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元旦，《东方杂志》推出了一期“新年特号”，名为“新年的梦想”。
这期“特号”向国内各界人士征询“现局的出路”“未来中国是怎样”。来稿者当中不乏如作家茅盾、老舍、巴金、冰心，画家徐悲鸿，国民党著名左派人物柳亚子等在内的社会各界名流。他们以未来中国为遐想主题，畅谈自己梦想中的国家未来的发展面貌。
巴金在回答中说，我有一个先生，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假若这就是他的梦想，那么我的也是这个。我也相信个人是和社会分离不开的，要全社会得着解放，得着幸福，个人才有自由和幸福之可言。
还有很多知识分子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憧憬未来的时候也许未曾意识到，已经有一群人，为了实现这些美好的梦想，正付出着青春和热血。
时间回到100年前的7月23日，一群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90后”“00后”，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在上海汇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党的“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也许没有人能预料到，历史将被这群青年改写。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两项历史性的任务，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另一个则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近代中国经历了剧烈的变革，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并非后人对这段历史的总结，而正是时人的切肤之感。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记录了，毛泽东在回忆自己下定决心为了伟大梦想开始青春远征的心路历程时深有感触地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另两本是）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回顾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批最早的中共党员大都工作体面、衣食无忧，如果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原本犯不着冒着巨大的风险甚至是牺牲性命去干革命。此后百年间，向党靠拢、申请入党始终是中国先进青年的共同追求。到一百年后的2021年，中国共产党的9500多万党员中也仍有近四分之一是3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青年”不单单关乎年纪，更象征着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回顾百年党史，一代代青年接力奋进，与党同行，从百年前民族危亡之际中国青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振奋呐喊，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火热宣言；从改革开放之初“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到新时代“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谱写了一部壮美的青春史诗。1926年的春天，一名叫熊亨瀚的湖南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利用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在湖南省国民党内部进行艰苦曲折的工作。
长沙“马日事变”后，他由省委委派组织衡山县军事委员会，扩大农民自卫军。1928年，熊亨瀚赴汉阳鹦鹉洲开展活动，奔走于湘、鄂、赣之间，掌握敌人动态，营救被捕同志。同年秋天，他在武汉的行踪被侦悉。入冬后的鹦鹉洲，烟笼寒水。11月7日，熊亨瀚在渡江处被捕，27日被押回长沙。在这仅20日的押送期间，这名“90后”就被提审四次，倍受酷刑折磨，但他仍“坚不吐实，绝未供出同伙”。在被押回长沙的当晚，湖南清乡督办署连夜审讯，企图最后从熊亨瀚的口中获得共产党组织活动的情况，熊亨瀚大义凛然地说：“杀就杀，何必多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以“熊亨瀚三个字，就是罪证，不必更问，枪决就是”指示立即行刑。28日清晨，熊亨瀚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就义。34岁的他在英勇就义前，挥笔写就了一封《与妻书》：
月如乎：余今将别汝与父母兄弟去矣，追思家庭间，父子兄弟骨肉手足之情，既与汝十五年结婚之好，宁不凄创伤心也耶? 虽然，“人生自古谁无死”，余之死，非匪非盗，非淫非拐，非杀人放火，非贪赃枉法，实系为国家社会，为工农群众含冤负屈而死。扪心自问，尚属光明，公道未泯，终可昭雪。所难甚者：高堂父母，年近六旬；膝下儿女，均止数岁。汝亦尚在青春，诸弟均少能力，家无恒产，养育艰难。凡此诸端，不免耿耿。
亨瀚绝命遗言戊辰十月初四这封《与妻书》字里行间浓浓的对于父母叔伯的孝、对于兄弟手足的情、对于妻孩的爱感人肺腑。“男儿国是家，仗剑走天涯”。像熊亨瀚这样为了伟大梦想而在青春远征中牺牲的“新青年”还有很多。除了无数不怕牺牲的“90后”“00后”革命先辈，在跨越的这百年风华中，还有一场不能忘却的“致青春”的“史诗”。八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夜幕笼罩着无边无际的草地，簇簇篝火映着一群又一群饥饿难耐的红军指战员。万籁俱寂的草地夜空，突然飞来用法语演唱的《马赛曲》的歌声。循着歌声，只见一位飒爽的女红军正面对夜空纵情歌唱《马赛曲》。徐特立、成仿吾等受到《马赛曲》的感染，情不自已地站起，应和起来。毛泽东循着歌声走到近前，他驻步静静地倾听。《马赛曲》的歌声终止了，但草地的夜空依然余音不绝。毛泽东说“好！唱得好！”带头鼓起了掌，“同志们！我从你们的歌声中不仅感到了力量，忘记了饥饿，而且还看到了中国革命最美好的希望！”这位飒爽的姑娘正是“00后”蔡畅，她说：“主席，你有办法驱散大家的疲劳和饥寒吗？”毛泽东豪迈地说道：“我哪里有哇！不过，我从《马赛曲》中感悟出了一条真理：在物质条件奇缺的情况下，那就用精神来填补它！”这群青年人抵达陕北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一个年仅15岁的红小鬼，“长征很苦吧？”红小鬼回答道：“我们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难或辛苦，我们只能想到我们面前的任务。如果要走一万里，我们就走一万里，如果要走二万里，我们就走二万里！”后来，他在《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感慨道：“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长征出发时，毛泽东41岁，周恩来36岁，彭德怀36岁，张闻天34岁，邓小平30岁，陈云29岁，杨尚昆27岁，王震26岁，王稼祥28岁……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战士的平均年龄则不足20岁，14岁到18岁的战士至少占到了40%。这群伟大梦想照耀下的青年在长征途中转战14个省份，走遍大半个中国，其中，中央红军经历了10余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翻越了近20座大山，渡过了20余条江河，平均每天行军约37公里，每行进300米就有一人献出宝贵的生命。一百年间，在党的领导下，青年一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了各条战线上无数的青年英模。从献身于追求真理与人民解放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到不忘共产党员初心，把生命定格在扶贫路上的黄文秀；从无私奉献、甘作一颗螺丝钉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到用身体保护战友、用行动践行誓言的“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从26岁学成归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到平均年龄只有30岁到33岁的“天宫”“蛟龙”“嫦娥”科研团队，一代代中国青年追求真理和科学，致力于伟大的民族复兴，以青春之我，建设青春之政党、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在接续前行的奋进中绽放了最美的青春之花。“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1921年的革命先辈们，在一百年前的时间向度里，与我们同样经历着少年人生。100年后，当代中国青年同样冲锋在前，“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愿更多的青年加入这份薪火相传的事业，愿更多的青年奋进在实现革命先辈梦想的洪流，“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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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共青团中央 学校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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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紫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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