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回国，肯定主要是教书，中国必须有千千万万了解世界、懂得科学的人才，然后方可以谈得上进步，为了这个，我不得不做出牺牲，因为，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
”作者 | 彭学明 李向阳
题图 | 图源网络
今天是第40个教师节，全国1900万专任教师的节日。教师令人尊敬，大先生更令人景仰。正值开学季，南京大学校园内，新生来到吴有训铜像前和有训书院瞻仰、追思、寻根。吴有训为什么在南京大学能有这般“待遇”？这位大先生究竟“大”在哪里？
吴有训
有大学问
吴有训，1897年出生于高安市荷岭镇石溪吴村，7岁入私塾，习旧学，后录取瑞州中学，1914年转入省立二中，1916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通过留美考试，赴芝加哥大学深造，成为康普顿的研究生。“康普顿效应”举世闻名，这项192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在提出之时并没有获得学界的认同。一方面因为该效应与经典理论有很大的冲突，另一方面康普顿所获得的实验证据仅使用了一种实验样品——石墨，很难说明效应的普遍意义。为打破学界的怀疑，吴有训先后做了7种物质的x射线散射曲线、15种元素散射x线光谱图，以系统、精湛的实验和精辟的理论分析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广泛适用性。有苏联学者提出，吴有训为确立“康普顿效应”立下汗马功劳，应该称之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国内也有学者认同这样的命名，但吴有训十分谦虚，不赞成用这种名称，觉得自己只是康普顿的学生。康普顿从来没有忘记吴有训在这项伟大发现中的重要贡献，在自己的多种著作和多种场合都提到吴有训的实验。1925年，吴有训获得博士学位，留校担任物理系赖尔森实验室助教，年仅28岁。到1926年，吴有训就康普顿效应问题共发表了9篇论文，获选成为美国原子分子学会会员，彼时已是颇有声望的物理学家。在旧中国落后的学术界，吴有训站在科技的制高点上开疆拓土，与同仁在清华大学建立起我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开创国内x射线问题的研究，成为我国近代物理学研究和建设杰出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吴有训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是中国物理学家在国内的研究成果载于国际一流学术刊物的第一人。1936年，他被德国哈莱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为院士，成为被西方国家授予院士称号的第一位中国人。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称赞他的工作“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有人将他与胡刚复、叶企孙、饶毓泰誉为“中国现代物理学四大元老”，还有人惊叹他20多岁就登上一座科研高峰，是具有诺贝尔奖成果、没有诺贝尔奖牌的科学家。
1977年夏，吴有训（右二）生前最后一次会见杨振宁（左一）。图源网络
1926年，正当科研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吴有训向康普顿提出回国。康普顿久思不得其解，恳切挽留道：“吴，你们国家很穷，又是连年战争，没有搞科学实验的条件，像你这样的科学家回去施展不了自己的才华，还是留在我这里吧，继续当我的助手，我将给予你优厚的条件。”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遭遇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苦难连年，兵荒马乱。在美国，与导师一块搞科研前途无量；在国内，干任何事情都困难重重，本来美好的前途可能变得暗淡无光。吴有训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可他偏要逆行。他对康普顿说，中国的问题绝不是在国外拥有一两位拔尖科学人才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靠我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我回国，肯定主要是教书，中国必须有千千万万了解世界、懂得科学的人才，然后方可以谈得上进步，为了这个，我不得不做出牺牲，因为，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他婉拒了导师的挽留，放弃了高薪厚禄，毅然回国。后来，他曾利用休假时间到国外做科学访问和研究，康普顿对他再次挽留，他仍不为所动。多年以后，康普顿曾同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看望杨振宁，又一次说道，他一生最得意的两位学生就是吴有训和阿尔瓦雷斯，他始终不能辨别两人谁的天分更高。阿尔瓦雷斯于1968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康普顿言外之意是，凭着吴有训的科学素养、科学精神和科研能力，完全可能创造出更高的科学成就，夺得诺贝尔奖。牺牲奉献看品格，逆行路上显情怀。对牺牲“小我”奉献“大我”，吴有训从不言悔。他常用自己这段经历教导青年学生，1947年，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毕业考取公费留学生有20人左右，当他得知廖延雄也是江西人时，特别叮嘱：“廖延雄，你可别忘了是中国人，学成后回国作贡献。”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吴有训放弃追光留名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国效力，这种家国“大情怀”让人钦佩不已。
1953年2月，毛主席和物理学家吴有训（左二）、物候学家竺可桢（左三）交谈。图源网络
育大弟子
1964年，一声东方巨响震惊世界。不久，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接见参加原子弹研制的几十位科学家。快结束时，周总理请“吴先生讲话！”只见吴先生望着满屋子的功臣，脱口而出：“同学们！”他猛然意识到不合适，立即尴尬地改口“同志们！”当时台下的“同学们”自然地鼓起了掌，他们中有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等人。周总理明白个中缘由，连忙解围道：“吴先生，你不必改口，还是称同学们更好，你是他们的老师，这里只有你有资格使用这个称呼，这是你的特权！”瞬间全场掌声雷动。周总理称呼的这位“吴先生”就是时任中科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杰出教育家吴有训。自闭桃园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为当代，更为下一代，吴有训把“我回国，肯定主要是教书”的誓言付诸行动。从1927年到1952年，相继在第四中山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上海交大等校任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校长、校委会主任等职。无论在哪个学校，勾起人们仰慕的故事一打又一打。科技界著名的“三钱”，“两钱”为吴有训的学生。钱三强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旁听了吴有训的课后，对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改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钱伟长语文和历史非常出色，数理化成绩很差，中文和历史系的教授十分欣赏，希望钱伟长学中文或历史，吴有训也劝钱伟长学文科，但钱伟长坚决弃文从理，多次找吴有训要进物理系，最后遂愿。
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右一吴有训）。
“两钱”是学生慕名，“一杨”是伯乐选马。杨振宁考入西南联大学化学，吴有训看了他的入学物理试卷，发现这位学生是学物理的好苗子，就把他拉入自己的物理系。多年后，杨振宁写信给吴有训说：“如果没有当年老师们的启蒙和引导，我现在的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我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在清华大学10年，他组织起我国第一支“名师”队伍——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使清华大学出现理科教育“十年春天”，学生中有25人入选中外院士，其中，王淦昌、赵九章、彭恒武、钱三强、王大珩5人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西南联大8年，学生中有55人入选中外院士，其中，陈芳允、邓稼轩、朱光亚3人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中央大学仅两年多时间，冯端、胡宏纹、王业宁、王德滋等院士级学生，回忆起几十年前求学的经历，畅谈吴有训任校长时的治校理念、保全师生的真情和为师为人的铮铮风骨，个个思绪万千。吴有训做学生时成为导师的大弟子，做导师时培养的大弟子形成批量、集群的壮观景象。1950年，任中科院副院长后，虽然领导工作繁重，吴有训仍坚持上讲台、扶才俊。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他年过花甲为学生讲课，一时传为佳话。1977年，他80岁高龄，逝世的前一天，还在审读一位山乡青年教师《略论宇宙航行》的论文手稿，扶笔致函钱学森予以整理刊出。古语曰：“守志如行路……行十里者众，行百里者寡，行终身者鲜。”吴有训这位精通专业的“经师”，行为世范的“人师”，也是终生奋斗的“鲜者”。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行进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学生总希望遇到好老师，学校总希望拥有好老师，国家更希望涌现出大批好老师、大先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师应该“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