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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药企的进与退

2016-12-25 赵衡 新浪医药

文/赵衡


在医改日益深入的市场环境下,药企的发展正面临20年来最大的危机。由于支付方医保在此次医改中正日益占据主动,借助行政手段和日益成长的控费工具,通过对医疗行为进行强监管来控制费用增长。


由于中国医疗体系特殊的以药养医环境,历次医改很大程度上是药改,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长期被压低,医疗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药品,这也在根本上扭曲了医疗服务体系,导致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出现小病大治,医疗资源被严重浪费。在这样的前提下,虽然根本性的改革是梳理医疗服务价格,改变扭曲的医疗服务价格,但这无法一蹴而就,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整,要在短期内见效快,对药品流通和销售的改革仍就是重中之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首先,从下游终端来看,以医疗行为监管为主线。大医院的医疗行为监管日益强烈,原先的灰色利益链条正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管制。在取消了药品加成和强制实施医院药占比收入下降到30%以下的政策后,药品至少在表面上不再是公立医院的利润中心。虽然,公立医院为了维持自身的收入还在通过各种手段来规避政策,比如发展供应链业务、药房托管和自己开设零售药店。但长期的趋势已经确立,目前的趋势只能说是维持原先的增长,但要再现原先的高增长态势已经毫无可能。而且,随着类似三明模式的超级监管机构的落地,医院和医生的医疗行为监管将具体细化,这将在部分扩大试点的区域进一步冲击药企的传统销售模式。


其次,在药品流通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主要以两票制为主线。两票制主要目标是压缩流通领域的企业,减少中间环节,从而降低流通费用,在总体上降低药价。两票制对药企的主要影响是原先的底价销售模式改为高价销售模式,将销售费用和可能的灰色利益输送全部要算在出厂价上,药企的合规和税务上的压力剧增。由于药企在原先底价销售模式下,一切都是甩给代理商去运营,无论是法律合规的风险还是税务上的规避都非常容易,但随着两票制的推出,高开模式导致药企需要缴纳高额的税收,如何将销售费用冲抵也面临挑战。因此,药企正在寻求第三方销售外包的模式来规避政策的冲击,但随着监管的趋严,第三方销售外包的模式也将在未来受到合规的冲击。


最后,在药品生产领域,以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为主线。要实现有效的控费,药效的有效评估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让有效的仿制药替代原研药,以达到控费并有效治疗的目标。因此,随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推出,原先质量差但价格低的很多不合格的药品和药企都将被淘汰,这一方面是提高国内药企多小散乱的集中度,更关键的是有助于控费工具筛选有效的药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此次医改对药品的改革不再仅仅局限于下游的零售端,而是一个全方位的改革,核心是提升行业集中度,整治药品流通乱局,从而为下一步的控费精细化管理做好铺垫。因此,对于药企来说,如果延续原先的发展模式,未来的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但转型之路并不平坦,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战略来进退有度就非常关键。


在一个变革的市场,战略的制定首先要稳住自己的基本盘,而不是乱了阵脚。因此药企明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是根本,从劣势或无优势的项目退出,稳固优势项目,再寻求并抓住市场快速发展的趋势去开拓新业务,最终带领公司有效的面对挑战。


对药企来说,各自的优劣势是不同的,但以外资和内资可以做一区分。外资的优势在与其海外的强大研发能力,优质的药品带来高利润并维持其高昂的成本,也使得其主要的渠道集中在大医院,在严控大医院和分流的政策导向下,外资的渠道受到较为严重的打压。而内资企业由于研发能力总体较弱,以仿制药为主导致利润不高,因此整体成本控制较好,同时,在大医院以外的基层和零售渠道相对较强,医改分流后使内资将在其优势渠道获得增量。但面对持续的强监管,所有药企都面临未来增长放缓的挑战,降价是主基调,未来同时要进行持续的成本控制以保证企业的生存空间。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药企对自身的瘦身将是主要的基调,但具体来看,在低利润业务方面,外资药企的退与内资的进是相伴随的。过去的3年,外资药企正大量从低利润的项目退出,转而甩给内资药企或销售外包团队。对于外企来说,由于自身成本高昂,如果继续维持低利润项目显然不利于自身转型。所以,无论是OTC还是处方药,外资都正在逐步的撤离。另外,自从GSK事件之后,传统灰色利益输送难以合规,很多药品销售正遇到很大的挑战,加上医保权力正日益增大,未来对高价药的打击会越来越强,如果在某些药品上不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并能从中获得高利润,外资药企不得不从中抽身。抽身的方法主要分为向内资出售销售权和组件合资公司,这都不是过去两年才出现的新事物,但在2016年变得日益密集,在未来的两年将更为集中。


伴随着外资药企的抽身,内资药企在这些项目上是进的,这与内资药企自身成本相对较低,在基层有着更为广阔的渠道相关。随着分级诊疗的推动,特别是在基药制度瓦解之后,药品市场下沉将是长期的趋势,这也是内资药企承接外资低利润业务的背后逻辑所在。而内资药企的退则主要集中在市场的整合上。医改深入后,大量原先实力较弱的企业都将面临被淘汰出局的情况,产品或渠道具有优势的企业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得到加强,从而对这个市场展开整合,未来的并购将会大大增加,最终提高行业集中度并推动行业转型。


另一方面,外资药企并不是只有退,而是在延续其优势的高端产品上继续来进。昂贵药虽然毛利高,但由于价格过于高昂,很难得到最大的支付方医保的赔付,这较大的制约了其销量的扩张。由于医改的另一方面是提高保障的范围,昂贵药迎来了变革的机遇,即通过降价纳入医保。2016年的国家药品谈判可作为这一趋势的发端,随着青岛、深圳等城市推出全民补充医保,未来会有越来越多高端药品被纳入医保覆盖。而随着税优健康险的发展,商保对药品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这些都给愿意以量换价的药企带来了机遇。


随着医改的进一步推动,虽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但顺应政策和市场的趋势并结合自身的定位,药企还是能找到新的市场机会,但药企做好开源节流仍是必须的,过往的野蛮发展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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