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应旺：毛泽东、周恩来为何能同心、协力、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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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的毛泽东

曹应旺

摘要：毛泽东、周恩来协力管理国家26年，毛泽东始终是核心决策者。毛泽东是周恩来一直在寻找并真正信服的领袖。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的领袖，周恩来能一直忠心耿耿地辅助他，是因为毛泽东具有人民性、求是性、包容性和坚韧性的品德，具有“君师合一”、军政合一、战略和战术合一、诗哲合一等才能。

周恩来逝世后，郭沫若在《念奴娇·怀念周总理》词中写道：“光明磊落，与导师，协力、同心、共命。”这是描绘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关系的。周恩来为什么能与毛泽东协力同心共命？这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初心和使命密切相关。从周恩来的角度说，这与周恩来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忠于导师、维护核心的品德和善于管理的才能密切相关。从毛泽东的角度说，这与毛泽东的领袖特质，即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核心决策者的作用，与毛泽东的崇高品德和杰出才能密切相关。

一、毛泽东不仅是国家管理中决策的核心，也是周恩来一直在寻找并真正信服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协力管理国家26年，尽管在不同阶段，毛泽东的决策作用稍有不同，但他作为核心决策者的地位从未动摇。尽管每一重大决策都有一个反复酝酿、协商的过程，但最终总是由毛泽东集中各方面意见、审时度势作出决定。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作出的一些重大决策，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中国，而且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未来。下面仅举四个例子。一是在国家富强方面确立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决策。近代中国的落后，从生产力方面看是工业化没有搞起来。日本面积只有中国的1/26，人口只有中国的1/10，是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1894年以来日本为什么敢于侵略中国呢？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指出，从社会组织方面看，是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从生产力方面看，是中国没有工业化。毛泽东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党的七大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都将工业化作为奋斗目标。后来，吸取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和我们自己“大跃进”的教训，确立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多次讲，“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那是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国人民一起“勒紧裤带”搞建设取得的。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现在是离实现现代化目标最近的时候，但这是一步一步积累来的。二是抗美援朝和反对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决策。为捍卫国家独立，新中国成立第2年，在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毛泽东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开始时包括陈云、林彪在内的许多高层领导人都不赞成。因为1950年美国的GDP是2800亿美元，中国的GDP是100亿美元，美强中弱，双方的差距非常之大。我们刚刚建立新中国，立足未稳，在那样的情况下作出那样的决策是极不容易的。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上去？原因之一是要说服大家，让大家接受这个决策。毛泽东的儿子上了战场，作了表率，大家都心服口服。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事实证明，抗美援朝对捍卫新中国的独立主权，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样，当苏联霸权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时，毛泽东作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决策。1958年赫鲁晓夫无视中国的独立主权，提出“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其目的是要控制中国。毛泽东顶了回去，愤怒地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在原子弹研究方面，苏联于1959年6月撕毁了协议，中国就将原子弹研制的代号定为“596”，表达了独立自主搞原子弹的决心。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决策，对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枝独秀，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三是研制“两弹一星”的决策。为突破尖端科技，推动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提升国家总体实力，毛泽东作出了研制原子弹、发展原子能事业，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抓“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等重大决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四是外交决策。为捍卫独立、维护和平，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夜做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边倒”等重大决策。这对扫除旧中国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外交、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现新中国从外交上站起来，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研究者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概括为“一边倒”的外交，看不到这个“一边倒”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基础上的“一边倒”，是维护独立自主，为独立自主服务的“一边倒”。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又作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欢迎尼克松访华的重大决策。这不仅掀起了西方国家与新中国的建交潮，开创了外交新局面，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前提。毛泽东和周恩来1925年相识于广州，1931年在江西苏区开始在一起共事。1973年7月17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杨问：“周总理，您什么时候认识毛主席的？”周恩来说：“1925年认识的，1931年以后就同主席在一起工作了。”周恩来从1927年起就已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党的五大之后的一段时间，周恩来是8位政治局委员之一，并曾代理常委，亲眼目睹了陈独秀不重视农民运动和军事工作，犯了放弃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同年7月12日，在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委会中，张国焘一度成为主要负责人，但南昌起义前张国焘的动摇，使周恩来产生了对张国焘的不信任。“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成为主要负责人，同年11月起，周恩来成为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他又亲眼目睹了瞿秋白书生气的一面和对形势认识不清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党的六大因强调工人成分，向忠发成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是主持中央实际工作的常委，他亲眼目睹了向忠发的无能和被捕叛变的事实。1930年春，周恩来去莫斯科，李立三成为主持中央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这年夏李立三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苏联人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取得了在中央的统治。王明去苏联后由其代理人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周恩来亲眼目睹了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央苏区和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损失。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及其后推举和支持毛泽东做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是因为他自1927年以来就处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位置上，对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的德行和能力有深入的了解。通过比较，周恩来感到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清晰，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毛泽东的牺牲精神、杰出的军事才能、超凡的魅力注定他是党和红军、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前进路途上难得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阐明：“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他说：“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可以说，周恩来是首当其冲地对毛泽东这个领袖心悦诚服的。这是因为周恩来最了解毛泽东的领袖特质，最熟悉毛泽东的品德和才能。二、毛泽东具有为周恩来信服的品德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并在建国后管理中取得奠基性成就，之所以能成为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的领袖并使周恩来一直忠心耿耿地辅助他，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具有人民性、求是性、包容性和坚韧性的品德。（一）人民性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写得最多的两个字是“人民”。毛泽东最有影响力也最能反映他的品德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个领袖心悦诚服，是因为他是从人民中产生出来的人民领袖，是为人民服务的领袖。周恩来说：“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中国历史上有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尚书·泰誓》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夏书》讲：“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还分别记载了皋陶“安民”、盘庚“重民”、周公“保民”的思想。春秋时期，管子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孔子“所重：民、食、丧、祭”；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战国时期的孟子是民本论的突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民贵君轻”说，阐明得民心者得天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历史上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相融合，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传统，形成了最具特色、影响至大至远的毛泽东的人民性。毛泽东的人民性包括价值观、历史观、方法论三个部分。第一，为人民服务最伟大、最光荣、最神圣，是毛泽东人民性中的价值观。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在毛泽东心目中，人民是天，唯此为大；人民是地，唯此为本。在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牺牲了五位亲人：妻子杨开慧、大弟弟毛泽民、小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为捍卫民族独立，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毛泽东为人民之忧而忧、为人民之乐而乐。新中国成立初期，淮河发大水，他从电报上得知，有不少灾民和蛇一起逃到树上，有的人被蛇咬死，难过得哭了。1976年7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得知唐山大地震造成大量人民群众伤亡、损失惨重，放声大哭。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毛泽东重视维护农民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就是从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出发的。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宗旨，也是力量的来源。周恩来说：“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最重要的事情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第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毛泽东人民性中的历史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从中国的广大人口在农村、五个人中就有四个是农民的特殊国情出发，认定抗日战争是农民的战争，告诫全党：“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毛泽东对鼓吹天才论、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评了该书把群众的斗争只看作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认为这“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写下了《贺新郎·读史》，以特有的诗笔勾划了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过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在庐山严厉批判英雄史观。巡视中，毛泽东指出：“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第三，贯彻实行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人民性的方法论。毛泽东的人民性包含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还包含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与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密不可分，也与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中紧密相连。“群众—领导—群众”这种方法，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实践—认识—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群众—领导—群众”这种方法，辩证法的基础就是“个别—一般—个别”；或者说“特殊—普遍—特殊”。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论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个方法。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他提出：“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二）求是性“实事求是”同“为人民服务”一样，是毛泽东又一个特别优秀的品德。周恩来真心实意地与毛泽东协力同心共命，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对人民绝对忠诚，原因之二即实事求是的品德。周恩来说：“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周恩来评价毛泽东：“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实事求是”来源于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往上追溯，实事求是就是《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绝四”精神和“讷于言，敏于行”的追求。1941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指出：“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是赞赏孔子的“绝四”精神的。毛泽东将两个爱女，一个取名为李讷，一个取名为李敏，证明他也是赞赏“讷于言，敏于行”的追求的。往下寻找，实事求是与明朝王阳明倡导“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学风，与杨继盛倡导“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密切相关。毛泽东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明朝杨继盛的那两句诗。毛泽东在湘乡“东山书院”读书时，该校正厅西面墙壁上《东山书院记》的石刻上就有“实事求是”四个字。毛泽东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那里也刻有一条“实事求是”的院训。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思想同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他极具魅力、影响深远的实事求是的品德和性格。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包含着虚怀观是、和气察是、去偏归是、去伪存是、调研得是等重要内容。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一条就是“遇事虚怀观一是”，即“虚怀观是”。“遇事”就是对所有时候、所有场合的所有事，都要实事求是。一时的实事求是是容易的，始终如一的实事求是是不容易的。个别事情上的实事求是是容易的，所有事情上的实事求是是不容易的。“虚怀”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胸怀，不是胸中只有本本，不是胸中只有领导意图，不是胸中只有私心杂念的状态。胸中只有本本，一切从本本出发，那就要搞教条主义，不可能观到那个“是”。胸中只有领导意图，不知道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工作，那就要搞唯上主义，也不可能观到那个“是”。胸中只有私心杂念，一切从自己的私利出发，那就要搞利己主义，更不可能观到那个“是”。观都观不到，何谈去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二条就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即“和气察是”。“和气”就是民主，就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如果不民主，对人不尊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人家就不能交真心、讲真话，这种人就察不到那个“是”。所以，民主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认识论的问题。“和气”就是谦和，就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喜欢翘尾巴的人，看不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采纳不了众人之见，集中不了众人之智，这种人也就察不到那个“是”。因此，谦和既是品德问题，也是认识论上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认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骄傲就会发生霸王别姬那样的失败。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三条就是“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即“去偏归是”。1941年8月5日，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偏”就是片面性，只看见局部，看不见全体，只看见树木，看不见森林。“偏”就要走极端，就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要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偏于一面，都归不到那个“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四条就是“去伪存真”，或者叫“去伪存是”。“去伪存是”，即去掉假的、空的、表面的东西，以求得真的、实的、内在的东西。假的、空的、表面的东西不去掉，就存不到那个“是”。毛泽东批评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那种人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在党的七大上号召，“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不偷”，就是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不要把马克思的东西偷作自己的东西。这是批王明的。王明一上台讲话就成段地背马克思的话，把马克思的话偷作他自己的话。毛泽东认为这种做法跟小偷没有什么不一样。“不装”，就是不要弄虚作假，不要“猪鼻子插葱，装象”。“不吹”，就是不要夸大其词，不要把一说成十；而是一就是一，十就是十。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五条就是眼睛向下调查研究，即“调研得是”。眼睛向下，是要求对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接近群众，你的智慧从那里来？群众中蕴藏着许多智慧，你把它搜集起来，集中起来，你就有能耐了，你就能把事情办成功。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好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三）包容性一个好的领导者或者说决策者，最重要的本领是出主意、用干部，但若没有包容性，就出不好主意，用不好干部。包容性就是心胸似海，海纳百川，而不弃任何一条小河之水，所以成其大。包容性就是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包容性就是既能通古今，又能通中外，善于从古今中外汲取智慧。毛泽东正是具有这样包容性的人。毛泽东重视出主意。他的许多好主意都是从运用“古今中外法”中产生的。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以历史为镜、以外国为镜，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毛泽东重视并善于总结中国历史经验和智慧，根基深厚。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总结和吸取《论语》《汉书》等史书中的经验和智慧密不可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总结和吸取孟子等的民本思想的智慧密不可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与总结和吸取《周易》的“自强不息”、《论语》的“和而不同”、《孟子》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史记》的“善者因之”等思想智慧密不可分。毛泽东倡导的艰苦奋斗，既与《列子》愚公移山的故事有着密切联系，也与中国古代许多其他故事相关。如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都颂扬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充分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智慧。毛泽东提出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三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也与吸取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和孟子的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的思想智慧密切相关。毛泽东重视将外国一切好的东西都学过来为中国所用，善于汲取外国英杰的智慧，以开阔眼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向欧美三杰——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华盛顿吸取抗战智慧。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的集中优势兵力的打法、华盛顿躲开与英军直接对峙消耗英军的打法，给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以积极影响。毛泽东从拿破仑、克劳塞维茨那里加深了对集中兵力重要性的认识；从华盛顿那里加深了以弱抗强的持久战法、游击战法的认识。“古今中外法”是好主意也是智慧形成的一个重要源泉。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就得益于吸取和发展了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中医的智慧。我们若能更多地吸取和发展发达国家科学家的智慧，也定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多领先世界的科技突破。毛泽东重视用干部。他的旗下群英荟萃、各显神通，与他善于运用“五湖四海法”密切相关。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泽东用干部是各个山头都用，搞五湖四海，不搞团团伙伙的小圈子。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那种小肚鸡肠、搞宗派主义、只用自己山头的人是没有出息、没有作为、成不了大事的。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法是由他的胸怀人民、胸怀天下决定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泽东的胸怀人民与胸怀天下是统一的。著名儒学大师马一孚曾赠毛泽东诗联：“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上联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上》，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下联出自《礼记·大学》，就是要做到天下人尽其才、共享太平。毛泽东就是“能以天下为一家”的人，从来不是只顾自己小家的人。（四）坚韧性“坚”，就是坚定不移的定力，坚强不屈的意志，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也就是《孟子·滕文公下》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谈什么是模范青年时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提出的三条要求的第一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求坚定信仰、坚定信心。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求坚定信仰、坚定信心，为党确立的目标而奋斗。毛泽东说：“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为革命目标而奋斗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面对的困难往往超过顺利条件好多倍。他们的坚强表现在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踏着烈士的足迹继续前进。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毛泽东就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红军力量那么弱小的条件下能有这样的气概、决心，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坚定、强大。坚定不移的定力，坚强不屈的意志，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的著述中，也表现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中咏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敌军围困万千重”，敌我力量悬殊何其之大，对我不利的形势何其严峻。“我自岿然不动”，这是何等坚定、何等坚强。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有一首《杂言诗·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诵读此诗，感受诗意，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坚”。“韧”，就是能屈能伸的能力，体现善于迂回的智慧，善于等待的耐力。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是“最能坚持原则又能灵活运用的领袖”，是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发挥真理的人。在坚持原则中是坚持方向、实现目标的人。在灵活运用中是善于等待、善于迂回的人。领导者或管理者，要把自己的智慧变成大家的智慧，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需要等待、迂回。毛泽东是善于等待的领导者。1944年7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曾说：“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毛泽东也是善于迂回的领导者。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周恩来说：“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已成为党和红军的主要决策者，但他仍不当形式上的“一把手”，这就是迂回、等待的智慧。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回忆说：“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这样张闻天就做了负总责者。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当时若由毛泽东直接负总责，党内会有一定的阻力；共产国际接受的可能性肯定比接受张闻天的可能性小。张闻天原就是常委，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又是与王稼祥、王明、博古同为在莫斯科学习过的最受共产国际信任的“四大金刚”之一。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斗争时期，毛泽东的游击战法和运动战法已蕴含了迂回、等待的智慧。毛泽东上井冈山不久，很快总结出从前井冈山一个叫朱聋子的“山大王”采取“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的方法与官兵周旋了几十年的经验，提出：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缴获武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游击战战略更是体现了军事上迂回、等待的智慧。这一军事智慧类似孙膑“围魏救赵”法的迂回，也类似华盛顿不与英军对峙、巧与英军周旋的智慧。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曾写道：“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抵抗力。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上。”这是对毛泽东坚韧性品德的精到的概括。三、毛泽东具有为周恩来信服的才能毛泽东不仅具有人民性、求是性、包容性和坚韧性的品德，还具有“君师合一”、军政合一、战略和战术合一、诗哲合一等罕见的才能。（一）君师合一毛泽东欣赏和追求的是“君师合一”的人物。这里“君”的含义不是帝王、君主，而是领袖，或者说主要领导者。这里的“师”也不是狭义的教书先生，而是广义的导师，或者说思想指导者。毛泽东既是领袖又是导师那样的人物，具有“君师合一”的才能。在国际共运史上还不曾有过毛泽东这样“君师合一”的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等身、名篇很多，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是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的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指导者。但他们不是掌管政权、管理国家意义上的领导者或领袖。列宁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创立者，但管理新国家的时间很短，主要还是一位导师或者说思想指导者。斯大林主要是苏联这个国家的领导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他们共同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有他的代表作《资本论》等，恩格斯有他的代表作《反杜林论》等，列宁有他的代表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斯大林则谈不上有他的代表作。毛泽东既是一位长期管理一个大党、大国的领袖，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指导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上也不曾有过毛泽东这样“君师合一”的人物。毛泽东《沁园春·雪》这首词的后半部分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毛泽东眼中，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虽然都是中国历史上有作为和有重大影响的君主，但他们没有留下系统的著作，没有起到导师的作用，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中都缺少“立言”之“不朽”。孔子被尊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称为“万世师表”，是中华民族的老师。经他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与他和学生对话录《论语》，传之后世，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学习的经典。孔子有很高的思想指导者的地位，但他在世时却很落魄，有时是惶惶如丧家之犬，更不曾有过号令天下的领导权。孔子之后被尊为中国“亚圣”的是孟子。他的著作《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被后人并称“四书”，是中国封建社会起思想引导作用的教科书。但孟子也不曾有过号令天下的领导权。宋明时代的程颐、程灏、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也曾发挥过思想引导作用，但程朱陆王也都是思想家，同样不曾有过号令天下的领导权。中华民族值得庆幸的是，在近代跌落到历史最低点时，诞生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毛泽东这样既是领袖又是导师的伟大人物。毛泽东是在“百年魔怪舞翩跹”中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领袖人物，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的领袖人物，是千百年来少有的领袖人物。美国《时代周刊》编著的《人类1000年》，遴选出对于全人类影响最大的100个人和100件事。毛泽东是100位人物之一，而他领导的万里长征又成为100个事件之一，这种双入选在此书中是不多见的。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认为：“毛泽东的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毛泽东的领袖影响力不仅超越了历史，而且超越了国界。就像毛泽东心目中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一样，他实际上就是世界性的领袖。毛泽东一生著作等身，他是以思想言论、雄文大作影响着中国人和中国变化的导师型人物。他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价值观代表作《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政治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等，军事代表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化代表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党的建设代表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国家建设和管理的代表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分别从不同方面影响了中国人和中国思想，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全人类的思想。（二）军政合一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军事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军事政治家。历史上领兵打仗的统帅们，称得上军事家兼政治家的没有几人。历史上掌握着国家领导权的君主们，称得上政治家兼军事家的也没有几人。白起为秦名将，善用兵，但政治上斗不过秦相应侯。王翦在秦统一天下过程中，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治国理政之才能。司马迁在《白起王翦列传》中评论道：“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显然，白起、王翦都是强于军事而弱于政治。秦始皇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但军事上主要靠的是王翦。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主要集中于政治方面。他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汉高祖刘邦也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家，但军事上主要依仗的是韩信。刘邦曾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毛泽东对刘邦的评价也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里。”曹操和李世民可以说是少有的几个既有政治胆识又有军事谋略的领导人。曹操研究和阐释过《孙子兵法》。曹操打败袁绍的官渡之战，被毛泽东称赞为以弱胜强的成功战例之一。毛泽东欣赏曹操是政治家又是诗人。他提出“政治家办报”时，曾号召学习曹操的“多谋善断”。李世民治国广纳人才，重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出现了历史有名的贞观之治。毛泽东肯定李世民的治国方法和才能，也肯定李世民的军事才能，曾写下这样一条评语：“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但毛泽东的政治家才能和军事家才能之杰出以及二者结合得那么好，是史上罕见的。毛泽东是杰出的政治家。他解释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他对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解决，是实现“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重要途径。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中国革命是农民的革命，抗日战争是农民的战争。毛泽东说：“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之一，既有软弱性的一面，又有革命倾向，防止其软弱性，争取其革命性，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是增强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反对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关门的“左倾”路线。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也是如此。毛泽东是杰出的军事家。他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军阀统治、没有民主、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情出发，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走以土地革命为内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身不带枪，却是用兵真如神的统帅。他在战略上以一当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以十当一、重视敌人。他创造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战法。他又创造了“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战法。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都是一流的军事著作，尤其是《论持久战》可以与《孙子兵法》相媲美，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超越。毛泽东从政治高度去看待军事问题，又从军事基础去解决政治问题。如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等等，都是他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深刻认识，并以此指导他的军事实践。（三）战略和战术合一毛泽东是少有的伟大的战略家，凡是研究毛泽东的人，都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战略；凡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人也常常关注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毛泽东是怎样的战略家，提到这个问题，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什么是战略。战略是解决整体性、全局性、方向性、长远性问题的。毛泽东是善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高手。研究战略家毛泽东需要去研究毛泽东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仅从一般性的角度去研究战略家毛泽东是不够的。我们尤其需要从特殊性的角度去研究战略家毛泽东。毛泽东这位战略家的特殊性，主要有四条：第一，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亿万中国人民生动而丰富的实践锤炼出来的战略家。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毛泽东“是从人民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讲：“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他认为人民群众就是让人才发挥作用的“韩荆州”。“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他说：“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做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个人的才能、力量、智慧是有限的，人民群众的才能、力量、智慧是无限的。毛泽东卓越的战略家才能是从服务人民、依靠人民、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智慧中来的。第二，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智慧滋养起来的战略家。毛泽东不仅精通孔子、孟子及“四书五经”的思想精华，精通《道德经》《孙子兵法》《六韬三略》等的战略思想，而且对史书记载的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等取胜之道、败亡之因，了然于胸。第三，毛泽东是广大而独特的中华山河大地上产生出来的战略家。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包括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在内的青藏高原是著名的“世界屋脊”。中国有世界性大河——长江、黄河、珠江，它们汇合众多河川入海流，就长江支流岷江、湘江、汉江、赣江来讲也都是著名大河。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而雄伟的工程——万里长城、大运河、都江堰……所有这些都是产生毛泽东这样战略家的地理基础。毛泽东的足迹踏遍了中国的万水千山。这万水千山给了毛泽东远征的磨砺，也滋养了毛泽东无尽的智慧。这广大土地造就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给毛泽东走自己的道路提供了回旋余地。第四，毛泽东是将出神入化的战术和高屋建瓴的战略紧密结合起来，战略和战术合一的战略家。在毛泽东那里，“以一当十”“战略上藐视敌人”“大处着眼”，与“以十当一”“战术上重视敌人”“小处着手”，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战略处于主导地位，没有“以一当十”“战略上藐视敌人”“大处着眼”，就没有勇气、信心和方向。但战术决不可掉以轻心，更不是可有可无，没有“以十当一”“战术上重视敌人”“小处着手”，就不能具体、有步骤地达到战略目标。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造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战术方法；创造了“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战术方法。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进一步丰富了这些战术方法。到陕北后，特别是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尤其重视拿战略原则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战略著作。《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需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战略相持是最困难的阶段，游击战存在于三个阶段，更是相持阶段的主要作战方法。《论持久战》是战略与战术结合得非常好的一部兵书。毛泽东回答了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论持久战》是中国历史上继《孙子兵法》以来最出彩的一部兵书。（四）诗哲合一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最主要的就是输之、逊之诗词和哲学。诗词是文艺中的桂冠。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要做好工作必须把方法搞对头。毛泽东这位思想指导者，既是一位哲学家，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性哲学著作、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哲学家；又是一位诗人，写出了《沁园春·雪》《水调歌头·游泳》等许多脍炙人口诗词的大诗人。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之一《诗经》中，诗与哲学是密不可分的。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既然不学《诗》连话都说不好，那么不学《诗》就更谈不上写出有哲理的文章了。孔子给《诗经》以极高的评价，《论语·为政篇》记载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孟子特别是荀子都重视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论说自己的政治哲学。《诗经》之后，诗和哲学融为一体的作品，当数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这之后诗哲一体的作品很难觅到，诗哲一体的诗人哲学家或哲学家诗人就更难觅到了。可以找到一首哲理诗，但其作者谈不上是哲学家诗人。可以找到几位能写诗的哲学家，但这些作者也谈不上是诗人哲学家。李白、杜甫是唐代诗人，“李杜诗篇万口传”，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但李白、杜甫不是哲学家。苏东坡、辛弃疾是两宋时代的大诗词家，他们的词作尤其有名，但他们也不是哲学家。历史上的哲学家基本上不是诗人。先秦时代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是研究“道”，即研究形而上的哲学家。他们的许多思想理念、哲理名篇，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而且至今仍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但他们不是诗人。宋明时代的程颐、程灏、张载、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都是盛极一时的哲学家、思想家，但他们也不是诗人。毛泽东既是哲学家诗人，也是诗人哲学家。毛泽东的哲学从根本特征上说是奋斗的哲学。青年毛泽东曾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经过奋斗才能改变面貌，实现目标；只有奋斗的过程才是快乐的；只有奋斗的经历才是壮烈的。中华民族要独立，要解放；中国人要救亡图存，靠的是奋斗。中华民族要从近代屈辱的历史走向复兴；中国人要把贫弱的国家建设成富强的国家，靠的仍是奋斗。毛泽东诗词几乎处处体现着这种奋斗的哲学。毛泽东用诗词语言表达了奋斗才能改变面貌、实现目标的哲理。1939年，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题了一首四言诗，其中写道，“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1965年，他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写道：“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的许多诗词都从不同的环境出发，形象地表达了奋斗与胜利的关系。比如说有了“众志成城”，才有了“报道敌军宵遁”；有了“枯木朽株齐努力”，才有了“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奋斗精神，有了“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的奋斗经历，才有了“三军过后尽开颜”；有了“金猴奋起千钧棒”，才有了“玉宇澄清万里埃”。能不能不经过奋斗就实现目标，天上会不会掉馅饼？毛泽东用诗句作了否定的回答：“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在毛泽东诗词里，艰苦奋斗者就是战地的黄花、喜雪的梅花、傲雪的松柏。毛泽东是诗人哲学家。他的哲学著作，往往既体现着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又常常以诗一般的语言，给读者以审美享受。如《实践论》中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如《矛盾论》中的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没有给人抽象、空洞说理的感觉，而是给人以形象、生动的诗的感受。如《愚公移山》中的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介绍一个合作社》中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如毛泽东改写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这些句子不都是既充满哲理，又给人以生动的诗的感受吗！毛泽东的领袖特质、品德和才能吸引着周恩来，也吸引着无数的革命者。晚年邓小平曾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陈云说：“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这是一件极大的事”。这件“极大的事”，影响着中国的昨天，也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作者：曹应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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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毛邓理论研究

作者：曹应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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