国家。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感叹说，“汉文文献的可怕性，无可比拟。欲加以美化、圣化，则极力粉饰；欲加以贬毁、诬蔑，则竭力丑化。”这话扎心，但却真实！
这部《中国的历史》是日本最大出版社“讲谈社”建立100周年的献礼之作，这套书，每卷都是由相关领域的日本顶级汉学家执笔。
比如执笔秦汉史的鹤间和幸被誉为“日本秦始皇研究第一人”，他的书曾排名日本亚马逊中国史书籍销量榜首；研究蒙元史的大家杉山正明学识渊博，仅语言就通晓20多种……
他们的论述大胆而新鲜，而且除了使用原始材料，他们还使用了考古学、天文学、植物学、生物学等工具，说服力和可读性兼备。更新国人耳目，给国人带来了更重要的思考。
打破国人传统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日本学者写中国史，不顾“禁忌”，不回避关键问题，直入主题、直戳现实。
读了这部书，不得不感慨：日本人解读中国人，比中国人看中国，更深入骨髓！
▌《剑桥中国史》：唤醒中国人的“历史道德”
如果说《哈佛中国史》给中国人提供了多样的视角，讲谈社《中国的历史》跳出了王朝更替的分析模式，那么《剑桥中国史》在此基础上，唤醒了中国人的“历史道德”。
◎它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水平
《剑桥中国史》的主编是堪称“头号中国通”的费正清和崔瑞德（杜希德）。他俩领衔百名西方汉学界顶尖的学者，历时半个世纪，终成巨著。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称它为：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水平！
这不仅在于《剑桥中国史》的史料之丰富，论述之深入，更在于它体现了“记录真相”的历史精神。其中，有一点能引发中国人深思。即“统一”到底意味着什么？
费正清说：“10亿欧洲人散居在欧美50多个主权国家中，但是10亿多中国人却生活在一个国家中。”
“欧洲人没能恢复罗马帝国，而中国却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帝国。”
这难道只是因为地理的差异和民族的特性吗？
▲《剑桥中国史》内页展示
◎一部“毫无顾忌”的历史书
与地理决定论相反，《剑桥中国史》当代卷的主编之一马若德认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混乱的局面就使得当时的政治哲学家们，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
当有了“统一”的永恒命题，随之而来的就是统一的最高象征——皇帝，以及庞大而复杂的官僚团体。而为了顺利行使帝王和他下属组织的职能，就需要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
帝王、官僚、意识形态，在统一的国家理想下，看似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三角关系。但是马若德指出，这样其实并不现实，“统一这个概念是自我拆台”。
个体或许会一时失语，但是不会永远当哑巴。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积蓄日久，最终会导致混乱，造成统一制度的崩溃。历史上不乏其例。因此，马若德认为：“维护统一，只有实行多元化”。
这样的话，只有《剑桥中国史》能说，也只有《剑桥中国史》敢说。
▲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马若德
敢说敢讲的马若德于2019年年初去世，费正清和崔瑞德更是早已作古，这版凝结一代汉学家心血的《剑桥中国史》终成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