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国师”茅于轼的大算盘

“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

——“国师”茅于轼的大算盘

吴  明

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决议的方式确定习近平同志为我们党的核心。对此决议，第五纵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千方百计的想为中国的航船换一个掌舵人。于是，茅于轼写了一篇《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

在这篇文章里，茅于轼一开头就自打耳光，说了这么一番理论：

“一个稳定的社会，她一定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也就是说社会是由精英来治理的，但他考虑的利益是大众的利益；反过来，如果精英只为自己的利益，社会就稳定不了，就会造反。同样，如果只由大众来代表自己的利益，没有精英来治理，这个社会也会乱。全世界能够保持稳定的社会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精英和大众结合，而且精英是代表大众利益的。”

在这里，茅于轼反复强调精英要代表大众的利益。然而，茅于轼真正是在考虑大众的利益吗？茅于轼曾经认为，“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2006年，茅于轼曾经在FT中文网发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是什么》一文，其中明确指出：

“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茅于轼还曾指出：“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看到没有，原来，茅于轼所说的代表民众利益的精英，就是指任志强这帮反共反党亲西方的资本富豪和党内精英，茅于轼认为这些人才代表大众的利益，社会应该由这些人来治理。在茅于轼内心里，人民大众是“非常有破坏力的”“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但是为了防止他们造反，防止“社会就稳定不了，就会造反”这种局面出现，茅于轼认为应该由像类似任志强之类的党内精英来代表和忽悠这些大众。

如此而已！！！

茅于轼《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这篇新文章的立论建立在如下两个论断之上：

第一，主张美国和西方的精英代表大众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茅于轼说，“一个稳定的社会，她一定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也就是说社会是由精英来治理的，但他考虑的利益是大众的利益……全世界能够保持稳定的社会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精英和大众结合，而且精英是代表大众利益的。”

第二，认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是不代表人民利益的精英。茅于轼说，“我们这个社会肯定是精英治理，从共产党的总书记、部长、县长、市长都是选拔出来、经过淘汰优选下来的精英分子。他们是不是从大众利益出发？如果他们真心诚意像共产党党章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社会肯定没有问题，也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但是我们的社会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一些有权的人想的不是大众的利益，他们凭借权势可以左右司法，包庇坏人。”

在茅于轼眼里，保持稳定的美国和西方社会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美国的精英是代表大众利益的，而中国的执政党不代表大众利益，所以需要转型成美国那样的稳定社会，即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和推翻，转型成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怎么转型呢？茅于轼认为，推翻中国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将中国转型成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民众不行，还得依靠共产党内的“精英”力量来掌舵促进社会转型，他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转型社会的状态。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也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但从世界的历史来看，一种转型能够成功，恐怕不是靠大众。比如英国的几次成功的革命都是靠精英的，都是精英之间的协商，从国王和贵族的斗争，国王和宗教的斗争，都是上层阶层妥协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是民众专政，精英被民众同化了，结果并不好。我觉得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

具体按照什么路径来操作呢？茅于轼说：“我认为有两条能够想像的路。第一条是建立精英分子必须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制度环境，其实就是实行普选。大众的选票一定会投给关心大众利益的精英。如果精英分子不为大众利益着想就得不到选票。第二条路是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处于一个全世界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之中，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上的帮助。这个力量不可小看。我觉得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百六十多年的进步，其根源是由西方带进来的。”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在美国，垄断资本全面掌握了大型企业、主流政党、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各类智库和学术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搞普选，选出的只能是欺骗人民的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代理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国家，自然就不会有人民民主。然而，茅于轼极力否定党的领导，呼吁中国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通过大资本尤其是西方垄断资本和国内买办资本操纵的普选，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选择他们的代理人即所谓的精英，将共产党搞下台。这是茅于轼的第一个办法。

茅于轼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利用国际上的帮助”，要让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助”中国的精英们推翻党的领导。茅于轼赤裸裸地说，“我觉得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百六十多年的进步，其根源是由西方带进来的”。原来在茅于轼看来，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等等，在西方列强的侵略、瓜分、奴役下，中国变成了依附性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会，然而在茅于轼看来，这都是西方带进来的进步。

近代以来，中国摆脱民族灾难和亡国灭种的危机，是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的，准确地说，是从1935年中共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中国国运才逐步走出日益下滑的趋势和日益严重的危机，直到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败了美日扶植的蒋家王朝和汪精卫傀儡政权，并在朝鲜打败了美国领导的18国西方联军。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进步，主要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反抗西方的侵略带来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带来的。然而，茅于轼却颠倒黑白，把西方的侵略导致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说成是进步，把进步的根源说成是西方。今天，西方帝国主义先后用武力帮助阿富汗、南联盟、伊拉克、利比亚实现了茅于轼所说的民主转型，使那里的人民享受了血雨腥风的“民主”，还操纵精英让乌克兰一蹶不起，让叙利亚的孩子尸体漂流到异国的海滩。这些，在茅于轼眼里成了“世界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现在茅于轼又在呼唤国际帮助中国转型了。要让帝国主义通过普选在中共党内为我们选择出“精英”，要像对伊拉克、利比亚那样，把他们选择的“精英”强加给中国人民，再把中国转型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

茅于轼精英论和转型论的要害，就是用精英-大众框架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他故意颠倒在中国执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跟美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把西方垄断资本操纵下的选举闹剧定性成普世价值和普世民主。茅于轼把美国资产阶级政党定性成代表大众利益的精英，把中国共产党定性成违背大众利益的精英，因此要通过“国际的帮助”即美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干预加上国内官僚买办们的里应外合搞西方的宪政民主，让代表资产阶级和美国垄断资本寡头利益的精英们，欺骗中国大众并在中国执政。

最后，茅于轼图穷匕见，赤裸裸地说，“所以在国际环境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努力，同时要寻找现在有权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这就是说，未来茅于轼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寻找有权力的接受西方反共理念的精英人物，即共产党内以改革面目出现的腐败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里应外合来颠覆共产党！！

茅于轼所说的“党内接受改革的有权精英分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茅于轼是赞赏的中国改革的。他在《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一文中说：“改革30多年来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值得肯定。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在变，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在转型的时候，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怎么样，各自起什么作用？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转型社会的状态。”

茅于轼还曾洋洋得意地说，“中国改革的成功有我的一份功劳。”那么他所说的“改革”和“改革成绩”究竟是指什么呢？

对于改革的成绩，茅于轼曾经具体解释说：“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国企做得好是个别现象,做不好是普遍现象。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公有制不行,应该私有化。”“我国贫富差距不大”、“发展中国家不能搞福利”、“认为穷人亦应享受高质量教育的想法乃似是而非之见，不能鼓吹不分贫富大家都要上好学校”、“商品房就是为有钱人建的”、“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我觉得高利贷很好，这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 “总的说来外资银行进入内地是一个好事，它帮助我们钱尽其用，它不来的话，我们用得不好。”“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发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钱。”“几千万人下岗，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大多数人确实好多了。”“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让穷人上当受骗”“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希望铁路春运票价上涨。铁道部春运不涨价的做法，表面上看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实际上对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好处。”

茅于轼的这些赞扬改革开放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邓小平同志早就针对此类人指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什么是资本主义改革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茅于轼主张的这些改革就是。茅于轼主张的改革开放，就是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外资化、殖民地化的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一直批判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式的改革开放。茅于轼式所赞赏的改革开放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其内容概括起来有：中国国企应该全部私有化；中国应该全盘开放，外资应该自由进入一切领域；中国的粮食应该依赖国际市场；中国应该继续扩大贫富差距；中国不应该给人民群众搞福利；穷人不应享受高质量教育；穷人住的经适房廉租房应该没有厕所；房价高住房困难与开放商的暴利无关；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是好事；火车票应该涨价；5%的富人和资本家是社会中坚，其他的人民群众是危险分子；中国的贪污腐败不是大事；中国领土和人民应该送给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使老百姓生活得更加自由富有；改革开放是按照“我”的理论搞得，“我”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功臣……

茅于轼，就是国际垄断资本、国内买办资本及贪官污吏们的利益的优秀代言人，如他自我定位，他实际上代表那5%的利益，与95%的人民大众是对立的。所谓的普选出精英来代表大众利益，本质上是忽悠。茅于轼主张的改革开放，就是抛弃、虐待和剥削绝大多数人民，实现国外垄断资本、国内买办资本及腐败的汉奸官员利益最大化的改革开放，是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肢解中国国家领土的改革开放。茅于轼主张的改革观点，跟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南辕北辙；茅于轼站在5%富人角度所赞扬的当前中国的那些社会现象以及提出相关政策，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看恰恰是改革中的阴暗面。

茅于轼的意图，就是通过赞美改革开放的方式，力挺那些奉行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汉奸官员，曲解改革开放的真正内涵，将改革开放诱入殖民地资本主义道路的歧途。美国的统治阶级也经常利用其媒体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鼓动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其实质和茅于轼的意图是完全一样的：使中国当前的一些阴暗面继续滋长，使中国继续推行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错误政策，使美国资本更好地控制中国经济，鼓动和诱使中国社会的种种阴暗面进一步发展壮大并最终肢解中国。

实际上，茅于轼对现政权的影响是十分深入的。美国情报机构资助的福特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给了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巨额的金钱，茅于轼又以此为资本，收买和控制了不少中国政府的关键智囊和研究单位，从而使茅于轼的观点能够影响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因此，体制内的某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汉奸贪官，是茅于轼及其天则的权力保护伞。而且十八大后的2014年5月16至27日，国家发改委分别主持召开四次专家座谈会，茅于轼等31位专家出席会议。因此，在当今中国很重要的权力部门中，茅于轼仍然是“国师”的角色。

茅于轼在《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中赤裸裸地说，“所以在国际环境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努力，同时要寻找现在有权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茅于轼的表述已经十分清晰了，他的主张，就是应该由这些党内某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汉奸贪官即所谓“有权的接受改革观念的精英分子”，和西方帝国主义敌对势力里应外合，“一起努力”，瓦解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将中国改造转型成依附于西方的殖民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些转型过程应该由这些人掌舵！

这就是“国师”茅于轼的大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