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仅能折射出导演的思想，同时也会对人、对社会、对所有我们看到的事物，进行最直观的曝光、解构、再现......曾几何时，说到“下海”，很多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是经商。如今与过去相比，成功需要的条件要复杂得多，创业已经是九死一生的事，“下海”这个词也变得不再那么富有感染力，显得有些过时。在互联网亚文化里，“下海”这个词，也更多指向了女子从事不正当行业的意味。对于下海的女性，不少人抱有贬低歧视的态度，但为什么这些女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拜金与虚荣，就足以解释所有人的动机了吗？在今天要聊的这部影片中，或许就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改革开放初，它又成了一批经商者、时代弄潮儿的代名词。香港导演陈果，早前就拍出了极具代表性的「妓女三部曲」。而抛除表象特征之外，《下海》还涉及了另一个更为敏感的话题——她们漂泊异乡、无依无靠，做着为人所不齿的工作，死去，然后被人所遗忘。作为最边缘的华人性工作者，她们不但生存状态堪忧，生命安全也从来得不到保障。而尊严，更是难以奢望的幻象。国内，以此为题材拍出的电影，目前还是空白。国外，之前满打满算也只有两部——10分钟的纪录片《美丽城旧事》和剧情片《站街女》。和《站街女》一样，电影《下海》也出自一位外籍导演之手。导演奥利维耶·梅斯，是个比利时人。导演《下海》之前，他最擅长的是纪录片。几部代表作，无一例外，全都聚焦了中国：《发高烧》（2001）关注河南艾滋病患者；《地下四季》（2006）透视农民工生存现状；《前门前》（2009）记录北京前门的拆迁改造。他用镜头，记录下了一幕幕中国群像。经过长期跟踪调查，他找到王小帅担任监制保驾护航，拍出了这部电影。2017年10月16日，《下海》在釜山电影节首映。电影拍得不差，口碑也立住了，豆瓣和IMDb评分都是7.3。《下海》的英文名，叫《Bitter Flowers》。90年代，张丽娜一家三口挤在一所50平的两居室里。
老公周晓东有工作能赚钱，比赶上下岗潮的其他人幸运。她不甘心一家人挤在这所小房子里，而且儿子8岁了，眼见着以后的教育又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于是，尽管丈夫不同意，她还是执意借下高利贷，远赴巴黎当黑户。她听中介人说，巴黎的保姆，一个月就能赚2000欧元。无论当时还是现在，2000欧都是个不小的诱惑。到了巴黎之后，她才发现，一切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做保姆，每月最多只有500欧收入。有时累死累活工作一个月，临了拿到工钱，还要受到雇主的恶意克扣。她不知道，在巴黎，华人也分三六九等。而东北人，恰巧是最被歧视的那一等。和温州移民过去的有钱人不同，东北过去的，大多是“难民”。可选的职业不多，还都苦哈哈的，除了当保姆，就只能沦落到去站街。一次偶然，让张丽娜与年长她几岁的东北老乡李玉梅结识了。李玉梅将张丽娜带回自己的住处。在这里，还有很多和她一样的东北女人。她们所有人，都靠出卖身体为生。刚开始，心高气傲的张丽娜很鄙夷她们，总是自己一个人独处。她跑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但始终找不到工作。因为欠高利贷，家里爷俩的日子也不好过。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家。而回家，不但意味着努力付诸东流，还要面对巨额欠款。让家人生活一落千丈，是她想都不敢想的。迫不得已之下，她只能走上街头。和张丽娜一样，宿舍里的其他女人，也有着各式各样的苦衷：供女儿上学读书、给儿子买婚房、离异丧偶无经济来源…千言万语，都在片中汇成了一个解释——“给逼的”。即便如此，她们还要打碎牙齿和血吞，永远只将最开朗的一面展现给家人。用她寄回老家的大把票子，父子俩不但住上了新房，还筹划起了开店。亲戚朋友看了眼红，愣是把她弟妹丹丹送来了法国。让丹丹跟着她找个好人家做保姆。这可愁坏了一直“言不由衷”的张丽娜！随着丹丹的到来，一切都开始脱离正轨，走向失控…下海之后，海水冷；湿身上岸，岸上更冷。两人在厨房，忙活着煮面。曾经的风尘，消解在了烟火气中，将恩怨稀释于日常。片尾的煮面与片头的麻将，相得益彰。可能有人会怀疑，电影毕竟是电影，现实不会这样——的确，现实比电影中还要残酷。根据资料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那轮下岗潮中，仅1998-2000年间，下岗职工就多达2137万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头再来。很多下岗工人年纪不小、家境贫寒，相比之下，下岗女工的出路就更加艰难。90年代，东北下岗潮，多少人因为穷而全家人一起自杀，因为穷而由老公踩着自行车送老婆去做那些事，还得在门口等着。生活不是如表面光鲜或龌龊的那样简单，有很多身不由己和不为人知的无奈，我们不能仅凭自己的或浅薄或高深的观念，就去轻易评价他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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