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 |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项目组织架构及运作特色
2016年4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在国家图书馆主持召开《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以下或简称《百部经典》）座谈会。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副部长景俊海、副部长庹震，时任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杨志今，时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等参加会议。会上，刘奇葆对项目编纂思路、书目选取、编纂体例、丛书使用及编纂组织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做出“鲜明主旨、赋予新意、着眼普及”的重要指示。杨志今受原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委托，代表文化部作汇报，表示将全力做好编纂项目的保障工作，认真组织，精心部署，指导国家图书馆扎实推进编纂工作。此次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全面启动。一言以蔽之，《百部经典》是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一项具体实施工程，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思想及两办酝酿制定《意见》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经过前期两年多周密调研、反复磋商，项目最终落地，同时也产生了项目的组织架构雏形，即由中宣部委托文旅部指导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文旅部作为国图上级主管部门，与中宣部一起作为项目的指导机构，指导项目的组织实施。而早在项目调研策划阶段，就在国家图书馆设立了《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以下或简称办公室）作为编纂工作服务机构。项目正式启动后，指导机构立即着手组建顾问、编委会两大团队作为项目决策机构。由办公室拟定顾问、编委会人选名单，经过多方反复征求意见，整理调整后上报中宣部，获中宣部批准，项目聘请饶宗颐、叶嘉莹、章开沅等十九人为顾问；组建了由袁行霈为主任委员、韩永进为副主任委员，瞿林东、许逸民、陈祖武等近二十位为委员的编纂委员会，作为项目决策机构的编委会正式形成。随着编纂工作的推进，由办公室调研、筛选，经由编委会推荐投票，陆续确定每一部经典的一位解读人、三位审订人，依据《政府采购法》，采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确立了第一批书目的出版机构。至此，围绕项目具体实施，最终确立了指导机构、决策机构、服务机构、专家团队、出版机构五位一体的组织架构。
（二）运作流程
为直观呈现组织架构的工作流程，以下将项目实施涉及的各机构图示如下：
中宣部和文旅部作为指导机构，对项目实施承担指导、监督和咨询功能。部委之间多以调研会议形式推进工作。2017年3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景俊海同志就《百部经典》的编纂工作到国家图书馆调研、听取汇报，检查了首批书目样稿，对推进编纂工作进行了安排。之后每年，国图均与中宣部文艺局、文旅部公共服务司以签订《专项工作任务责任书》的形式，将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事项以编写会议纪要和简报的形式向部委相关机构汇报。国图通过定期汇报、预算申报、参加部际协调会议等方式向上反映工作进展，积极接受部署；调整优化项目实施方案，推进检查、协调解决编纂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与问题，并适时完善工作制度，不断优化与中宣部、文旅部的联络机制。编委会作为决策机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宣部有关《百部经典》编纂出版的方针、政策，总体负责《百部经典》书目选定、编纂体例、项目质量控制、大纲调整、内容把关、风格统一、争议平复等，按照编纂计划组织撰稿，审定稿件。定期召开编纂委员会会议，由编委会主任袁行霈先生主持，要求半数以上编委会委员与会，研究解决工作中提出的有关编纂出版问题等。自2016年5月24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至今，编纂委员会会议共召开三十三次（第一至第二十五次为线下，此后为通讯会议），会议内容和成果通过办公室编写会议纪要和简报的形式向指导机构和全体编委、顾问成员汇报。
（三）作为沟通协调枢纽的《百部经典》编纂办公室
作为项目服务机构的编纂工作办公室是编纂业务具体开展的实体机构，司职项目总体规划与组织管理、专家联络与服务、会议筹备、文献保障、专家评审、版权解决、出版组织、档案归档、宣传推广、监督检查等具体实施工作。办公室设在国家图书馆，由馆领导直接主管，对外代表国图，是编委会、顾问、解读人、审订人等认可的项目组织方，对内是业务部门，是项目的落实方，对馆方负责。项目正式启动后，国图按照刘奇葆同志“国家图书馆作为这个项目的日常工作机构，要组建高水平的团队，全力做好联络服务工作”的要求，专门召开了馆务会议，传达学习刘奇葆同志讲话精神。要求以刘奇葆同志的讲话精神为指导，举全馆之力，做好为《百部经典》的编纂服务工作；全力配合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袁行霈先生的工作，督促编纂办公室当好参谋助手，并作为贯通中宣部、文旅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局（后归入中宣部）、国务院参事室、国图、编委会、顾问、作者及出版机构等各机构个人之间沟通协调的枢纽。
1.与指导机构
中宣部、文旅部通过调研、批示、咨询和样书审阅等形式指导办公室项目实施。办公室通过定期的会议纪要、简报、汇报及样书、图书呈送等形式汇报工作。截至目前，共撰写各类会议纪要四十八期，编报简报六十三期，进行汇报上百次。
2.与决策机构
办公室主要通过组织编委会议（半数以上编委参加）和编纂工作会议（主要就某一具体问题请某一专门领域专家共同研讨）与决策机构的编委顾问团队进行衔接沟通。编委会基本上每月一会（2016年5月24日召开第一次编委会议），编纂工作会议则不定期一事一会（2016年4月8日召开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此前仍有数次调研会议）。有关编纂目标、书目遴选、编纂体例、各批次编纂计划、编纂进度、书稿审订、解读人审订人遴选、各学科书稿编纂研讨、各类别书目编纂专家咨询等编纂工作细节问题，办公室都会组织会议，搭建交流沟通平台，进行深度沟通，形成共识和决策意见，全面推进编纂工作的开展，并编制会议纪要和简报报送未参会的编委和顾问。会议之外，又逐渐形成了定期向主管馆长和编委会主任汇报工作，遇到重大事项随时汇报的工作机制。
3.与专家团队
办公室合理安排，通过调研、拜访、邮件、电话、微信等方式点对点与解读人、审订人进行基于项目全流程的多途径、无障碍、追踪式互通。完成解读人遴选程序后，办公室工作人员会在介绍体例格式要求—审订样稿—签订解读合同—督促撰稿—审订初稿—反馈审订意见—复审修订稿—支付稿酬、寄送样书—出具感谢函及资料等环节上，与解读人保持高频次的沟通联络。在完成审订人遴选程序后，会在介绍审订职责、依据—举行审订研讨会—获取审订意见、花脸稿及相关表格—复审修订稿—支付审订稿酬及寄送样书等环节上，与审订人保持高频次的沟通联络。同时，在编纂争议问题上，办公室会随时组织专家咨询会，联络编委顾问、解读人、审订人以外的业内相关专家，吸纳全行业学术力量，共同探讨研判争议细节，形成共识，推动编纂工作。因此，办公室保持联络的参与《百部经典》的专家学者已远超二百位，预计到工程结束时，累计调研、沟通过的学者接近五百位。
4.与出版机构
目前，匹配专业优势、出版进度，《百部经典》已出版图书多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国图出版社为此成立了《百部经典》编辑室，专门负责此项目编校出版工作。经过办公室、编委会、解读人、审订人的全部前期工作之后，办公室将“齐清定”稿件及审订花脸稿、审订表格复印件等提交出版社；与书稿责编沟通，告知与书稿作者联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告知解读人责编联系方式，确保双方沟通顺畅。在完善出版合同，明确权责关系，规范工作流程，出版社之间图书形制装帧统一及出版过程中底本核对、整体设计、用纸、配图等方面出现问题时，办公室会定期与出版单位举行座谈、会谈和交流。图书出版后，办公室会同出版机构发行部门进行联合宣推。同时，办公室会搜集作者、读者、专家及各方阅读反馈意见，汇总给出版社，待图书修订再版之时完善改进。
（一）五位一体，构建权责明晰的“编纂命运共同体”
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形成的五位一体的组织架构，集聚了组织领导、政策指导、经费支持、组织保障、学术优长等诸多要素，为共同完成项目工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编纂命运共同体”。指导机构指明方向和目标，完成了框架搭建及顶层设计，学术决策机构完成了书目遴选、编纂体例及专家团队的构建，服务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制定实施方案，捋顺工作流程，确立编纂机制，完善工作机制，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专家团队则负责将编纂思想和原则输出文本，出版机构再将文本变现为文化产品及服务供给市场并反复完善。涵盖指导、决策、编写、编务、出版五位一体的“五位”分散多处，分属不同机构，虽然有各自责任分工，然而，凝结最大合力，实现最高效能，产出最优成果，实现“一体”化，仍是关键和难点。据办公室梳理，每部经典的编纂流程可具体分解为十二个环节：解读人遴选—联络—登门拜访—样稿审读—样稿审读意见反馈—撰写初稿—初稿审订专家遴选—初稿审订—审订意见反馈—稿件复审—定稿提交出版社—图书出版后联络。在推动十二个环节流畅向前的过程中，面临众人编纂思想、编纂体例、书写格式、审订规范的统一，涉及促成历次编委会会议思想的贯彻落实和具体执行，以及如何保障各环节之间的往复连接畅通无虞。办公室作为联络服务核心枢纽，发挥了综合协调作用，整合各类资源、各方力量，充分调动各条战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各个角色的优势和特点，形成了统一领导、协同推进、各负其责、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了工程整体的编纂节奏和出版进程。
（二）推行试验和示范机制，多批次螺旋式推进编纂出版进程
为捋顺编纂、出版及发行工作机制，为工程的整体开展打好基础，保障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本项目设定了以《论语》作为首部编纂书目、《论语》等十二部（《论语》《尚书》《周易》《老子》《诗经》《墨子》《孟子》《孙子兵法》《庄子》《荀子》《史记》《黄帝内经》）作为第一批出版图书进行前期试验和标杆示范。在前期试点期间经工作组先期调研，拟邀请清华大学钱逊教授担任首部书的解读专家，由工作组主动联络并登门拜访协商，经解读专家同意后，与其签订委托著述合同。正式成立办公室后，由办公室负责撰写进度的跟进。稿件撰写完毕后，提交编委会进行审读，并提出修改或出版建议，经专家委员会审校合格后，交出版社进行编辑出版相关事宜。基于试验和示范需要，围绕首批书目遴选、首批书目解读人审订人遴选、体例原则（导读与解读、节选与全选、版本选择等）、撰稿细则、审订内容（政治立场、学术观点、版本选择、选目安排、原文断句标点、注释、语言表达等）、样稿审读、图书出版（封面装帧、版式设计、书名署名、插图）等具体问题，编委会举行了二十余次编纂委员会会议和编纂工作会议，在每个环节如启动、推进、审读、复审、出版、经验总结等各个时间节点都召开会议，进行了充分、反复的商讨和议定，并在最终出版前增加编委会和责编的审读力度，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编纂进度服从书稿质量。试验和示范机制通过具体实践制定、修订出一套科学、完善、细化的编纂出版流程、体例说明、撰稿细则、审订制度，通过对首批图书精益求精的质量把控，既确保了后续图书在体例上得以遵循效模，也使得一些争议分歧根据既定经验进行“举一反三”分析研判进而得以解决。在首批图书出版后，总结经验教训，找差距、促改进的工作也随即展开，并落实部署到后续图书编纂出版工作中，使得整项工程得以螺旋式上升模式推进。
（三）规范管理，制度先行，设定并执行样稿、初稿审订及退稿制度
在首批图书出版之后，编纂流程和机制相对稳定成熟，结合实践和编委会等各方反馈意见，办公室在项目启动之初制定的一系列标准规范的基础上，对文本初稿进行了细化、修订和完善，形成了一套基于各个机构、各个环节同步推进、有序衔接的工作标准和规范制度，如《〈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工作手册》（含《百部经典编纂体例》，编委许逸民起草，修订多次）、《撰写格式》、《工作流程图》、《样稿撰写说明》、《〈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审订组工作制度》（含《审订组工作表》《审订组意见汇总表》《复审评估表》）、《〈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等，在工程的接续进展中进行了文本化整体推行和实施，形成了结合项目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经过校验的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的工程管理办法，确保了高质量编纂、高质量出版。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制度和标准的制定奠定了规范的基础，然而落实和执行却容易流于形式。难能可贵的是，编委会据此设定并执行了样稿、初稿审订及退稿制度，通过召开编纂委员会样稿、初稿审订工作会议集体审读和商议稿件质量。首次图书出版后，在审订工作制度中增加编委会认定审订组意见、审订组复审修改稿两个环节，对审订工作提出更细致的要求，更加重视审订程序和审订意见的吸纳和落实。2018年9月6日，编纂委员会在国图召开深入学习贯彻黄坤明同志关于《百部经典》编纂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会议，时任国图馆长、编委会副主任委员韩永进传达黄坤明同志重要批示精神，要求进一步提高样稿质量和审读要求，加强初稿审订环节力量，保证成效，对质量不达标且难以修改的书稿，经审订组和编委会审慎研究之后，启用退稿程序。为更好执行审订制度，达到审订成效，办公室多次筹备书稿审订会议，请解读人和审订专家共济一堂，为审订专家之间、审订专家和解读人之间搭建平台，围绕如何编纂、怎样选篇、具体书稿的细节处理、学术观点把握等，鼓励面对面交流讨论，鼓励学术争鸣，营造科学民主、宽松包容的工作氛围。在往复传递学者之间的审订修改及反馈意见时，尤其是在督促进度和执行退稿意见时，办公室保持了较高的沟通技巧和社交礼仪，耐心细致，谦和有度，有礼有节有据，获得了众多学者的一致好评。
（四）集思广益、借助外脑，吸收全行业研究成果
《百部经典》以体现多样性和广泛性为选目指导思想，涵盖多时代多学科典籍，顾问、编委们不仅负责确立统一编纂宗旨和实施原则，同时也承担具体的解读审订工作。自选目开始，编委会就规避闭门造车，积极调动全国各领域的优秀力量，借助外脑智慧，共同助力工程开展，如就相关专业书目的遴选拜访请教傅熹年、潘吉星等专家学者，走访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并咨询了出版社等机构。在全学界范围内不限地域、不限机构严格遴选符合要求的解读人和审订人。如果说首批图书的解读人以北京的专家学者为主，那么第二批图书就体现出参与学者地域范围之广。如《左传》解读人郭丹、《墨子》解读人姜宝昌、《韩非子》解读人张觉、《吕氏春秋》解读人张双棣、《传习录》解读人吴震，分别来自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而相关书稿的审订专家更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专家学者。在遵循常规编纂要求的基础上，办公室又拓展工作思路，根据实际需要，组织主题相近的学科类编纂工作会议及样稿审订工作会议，如分别由编委许逸民、陈祖武、梁涛、洪修平、李四龙、廖可斌等主持召开的既定书目中已确定解读人的科技类典籍编纂工作会议、先秦两汉诸子类典籍编纂工作会议和宗教类典籍编纂工作会议等分主题编纂工作会议、四大名著编纂工作专家咨询会，为编委、解读人、审订人搭建交流平台，共同探讨相同主题典籍编纂工作的特点、难点，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既使学界对《百部经典》的编纂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也对下一步的解读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指导。由于工程体量和质量的要求，参与人员众多，环节设置繁复，即便业已创立了较为细化的编纂体例和撰稿说明，然而在具体执行和落实中，在丛书整体性和单部典籍的个性之间仍会存在难以计数的细节差异和操作分歧。针对分歧，办公室会进行分门别类的汇集，定期组织编委会会议，会上集中审议讨论，达成共识。为了充分尊重和广泛搜集分散各地并不均能亲临会场的各位编委的意见，办公室会在会前通过邮件、电话、书信等方式充分征求获取意见，梳理汇总后形成《编纂委员会会议手册》，于会前一周发至编委，做到“会前民主建言、会上集中讨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终议定相对统一的凡例、样例，形成边探索边总结边调整的民主集中制工作原则。《百部经典》编纂项目启动于《意见》酝酿之时，推动于《意见》印发之后，也已取得了可观的阶段性成果和良好的社会反馈，作为在《意见》制定过程中中宣部着手推进的重点项目，作为具体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事业的抓手型工程，其组织架构、运作特色及实施路径对仍在继续推进的已有项目和即将启动的新设项目，均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对其经验的总结和不足的反思无疑意义重大。
（本文转自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一期。作者张洁，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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