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
编著者：（明）解缙
定价：¥3,000.00
ISBN：978-7-5013-6658-3
出版时间：2019-06
装帧：包背装
开本：4开
正文用纸：宣纸
页码：51页
所属分类：影印-史籍史料
内容简介
本书系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共计一册三卷，即卷2279—2281。该册为嘉靖写本，包背装，韵目为六模，内容为湖州府五、六、七。四周双边，八行红格，版心为大红口，三鱼尾。此次为原大仿真影印出版，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全部仿照嘉靖副本。
作者简介
解缙（1369－1415），明江西吉水人，字大绅。洪武进士。永乐初任翰林学士，主持纂修《永乐大典》。著有《解文毅公集》等。
内页欣赏
序言
田中慶太郎與《永樂大典》的流傳
張 升（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田中慶太郎（1880—1951。以下簡稱田中）是日本近現代著名的書商，其書店文求堂在中日古籍流通中起着重要作用。田中在回憶其搜羅《永樂大典》（以下簡稱《大典》）的“業績”時曾説：“前面説到的羅叔言（羅振玉）來住京都時，經董授經（董康）仲介，我們文求堂買下了十册。當時，各圖書館等單位，也衹是作爲範本買下一册而已。當時，一册作一百五十日元左右，當然這是寫本。我到北京去的時候，也不斷購買，到地震前後一共買了二十册。其中五六册轉賣給了美國國會圖書館。另外，前後三次共賣給東洋文庫十五册。東洋文庫還有得自莫里遜舊藏的，大約一共收集了近二十幾册的《永樂大典》。近年來，不再有藏本陸續出現，因此，它的價值越來越貴起來。今天，一册大概要值五六百日元。《永樂大典》在英、美、法等國也被收藏有數十册。”可以看出，田中經董康仲介得到十册《大典》，而後又自己從北京搜購得二十册《大典》，以上即爲田中所經手之全部《大典》（三十册）。那麽，這些《大典》具體包括哪些卷次呢？除了流向東洋文庫、美國國會圖書館外，還流向了哪裏呢？是否仍存於世呢？本文主要想談談以上這幾個問題。
一、來自董康的十册
董康（1867—1947），字授經，自署誦芬室主人，江蘇武進人。曾任清刑部主事，民國司法總長、財政總長，1937年後，出任華北僞政府最高法院院長等職，抗戰勝利後遭逮捕，死於獄中。董康先後多次至日本，與日本學人、書商交往密切。辛亥革命爆發不久，董康即避居日本京都。董康於1912年9月底從日本回到北京，在北京購得《大典》十七册後，於11月底帶到日本。據董康《與繆荃孫書（五）》云：“今聞杏公辦圖書館，如欲收真正宋元善本，侄亦可割愛，以爲將來生活之需。又前在北京購獲《永樂大典》十七册，今尚存七册，此爲圖書館無上之好標本，元價係一百卅元至一百五十元不等，擬每册作實價二百元。……以上三事，敬懇吾丈代爲紹介是叩。”此信還提到其時羅振玉在日本京都的新居剛落成、去歲北京之行、本年三四月間擬回常州等事，而據相關記載可知，羅氏新居落成在1913年1月，因此，此信應作於1913年1月。也就是説，董康剛從北京回到日本没多長時間，即已售去了《大典》十册。這十册應該就是上述田中慶太郎所説的經董康仲介所得的那十册。其餘的七册，則由董康直接在日本銷售，其出售時間都在1913年1月之後。
從田中所述看，董康輸入《大典》應該是《大典》正式輸入日本的開始。因此，最早（約在1912—1917年之間）入藏《大典》的日本各圖書館和私人，其所收藏的《大典》有可能均來自於董康輸入的那十七册。由於《大典》在日本書市中還是新事物（首次輸入），且董康輸入的《大典》較多（達十七册），售價又較高（一百五十元左右），而董康畢竟對日本的情况不是太瞭解，因此，其將部分《大典》轉讓給田中來銷售應是可以理解的。當然，董康選擇田中也是情理之中的：一方面他們兩人本就相熟，另一方面，文求堂是當時日本經營中文圖書的最大書店。由於田中也是書商，而且購買較多，因而董康可能衹是低價將《大典》轉讓給田中，每册或較一百五十元要低一些，故田中出售的價格也不是很高，大致是每册一百六十—二百元。田中早期出售的《大典》，應該都是源自這十册。
那麽，轉讓給田中的這十册《大典》又流向了哪裏呢？
［一］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三册（卷2398—2399，卷7303—7304，卷14628—14629）
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所藏的三册《大典》（卷2398—2399，卷7303—7304，卷14628—14629），據富田升《近代日本漢籍的流入》記載，其流傳軌迹爲：文求堂—富岡謙藏—天理大學圖書館。富岡謙藏 (1873—1918)，字君撝，日本名畫家富岡百煉(鐵齋)之子。這三册應該都是富岡謙藏1918年之前購入的。另外，此三册亦被岩井大慧《袁氏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補正》（1940年）所著録，收藏地均爲天理大學圖書館。因此，天理大學圖書館入藏此三册應在1940年之前。
關於田中與上述三册的關係，富田升在書中并未詳細交待。不過，《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三年六月）》正好收載了其中一册：《永樂大典》卷7303—7304，二百元。大正三年爲1914年。因此，富岡謙藏收得此册約在1914年或稍後。此外，内藤湖南《憲臺通紀考證》載：“後來，東京的文求堂也在北京得到幾本（《永樂大典》），由富岡謙藏氏收藏了。”此文發表於1917年，因此，富岡謙藏購買這幾本《大典》應該是在1917年之前。目前我們衹知道富岡謙藏曾收藏過上述三册《大典》，而且這三册的購買時間都在1918年之前，因此，從時間和數量上來看，内藤湖南所説的那幾本《大典》應該就是上述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所藏的那三册《大典》，而且都購自於田中文求堂。
需要注意的是，内藤湖南説這三册《大典》是田中從北京搜得的。其實，這一表述是不够準確的。據董康《與繆荃孫書（四）》云：“侄以二千一百餘元收得十七册，中惟《蘇轍年表》《憲臺通紀》正續各一卷尚成片段，此外關涉古地志者亦佳。”目前存世的《大典》殘本中衹有卷2398—2399一册完整地收載了《蘇潁濱年表》（即《蘇轍年表》），因此，富岡謙藏購買的卷2398—2399一册肯定是董康輸入日本的十七册之一。既然此册是經由文求堂售給富岡謙藏的，因此，該册肯定是董康轉讓給文求堂的十册之一。而且，據内藤湖南的表述看，富岡謙藏購買的那三册《大典》的來源都是一樣的，又屬於田中早期出售的《大典》（參前述，田中早期出售的《大典》應該均來自於董康），因此，這三册《大典》中的另外兩册也應該是董康轉讓給田中的那十册之中的。當然，董康的十七册《大典》都是從北京搜求來的，田中對購買的人（如富岡謙藏）不説來自董康而直接説來自北京，也没有太大的問題。
［二］美國國會圖書館一册（卷6831—6832）、下落不明一册（卷18628—18629）
前引《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三年六月）》除收有卷7303—7304一册《大典》外，還收有另外兩册《大典》：卷6831—6832（售價爲一百六十元）、卷18628—18629（售價爲二百元）。從出售時間和價格看，既然卷7303—7304一册來自於董康，那麽，另兩册也應該來自於董康。據此還可以看出，儘管董康的十册《大典》是一次性轉讓給田中的，但田中却是陸續售出的。
卷6831—6832一册并没有在1914年售出，因爲1915年4月的《文求堂唐本目録》還收有這一册：永樂大典卷6831—6832，十八陽王部，一大本，壹百伍拾圓。較之上一年，其售價還降了十元。1915年夏天，施永高從田中之手爲美國國會圖書館購入了此一册。袁同禮《〈永樂大典〉考》（1923年11月）著録此册的收藏地即爲：美國國會圖書館。此册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卷18628—18629一册，現下落不明，可能已佚。
［三］存疑三册
⒈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舊上野圖書館）一册（卷2279—2281）
卷2279—2281一册現藏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據富田升《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鑒賞》載該册《大典》的流傳綫索爲：董康？—舊上野圖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大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求購”的書印）。大正二年爲1913年。上野圖書館，即上野帝國圖書館，是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前身。也就是説，上野圖書館是在1913年購入該册的。如前所述，早期在日本銷售的《大典》，基本都來自於董康的十七册，因此，富田升也認爲：從出售時間上看，該册應該是董康的十七册之一。不過，富田升對此又不敢肯定，故在董康名下打了一個問號。另據相島宏《國立圖書館藏〈永樂大典〉的保存和利用及日本的研究情况》提到：該册是上野圖書館於1913年從書店采購的。當時日本出售《大典》的書店衹有文求堂，因此，如果是購於書店的話，應該就是指文求堂（其早期出售的《大典》也來自於董康）。但是，購於書店的説法并不一定準確，因爲其依據可能即是前引的“大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求購”印記，但該印記并未表明是購自書店還是個人。因此，本人認爲，從出售時間上看，該册確實應該是董康帶到日本的十七册之一，但究竟是由董康還是文求堂售給上野圖書館的，則不是很清楚。
⒉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一册（卷8647—8648）
卷8647—8648一册現藏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這一册的情况和上一册類似，富田升《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鑒賞》載該册大典的流傳綫索爲：董康？—大阪府立圖書館（登録日爲“大正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標價“二〇〇元”）。大正二年爲1913年。富田升認爲，從出售時間和價格上看，該册應該是董康的十七册之一。不過，富田升對此也不敢肯定，故在董康名下打了一個問號。參照上一册的情况，本人認爲，該册確實應該是董康帶到日本的十七册之一，但究竟是由董康還是文求堂售給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的，也不是很清楚。
⒊東洋文庫一册（卷6826—6827）
據田仲一成《日本東洋文庫收集〈永樂大典〉殘本的過程》載，1920年前，東洋文庫購入的《大典》中包含有卷6826—6827一册，該册有“雲村文庫”印記。“雲村文庫”印記，是東洋文庫顧問和田維四郎（1856—1920，號雲村）的印章，因此，該册應該原屬於和田氏，然後於1920年之前歸東洋文庫。至於和田收進此册的時間，則應該遠早於1920年。如前所述，早期在日本銷售的《大典》基本上都是董康帶去的十七册之中的，因此，此册也很有可能出自董康的那十七册。不過，此册是由董康還是文求堂售給和田的，則不太清楚。
綜上，我們比較明確地考出董康轉讓給田中那十册《大典》中的五册。餘下的五册，可能也都售歸了日本圖書館或個人（其中可能包括上述存疑之三册）。
二、從北京購得的二十册
［一］第一次十一册
據前引田仲一成《日本東洋文庫收集〈永樂大典〉殘本的過程》載，1920年前，東洋文庫董事石田幹之助從東京有名的書商文求堂田中慶太郎處一次性購買了《永樂大典》十册。這十册包括：卷19416—19424，四册，卷19425—19426，一册，卷6826—6827，一册（該册有“雲村文庫”印記），卷5199—5205，四册。本人認爲，東洋文庫確實在1920年之前一次性從田中手裏購買了十册《大典》，但并不完全是上述的十册，其依據爲：
其一，如前所述，“雲村文庫”印記，是東洋文庫顧問和田維四郎的印章，因此，該册應該原屬於和田氏，後於1920年之前歸東洋文庫。至於和田收進此册的時間，則應該遠早於1920年。
其二，據《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七年十一月）》載：“《永樂大典》，現存共十九卷，五千元。”其中包括：卷5199—5205,四册；卷9561，一册；卷19416—19426，五册。大正七年爲1918年。除卷9561一册外，其餘九册與石田幹之助所購的九册完全相同。而且，這十册現均爲東洋文庫收藏。因此，石田幹之助所購的十册應該就是《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七年十一月）》所載那十册，其購入時間即爲1918年。
總之，東洋文庫從田中之手購入的十册《大典》爲：卷5199—5205,四册；卷9561，一册；卷19416—19426，五册。這十册《大典》是田中於1918年9月從北京購回日本的。關於此事的詳細情况在《張元濟書劄》中有相關記載，例如：
張元濟“致傅增湘”（民國七年九月十九日）云：“寶瑞臣同年收得《大典》可以見讓，聞之甚喜，如《經世大典》可以聯貫，或不聯貫而章節各有起訖者，弟願全得之。其輿圖兩册如繪畫精細者，亦祈并購。但五册躉買，價當稍廉。擬請减作八折，還乞婉商。如可見允，即請代爲購定。”“致傅增湘”（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云：“《永樂大典》内《經世大典》未知能購入否？甚盼，甚盼。”“致傅增湘”（民國七年九月卅日）云：“瑞臣處《永樂大典》弟頗欲得之，前函已詳，并托伯恒轉達，務乞玉成。”“致傅增湘”（民國七年十月三日）云：“《永樂大典》之《經世大典》三册，地圖二册，每册百元，亦可購入。但需原裝，倘係改裝，則請從緩，已托伯恒轉告。弟既整購五百元，尚有郎字韵一册，當然不及百元，可否以半數（即五十元）讓歸敝處。乞代商。購成即向伯恒處兑款可也。”“致傅增湘”（民國七年十月六日）云：“瑞臣處《永樂大典》弟頗欲得之，曾托伯恒代達，不知已定議否？務乞玉成。費神，感謝。”“致傅增湘”（民國七年十月十日）云：“《永樂大典》五册，想已如價購入，尚餘一册，當然較廉，能以五六十元并得之否。”“致傅增湘”（民國七年十月十二日）云：“昨日肅奉一函，方謂《永樂大典》五册必已由尊處代爲購到，乃今晨得伯恒信，謂得公電話已經售與田中，書共八册，得價千元云云。《經世大典》在我國已不可見，今竟有三册之多，流入東邦，殊爲可惜。故發去一電，文爲：寶書八册，請照東價壹竿截留，或酌加百番等語。此電即由伯恒譯呈，不知能仗大力挽回否。萬一不能，所有《經世大典》三册，如與羅叔蘊所印者（似在《雪堂叢書》之内）不相重複，務乞代懇瑞臣同年允我借影一分，俾不至絶迹於中土。不勝感禱之至。如能借到，其書可即交伯恒代照。至托，至托。”“致傅增湘”（民國七年十月十八日）云：“《永樂大典》爲田中攘奪而去，至爲可惜。弟於十二日尚有一電一信，請加價截留，亦姑作萬一之想耳。十九日來書謂已成交，必更無望，但不知借影一層能否辦到？田中如在京，尚擬托伯恒與之商榷。公如可爲力，并乞從旁贊助之。”“致傅增湘”（民國七年十月十八日）云：“前函繕就尚未發，又得本月十五日來書，展誦祗悉，《永樂大典》爲美人分去，度即爲施永高君，已函商借影，不知能辦到否？”
此外，《張元濟日記》中也提及此事：“（1918年11月1日）金佑之來云，明日即行。……又托問，田中讓《永樂大典》中之《經世大典》，每册墨銀一百四十元，均可代購。如不允托借抄。”
綜合上述記載可知：
1918年9月，寶熙所藏五册《大典》要出售，張元濟希望傅增湘能幫忙議價、購買。10月初，張氏又知道還有郎字一册《大典》要出售，也要買。10月12日，張氏知道一共有八册《大典》被田中購買了；而且，施永高也得到了若干册《大典》，應該是田中轉讓給他的。田中所得八册共千元，册均價爲一百二十五元，較張氏所開之價（約百元）要高不少，因此，書歸田中也是正常的。
田中這次在北京購買的《大典》，其實即包括《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七年十一月）》所收的十册《大典》，因爲：其一，田中在北京搜得圖書回日本後，往往會很快發布在其所編的《文求堂書目》中。其二，《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七年十一月）》所收的《大典》中，就包括了含《經世大典》的五册，以及含輿圖的兩册（即卷5199，卷9561），這符合張元濟信中描述的田中所購《大典》的内容。還需要注意的是，田中將這次所得十册《大典》帶回日本銷售，開價爲五千元，册均價爲五百元，可見利潤是相當高的。
但是，張元濟信中提到此次出售的《大典》最多衹有八册，爲何田中帶回日本的有十册呢？這多出來的兩册從哪裏來的呢？而且，從信中看，此次出售的《大典》還有郎字號一册，但并没有包含在田中帶回日本的那十册中，又是怎麽回事呢？
本人推測，張元濟信中所提及的册數并不能及時準確地反映當時北京出現在交易市場中的《大典》册數，因爲參與交易的《大典》册數一直在變化（張氏信中提及的《大典》就從最初的五册變爲最後的八册），而張氏身在上海，衹能通過别人的信函來瞭解，有一定的滯後性與誤差。例如，他在上述信中提到含《經世大典》的《大典》有三册，但是，在其另外的信中則提到有四册。至於這次在京實際上出售的册數，起碼有十二册：田中帶回日本十册，郎字號一册，轉讓給施永高（其爲美國國會圖書館采購）一册（卷19785—19786）。由於張元濟信中衹提到出售者爲寶熙，而且含《經世大典》的五册以及含《太原志》的四册都是卷次相連的，因此，這次出售的十二册《大典》應該都是出自寶熙。
總之，1918年10月初，田中在北京購得十一册《永樂大典》，其中一册（卷19785—19786）轉讓給施永高，其餘十册即《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七年十一月）》所載的那十册：卷5199—5205,四册。卷9561，一册。卷19416—19426，五册。隨後，田中將此十册售予東洋文庫。
［二］第二次一册
田中搜得的《大典》，還有一册曾被越南河内遠東學院收藏。據《文求堂唐本目録》（1922年2月）著録：《永樂大典》卷8628—8629，十九庚行部，一本，三百圓。袁同禮於1929年所作《永樂大典現存卷數表續記》將該册的收藏地著録爲：河内遠東學院。1930—1931年間，北平圖書館還從河内遠東學院得到了該册的膠片。因此，河内遠東學院應該是在1922—1929年從田中手裏購入該册的。
不過，岩井大慧《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新訂）》（1963年）將該册收藏地著録爲：舊河内遠東學院，法國國民文庫。法國國民文庫，應即爲法國國家圖書館。也就是説，該册原藏越南河内遠東學院，起碼從1963年始即移藏法國國家圖書館。但是，目前本人并未從法國國家圖書館查到此册，也未查到該册現存何處，因而推斷該册目前下落不明。
［三］第三次七册
據朱希祖“致張元濟”（1926年9月19日）云：“近來京中官紳生計窘迫，不可名狀，善本書籍出售甚多，如《永樂大典》之佳者，中有未曾輯出孤本，共有八册，先送至北海圖書館，館員吝於出資，皆爲日本人購去，其他珍本爲日本人購去者萬餘金，《大典》出至三百元一册。”張元濟“致朱希祖”（民國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載：“《大典》未曾輯出之孤本最爲可貴，今已爲日人購去，亦衹可成事不説矣。”張元濟“致傅增湘”（民國十五年九月卅日）載：“夢旦出示手書，知在都中得《大典》一册，爲未見之書，擬印行，甚善甚善。……京友函告，見《大典》有未輯書凡八册，每册三百元，已爲日本人買去，與吾兄所見，其一耶，其二耶？”傅增湘“致張元濟”（1926年10月11日）云：“《永樂大典》擬在京印行，其書爲臺字，乃《南臺備要》一書，似無刻本。……《永樂大典》見者多已輯之書，貴友當有見耳。”京友，即朱希祖。朱氏所見的八册，其實即傅氏所見者。
據上述可知，1926年北京市面上有八册《大典》出售，而傅增湘得到了其中的一册，即含有《南臺備要》的臺字韵一册。至於另外的七册，應該都被日本人購入了。這位日本人，應該就是田中。
田中將此七册購回日本後，其中四册很快即售予東洋文庫。東洋文庫於1926— 1927年新入藏的《大典》中，以下四册傅增湘於1926年曾在北京經眼：卷7237—7238一册、卷10539—10540一册、卷10812—10814一册、卷13139—13140一册。可見，東洋文庫購入的即是以上四册。
另外的三册，其中可能包括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兩册：卷15142、卷15143。這兩册均於1925年出現在北京書市（傅氏經眼此兩册是在1925年）。據施永高（Walter T. Swingle）“Chinese and Other East Asiatic Books Added to the Library ofCongress, 1926—1927”載，本年度（1926年7月1日—1927年6月30日）國會圖書館獲得了兩册《大典》，即卷15142、卷15143兩册。從美國國會圖書館獲得這兩册的時間看，其很有可能是購自田中之手。至於田中購得的七册之中的最後一册，則不太清楚其最終的流向，但應該没有賣給美國國會圖書館。
［四］第四次一册
前述傅增湘於1926年在北京購得的臺字韵一册（卷2610—2611，内含《南臺備要》），傅氏於1926年底將此册影印出版後，即將其出售。該册於1927年已入藏東洋文庫，推測是田中從傅增湘之手購入而售歸東洋文庫的，其出售時間應該較上述四册稍晚，或已在1927年初。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其一，目前考得田中經手的《大典》一共有三十册，其中十册來自於董康轉讓，另二十册是其分四次從北京購得的：1918年購入十一册（其中一册轉讓給施永高），1922年購入一册，1926年購入七册，1927年購入一册。
其二，這三十册《大典》中，我們可以明確考得具體卷次的有二十四册：卷2398—2399一册，卷2610—2611一册，卷5199—5205四册，卷6831—6832一册，7237—7238一册，卷7303—7304一册，卷8628—8629一册，卷9561一册，卷10539—10540一册，卷10812—10814一册，卷13139—13140一册，卷14628—14629一册，卷15142一册，卷15143一册，卷18628—18629一册，卷19416—19426五册，卷19785—19786一册。此外，還有以下一些卷次可能也是田中經手的：卷2236—2237一册，卷2279—2281一册，卷6826—6827一册，卷8647—8648一册，卷12929—12930一册。
其三，這三十册《大典》，主要流向日本（二十餘册），其次流向美國（四册），還有一册流向越南（目前下落不明），另有兩册下落不明。
日本（二十餘册）：東洋文庫十五册（田中自己説分三次共售給東洋文庫《永樂大典》十五册，即上文考得的：1918年十册，1926年四册，1927年一册）。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三册。其餘有可能包括下面各册：東洋文庫一册（卷6826—6827，和田維四郎舊藏），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上野圖書館）一册（卷2279—2281）、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一册（卷8647—8648），小川廣己一册（卷2236—2237），京都大學圖書館一册（卷12929—12930，谷村一太郎舊藏）。
美國（四册）：1915年夏天施永高爲美國國會圖書館購入一册（爲董康轉讓給田中的十册之一），1918年田中在北京轉讓給施永高（代美國國會圖書館購入）一册，1926—1927年間美國國會圖書館從田中之手購入兩册。田中自己説其經手之《大典》有五六册售予了美國國會圖書館，但實際上本人衹考得上述四册。因此，田中所述未必準確。
越南一册：該册於1929年前入藏越南河内遠東學院，可能起碼從1963年始移藏法國國家圖書館。但是，該册目前下落不明。
綜上，這三十册《大典》中，可考得其收藏地的有二十二册，另有五册可能也在日本，其餘三册目前下落不明（其中卷18628—18629一册可能已佚）。日本現藏《大典》殘本共六十册，其中有二十餘册是經田中之手入藏的。因此，田中慶太郎文求堂是《大典》輸入日本的主渠道，對《大典》在世界範圍内（尤其是在日本）的流散産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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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013-6138-0 |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二册） | 6,000.00 |
978-7-5013-6128-1 | 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永乐大典》（全四册） | 12,000.00 |
978-7-5013-1868-1 | 《永乐大典》（全一百六十四册） | 470,000.00 |
978-7-5013-5785-7 | 美国汉庭顿图书馆藏《永乐大典》 | 3,000.00 |
978-7-5013-5859-5 | 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大典》 | 3,000.00 |
978-7-5013-5858-8 | 大英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二十四册） | 60,000.00 |
978-7-5013-5671-3 | 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 | 3,000.00 |
978-7-5013-5627-0 |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十九册） | 48,000.00 |
978-7-5013-5244-9 | 《永乐大典》（卷2272－2274） | 3,000.00 |
978-7-5013-5243-2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二册） | 6,000.00 |
978-7-5013-5066-7 |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三册） | 9,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