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了”的海归女硕士回农村收垃圾10年：认识北京一半收破烂的

据媒体6月4日报道

印度最高垃圾山将在一年后高过泰姬陵

该垃圾山占地面积超40个足球场

每年升高近10米

目前已超65米高

该垃圾场1984年被投入使用

2002年已经达饱和状态

但每天仍有数百辆卡车驶来

倾倒约2000吨垃圾

垃圾处理现如今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着的一大难题，究竟是将它填埋还是焚烧还是分类后再回收？

在中国，有着这样一位勇士。她是海外留学归来的女硕士，按照职业规划，她本可以高枕无忧地在大学当老师，但是她回国后却选择与垃圾为伴，整整十年。

她叫陈立雯，来自河北沧州。她从小在乡村长大，出国留学、看过外面的世界之后，她毅然回到乡村、选择了“垃圾分类”这个环保事业。这十几年来，她一直“追着垃圾跑”。

一张照片

让她走上环保之路

2005年，从河北科技大学英语系毕业后，陈立雯又考上了天津师范大学的英美文学硕士，主修外国文学方向。

那个时候，她对自己人生的设想是，毕业之后当个英语老师——这也是父亲对她的期望。

然而生活中总是会有很多不期而遇，陈立雯的人生拐点在她硕士毕业前出现了。当时她参加了一场倡导垃圾分类的主题活动，主办方做了一个图片展，其中一张照片深深地震撼了陈立雯的心。

这张照片拍摄地点是太平洋中部的中途岛，这里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只信天翁死去。而导致它们死亡的大部分原因不是打猎，而是人类抛弃的漂浮塑料垃圾。由于没办法消化排出，很多塑料就留在了信天翁体内。

看着这张照片，陈立雯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河北沧州献县西蔡村。那是个曾经美丽的小村庄现在却一点一点被“白色污染”所侵蚀，田间地头不再散发泥土的芬芳，而是垃圾的恶臭。

她觉得自己该做点事情了。2009年，完成硕士学业后，她与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名叫“北京零废弃”的环保组织，正式成为专职环保人。

“北京的垃圾处理其实一直是比较差的，当时对北京大大小小的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和各种垃圾处理设施的参观，让我对垃圾产生到处理整个链条有了很深刻的认知。”

固执如她

誓要在中国推行垃圾分类

2010年1月到2015年8月，她做了大量的关于垃圾焚烧填埋场等污染相关的案例。这个过程从调研、信息公开到法律相关、媒体传播、政府企业对接等等都需要她不断地去尝试。

她曾经和拾荒者待在一起长达半年，以致“全北京收破烂的至少有一半认识我。”她也曾整日待在垃圾焚烧厂，衣服上的味道根本散不掉，“回家的时候地铁晚高峰很挤，但别人还是要和我保持距离。”

2010年底，她开始跟踪江苏省海安县垃圾焚烧厂的一个案例——震惊全国的“谢勇案”。

江苏海安村民谢勇的儿子谢永康出生后被诊断为脑瘫、癫痫，谢勇怀疑儿子患病与附近的垃圾焚烧厂有关。海安县垃圾焚烧厂于2006年6月开始运营，2009年10月就地扩建升级为垃圾焚烧发电厂。

当年9月10日，谢勇在海安县法院起诉海安垃圾焚烧厂，成为“中国首起垃圾焚烧致病案”。海安垃圾焚烧厂由此进入陈立雯等环保人的视野。

2011年2月23日，她向江苏省环保厅、南通市环保局和海安县环保局三级环保部门同时提交了海安垃圾焚烧信息公开的申请。

陈立雯说，“只有垃圾分类才能解决焚烧和填埋产生的污染问题。所以，我就一直想，垃圾分类必须要推广。”

出国取经

研究环境治理

2015年和2016年，尚未开始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陈立雯遇到了事业瓶颈期，当时她正在做垃圾处理不当污染干预，整个人有些疲惫，“想休息一段时间，因此选择出国学习。”

她先后去往加拿大、洛杉矶学习与环境有关的课程。当时她的两位导师，一位研究全球电子废物回收，另一位则研究北京废品回收历史。

在大量阅读文献，研究发达国家治理污染的历史过程中，陈立雯意识到即使是加拿大这样蓝天白云、看似十分注重环保的发达国家背后也有不可回避的严峻污染问题，她还在洛杉矶实地体验了当地垃圾分类的过程。

留学期间，她重新审视以及思考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垃圾分类这事发达国家在做，我们也可以做，但要有不同的思路。”

2017年，陈立雯学成归国。这时候，有人找到她跟他说，河北涞水的南峪村毗邻野三坡风景区正在发展山村旅游和民宿项目，垃圾问题是村委会想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希望陈立雯能有办法。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陈立雯来到了南峪村，她的垃圾分类计划一提出，立刻得到了村委会的认可。由此她到了河北保定涞水县的南峪村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实验。

“到农村搞垃圾分类的想法一直在脑海里徘徊。因为多年来在垃圾领域工作，我深知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垃圾管理是空白，包括我自己长大的村庄，垃圾围村的现象比比皆是，垃圾成为农村地区另外一个大的环境污染源。”

60多岁的村民都能做到

垃圾分类与国民素质无关

2017年6月，陈立雯只身一人来到南峪村，这是她在农村的第一个垃圾分类“试验点”。

她还带来了给垃圾分类的桶，这场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运动开始了，南峪村二百多户村民都加入进来了。

什么叫厨余垃圾？什么叫其他垃圾？哪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基础的概念，陈立雯必须“手把手”地教给村民们，然后让他们严格按照类别分装。

第一次分类收垃圾的时候，一个片区30多户用了1个半小时，因为每走一户，她都要去告诉村民如何分类。有两个60岁左右的大妈拉着她的手说，姑娘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分，你告诉我，我就按照你说的做。

每天下午，村里大喇叭一响，大家都纷纷出门倒垃圾。垃圾车特意改装过——底盘放低，前后各放两个大垃圾桶，分别装着“能在地里腐烂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中间装可回收物。

“这姑娘一开始跟我们讲垃圾分类，我们都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南峪村西头的王大妈说，后来陈立雯来了她家三次，终于让她明白了“能腐烂的就是厨余垃圾”这个概念。

把收上来的厨余垃圾运到堆肥场，这是陈立雯处理垃圾的方法之一。她想做一个试验，看用厨余垃圾能形成多大量的肥料、产生的肥料够不够用、农民用得好不好。

“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回收。”这是她从台北学来的经验，这样可以让源头垃圾分类的成果得以实现，不会出现你前面把垃圾分好类，回头垃圾车一股脑又混合在一起收走的情况。

在陈立雯的影响下，远在家乡的父母亲，也已经习惯了买东西不用塑料袋。以前谈到垃圾分类，有人会说中国人素质不高很难推广，陈立雯说，没有上过学的大妈都可以学会垃圾分类，证明了环保理念跟素质无关。

陈立雯在这里待了三个多月，走之前村上的垃圾分类已经搞得有模有样。离开时，她也放心不下，走之前，她天天找书记，直到对方拍着胸脯保证亲自抓这件事。

2018年年底，陈立雯来到了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龙溪村，这是她成立“零废弃村落”以来推广垃圾分类的第6个村庄。

陈立雯来到这里之后，开始帮助村民把厨余垃圾从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并贴心地在黄绿两个垃圾桶印上“会腐烂的”和“不会腐烂的”标签以便村民辨认。

她帮助村民将厨余垃圾从生活垃圾中分出来资源化利用，能在村里堆肥的就在村里堆肥，村里无法处理的，再清运出去。

这个做法使得需要运走的垃圾减少了40%，运输成本不仅大大降低，而且还可以将堆肥后产生的有机肥，无偿送给农户和当地果园。

“填埋过程当中气体的问题，沼气的问题，硫化氢的问题，废水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厨余。在源头的时候把它分出来了，后端的这个污染控制，一下子就变得简单了。”

在2年的垃圾分类探索中，“零废弃村落”实现了从一个村到一个乡镇规模的实践，积累了许多垃圾分类实现的路径方式，以及可以有效推广的经验。白岩松在节目里说：“希望像她这样的人再多一些！”

她希望

将垃圾分类“立为原则”

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目前中国并还没有针对居民的进行强制性垃圾分类法规。在一些村庄开展垃圾分类的，基本都是村里对环境和垃圾治理有需求的情况下进行的，垃圾分类可持续开展，需要理顺垃圾分类链条中涉及到的那些人力和物力。

陈立雯说，垃圾分类的可持续，依靠垃圾分类整个链条上每一位参与者的行为。垃圾产生者在源头上进行分类，就保障了分类投放环节的可持续性。

“是否能够坚持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往往取决于有没有专人来干这事。最后还需要村委会在垃圾分类这件事“立为原则”，不管从今以后哪一任的村领导，也不管谁来当村领导，都要坚持垃圾分类的原则。如果这几方面都能做到，那么，垃圾分类在农村就可以持续下去。”

她本有大好前程，可以过安稳的生活，却把“收垃圾”当做自己的职业；她本是弱小女子，却甘愿做一个火种，燃烧自己，照亮中国的环保之路！

实际上，生活中很大一部分垃圾都是厨余垃圾。只要能将垃圾“干湿分离”，起码能减少50%的垃圾。这些会腐烂的厨余垃圾，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发酵后会变成有助于农作物生长的有机肥。

绿水青山来之不易，

环保应从你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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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kay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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