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中国拓片目录•吉美博物馆卷
编著者：(法)戴仁 施安昌 主编
ISBN: 978-7-5013-7123-5
开本：16开
装帧：精装
定价：200元
碑帖是指从古代刻石上捶拓下来的拓本。碑帖拓本在国内外许多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都有收藏。整理碑帖，就是弄清每种碑帖的名称、年代、大概内容、撰文和书写的人；还要了解它的版本，即是出于原来刻石还是翻刻、拓的时代、流传情况（据题跋、印鉴）等等。知道了这些，便能编目和著录。
“法藏中国拓片目录”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国远东学院前院长戴仁先生主持的一项重要科研项目成果，故宫博物院施安昌先生与众多法国汉学学者参加了该项工作，经多年努力，将法国各博物馆、图书馆及学术单位收藏的中国古代拓片做了全面详细的登记编录，本书为其中一卷，收录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館所藏中国拓片，计一千余种。著录事项翔实可靠，索引编制细致实用，是一部研究与查找法国相关机构收藏中国拓片的实用工具书。之后，法国汉学研究所卷、法国远东学院卷和亚洲协会卷计划陆续出版。
碑帖是指從古代刻石上捶拓下來的拓本。碑帖拓本在國内外許多圖書館、博物館和私人手中都有收藏。整理碑帖，就是弄清每種碑帖的名稱、年代、大概内容、撰文和書寫的人；還要瞭解它的版本，即是出於原來刻石還是翻刻、拓的時代、流傳情况（據題跋、印鑒）等等。知道了這些，便能編目和著録。自1992年起，應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敦煌寫本研究組邀請，我得到法國外交部外國專家局支持和“蔣經國國際學術基金會”資助，參加了法藏中國碑帖整理編目項目和團隊。項目負責人爲著名漢學家戴仁先生（Jean-Pierre Drège，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教授，敦煌寫本研究組主任，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所長，法國遠東學院院長），參加編目的還有石内德（Richard Schneider，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副教授）、米蓋拉（Michela Bussotti，法國遠東學院教授）、風儀誠（Olivier Venture，法國遠東學院教授）等諸位漢學家。該項目涉及的收藏拓本單位有四個，即法國亞洲學會、吉美博物館、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法國遠東學院。到2006年，我們將這些單位所藏全部拓本編出了目録（約7000件），實現了數字化，并且請攝影師Marie-Claire Quiquemelle 和 Antoine Lesieur 將其中一部分比較重要的拓本拍了照片。拓本都是由19世紀末和20世紀早期來華的法國學者購買、訪拓和接受朋友饋贈帶回巴黎的。這裏簡單介紹一下相關的主要搜集者與研究者。愛德華·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曾在法國駐華公使館供職三年，後擔任法蘭西學院教授與漢學教席，在漢學、歷史學、文學和碑銘學方面都成就卓越。當他回國後，仍繼續不斷地向在華居住者和旅行者徵購碑帖。沙畹關於石刻的著述是大量的，如《秦代的碑銘》（1893）、《中國兩漢時期的石刻》（專著，包括對武梁祠碑刻和畫像石室的研究，1893）、《居庸關刻石的初步考釋》（與S.Lévi列維合寫，1894）、《景教與哈喇和林回鶻遺址上的中國碑刻》（1897，此題包括唐代《九姓回鶻可汗碑》《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均爲突厥、漢文雙語）、《印度的王玄策刻石》（1900）、《元朝漢文碑銘與告示》（1904）、《石刻〈道德經〉——林桑發表的拓本》（1905）、《 雲南的四種刻石》（1909）、《漢畫像石辨僞》（1913）、《華北考古圖譜》（專著，1915）等。1898至1900年，外交官沙勒埃德·邦尼（Charles-Eudes Bonin）出使東方帶回一批敦煌、庫車、河西其他地區和中亞國家的碑刻，沙畹對其中十種碑文加以翻譯、考釋（其中包括唐《李府君修功德碑》、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元代《莫高窟六字真言偈》、元代《重修皇慶寺記》等）。不難看出沙氏之研究十分廣泛而獨到，他是歐洲研究中國古代碑銘的卓越開創人。亨利·多倫（Henri d'Ollone，1868—1945），在1906年曾率旅行團到達雲南、貴州、四川、青海、甘肅、山西、蒙古等地，其間雇工傳拓了大量碑刻，不少涉及各個民族的歷史文化。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繼他的老師沙畹之後最杰出的漢學家和東方學家。他曾多次來中國，徵集到大量碑帖拓本。在其多領域研究中，許多資料取自碑版。他關於《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專著是十分權威的。他與中國文化界有廣泛交際，這也是所藏碑拓的重要來源。維克多·謝閣蘭（Victor Segalen，1878—1919），是海軍醫生和詩人、藝術家，也是沙畹的學生。他在1909年和1914年曾兩度到中國作長途游歷，曾到北京、洛陽、山西、陜西、甘肅、四川、雲南、廣西、廣東、香港等地，搜集拓本頗多，回國後還寫了《宏偉的中國石雕》《漢代的墓葬藝術》和《中國西部考古記》等專著。他的詩集《碑》，1912年於北京首次出版。莫里斯·古恒（Maurice Courant, 1865—1935），1890年任使館翻譯、外交官。1898年他將《高麗好大王碑》譯成法文，著有《北京朝廷》（1891）、《在中國：風俗習慣與制度，人和事》（1901）。除此之外，還有羅伯特·赫杜（Robert des Rotours, 1891—1980）、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1894—1979）等學者，他們所得碑帖現在都保存在上述四個單位中。沙畹和他的門生及其他學者，不僅於漢學、史學、哲學深有造詣，而且往往有歷史語言學、東方學、考古學等多方面的學術背景。他們探究中國碑銘的視角和方法以及資料的攝取和題目的設定繼承了傳統金石學又另闢蹊徑。沙畹建立的對中國古代碑銘的研究方向，激發出對拓本搜集、關注的興趣，以及到中國旅行考古、訪碑傳拓活動，這是沙畹的朋友和弟子十分熱衷的事情。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這個勢頭就中斷了。這一點，回顧歐洲漢學發展歷史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儘管如此，爾後的漢學著述中仍能不時地見到有關碑文的采用和闡釋，如在敦煌文獻的研究中。這一大批拓本在巴黎已有八十年或更長的時間了。吉美博物館的拓本都經過托裱，整幅平放在特製的大櫃橱内，抽屉間距較密。遠東學院的拓本每件摺叠後盛於紙袋中，許多紙袋又合裝在厚布袋裏，袋口扎緊。其他兩處的拓本都摺叠裝匣後按序號排放在書架上，與其他藏書同置於書庫中。無論哪種情况，展開拓本時都很清潔，没有黴迹、水漬、蟲蝕和鼠嚙。這有賴於氣候環境的適宜，更有賴於幾代管理人員的呵護。兩次世界大戰的灾難也未對它們造成損失破壞。法藏碑帖在時代和内容上涵蓋甚廣。上自周、秦石鼓，秦李斯刻石，下及明、清碑版。曲阜孔廟、泰安岱廟、雲峰山摩崖、龍門石窟、嵩陽石刻、響堂山石刻、西安碑林、昭陵石刻、漢中摩崖，凡古刻聚集之地，碑估拓售，囊括幾盡。嘉祥武氏祠、南陽漢畫像石刻皆數量可觀。非漢語銘刻是又一注意點，如突厥文、回鶻文、藏文、梵文、叙利亞文、西夏文、契丹文、阿拉伯文、八斯巴文、蒙古文、滿文、拉丁文等都可以看到。這些“胡語”刻石在前人著録中則往往闕如，在國内相關單位收藏較少。在沙畹和伯希和的拓本上，還有他們留下的少許文字，講到得到拓本的時間、地點以及贈送者是什麽人，都很簡短，用墨水寫在邊角或紙背上。如果按照中國人的習慣，這是可以寫成題跋的。拓本傳拓時間基本上是清代和民國初年，也就是在一百年乃至三百年前從碑石上拓下的。經歷漫長的歲月，由於風雨侵蝕、戰争及社會各種變亂，原來的石刻已先後消失，特别是那些露於郊野和立於寺廟的石刻，損壞尤重。因此法藏的很多拓本就非常珍貴了。紙墨和拓工很好，文字和圖畫清晰。這是收集者爲了研究而事前有所要求，購買時也有挑選。多倫的拓本來自他旅行的西部諸省，所取紙張有各種顔色和造紙工藝，相互差别很大，表明是從各地購買的。有些紙在東部收藏的拓本當中難得一見。我們的編目是按照藏品存放的不同地點進行的。吉美博物館和遠東學院的編目是分别在這兩處做的。亞洲學會和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的拓本都存放於巴黎的52，rue du Cardinal Lemoine的書庫裏。敦煌寫本研究組辦公室設在同一座樓的四層，拓本編目工作就在此辦公室進行。二層樓是法蘭西漢學院圖書館，裏邊石刻類圖書相當齊全，爲我們查閲相關文獻提供了便利。我前後六次赴法，曾在敦煌寫本研究組講學和巴黎大學高等實驗學院做系列講座。後來法方陸續刻製了五個光碟，供學界利用。包含編出的大部分目録（法文）及部分拓本影像。整個項目持續多年，但一直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着。我也一直受到合作者和敦煌寫本研究組的朋友們的友好接待和關心。我們共同做了一件有始有終有成效的事情。法藏碑帖拓本整理編目之事已過去十多年了。現在能够將這一成果彙集成書出版，我和各位共事過的朋友格外高興，在此謹向給予重視和支持的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深致謝意。故宫博物院研究館員王禕和副研究館員馮小夏爲本書内容校勘、核對做了許多工作，在此一并致謝。施安昌
2018年8月
供稿 | 王燕来 编辑 | 邓旭欣监制 | 张颀审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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