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西游记》时说：“作者构思之幻，则大率在八十一难中。”八十一难的设置确实是《西游记》结构的主体，也是《西游记》思想内涵得以呈现的关键。《西游记》的结构与此前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明显不同。《三国演义》比较接近史书的编年体形式，基本上是以时间为线索，时空的转换则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虽有主要人物，却并非贯穿始终；而《水浒传》某些段落类似于史书的纪传体形式，虽然中心线索是写梁山英雄的聚散过程，但过程本身却又呈现出众水汇流的特点。《西游记》则不然，它的主要人物相对来说比较少，却贯穿全书；情节进展则以主要人物的旅行为骨干，形成一种时序鲜明、段落清晰而又浑然一体的游历型结构。游历型的结构在古代小说中渊源有自，但具有《西游记》这种宏大规模的游历型作品却是前无古人的。由于情节单元化容易造成雷同的结果，作者为全书设计了两条贯穿全书的情节线索。一条是一路之上取经四众与旋生旋灭的妖魔斗法；一条是取经四众内部的摩擦与矛盾。前者使全书始终保持着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吸引力，后者使小说的情节因围绕主要人物展开而具有内在的连贯性。《西游记》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一般性地描写人之成功所必受的考验，更没有局限于宗教的范围展示“圣僧”的修炼，而是努力将灾难化为对民族精神品格的反省。这使得《西游记》的人物描写在古代小说中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中国古代，人们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哲理。《孟子·告子下》还有这样的警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因此，在古人看来，灾难作为上苍安排的一种不可改变的宿命，既是对人的意志的考验，也是成功的必经之路。所以，中国古代的小说家津津乐道英雄豪杰发迹前的困顿艰辛，从史书中的周文王、姜子牙到小说戏曲中的岳飞、包公，都历尽磨难。这是构成《西游记》“八十一难”的中国文化观念与叙事传统。而在宗教思想中，灾难与试炼更是一种修行的不可缺少的过程。《西游记》开篇有两句诗：“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说的就是领会宗教真谛所必须的受灾解难。因此，“八十一难”的基本寓意就是，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所以，到了第99回，唐僧师徒取了经，正要回转东土，观音一看他的“灾难簿子”，计有八十难，急传众神：“佛门中九九归真。圣人僧受过八十难，还少一难，不得完成此数。”于是，又有了老鼋将四众连马带经抛入水中的淹没之灾。从小说的安排与描写看，八十一难的设定本身并不严格。有时，作者将一难析为数难，如“黄风怪阻”是一难，“请求灵吉”又算一难。而实际上，后者只是指灵吉菩萨帮助收伏黄风怪，并不是独立的一难。有时，则不是唐僧本人直接遭难，如“心猿遭害三十难”，受磨难的只是孙悟空。至于“祛道兴僧三十五难”，就更算不得取经人之难了。而八十一难的具体寓意，则并不拘泥于宗教观念。或取譬自然，或象征社会，或影射历史，或直指人心，角度不一，写法各异，多姿多彩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乃至整个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就题材而言，历史上的玄奘取经遇到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是与自然的搏斗。对此，《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早期文献中都有所涉及。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孤身一人，跋山涉水，历经十余个寒暑，确实是气壮山河的英雄之举。取经故事之所从出，最初也正是受此感染的。到了《西游记》中，更遥承上古神话，大量描写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取经路上，到处是千奇百怪、诡秘莫测的险山恶水。如鸦鹊难飞的鹰愁涧，鹅毛沉底的流沙河，八百里宽的通天河，漫山翠盖的荆棘岭，秽气难闻的稀柿衕，烈焰腾腾的火焰山，饮水成胎的子母河等，无不象征着人类在严峻的大自然面前的艰难处境。凡此种种，都是其他古代小说中所不多见的。换言之，《西游记》在古代小说发展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描写了自然加于人的灾难以及人对自然的反抗。与自然灾难相对的是人生的灾难，在《西游记》中，这方面的描写更为充分。人生的灾难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社会的。在这里，作者以高度幻想之笔，从历史与现实中提炼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使之成为一种经验的总结。其实，小说中一些灾难并不是取经人的灾难，而是整个社会的灾难。明末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第24回有这样一段话：若是地方中遇着一个魔君持世，便有那些魔神魔鬼、魔风魔雨，……旋又生出一班魔外郎、魔书办、魔皂隶、魔快手，渐渐门子民壮、甲首青夫、舆人番役、库子禁兵，尽是一伙魔头助虐。这几个软弱黎民个个都是这伙魔人的唐僧、猪八戒、悟净、孙行者，镇日的要蒸吃煮吃。反过来看，《西游记》所写的称王称霸、残民虐民的妖魔，也是社会上各种黑暗、邪恶势力的幻化。作者在介绍妖魔侵占下的狮驼国时，就曾用狼精灵、虎都管、彪总兵等揭示“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第76回）的触目惊心的景象。读者由此联想到当时横行霸道的宦官权臣、藩王勋爵、地方豪绅、狡胥黠吏令人发指的罪恶，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如车迟国国王受妖道蛊惑，毁佛灭僧，致使那里的和尚备受折磨。这当中既有历史上佛教所谓“法难”的影子，也有明世宗佞道的影子。其中，为了抓和尚而殃及秃子、毛稀的以及“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之类描写更是明中叶特务横行的写真。但《西游记》中的现实又不是一时一事的刻板反映。作者通过孙悟空之口，告诫国王“三教归一”可以保“江山永固”，乃是作者为拯救国家开的一味“十全大补丸”。
当然，《西游记》中也有不少灾难是基于宗教观念展开的。所谓“降妖伏魔”的“魔”，梵文本义是“扰乱”“障碍”等，从佛教的角度看，则指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而“降魔”其实就是这种内心斗争的具象化。小说第14回，孙悟空随唐僧上路后，突然遇到六个剪径的强盗，这六个人是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亦即人的六欲的外化。打死这“六贼”就是要克服“六欲”对取经的干扰。实际上，在佛教典籍中，这样的故事很多。例如有个著名的故事讲净饭王太子发愿坐树下，若道不成，终不起。魔王想破坏太子的道愿，以弓箭、魔女、天位相威胁和诱惑，太子对此毫不动心，终于成佛。敦煌变文中的《破魔变文》等后世文学作品都敷演过这一故事，而《西游记》中“四圣试禅心”等回目，与魔王派三女诱乱太子的情节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所有的灾难都必然在人的内心引起尖锐的冲突。有时，战胜这种冲突比战胜外部的妖魔更困难。因此，《西游记》还直接描写了人的内心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也构成重大的磨难，如第57、58回的真假猴王故事就具有这种意义。作品描写孙悟空打杀了几个拦路抢劫的草寇，触怒了唐僧，他执意赶走了孙悟空。而六耳猕猴怪乘唐僧身边无人，化作孙悟空，将唐僧打昏，夺走行李。声言：“我今熟读了牒文，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经，送上东土，我独成功，教那南赡部洲人立我为祖，万代传名也。”（第57回）在《西游记》中，妖怪侵犯唐僧，大多是算计要吃他以谋长生，唯独此怪只是要去取那于他毫无实惠的佛经。即使所谓“万代传名”，传的也是他所冒充的孙悟空之名，与他无干。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妖怪虽然动机不纯，但若真的取回佛经，也是功德无量的。显而易见，这不是一般的妖怪。作者反复提醒读者，“人有二心生祸灾”（第57回），真假猴王之争是“二心竞斗”，而消灭此怪，则是“剪断二心”。所以，这里的假猴王，不妨看作孙悟空潜意识的一种表现。以他一身本事，去西天易如反掌，如今却在唐僧手下受窝囊气，偶然产生抛开唐僧、自去取经的念头并不为怪。而真假猴王的苦战，正说明人要战胜自我最不容易。
与“八十一难”相联系的是小说降妖伏魔的叙事模式，这一叙事模式同样有着多方面的文化渊源与文学传统。除了上面所说的佛教思想与艺术的影响外，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就已存在类似的结构，如黄帝与蚩尤之战就有很浓烈的神魔相争的意味，其故事结构已与《西游记》相近，蚩尤的外貌、性状、事迹都与演化中的孙悟空有相近之处。蚩尤进攻黄帝，也一如孙悟空大闹天宫，是对正统的反叛，结果都是邪不压正。这一穿越数千年的原型显现，说明了中国文化精神正统观念的强大，也昭示了降妖伏魔叙事模式的思想基础。
道教也有许多类似的故事。道教主要分丹鼎和符箓两派。其中符箓派是从古代巫术演化而来的，它宣扬鬼神崇拜，自称能画符念咒，祈福禳灾，遣神役鬼，镇魔压邪。所以，道教门徒为自神其教，宣扬了许多降妖伏魔的故事。如《神仙传》里有一篇《栾巴》，叙述栾巴少而好道，能变化，作符驱鬼杀狸怪，显示了道教的法力。敦煌话本《叶净能诗》则描写了一个“在道精熟、符箓最绝”的叶净能如何致鬼通神，幻化万物，降妖驱魔，役使风雨。有些细节极似《西游记》孙悟空之所为。许逊故事也是道教中源远流长的一个故事。据《太平广记》卷十四《许真君》记叙，许真君降伏蛟蜃之精时，蜃精为逃命，化为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观，认出黄牛乃蜃精所变，自己就变为黑牛冲去。蜃精躲不过，重新变为人，许真君也变回人身，追踪蜃精，现其原形。这种神魔交替变化的战斗方式在《西游记》中是常见的。如第6回二郎真君大战孙悟空时，二人就不断变化，第61回孙悟空大战牛魔王，也是交替变化的。《西游记》中就出现过这个许逊，而明末小说《旌阳宫铁树镇妖》以许逊为主人公，又兼及《西游记》中人物，这正是小说之间辗转影响的实例。实际上，元明以来，小说戏曲描写道士仙人降妖的极多，与《西游记》有直接关系的就有《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在《西游记》以前，降妖伏魔虽已逐渐演变成一个比较普遍、稳定的非现实的叙事模式，但《西游记》的作者广泛借鉴，全面改造，去其朴野、荒诞的色彩与宗教意味，而强化妖魔的社会特征，使降妖伏魔成为表现社会矛盾的一种明快的、活泼的形式。比如，作者经常描写妖魔与神佛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妖魔来自神佛，收伏后又归于神佛。因此，孙悟空降伏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后，指责太上老君“纵放家属为邪，该问个钤束不严的罪名”。要观音收了金毛犼后“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间，贻害不浅”。他还嘲笑如来佛“你还是妖精的外甥哩”，等等。而乌鸡国王说自己无处申冤，是因为那侵国篡位的狮子精“神通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天齐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第37回）。黑河水怪强占了河神府，河神想告他，却因西海龙王是他的母舅，不准河神的状子（第43回）。在另一处，太白金星也提醒孙悟空不要轻敌，“那妖精一封书到灵山，五百阿罗都来迎接，一纸简上天宫，十一大曜个个相钦。四海龙曾与他为友，八洞仙常与他作会，十地阎君以兄弟相称，社令、城隍以宾朋相爱”（第74回）。作者一再点染这些，实际上是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上下勾结、纵徒为恶、姑息养奸、官官相护的丑恶社会现状的旁敲侧击，加强了作品的社会批判性。同时出现的《金瓶梅》就具体写了西门庆与朝中官员结纳往还，并依靠这种政治上的奥援为所欲为。《金瓶梅》第69回文嫂说西门庆“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旧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足可作为《西游记》的参证。《西游记》利用降妖伏魔的结构表现社会矛盾，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是以前的取经题材作品与其他“神魔小说”无法比拟的。不过，这种非现实的形象构成又毕竟有自己的特点。它没有刻板地再现现实生活矛盾的复杂性、尖锐性，而是在风云谲诡的变幻中夸张地展现“降伏”的过程。史书记载，明世宗崇道，一意孤行，常年不朝，日事斋醮，压榨百姓，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又广建雷坛，营建繁兴，致使府藏告匮。一些正直官员对此十分不满，冒死进谏，而多被下诏狱榜掠，甚至迫害致死。但《西游记》写及此，没有突出描写道士如何祸国殃民，也没有正面表现统治阶级内部趋于白热化的佞道与反佞道斗争，却着意渲染孙悟空与妖道扑朔迷离的斗法。如车迟国故事，一共占了三回，写道士惑君乱国、欺凌僧人的部分不足一回，其他都是写孙悟空如何戏弄三妖和在斗法中呼风唤雨、出奇制胜。用的是神奇幻想的笔墨，却不让人感到虚无缥缈。看到三个妖道黔驴技穷、当众出丑的狼狈、窘迫和原形毕露的可耻下场，肯定会使生活在当时的读者发出会心之笑，并为孙悟空的战斗精神和风格所倾倒。总而言之，在世界历史上，也许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民族这样历尽波折、饱尝艰辛。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在尖锐的社会冲突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而《西游记》无疑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一个生动写照。作者在虚幻的降妖伏魔故事中，灌注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险克难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心理和品格，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对灾难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即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是对人的意志的考验，灾难是可以克服的。而灾难的设定与克服，又成为这部小说特殊的叙事模式，也使整个作品始终充满了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清人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图像》中说：“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对《西游记》八十一难设置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化价值，作了精彩的评价。
编著者：（明）吴承恩 著 ; 刘勇强 解读
供稿 | 于春媚 编辑 | 杨洋监制 | 张颀审核 | 弘文
点击"阅读原文"，到国图出版社官方微店购买；或联系发行部：010-8800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