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 | 梁启超的人生与著述

梁启超（1873-1929）

在家乡先贤的砥砺和家人的支持下，时代弄潮儿梁启超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梁启超一生的活动分为四个阶段：

戊戌维新（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他以康有为重要弟子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康有为的陶冶下，他从传统的科举士子变成致力于维新变革的政治家、宣传家和启蒙思想家。在《马关条约》签订的背景下，梁启超愤然投入救亡事业，协助康有为联合在京举人“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大造舆论。1898年6月，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建议，实行变法，梁启超本人也受到光绪帝的召见。9月，变法失败，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逃往日本，开始流亡生涯。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开始创办新式报刊，担任《时务报》《中外纪闻》等多家刊物的主笔，并因为文章挥洒犀利，笔端常带感情，引起朝野的极大关注。

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到清亡回国（1912年，民国元年）是梁启超人生的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他先后游历日本、澳洲、美洲，直接接触西方世界，又极度关注中国局势，因此思想格外活跃，政治观点变化频繁。他在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将其作为宣传改良维新的主阵地。他撰写大量文章，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被人们誉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

梁启超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是从清亡回国到出游欧洲（1918年，民国七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后，梁启超从日本返回中国，成为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他以改良派为基础组织进步党，并担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后又出任币制局总裁，但都在短时间内辞职。得知袁世凯蓄意称帝，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变更共和国体，并支持学生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去世后，梁启超又反对张勋复辟，并在段祺瑞内阁中短暂担任财政总长。然而他最终发现，在军阀纷争、国无宁日的北洋政坛上，自己根本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宣布退出政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离开政坛后，梁启超先到欧洲各国游历，回国后则投身著述讲学，直至去世（1929年，民国十八年），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梁启超欧洲之行，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除了到访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国的主要城市外，还特意到一战主要战场考察，并观察巴黎和会情况，为中国利益奔走呼号。在亲历欧洲的战后凋敝，与欧洲思想界直接接触后，梁启超洞察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思想再次发生变化，向西方求真理的一贯观点严重动摇，开始反顾东方，认为传统中国智慧具有治疗“现代病”的启示价值。梁启超以此种观点为基础，回国后开始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国历史、宗教与文化研究。此外，他致力于教育，在清华、南开等大学任教，在各地举办学术讲座；促进中西学术交流，编译新书，邀请罗素、泰戈尔等世界著名学者来华演讲；重视图书馆建设与图书馆学的构建，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梁启超五十岁后，身体逐渐衰弱，多次患病入院。1926年（民国十五年），因尿血不止，进入协和医院治疗，切除右肾后，病势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有所加剧。即便如此，梁启超仍坚持高强度的案头工作，至1929年1月19日，终于重病不治，在北平逝世，享年五十六岁。

梁启超一生笔耕不辍，他坚持写作四十多年，著述多达一千四百多万字，平均每月达到三万字以上。他的著述在生前就多次编辑印行，1936年中华书局汇总出版《饮冰室合集》，分为《文集》四十五卷、《专集》一百零四卷，收录较为详备。

以梁启超人生四阶段为分期，其各阶段著述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第一阶段的著述大多围绕变法而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连载在《时务报》上的一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变法通议》为批评、挽救清朝时弊而作，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从理论上深入阐述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梁启超和很多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变法通议》的十四篇文章中有《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六篇都与教育有关，是梁启超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为了推行变法维新，梁启超借助办报的影响力，向民众推荐西方名著。他编纂了《西学书目表》，著录、介绍当时中国翻译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报章杂论书籍共三百多种，后附《读西学书法》，指导西学的治学门径。《西学书目表》所介绍的图书和所采用的新式目录学方法，在当时的学术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后续者不断。

在流亡海外的人生第二阶段，梁启超的著作愈发丰硕，许多名著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了解更加深刻。亲自游历日本、澳洲、美洲后，对西方思想、政治了解得更加直观。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大量著述，主要成就可分为五个方面：

一是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作为政治改革的主力军。为此，他写作了《新民说》《自由书》等一系列政论文章，启蒙人民，在当时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虽遭清政府一再禁止，但仍在国内畅销，几乎成为青年士子的必读教材。

二是研究各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实际问题，既介绍各国实例，又讨论本国现状。其中关于政治的，主要以宪法为中心；关于经济的，以货币、国债问题为中心。

三是致力于中国历史的总结。他撰写《新史学》《中国史叙论》等文章，批判中国传统的帝王将相历史，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他以新史学的视角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旧学说，代表作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古代币材考》等。他又以新史学的立场和方法为许多重要人物作传，代表作如《赵武灵王传》《管子传》《郑和传》《袁崇焕传》《李鸿章传》等等。

四是介绍西方历史、伟人与哲学思想，主要著作有《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史》《越南小志》《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等，这些文章所依据的大多不是西文原典，而是日本人的译注或节选。

五是在文学领域的突破。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与康有为、黄遵宪等人一起倡导“诗界革命”，主张诗歌创作要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语言通俗而情感饱满，不受旧体格律束缚。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推荐新派诗歌诗人。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这是中国最早专门刊载小说的杂志。他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点，认为小说具有抨击时弊、改良社会的重要意义，鼓励小说创作。他自己也创作了“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发表在《新小说》月刊上。

民国初年，梁启超奔走政坛，著作相对较少，主要针对国内时政热点，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问题进行评论，名作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复古思潮平议》《欧洲战役史论》等等。另外，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因积极组织党派参政，并先后担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重要职务，而对法律、财政、金融等问题发表系统看法，写作如《中国立国大方针》《治标财政策》《余之币制金融政策》等重要文章。

梁启超下野后，再次进入创作的高峰期。他首先将旅欧的见闻写成《欧游心影录》，这部《心影录》和此前的《新大陆游记》一样，都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标志性著作。回国后，他开始了以历史研究为核心的系列学术工作，主要涵盖七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代表作是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二是佛教史研究，他拟撰写的《中国佛教史》虽然没有完成，但也写成了诸如《佛教之初输入》《佛教与西域》《佛典之翻译》《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文章。三是先秦诸子研究，主要著作有《老子哲学》《墨经校释》《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等。四是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戴东原哲学》等。五是上古历史考辨，主要著作有《太古及三代载记》《纪夏殷王业》等。六是文学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桃花扇注》《陶渊明》《屈原研究》等。七是文献学研究，主要著作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及至其过世时，尚有《中国文化史》《辛稼轩先生年谱》《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等重要著作未及完成。

这一阶段的梁启超因为远离政坛，所著述的题材虽然没有脱离第二阶段的范围，但下笔不再以“宣传”“致用”为直接目的，学术性更加纯粹，论述更加深刻、细致、严谨，文字也更加平易委婉，不复此前排山倒海的气势。梁启超这一阶段的很多著作，在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内，都具有开拓、奠基的重要作用，是后世研究者的必读书目。（本文选自《梁启超：永远的少年》，作者：本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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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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