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叶淑穗：鲁迅手稿整理出版的历史
1881.9.25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弘扬鲁迅精神、研究鲁迅著作，将鲁迅手稿影印出版，这应当是保存鲁迅文物和服务鲁迅研究的最佳举措。几十年来我们的先辈、我们鲁迅研究界和出版界的前辈们为影印出版鲁迅手稿付出了艰辛。初步统计已出版近30部，如《鲁迅书简》《鲁迅日记》《鲁迅诗稿》《鲁迅手稿选集》《鲁迅墨迹》，更有《鲁迅辑校石刻手稿》《鲁迅辑校古籍手稿》《鲁迅手稿全集》《鲁迅著作手稿全集》《鲁迅手稿丛编》，以至即将面市的具有更高规格、收集更加全面、编辑更加科学、印刷更加现代化、可以普及的大型《鲁迅手稿全集》等等，种类繁多，出版水平不断提高。这正反映了我国鲁迅研究事业的发展、出版技术的日新月异，更体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带来的实惠。能为一位作家影印出版这样多的手稿，古今中外可能仅有鲁迅才享有如此殊荣，这在我国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更是一朵鲜艳的奇葩。因为鲁迅作为一代伟人，始终活在人们的心中。
现仅就我所了解的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成因及其具体过程，作一简介，以兹纪念。
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
缘起及其历程
《鲁迅书简》
01
《鲁迅书简》
许广平先生是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首创者。她在鲁迅逝世以后，登报征集鲁迅书信。为了能保存这些书信，她又设法影印，以向世人展示。她在《鲁迅书简》编后记中写道：“我们为了想保留他的手泽，最低限度这些种书都希望用影印以与世人相见。以前文化生活社吴朗西先生资助曾出过一本《鲁迅书简》影印本，那仅是选取几十位朋友的通讯，可以代表各种方面的。”这就是中国第一部鲁迅手稿影印本的诞生由来。
这部《鲁迅书简》，是在我国抗日战争大规模爆发的前夕——1937年6月，由许广平先生主编，以“上海三闲书屋”的署名出版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为总代售。全书收入1923年9月至1936年10月鲁迅致许寿裳、台静农、许钦文、郑振铎、黎烈文、曹靖华、姚克、内山完造、李桦、陈铁耕、金肇野、黄源等54位友人的信札共69封。装帧、印刷精美。分甲、乙、丙三种装帧。当时书信得来不易，出版影印则更加不易。许广平先生回忆道：“记得在鲁迅先生刚逝世不久，曾经登报征求远近好友给我帮助，把以前鲁迅先生逐字写出，逐封寄出的信还给我拍照留底，以便将它影印成集。”许广平先生曾于1937年1月、4月在《中流》杂志上分别发表了《许广平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和《许广平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紧急启事》，从而征集到鲁迅书信800余封；为了能影印出版，先生又多方请求帮助，她回忆道：“那时为寻求能担负起这全部影印出版者，环顾国内，则只有一商务印书馆能够胜任。因此恳请蔡元培先生代为介绍，订有严酷的契约，我们也不惜委曲求全，意思即在祈求影印部分的能以尽量从速实现。想不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事发生了，不但影印之议，付之虚建，就是拍照之后陆续退回。”这里记载了先生为影印出版鲁迅手稿而做的艰苦努力，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许先生仍然渴望“自然还是希望将来有影印的可能”。许广平先生深刻地认识到“影印”手稿的意义，并急切地渴望它的实现。
这是许广平先生的愿望，更是广大读者的愿望。这个愿望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鲁迅日记》
02
《鲁迅日记》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时，冯雪峰先生组织编辑出版《鲁迅日记》的影印本。雪峰先生在《〈鲁迅日记〉影印出版说明》中说：“我们影印出版这部日记，完全为的保存文献和供研究上的需要。我们认为这日记并非作者记录自己的思想的作品，所以当我们新的国家财力还有困难的现在，不必把它当作大众的读物来大量地印行；不过，这是研究鲁迅的最宝贵和最真实的史料之一，也是属于人民的重要文献之一，所以尽早地影印出版又是必要的，并且作为研究的材料，也是影印最能够免去铅印所可能有的排校上的错误。这样，我们首先就须尽量做到保存原来的面目。”这里饱含着先生对影印手稿出版的心愿。
这部《鲁迅日记》收录鲁迅1912年5月5日起至1936年10月18日全部日记，每年一本，应为25本，但第十一本，即1922年的一本，失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的1941年，所以现仅存24本。当时用的是橡皮版宣纸影印，分咖啡色封面和磁青色绫质封面两种，白绫签条。分为三函二十四册，最后一册版权页的上端右边有竖印“公历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五月影印一千零五十部”。下端方框内竖印“著者鲁迅，出版者上海出版公司，上海四川中路三四六号，电话一七一二六”。
但此书出版仅两个月就售罄。雪峰先生在《再版说明》中写道：“《鲁迅日记》影印初版一千零五十部，因为要求者过多，出版后就不够分配；同时又有不少读者来信，希望用次等纸出版廉价本，让他们也能够买到一部。根据这种情形，我们就同许广平先生及上海出版公司商量，决定再版。一、再印精装本二百部，纸张、封面、函套等都和初版的相同。二、另印毛边纸本一千八百部，用纸封面、布函套，分装两函。两种共再版二千部。”此书于1951年8月至9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
《鲁迅日记》的出版是在中国尚处于经济困难、人民生活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现的，但出乎出版方的预料，社会需求很迫切。而后他们为满足读者的要求，不只决定再版，还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需求，多印简装本，使更多人买得起，并且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又加印了两千部。这种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精神，在雪峰先生后记的记载中、在出版方的实际出版成果上完全显现，令人钦佩！
《俟堂专文杂集》
03
《俟堂专文杂集》
195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以后，一些熟悉鲁迅的老先生提出，鲁迅的《俟堂专文杂集》1924年已编就，但生前未能出版，希望博物馆能尽快安排出版。承担此项出版任务的是文物出版社，责任编辑是一位精通金石古籍的赵希敏先生。此书的《后记》是鲁迅的学生——常惠先生所写。全书分为五集，是鲁迅从所收集的古砖拓本中选编的，计有汉魏六朝砖拓本170件，隋2件，唐1件。每集前均有鲁迅编写的详细目录，书名为鲁迅题写。在第一集目录后，有鲁迅写《题记》一则，记叙了他从八道湾搬出来时，周作人及其妻百般阻挠的情景。鲁迅1924年6月11日日记记有：“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然终取书、器而出。”落款并取“宴之敖”为笔名。（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一文中所叙：“先生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在鲁迅一生中也是一件难忘的往事。所以作此《题记》并“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因此，书的出版意义就更不一般了。
当年文物出版社对此书的编辑极为认真，在编辑过程中，发现所编古砖拓本中原缺四五张，即有目无图，为了保持原样，未做添补。我以为这是对作者的尊重。此书于1960年3月出版，仅印了500部，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
直至56年后的2016年，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藏拓本全集·砖文卷》由西泠印社出版，《俟堂专文杂集》才得以再次面世。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此《砖文卷》虽收了《俟堂专文杂集》，但该书的原貌已不见，只能作为一份《俟堂专文杂集》的资料向人们展示。此部书鲁迅原已编就，并将砖拓贴分为五集，每集前面都编排了目录，并亲自题写了书名和《题记》，是一部完整的书。而今在《砖文卷》中，却将鲁迅编在每集前面的目录共十页手稿剔出，另编为附录（二），与原拓本分开。《砖文卷》中所列《俟堂专文杂集》拓本图录已与鲁迅原《俟堂专文杂集》拓本图录不同，因为已补齐原缺，改正了鲁迅的误植（即《出版说明》中所说“讹误”）。本人以为如此处理不妥，应保持原作。“补”和“改”应另立，并应在《砖文卷》的目录上加注说明，这才是对原作的尊重。
《鲁迅诗稿》
04
《鲁迅诗稿》
影印出版鲁迅的诗稿，这在鲁迅手稿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1956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后，陈毅同志在参观鲁迅生平陈列时，对展出的鲁迅诗稿颇为欣赏，他对该馆的同志说：“你们应该将鲁迅诗稿收集起来，编成诗集。”在陈毅同志的启迪下，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同志着手搜集鲁迅的诗稿，并请陈毅为此诗稿题签。陈毅在接到请题字的公文当天，虽然公务繁忙，仍抽出时间在上海纪念馆的信笺上挥毫书写“鲁迅诗稿陈毅题”七字，并钤上“陈毅”朱文印章。
收集鲁迅诗稿是有许多困难的。因为鲁迅当年书写的诗幅多为书赠友人的，而今分藏于各处，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有，藏于个人手中的也不少。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朱嘉栋先生就曾为收集鲁迅诗稿而不畏辛劳地四处奔波。当年他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曾向当时的馆领导表示上海馆要编鲁迅诗稿出版，请他提供馆藏鲁迅诗稿。那位馆领导并不支持，甚至对他有些刁难，迟迟不让我们提供。朱嘉栋先生就耐心等待。这位领导在没有理由再拖下去的情况下，只得提供给他了。从个人手中征集鲁迅诗稿也并非容易的事。据我所知，杨霁云先生就曾表示他藏有鲁迅书赠的诗稿字幅，但朱嘉栋先生多次前往拜访，杨先生始终未提供。虽然困难重重，但上海鲁迅纪念馆在1961年纪念鲁迅80周年诞辰时，终于将它编辑完成，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即第一版《鲁迅诗稿》，分线装本与普及本。线装本封面的洒金纸签条，由陈毅题写，书内有1960年5月8日郭沫若先生为该诗集写的《序言》，对鲁迅诗稿做了高度评价。
这部《鲁迅诗稿》收入鲁迅诗稿40题45首；录古诗16幅，辑为附录。因受当时形势的制约，所收的诗稿除《自嘲》《答客诮》《悼杨铨》《亥年残秋偶作》等少数诗幅按原貌影印外，多数删去被赠者的姓名，还有的因征集不到题赠的诗幅，只得从鲁迅日记中录出鲁迅原记录的诗句。从1959年到1991年的30余年间，上海鲁迅纪念馆对鲁迅诗稿进行多方面的搜集，百般努力，并在对外文委林林先生与日本友人增田涉先生的帮助下，征得日本友人珍藏的鲁迅诗幅原件照片近十张，因而逐渐完善了这部《鲁迅诗稿》。1991年，为纪念鲁迅110周年诞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新版《鲁迅诗稿》，收入鲁迅诗稿46题50首（包括新诗6首）64幅；录古诗27幅，辑为附录。装帧精美，亦分线装与平装，形式考究，清新雅致，别具一格。1998年再版。《鲁迅诗稿》前后共出版了12版次，1991年版为收集鲁迅诗稿最全的一版，真正展现鲁迅诗稿影印出版的盛况。
《鲁迅手稿选集》
05
《鲁迅手稿选集》
鲁迅文稿的影印是这样开始的：
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后，经常接到观众来信，希望能看看鲁迅的文稿。正如《鲁迅手稿选集〈编者的话〉》中所写的：“近年来，很多单位及不少知识青年向我馆多次提出要看鲁迅手稿，了解鲁迅是怎样创作和修改文章的，以便从中得到教益。而鲁迅生前在教导青年如何写作的时候，也提到应从一些大作家手稿中去寻找写作经验。”《编者的话》又写道：“但鲁迅手稿既作为珍贵文物保存起来，如果多次翻阅，必使手稿受到严重损害。为了满足社会上的这种需要，我们选了这部分手稿影印出版。”
《鲁迅手稿选集》1960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时任文化部部长齐燕铭为该书题签。书中收入1926年9月至1936年9月鲁迅文稿16篇，其中有：《鲁迅自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以及1936年9月5日写的《死》。《鲁迅手稿选集》分甲、乙两种装帧。甲种本蓝绸面、玉扣纸、线装，白丝线装订、包角，乙种本分绿色和土黄色，纸封面，印上线装图案，实为简装。该书由时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弓濯之和杨宇主编，我只是具体工作的人员，从事选材到提取文物送制版厂照相等工作。当时文物出版社为降低出版成本，采取的是锌版套色印刷。他们联系的是一家北京当时比较大的联合制版厂。由制版厂制成分色的锌版，经过修版，再送到出版社去印刷。从当时条件考虑，此书印制的质量能达到这种水平已经很难得了，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博物馆纷纷接到读者来信，要求再出版一些鲁迅文稿，这样就有《鲁迅手稿选集续编》《鲁迅手稿选集三编》《鲁迅手稿选集四编》的出版。
《鲁迅手稿选集续编》于1963年8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茅盾先生为该书题签，书中收入1926年5月至1936年10月鲁迅的文稿14篇。其中有一篇《阿金》是被国民党检查人员验证后不准刊登的，并在手稿上画上红线，鲁迅则在付印的手稿上划上黑线，以示抗议。此外还收入当年一位有心人顾家干先生藏在地板下保存下来的鲁迅手稿《天上地下》。由于地板下潮湿，手稿上有霉点，因而此稿上有缺字，但可贵的是此手稿比已发表的该文多一小段，即1931年5月19日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该文后，鲁迅又于当日补写的一段，并署“十九夜补记”的手稿。此书的装帧与《鲁迅手稿选集》相同。
《鲁迅手稿选集三编》1973年4月文物出版社出版，收入1926年11月至1936年10月鲁迅杂文文稿29篇。
《鲁迅手稿选集四编》1974年8月文物出版社出版，收入1932年至1936年鲁迅文稿24篇，均为后期杂文，其中最末一篇《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一篇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鲁迅遗物中发现的、未发表的佚文。
《鲁迅手稿选集三编》和《鲁迅手稿选集四编》的书名题签为何人所书，已不可考。似乎记得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曾告诉过我，是请社里的一位书法高手所书。
我还清楚记得当年为将鲁迅手稿送去拍照的一些往事。我与许羡苏先生师徒二人，每天护着一个装着鲁迅手稿的小皮箱，从阜成门——北京鲁迅博物馆，走一站路到白塔寺，挤上7路公共汽车到新文化街，换乘10路公共汽车到佟麟阁路下车，到联合制版厂为鲁迅手稿拍照。到制版厂照相要服从他们的安排，让我们什么时间去，我们必须提前在那里等着，有时照完手稿以后，就过了下班的时间，我们又必须挤着公共汽车回单位，点清手稿无误，将其入库。这个制版厂虽然是当年北京市比较大的制版厂，但设备还是很简陋，厂房光线不好，他们用的是大块玻璃板，为了清洗照相版，车间里到处都是水。在这种环境下为鲁迅手稿照相，我们的精神也是很紧张的。按制版厂的安排，四五十张鲁迅手稿要照一个多星期。如果遇见他们修版修掉了字，我们还必须将手稿再送去补照。最让我们感到麻烦的是：有一次在照鲁迅手稿的过程中，突然赶上白塔寺到太平桥一段公路修路，不通车，而制版厂又不同意我们延期。我与60多岁的许羡苏先生，只得每天抱着那个装着鲁迅手稿的小皮箱行走三四站，再倒车到制版厂。但是为了完成鲁迅手稿的拍摄工作，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没有任何怨言。特别是许羡苏先生总是精神饱满地工作着，令人钦佩！
《鲁迅〈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手稿》
06
《鲁迅〈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手稿》
1975年7月5日香港《文汇报》、7月10日香港《大公报》和7月13日内地《参考消息》（当时是内部发行的）均登有日本《读卖新闻》6月28日刊登的一条消息报道：“日本发现《阿Q正传》日译本鲁迅亲笔注解。”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早在1931年2月，日文《阿Q正传》的译者山上正义将他的译稿寄给鲁迅校阅，四天后鲁迅用日文复函并写了85条注释供译者参考。对此鲁迅在1931年2月27日和3月3日的日记上记有：“二十七日晴……得山上正义信并《阿Q正传》日本文译稿一本”；“三日雨，午后校山上正义所译《阿Q正传》讫，即以还之，并附一笺。”山上正义曾从事日本左翼文学活动，1926年10月以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社长的身份到广州与鲁迅联系。他所译的日文《阿Q正传》一书以林守仁的笔名，由东京四六书院出版。山上正义于1938年病逝。1975年东京大学教授丸上昇得知山上正义的长子山上晃一在富士电视台工作，便去横滨访问。山上正义的妻子山上俊子拿出她保存44年的鲁迅亲笔写的《阿Q正传》85条注释。这一发现在日本引起轰动。日本友人增田涉先生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将这份珍贵的手稿复制本送交我国。1975年12月文物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并附李芒先生翻译的汉文译本。
《鲁迅手稿全集》
07
《鲁迅手稿全集》
1975年10月28日，周海婴上书毛泽东主席，就鲁迅书信的出版、鲁迅研究工作的进行等问题向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与请示。周海婴上书毛泽东主席信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将一九五八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必要人员，并请一些对鲁迅生平了解的老同志做顾问，除和出版局共同负责鲁迅全集的注释外，专门负责鲁迅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争取一九八一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能把上述几种（即全集注释本、年谱、传记）以及全部鲁迅手稿影印本出齐”。三天后（即1975年11月1日），毛主席对周海婴的信做了重要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1975年12月16日，国家文物局就落实批示问题向中央办公厅做了报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国家文物局组织北京鲁迅博物馆和文物出版社成立了《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具体执行编辑任务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以吕福堂为组长的手稿组，和文物出版社以韩仲民为主任的革命文物编辑组。1976年2月21日，编辑委员会拟定的“《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出版计划（草案）”提出，“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的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局报告中规定的原则，《鲁迅手稿全集》均系手稿影印，不加注释”，“各类手稿原则上分类按写作年代或时间顺序编次。其中经鲁迅生前编入文集者，按原文集的顺序编次”，定书名为“鲁迅手稿全集（简称手稿全集）。全集收入现存全部鲁迅手稿，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出齐”，“此外译文和古佚书、古诗文、古碑的辑录手稿，准备于1981年后陆续出版”，“编辑工作应以书信、杂文为重点，尽早发稿。为此，书信和《两地书》，拟在今年内发稿；杂文、日记拟于1977年底陆续发稿；小说、诗稿和《汉文学史纲要》三种的发稿工作则在此期间穿插进行，在1978年全部发齐”，分甲、乙、丙三种版本，“甲种本：宣纸珂罗版（套色）印刷，函套线装，成书尺寸325×220毫米。题签上印书名（拟集魏碑）”，“乙种本：玉扣纸锌版（套色）”，“丙种本60克超级压光凸版纸锌版、胶版或凹版印刷，少数彩色插页，锁线平装带勒口”，全书分八函（即文稿二函、书信三函、日记三函）。这是《鲁迅手稿全集》出版的一个初步设想的计划，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情况就有很大的改变。
《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创举，当时作为全国出版工作的重点，得到全国各行各业的全力支持。首先在鲁迅手稿的收集上，全国五个鲁迅手稿的收藏单位：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绍兴、广州的鲁迅纪念馆，均全力提供鲁迅藏品照相，一些个人收藏者和在“文革”中新发现的鲁迅手稿也都以各种形式提供原件照相，汇集到文物出版社编辑室。正如，《鲁迅手稿全集〈出版说明〉》所述：“本书编辑过程中新发现的书信有五十九封，其中一九〇四年致蒋抑卮信，即所谓仙台书简，是目前发现的鲁迅最早的一封信，致蔡元培的六封，致江绍原的七封，致曹聚仁的一封，致陈此生的一封，都是本人珍藏或家属捐赠的。致茅盾的九封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上海某厂技术员提供的线索，从姚文元处追查回来的。……致欧阳山、草明的两封，致周作人的八封，则是从有关单位的材料中发现。（实际致周作人的八封信，则是从周作人被抄家的书信中发现的——笔者注。）有些手稿是外国友人提供的，例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将珍藏几十年的鲁迅为他所翻译的《呐喊》捷克文译本写的序言和两封信的手稿捐赠给我国。致增田涉的五十八封信，是增田涉生前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向我国提供照片。”“在美国，还发现鲁迅和茅盾致伊罗生的几封信，是由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提供的复印件。”为了尽可能将鲁迅手稿收全，革命文物编辑组主任韩仲民先生还想尽办法，从旧报纸、旧书刊上寻找失去原件的鲁迅手迹照片。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这部《鲁迅手稿全集》收录的鲁迅文稿、书信手稿是比较“全”的。
在掌握鲁迅手稿的全面情况以后，编辑委员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鲁迅手稿全集》如何编。1977年2月11日召开了编辑会议，据参加会议的王得后、盛永华、陈漱渝几位先生回忆，在会议上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关于鲁迅致许广平的书信如何收入，一是其中未发表的七封信收不收，二是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收不收。关于鲁迅致许广平的未发表的七封信，许广平先生在世时曾表示她生前请不要发表。李何林先生认为应尊重许先生的意见，还是不要发表；从事出版工作的同志认为已有《两地书》原稿了，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再收就重复了等等分歧。后来经过反复的讨论，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即未发表的七封信，许先生只是说她生前不要发表，但并未表示以后不能发表。关于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在收入《两地书》时鲁迅做了许多的修改，两者不能等同起来。与会者对此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因而在《鲁迅手稿全集》中不只收入了未发表鲁迅致许广平的七封信，还在书信中又加入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正如《鲁迅手稿全集〈出版说明〉》中所述：“鲁迅致许广平信共七十八封。一九三二年鲁迅编《两地书》时，只收了六十七封半，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了一些增删修改，重新抄定。本书不仅收入经过鲁迅修改并重新抄定的《两地书》文稿，而且将原信包括未收入《两地书》的十封半（这之中包括未发表的七封信，另有当时未编入两地书中的三封半信——笔者注），全部按写信的日期编入书信部分。”这一讨论的成果，致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2005年版《鲁迅全集》在编辑上做了重大调整，采纳了这一编辑原则。
在这次编辑工作会议上，讨论修改了1976年2月和6月制订的出版计划，制订了《〈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出版计划修订意见》，修订意见中，（一）否定了原来按杂文、小说、诗歌、散文、专著、书信、日记七类进行编辑的方法。以尊重鲁迅生前编定集子的原则，决定将全书分作文稿、书信、日记三个部分，文稿参照《鲁迅全集》（铅印本）编定的次序编排（即使文稿手稿仅有一页残稿，亦按集子编入）。（二）“原计划线装本分装八函，现根据手稿实有页数，改为六函，即文稿两函、书信两函、日记两函”，“每函约八至十二册，每册五十至八十页”；（三）“手稿全集线装本六函均印三百部，配套发行。为了便于不同读者需要，另印行诗稿、书信手稿等单行本”等等。这就是《鲁迅手稿全集》出版计划的最后定稿，尔后即按此计划实施。
为了落实此计划，高质量出版好这部《鲁迅手稿全集》，关键是做好每件手稿的拍摄和印制工作。对此我曾采访了一些当年参加此项工作的老同志、老师傅。他们谈到当年王冶秋局长在传达毛主席的批文时说道，要用最好的摄影设备和最先进的印刷技术，以最高的制作工艺来完成这部《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工作。担任拍摄工作的孙之常师傅对此项工作记忆犹新。他说，王冶秋召开的传达会议散会后，高履芳社长就亲自找到他，指派他和周永昭、李贺仲成立摄影小组，他担任摄制组的组长（因为他是最年轻、技术最好的一位——笔者注）。孙之常师傅说《鲁迅手稿全集》要进行珂罗版精印，所以对鲁迅手稿照相的技术要求很高。原定三种版本，就要拍三套不同的照片。对每页手稿除了分色照相，还要求忠实于原稿，常常是一页手稿要拍多张照片。特别是彩色书信，一种颜色拍一张，并要对比原稿，专门调色，技术难度很高。他每天早上七点上班。当时那部分书信手稿存中央档案馆，每天有专车送到故宫内的文物出版社，早上八点送来下午四点再送回。孙师傅等负责摄影的同志，要工作到晚上七点多才可以把当天照的片子处理好。这部分书信（计有1500余页——笔者注）就拍了半年多。
珂罗版印制是此书出版的一大工程。珂罗版是中国传统工艺，工序极其复杂，一种颜色要制一个版，套色印刷，工艺要求严格。当时文物出版社集合了全国最雄厚的出版技术能手，除文物出版社原有几位师傅外，还从上海调来老技师，从人民美术出版社、新华印刷厂、北京琉璃厂等单位调来顶级的制版师傅。他们是戴常宝、张德文、王福涛、尚春科、徐锦荣、王家骧等20余人。制版的彩色原料用的是中国最好的矿物原料，可以保证印制色彩稳定不褪色。珂罗版也有修版的工序，修版的高级技师就是周永昭师傅。就是这样一批国家顶级的师傅，从1976年2月至1986年10月历时近十年，以高水平高质量的成绩完成了这部《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任务。全书计有鲁迅文稿2函16册，收文稿301篇；书信2函20册，收书信1389封；日记2函24册，收24年日记，总计影印鲁迅手稿近七千页。这是鲁迅手稿影印的创举，堪称鲁迅手稿影印出版史上的里程碑。
在1985年《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说明》中原计划就定有出版辑录和译文两部分，又写明“考虑到书信手稿大都没有发表过，读者要求比较迫切，所以决定先从中间的第三、四两函书信部分出起，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先出文稿、书信、日记三个部分，辑录和译文手稿以后续编”。虽然在《出版说明》中列有“辑录部分”和“译文部分”，实际在当年编制《鲁迅手稿全集》的“计划”中从一开始就写明“鲁迅的译文和古佚书、古诗文、古碑的辑录手迹，准备于1981年后陆续出版”，但从未有过具体安排。特别是在1986年将上述三部分手稿出齐以后也没有再谈“陆续编印”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据我所知影印出版鲁迅文稿二函、鲁迅书信二函、鲁迅日记二函这三部分，对于当时的文物出版社来说，已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了，甚至于已不堪重负了。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再出版下去了。首先是资金短缺，原定文稿、书信、日记三部分手稿出齐以后再印简装本，结果只有书信、日记印了简装本，而文稿就未能出版简装本，对此当年从事编辑的同志也感到非常遗憾。其次就是人员的变迁，在这十年间，参加编辑的陈正达先生、韩仲民先生先后去世，白浪、王永芳等资深的编辑也都到了退休年龄。因此这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就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鲁迅著作手稿全集》出版始末
08
《鲁迅著作手稿全集》
1999年，我曾主编一套《鲁迅著作手稿全集》，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福教社”）出版，线装影印本，共十二卷，收入当时世存的所有鲁迅文稿。此书编辑出版的背后，有着许多有趣的故事。
北京的鲁迅研究界曾有“三鲁”之称，即位于东面建国门外的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室、位于朝阳门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编室和位于阜成门内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研究室。在北京较著名的研究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大学，主要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等。鲁迅博物馆因有特殊的藏品环境、鲁迅研究室和一个重要鲁迅研究核心期刊——《鲁迅研究月刊》，所以国内外的学者召开关于鲁迅研究、纪念等会议多在鲁博举行。那时孙郁还在北京日报社，林凯在光明日报社，他们经常到鲁迅博物馆参与学术活动。1993年时，由馆里委派我在馆内办了一个鲁博书屋，主要经销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及其研究著作，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一些文创产品的服务。当时有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出版的书都由我帮助销售。
1998年起，我开始编辑出版一些适合市场需求的鲁迅著作的书。我注意到1978—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过一套《鲁迅手稿全集》线装本，但印数极少，市场上根本见不到。之后有十多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出版过鲁迅手稿的书，很多学者到书店都要问有没有鲁迅手稿卖。于是我开始尝试编选鲁迅手稿集。我从书法审美角度选了鲁迅的诗稿、文稿、书信、文钞共四卷，编了一套《鲁迅墨宝真迹》，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线装，销得很不错。紧接着又动手编辑一套《鲁迅著作手稿全集》，而鼓励我编这书并提供帮助的有王得后、钱理群、王富仁等先生，并得到周海婴先生的支持。热情的林凯是将这书介绍给出版社的大媒人，他一下推荐了两个出版社。
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两位老编辑找上门来谈，了解书的编辑情况。两位老编辑稳重细心，但明显眼中放光，认为这确是一个极好的选题。临走时表示回社里汇报，经过研究确定下来便可做。次日，林凯又陪同一位壮年的先生来谈。林凯介绍说这位名黄旭，福教社老总。此人粗犷中带着几分文气，看上去朴实仁厚，语言不多却都是行家之言。一进门他便打开自带的一个公事包，拿出了两份合同和一厚叠人民币，说是这选题太好了，我们决定出版。我谈了我的想法，要求用宣纸影印，线装，不要编辑费，只要一部分书销售。他说可以，合同立签，先预付启动费。我没有收那钱，合同当时就签了，因为书屋空间狭小，谈是站着谈的，合同也是站着签的。过了几天，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两位老编辑又来了，知道情况后表示非常遗憾，说，我们做了一辈子编辑，就想有这样的一套自己编辑的大著作，放在我们自己的书架上。这事让我内心也感到几分愧疚。后来每与黄旭谈起此事，他脸上总是漾着几分得意。
黄旭确是一位极具出版眼光的出版家。教育社本是以做教材与教辅为自己的看家菜，他把眼光扩展到学术领域，广泛结识著名学者，引来高质量的选题。做鲁迅作品成体系的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然是老大，福州地处边远小城，能做出名气来吗？黄旭做到了，体现了一位出版家的胆与识。从那时起，他便大量出版鲁迅作品、鲁迅研究及现代学人的著作如“木犁书系”“民国书系”等。
《鲁迅著作手稿全集》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王得后先生的悉心指导。他还亲自带我到启功先生家中，请启先生为本书题签。启先生欣然应允，题写了数条，盖好印章供我们挑选。那时启先生眼疾已经很重了，比如“著”字下面的“日”，中间一小横都写到字的外面，后来出版社用电脑PS到了里面，尽管如此，题签仍然体现了学人书法的非凡功力，使书的装帧大为增色。《鲁迅著作手稿全集》获得了福建出版的省优。那书线装，是在浙江萧山古籍印刷厂印制的，印了两千套，一下子被一个书商包走了一千套。黄旭说，那是他第一次出版线装书。接着，我又在李允经先生的顾问下编辑出版了《中国萌芽木刻集》，也是宣纸线装，印制极为精美，此书获得了2000年度国家图书奖。
黄旭经常来北京，开会、见作者、搜寻出版选题，我们的交往也多起来，通过我与鲁博结交了很多鲁迅研究界的学者。我编的《丰子恺漫画小说集》《鲁迅评点古今人物》《鲁迅评点中外名著》都是在福教社出版的。2002年影印出版了由本馆编辑的《钱玄同日记》十二卷。这套日记手稿有70多本藏于鲁博，30多本藏于钱家。应该说，这是空前绝后的功绩，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稀见的一手文本。2003年，孙郁到鲁迅博物馆任副馆长，黄旭到鲁博拜访，代表出版社对《鲁迅研究月刊》提供了慷慨的资助，与学术界交谊更加广泛。2006年，黄旭提出要编辑一套鲁研界学人的丛书，我们商定为“而已丛书”，第一批收入了朱正、王得后、王富仁、钱理群、李允经、张杰、周楠本、韦力和我的共九种书籍。同年，我又与陈漱渝先生共同编辑了《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插图本）（全八册）。日本学者黄英哲藏有许寿裳的大量遗稿，在陈漱渝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整理编辑了《许寿裳日记》由福教社出版，《许寿裳遗稿》也由福教社出版，并通过福教社对福建闽台园博物馆进行了捐献，举办了许寿裳的展览。2008年，在周楠本的建议下，我们策划出版了一套《鲁迅译文全集》，由鲁迅博物馆8位研究人员，对鲁迅全部译文进行校勘、编辑，由福教社出版，这套书也获得了中国图书奖的提名奖。至此，福教社出版的鲁迅著作、译文、研究方面的书籍已经蔚为大观。
限于当时的条件，《鲁迅著作手稿全集》的出版，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所用底本，由于不能使用鲁迅原稿，就选自作1978—1986年文物出版社的珂罗版影印本，印刷的清晰度就大打折扣。而它的功绩在于使大众读者能一睹鲁迅手稿的真容，为很多研究者提供了使用的可能。2000套书很快售完，说明了大众对鲁迅手稿的饥渴程度，填补了近20年鲁迅手稿难觅之憾事。这套书也受到收藏家的青睐，由于印数少，近两年竟出现在拍卖会上。所幸，由国家图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共同编辑的《鲁迅手稿全集》即将出版，将以当今存世最全的手稿影印面世，将成为鲁迅手稿出版史上终极之作。
注：特请萧振鸣先生补写此章并配图。
《鲁迅辑校古籍手稿》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
《鲁迅重订〈寰宇贞石图〉》
09
《寰宇贞石图》
1984年，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唐弢、宋振庭、单士元、严文井、邵宇、姜椿芳共同提出，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1986年），建议影印出版鲁迅收藏的汉魏六朝碑刻、造像、墓志及亲笔抄校的古籍，以推进学术研究，发扬民族艺术，提倡严谨学风，宣传爱国主义（即434号提案）。
为落实此提案，在国家文物局的安排下，北京鲁迅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联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了领导小组，于1984年5月21日拟编了首份《关于编辑影印出版鲁迅辑录古籍、金石编著、碑录、金石拓片计划（草案）》，出版内容拟包括五类：一、古籍手稿，二、金石编著手稿，三、抄录碑文手稿，四、其他有研究价值的手稿，五、金石拓片等，总计4121种，手稿5082页，并规定用珂罗版彩色影印、线装。以先易后难的进度从1986年起陆续出版，五年出齐。
由于拟影印出版手稿的数量很大、种类多、时间紧，主持此项工作的上海文管会主任方行先生认为一家出版社难以承担。为此方行先生和上海几家出版社联系，并与上海市出版局协商。1984年7月7日上海市出版局党委书记宋原放主持召开讨论会。经研究商定：
①汉画像、六朝造像、汉砖交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②鲁迅收藏的古碑交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③鲁迅校勘辑录的古籍及校的碑均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并写明因数量甚多，要三社确保在鲁迅逝世50周年时先各出若干种，余者希望于两三年内出齐。
为具体落实政协434号提案的答复，1985年1月28日至31日，由国家文物局邀请京沪专家启功、唐弢、林辰，上海文管会方行，上海文化局姚庆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杨可扬、袁春荣，上海书画出版社沈培方、乐心龙，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哲民、徐小蛮，上海鲁迅纪念馆凌月麟，北京鲁迅博物馆邹青、王得后、陈漱渝、李允经、赵淑英、叶淑穗等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商讨影印出版鲁迅辑录古籍手稿及收藏古代刻石事宜，会议由文物局谢辰生和上海文管会方行共同主持。会议就下列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
一、以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名义编辑，由两馆委派专人组成人少、实干的编辑组，在顾问的指导下进行编辑工作。
二、聘请方行、启功、杨仁凯、林辰、唐弢、顾廷龙、谢辰生、谢雅柳（按姓氏笔划为序）八位专家为顾问。顾问们按门类负责指导编辑出版工作。
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影印出版鲁迅收藏的画像、造像（主要指图像）和已编就的《六朝造像目录》《唐造像目录》等手稿。
上海书画出版社负责影印出版鲁迅重编的《寰宇贞石图》《六朝墓志目录》等金石专著和经鲁迅批校的亲笔碑录以及部分经鲁迅批注印的碑刻、墓志、砖、瓦、镜、币等拓片。
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影印鲁迅辑录、校订、手录的各种古籍手稿。
四、在1986年8月底各出版若干种，以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力争5年出齐。
书名一律用鲁迅亲笔。各部书籍一律不另撰序，加技术性的《出版说明》，除写明两馆编外，概不署名等等，还有经费开支及照相等规定。
还写明“为了支持出版，减少出版社经济负担，鲁迅博物馆按七五折订购纪念本100部，平装本100部，上海鲁迅纪念馆按七五折订购纪念本30部，平装本170部”等等，均做了详细的规定。
这份《纪要》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对具体问题处理的分歧。主要对此次影印鲁迅手稿的种类与数量的分歧。一种意见是以方行先生为代表的要多出，即“一网打尽”；以谢辰生、启功和顾廷龙、林辰等老先生的意见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出。谢老在会上表示，“所说的一网打尽，说的是决心，并非不加区别的什么都印”；顾老则说，“编印鲁迅的东西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要“示人以朴”；林辰先生则表示，“我们这次要印的只是辑录、校勘和手抄的古籍。前两项是应全部收入，至于抄写的一项，我以为选印比较完整（成部的），而书法又极精美的一部分即可”。关于辑录古籍收什么不收什么，原《纪要》中对辑录古籍中的辑校和抄录稿的收录意向有不同看法等。
1986年4月16日和7月22日，在上海召开了有顾廷龙、谢雅柳、方行、谢辰生等参加的两次顾问会议上，经顾问们反复研究确定，对鲁迅辑录校勘的古籍手稿仅仅是“录”的就基本不收。如《易林》、“台州丛书”中的《石屏集》等等均不收。还具体研究了收录项目，确定：
一、鲁迅抄校碑刻等1700余页手稿，将分为三部分编辑出版，即①碑铭约700余页；②造象约600余页；③墓志约400余页及“碑文补正”（暂名）86页；总书名为《鲁迅辑校石刻手稿》。
二、《鲁迅辑录古籍手稿》的书名，将“辑录”改为“辑校”，等等。
在这两次会议上对于《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和《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以及鲁迅重订《寰宇贞石图》的编辑出版问题均做了定夺。
为鲁迅手稿拍照制版还有一段值得记叙的事情。鲁迅的录碑及抄校的古籍大部分均存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当时必须办理各级批准的函件，才可以借出。为了保证拍摄的质量又必须找到制版技术高的单位。当时就找到通县（今通州区，下同）大中制版厂和台湖制版厂，一家专拍彩色版，一家专拍摄黑白版。通县离市区很远，当时的公路还没有完全修好，车子走起来非常颠簸，行走艰难，因而不能将手稿当日拍完当日还。而且要拍摄的手稿数量很大，单位只得分组分批进驻通县这两个厂。每组至少派两位以上的同志，守护鲁迅手稿一刻也不能松懈，吃住在那两个厂子里。当时这个厂子条件并不好，只有几排小平房，但技术很好。负责拍摄鲁迅录碑（1700余页）的师傅，好像是姓刘，他是周恩来总理曾经接见过的高级技师，为拍摄这些手稿照片他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辛苦。手稿照片快拍完的前两天他告诉我，他总觉着胸闷，喉咙总感到堵得很。说晚上睡觉总做梦，似乎有很多的人或鬼在拉扯他。我不懂医，但直觉感到他可能有心梗的前兆，因此多次劝他赶快去医院。但这位师傅坚持要先把这批照片拍完。等手稿照片拍完的那一天，单位来车接我们回去。我想请师傅和我们一起走，把他送医院，但到处都找不到他。问那里的同志，他们告诉我们，是他的孩子把他接走了，送县医院去了。我们回到单位不久，就传来这位师傅因心脏病医治无效而去世的消息。我们感到既震惊又痛心，为失去这样一位对工作无比尽职尽责的老师傅而感到十分悲痛，由衷地感激他为出好这部书而献出自己最后的精力。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鲁迅辑校古籍手稿》《鲁迅重订〈寰宇贞石图〉》三部书终于出版了。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于1987年7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共三函十八册，第一函为碑铭七册，第二函为造像六册，第三函为墓志和校文五册。此为鲁迅1915年至1919年搜集两汉至隋唐的石刻拓本，并进行辑录和校勘，共计790余种。对石刻原文均依碑文字体摹写，对有些损泐处，间作校补。在碑文之后附有辑录宋明以来金石著录及方志上的有关资料，间有眉批、夹注及标有“树案”的案语多处。“校文”则是鲁迅以石刻拓本94种，与王昶《金石萃编》、翁方纲《两汉金石记》、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所录的碑文进行校勘所做的校文，存手稿99页。
《寰宇贞石图》原为清末学者杨守敬编著。1882年初版问世。1915年8月3日鲁迅由北京琉璃厂敦古谊帖店购得散叶一份57枚。鲁迅在《寰宇贞石图》整理后记中写道：“乙卯春得于京师，大小四十余纸，又目录三纸，极草率。后见它本，又颇有出入，其目录亦时时改刻，莫可究竟。……审碑额阴侧，往往不具，又时杂翻刻本，殊不足凭信。”鲁迅将其重订，“略加次弟，贴为五册”。全书收拓本232种，有鲁迅编辑的目录16页，于1916年1月编讫。生前未出版，此书稿原存于鲁迅旧居八道湾，1924年6月11日鲁迅离开八道湾时未取出。此后周作人曾将此稿赠送江绍原先生。1961年10月江绍原先生将此书稿通过许广平先生捐献给国家。在王永昌先生（许广平的秘书）的回忆文章中曾写道：“江绍原先生献出鲁迅所辑录《寰宇贞石图》及其序文，景宋先生邀王冶秋同志共同出面，在北海仿膳请他吃饭，以示谢忱。”这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为捐赠者所给予的盛宴。1962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曾拟付印这部《寰宇贞石图》，并请郭沫若先生为此书作序，但出版之事，亦未如愿。
《鲁迅辑校古籍手稿》1986年6月—1993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六函，收鲁迅辑录古籍58种。主要有《嵇康集》《唐宋传奇集》《岭表录异》《说郛录要》《谢承后汉书》《古小说钩沉》《云谷杂记》等，共49册。对我国历代存留下来的古籍，鲁迅无比的珍爱，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搜集和抄录以至辑录校勘，直到晚年。如《嵇康集》他从1913年就开始用各种版本辑校，直到1931年近20年间都不厌其详地对此书进行辑校。《鲁迅辑校古籍手稿》收入的鲁迅辑校的古籍，鲁迅生前大部分均未出版过。这也是这部书的可贵之处。
在关于影印出版鲁迅辑录古籍手稿及收藏古代刻石的《会议纪要》中曾记有“为支持出版，减少出版社的经济负担”，北京鲁迅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各订购书若干部的情况。北京鲁迅博物馆订购了纪念本100部，平装本100部，《纪要》中还规定“书款每出一种交付一种”，这两百部书鲁迅博物馆应付款40余万。鲁迅博物馆当年无法付出这笔款项，曾向国家文物局打报告，申请向国家文物局暂借。31年过去了，这笔借款据了解北京鲁迅博物馆仍未能还清。
2014年以来鲁迅手稿的研究有新的发展：由上海交通大学牵头，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合作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即“《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该项目对各馆所藏的鲁迅手稿进行挖掘、研究、整理；国家图书馆整理、出版了《小约翰》等手稿共6卷，线装精印，纸质精良；上海鲁迅纪念馆整理、出版了鲁迅《毁灭》手稿，填补了1978—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所缺的“译文手稿”。
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为重新出版《鲁迅手稿全集》创造了条件。2017年6月23日，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国家图书馆组织召开“《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暨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明确“《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出版项目是由文化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委托国家图书馆具体承办的一项国家重大出版项目”。并说明此书的出版，将进一步唤起社会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重视，也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会议明确制定了《全集》出版实施方案。根据方案，“《全集》将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收录全，力争将海内外收藏机构和个人手中的鲁迅手稿全部纳入；二是仿真度高，采用高清扫描、彩色印刷，最大程度还原手稿原貌；三是定价适当，采用普通纸精装，降低定价，便于传播推广；四是同时出版数据库，编制高质量手稿数据库，满足广大研究者和读者的快捷查阅需求”。这是一部具有空前规模、宏大的《鲁迅手稿全集》，它的出版将极大丰富我国鲁迅研究的宝库，并将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一座丰碑。
1.《许广平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2.《冯雪峰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3.周国伟编：《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
4.《上海鲁迅研究·鲁迅手稿研究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出版
发表于2019年4月24日、5月29日《中华读书报》和《上海鲁迅研究》2019年总82期。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综合编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