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史通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史通
编著者：（唐）刘知幾 著；王嘉川 解读
定价：¥105.00（精装）/¥70.00（平装）
ISBN：978-7-5013-6786-3（精装）/978-7-5013-6787-0（平装）
出版时间：2019-06
装帧：精装/平装
开本：16开
页数：532页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其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702），至唐中宗景龙四年（710）成书，花了九年时间。全书内容主要论述史籍源流，评价前人修史之得失，探讨史书体例及编纂方法。其中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有关史籍得失、史事正误异同的研讨等等，均具有开创性和总结的意义。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在史学史上拥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
作者刘知幾是著名的史学家，武后长安二年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秘书少监等职，监修国史。《史通》为其私撰作品。
本书解读者为扬州大学王嘉川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研究，在《史通》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其对《史通》的解读，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历代《史通》诠释、解读，吸收了当前学术界主要研究成果，同时结合本人的长年研究，选取《内篇》全部十卷三十六篇文章和《外篇》五篇文章，选取精当，注解详尽，评点客观准确，加上可读性很强的导读文字，形成了一部集大成的解读之作。
《史通》是唐代前期史学家刘知幾撰写的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不但对此后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其自身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研究，以其卓越的理论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经典著作。
一、刘知幾生平
（一）家庭教育与研治史学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唐朝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因刘知幾之“幾”与李隆基之“基”读音相同，在李隆基为太子时，为避嫌名，乃自请改以字“子玄”行于世，新、旧《唐书》本传也以“刘子玄”为名。清朝时为避康熙皇帝玄烨名讳，又被改称为“子元”。
刘知幾从祖父刘胤之曾与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共修唐朝国史和实录。其父刘藏器亦有词学，为人刚正不阿，笃守道义，对唐高宗也敢于犯颜直谏。刘知幾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喜诗赋，好文笔，对历史学更有浓厚兴趣和超常感悟力。十七岁时，大部分史书都已阅读完毕，对其中叙事的纲领原则、主要内容、古今沿革、著书义例和宗旨所在，皆有大致了解。他读书重视类聚群分，喜欢辨析事物的名称和道理，善于做归纳性的理论思考和个人独立思考，常常提出一些精到见解，虽然不被世俗所认同，但往往与前代著名学者张衡、范晔等人观点暗合，这坚定了他跳出成见，会通古今，“触类而观，不假师训”的治学路向，每有读书所得，即随时札记，“蓄诸方寸”（《史通·自叙》，以下仅注篇名），这成为他后来进行史学研究的基本素材。
二十岁时，刘知幾考中进士，被授以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虽十九年不得升迁，但他不以为意，而是“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自叙》）。不但要把传世的各种史书全部读完，还要进行比较研究，以精思善疑、独到分析，清晰通透地把握其得失利弊。
（二）身为史臣与撰写《史通》
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刘知幾被调离获嘉，赴京师任职。长安二年（702），升任著作佐郎（从六品上），入史馆兼修国史，这是他第一次身为史臣。此后三年又历有升迁，虽曾短期暂停史任，但不久即兼修国史。至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复位后，他已是“三为史臣”（《自叙》），以太子率更令（从四品上）兼修国史。
刘知幾在史馆中，常常想用自己的史学理念来修史，可是每次都受到监修贵臣和同僚的掣肘，最后还被迫屈从，不能坚持己见，但仍然遭到他们的嫉恨。刘知幾非常愤慨，感到“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于是在神龙二年（706）十月，唐中宗由东都洛阳（今属河南）还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时，主动请求留在东都的史馆中供职，暂不随朝廷西行。其目的就是尽量避开朝廷的繁重修史工作和人事干扰，静心撰写自己的个人著作，即“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自叙》），决心撰写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为当时的历史编纂廓清迷雾，为史学的发展扫清障碍。
在洛阳的一年多时间，刘知幾公务之暇，安心写作。中宗景龙二年（708）春，他被召到京师，专门纂修国史。刘知幾正直敢言，对史馆修史的无序状态深感不满，认为对国史纂修非常不利，而身为监修国史之一的萧至忠又指责他著述无功，于是他致信萧至忠等人，对史馆集体修史的弊端提出批评，对自己在史馆中的劳作不被承认提出抗议，请求辞去史官职任，离开史馆。萧至忠爱其才，但其余监修官嫉其正直，还是将他调离史馆。不过第二年，刘知幾迁任秘书少监（从四品上），又被命修史如故，重新参与国史纂修。
中宗景龙四年（710）二月，《史通》二十卷成书。从中宗神龙二年（706）十月留驻洛阳开始，至此共三年零四个月的集中撰写时间，刘知幾在公务之余，终于完成了这部个人心血之作。从今传《史通》有一些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表述来看，书成之后，刘知幾“不暇修正刊定”[1]，未能修改删润，进行整齐划一的工作 ，甚或“未能逐句、逐篇细读一遍”[2]。三年后的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七月，萧至忠因参与太平公主谋反被诛，当年因辞职信而嫉恨刘知幾的史馆监修遂无一人在世。于是，刘知幾以《忤时》为名，将其致萧至忠等人求免史职的书信收入书中，作为最后一篇，并增写首尾两段序跋性文字，以说明此篇原委、交代其前后事态。到此，《史通》这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方法论的巨著”[3]，最终得成完璧。此时，其他国家的历史编纂中虽也出现了一些理论性论述，但尚未有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问世，因此《史通》也就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三）溘然长逝与著作流传
开元二年（714），刘知幾迁官左散骑常侍（正三品下），修史如故。开元九年（721），其长子因犯罪被免官流放，刘知幾上诉辩理，触怒玄宗，被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正四品下）。他到安州（今湖北安陆县）不久，即卒于任上，享年六十一岁（据清人钱保塘《历代名人生卒录》考证，刘知幾卒于开元九年十一月）。
刘知幾任史官近二十年，朝廷每有论著，往往居其职。曾预修《三教珠英》《姓族系录》《高宗实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独撰《睿宗实录》十卷，皆为当时所称。另有《刘氏家乘》十五卷、《刘氏谱考》三卷、个人文集《刘子玄集》三十卷。但现今传世者，除十三篇零散诗文外，《史通》是其唯一完整的传世著作。
据新、旧《唐书》的《刘子玄传》和南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九《唐<史通><析微>》，刘知幾卒后，唐玄宗命人到他家里抄写《史通》进呈，至第二年即开元十年（722）十一月，其次子刘餗抄录进上，玄宗读而善之，追赠其为汲郡太守，不久又赠工部尚书，谥曰文。
对于刘知幾的史学才干，后晋官修《旧唐书》曾以“学际天人，才兼文史”给予高度评价，对其一生所从事的职业、对历史学这门学问本身，则认为是“非趋时之具”（卷一〇二史论）。北宋官修《新唐书》也从史官不易胜任，“为史者亦难言之”的角度，对刘知幾等六位史官史家寄寓了无限感慨（卷一三二史论）。显然，他们既高度评价了刘知幾的史学才能，又对其人生不幸报以无限同情。
二、《史通》的撰述宗旨与表述方式
（一）《史通》的宗旨与性质
刘知幾自幼读史，经过二十多年的深入学习和精心研究，具有扎实深厚的史学素养和精辟独到的历史见识。担任史官以后，一心想用自己的史学见解，为朝廷的修史大业增光添彩，献其愚忠。但当时的史馆制度与同僚的落后观念根本不允许他发挥自己的创见，这促使他改变了原想编修一部叙事性纪传体史书的志向，萌生了编写批评性的史学理论著作的动机。对此，《史通·自叙》说得非常清楚。一方面，被监修贵臣所嫉，在史馆中无法发挥个人才能，痛感吾道不行、美志不遂，于是愤而私撰《史通》，以见己志；另一方面，痛感当时史臣对史学的认识不够清楚，更因夹杂政治等外在因素而远非纯正，于是就决定以“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为《史通》的撰述宗旨，明辨著史的意义和目的，阐发史书体裁体例方面的统一要求。这是《史通》得以撰著的两个原因。前者决定了刘知幾主动远离朝廷，私自撰述；后者决定了刘知幾撰写《史通》的旨趣与内容。
《史通》的这一撰述宗旨，在书名的确定上也有重要体现。对于《史通》一书的命名，刘知幾在自序中解释说：
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
《白虎通》即《白虎通义》，或称《白虎通德伦》。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诏诸儒于白虎观集中论考五经异同，章帝亲自裁决，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成《白虎通》一书，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其内容代表了最高统治者意志，具有法典性质，是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重要根本。《史通》是刘知幾在史馆担任史官时所写，他将《史通》与《白虎通》相提并论，说明他自己很想通过《史通》为史学确立不易之法则，彰明史学义理，讲述史学史法。这是《史通》命名的第一层含义。据《汉书·司马迁传》及注释，汉朝政府之所以封司马迁后人为“史通子”，是因为司马迁“世为史官，通于古今”，可见“史通”一词原是称司马迁为通晓古今历史的史官。刘知幾是在作史官时撰成其书的，他沿用“史通”一词作为书名，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称问题，而是“隐然以当代司马迁自居了”[4]。这是《史通》命名的第二层含义。前一层含义强调的是思想之通，后一层含义强调的是史学之通。两层含义合起来，即是通论古今史学思想、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而《白虎通》与《史记》的特殊地位，也告诉我们，刘知幾把《史通》与二书相比拟，正说明他对自己著作的无比重视与相当自信。
著名哲学家熊十力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学术，崇尚体认躬行，重视实际工作，而不喜辨智玄想，不肯敷陈理论[5]。史学大师钱穆也指出，中国人做学问，只重实际工作，很少写文学通论、史学通论等通论概论性质的著作，“《史通》则可说是中国一部史学通论，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所以这书成为一部特出的书”[6]。所谓“特出”，就是指从性质上说，《史通》是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这在中国古代是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而从内容上说，《史通》对它产生之前的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从理论到实践，从史家到史书，从官修到私修，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总结，“几乎关涉到唐以前我国史学的全部领域，说它是一部古代史学的百科全书，也不算过分”[7]。
（二）《史通》的篇章结构与表述方式
今传《史通》除作者自序外，全书分为“内篇”、“外篇”共二十卷四十九篇专论性文章[8]，其中前十卷为内篇，有单篇文章三十六篇，后十卷为外篇，有单篇文章十三篇。唐末柳璨著《史通析微》，“随篇”评论《史通》之失，凡四十九篇（王应麟《玉海》卷四九《唐<史通><析微>》），可知唐末时其篇目与今传本正相符合。北宋官修《新唐书·刘子玄传》称其“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则亦与今传本符合。南宋时有人说内篇中另有《体统》《纰缪》《弛张》三篇亡佚，还有人说缺《体统》《纰缪》《弛张》《文质》《褒贬》五篇，不知确否，迄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颇有争议[9]。从柳璨“随篇”评论的情况看来，即使缺失属实，也应在唐末之前即已亡佚。
从全书内容来看，《史通》是史学家对传统史学的自我反思，涉及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方面面。其中，内篇采取了按史学专题分篇论述的形式。卷一《六家》和卷二《二体》两篇，是总结自先秦以来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史学流派及主要史书体裁；卷二《载言》《本纪》《世家》《列传》和卷三《表历》《书志》六篇，论述纪传体史书的体例；以上都是讲论史书的外在表现形式。卷四《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卷五《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卷六《言语》《浮词》《叙事》和卷九《序传》《烦省》十六篇，是从史书内容方面讲论史书的编纂方法、写作技巧，以讨论纪传体史书为主，而兼论其他体裁之书。卷七《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卷八《摸拟》《书事》《人物》和卷九《核才》九篇，是探讨史学家的撰著态度、历史见识与史学才能问题。卷十《杂述》是论述正史之外的史书体裁及其著作情况；《辨职》是论说史馆之史官的职守问题；《自叙》是作者自述研习历史的经过及撰著《史通》的动机、意旨和自我评价等问题。显然，内篇的这一结构、内容，严整并组织有序，是经过精心构思的，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而且除最后一篇《自叙》内容特殊外，各篇文章的写法和结构也基本相同。这使《史通》成为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形成了对中国古代史学各个方面予以理论性总结的完整体系。
与内篇按史学专题分篇论述的形式不同，外篇采取了因事命篇的形式。卷十一《史官建置》是叙述历代设立史官的情况；卷十二《古今正史》是总结历代官方和私家编修的主要史书的情况；卷十三《疑古》、卷十四《惑经》《申左》、卷十六《杂说上》、卷十七《杂说中》、卷十八《杂说下》、卷十九《<汉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卷二十《暗惑》九篇，杂论一些具体著作的优劣得失，可补证内篇相关论述；卷十五《点烦》是举例说明如何删除繁芜字句以达到记事简要的方法，是对《叙事》中论“省句省字”一节内容的例示，相当于《叙事》一篇的附录，从性质上说属于史书编纂方法的内容，但它只是一条一条的具体示例，并非理论性论述，故而作者将其置于外篇，不幸的是，在《史通》流传过程中，作者所做的各种点去烦文的标识全都失传，以致作者原意已不可晓；卷二十《忤时》是收录作者致史馆监修萧至忠等人求免史任的书信，主要内容是以亲身经历，批评官方修史的弊病。显然，外篇在文章结构、议论角度、材料组织等方面都与内篇迥然不同，不但内容基本上都是具体而微的论述，理论论述的色彩不浓，而且各篇之间没有体系上的联系，编排顺序比较随意，写法也很不一致，直接抄录原有读书札记而分类堆积的迹象比较突出，显得琐碎烦杂，与内篇的体系严整形成鲜明对照。 [10]
从内篇的总体体制上看，《史通》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但在具体的论述上，《史通》直接从正面倡言史学主张的文字却占比不多，往往仅有精练的三言两语，继之而来的，则是连续地评论众史，通过史学批评进一步申明己见。内篇的《本纪》《世家》《列传》《论赞》《称谓》等多篇，在文章结构和写作风格上大率如此，其中尤以《断限》篇最为典型，几乎通篇都以对各个史书的批评构成。这种体系上按史学专题分篇发论，内容上以史学评论占较大比重的特色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刘知幾撰写《史通》，乃是取资于多年积累的史学批评见解，是利用原来读史札记中品评众史的资料，经过深入研究，按照辨明史学指归、详论史学体统的目的，区分类聚，排比组合，从而编成内篇。外篇的大部分从原来读史札记中取材的迹象更为明显，因而也以史学评论占较大比重，其中只有三篇不同：前两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是为补充内篇理论而叙述史学发展历程，采取了叙事体；最后一篇《忤时》是收录作者求免史任的书信，内容特殊，与他篇不同。 [11]
这种史学批评的表述方式，使刘知幾的观点鲜明而直观，但也不可避免的，使他的书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后人也因此称他“舌长而笔辣”（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序》）。对此，刘知幾自己也有深深体认，并不无悲哀的坦陈，《史通》“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果不出其所料，《史通》问世后，“俗以为愚”，“见者亦互言其短”。为使此书能够被世俗理解和接受，他又专作一篇《释蒙》来为自己辩白，但世人仍然不能理解其意，这使刘知幾精神极度紧张，非常担心《史通》能否顺利传世，“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他也因此“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自叙》）。
对此，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既然刘知幾极度担心史学批评的方式给自己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为什么《史通》中还要使用这种表达方式呢？这不是一对解不开的矛盾吗？确实，除了担忧其书不传之外，刘知幾对自己的这种表述方式并无任何后悔之意，整部《史通》中绝无半点想改变这种通过反面批驳而立论的表达方式，换从正面直接阐述自己史学理论的意思。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也未尝不可理解。这除了刘知幾撰写《史通》，主要取资于原来读书札记中的史学批评见解这一客观原因外，还有他自己的主观精神寄寓其中。刘知幾在《史通》中反复强调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不但把直书实录视为史学第一要义，而且他还把正直的品德作为史家具有史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来。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他也是切直指陈时弊，提出改革政治的建议，武则天虽未采纳，但也不能不“嘉其直”（《新唐书·刘子玄传》）。他在《史通》中批评前代史家和当代作者的种种失误，从不使用闪烁犹疑之词，而是非常干脆地直率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但毫不掩饰、毫不留情，而且有时几乎可用“痛快淋漓”一词来表达他说话时的口吻与心情，以致清代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说他“下字忒狠”（《曲笔》篇内评语）。但刘知幾本人非常自信，在他看来，前人的失误是真实存在的，他只是据实直说而已，并没有虚构，因而本就是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无须为此而后悔。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史通》是要批判当时史臣对史学的错误认识，是要与他们明辨史学指归，为史学确立法典法则。清代钱大昕总结的“拾遗规过，匪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廿二史考异·序》），正是刘知幾这种史学精神的体现。这种“开导后学”的强烈自信，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他不能左顾右盼，而必须以旗帜鲜明的态度，振聋发聩的言辞，特立独行的举动，扛起史学建设的大旗。因此他虽然“泪尽而继之以血”地担心史学批评的表述方式给自己带来不良影响，但仍然义无反顾地使用了这种表达方式，这是他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性格使然，是他为史学向前发展而主动承担的责任感使然，是他为史学健康发展而勇于自我担当的历史使命感使然。浦起龙《史通通释举要》说：“刘氏于诸作者，轻口挥斥，曰‘愚’、曰‘妄’，甚至曰‘邪说’、曰‘小人’，乃真罪过。是渠无素养之证见，亦是渠积素愤之由来。”刘知幾当然不是道德完人，相反，过于自信乃至自负，耿直孤介、随性发论等品性行为，都会使其涵养大打折扣，但他也绝非信口雌黄之人。浦起龙的庸俗见解，对认识《史通》的史学批评方式，实未达一间。
刘知幾很清楚，无论自己如何“泪尽而继之以血”，也左右不了世人对《史通》的互言其短。然而就在嚣嚣纷扰之际，他的知己好友、著名史学家徐坚深重其书，简明精要而掷地有声地指出：“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旧唐书·刘子玄传》）事实表明，徐坚此言乃是深刻的、有历史预见性的公正评判：唐宋时期专门贬斥、批驳《史通》的著作无一传世，而被他们批评得近于体无完肤，后来也命运多舛的《史通》，却以其独树一帜的史学成就，傲然传世，并逐渐被公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一座不朽丰碑。
（节略）
导读
一、刘知幾生平 （ 1 ）
二、《史通》的撰述宗旨与表述方式 （ 4 ）
三、《史通》的学术思想与历史价值 （ 11 ）
四、《史通》的版本与本书编写说明 （ 31 ）
史通
《史通》原序 （ 39 ）
内篇 卷一 （ 47 ）
六家第一 （ 47 ）
内篇 卷二 （ 79 ）
二体第二 （ 79 ）
载言第三 （ 89 ）
本纪第四 （ 96 ）
世家第五 （104）
列传第六 （112）
内篇 卷三 （120）
表历第七 （120）
书志第八 （127）
内篇 卷四 （137）
论赞第九 （137）
序例第十 （148）
题目第十一 （157）
断限第十二 （165）
编次第十三 （177）
称谓第十四 （184）
内篇 卷五 （190）
采撰第十五 （190）
载文第十六 （197）
补注第十七 （207）
因习第十八 （218）
邑里第十九 （224）
内篇 卷六 （234）
言语第二十 （234）
浮词第二十一 （242）
叙事第二十二 （247）
内篇 卷七 （262）
品藻第二十三 （262）
直书第二十四 （267）
曲笔第二十五 （274）
鉴识第二十六 （284）
探赜第二十七 （288）
内篇 卷八 （296）
摸拟第二十八 （296）
书事第二十九 （303）
人物第三十 （312）
内篇 卷九 （320）
核才第三十一 （320）
序传第三十二 （329）
烦省第三十三 （336）
内篇 卷十 （345）
杂述第三十四 （345）
辨职第三十五 （360）
自叙第三十六 （370）
外篇 卷十一 （394）
史官建置第一 （394）
外篇 卷十二 （425）
古今正史第二 （425）
外篇 卷十三 （494）
疑古第三 （494）
外篇 卷十四 （500）
惑经第四 （500）
外篇 卷二十 （510）
忤时第十三 （510）
主要参考文献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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