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突'然回国，印'度这回慌'了，美'国也傻了！
一位朋友，是老师。她说，有时候挺困惑，她问很多孩子，长大了想做什么？
很多孩子说当企业家，当明星……
我们也无数次讨论过，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挣钱？住豪宅？
他，很有名。“一身三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系最高级别的教授，终身讲席教授。
他，也挺有钱。在美国，他办公室面积，是系里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他申请了11次美国国家基金，10次中标。学校给他500平米的独栋别墅；他一对龙凤胎儿女，享受着美国教育。
他是施一公。
可，他硬要回国！他说，爸爸曾说，科学家，有国籍。
他父亲，是哈工大的大学生，当年下放到河南农村，他给全村人理发；家里有个缝纫机，父亲不仅负责全家的衣裤制作，还帮乡亲做衣服；在最难的日子，父亲依然教姐姐和他学文化，他的童年，就在圆周率和奇妙的化学反应中度过。有父亲的每一天，日子都充满色彩。
可，意外发生了。
大三那年，父亲被车撞伤，肇事司机以最快速度将父亲送到医院，当时父亲生命体征良好，但，医院说：必须先交500元押金。司机急得凑，用了4个半小时，才筹到500，可父亲……
得知噩耗后，他悲痛欲绝，父亲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得到任何救治……很多次，他凌晨三四点跑到圆明园痛哭，他的价值观崩溃了。他常常夜不能寐:医生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为什么不救我的父亲？！他甚至因此痛恨社会……
之后，他去了美国。
他赢得了荣誉。但，他常忆起父亲。父亲为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为公。渐渐地他想：父亲的悲剧不止于自己一个家庭，自己真有抱负，就该去改变，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2001年，一位朋友和他聊天说，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这话，让他久久难忘。
2008年2月，他决定要回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极力挽留他，只要愿意保留半职，就给他1000万美元支持；朋友也劝他，用不了两年，你就会被国内大染缸染黑。
他说，不回国，自己会觉得欠了无穷的债。他要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回去！他全职回国，近乎“裸奔”。
施一公回国，带动了一大批科学家，短短5年，他先后把全球近80多名优秀人才引回。他们说，他都回来了，自己还不回来？当时白宫非常震惊，评论说，海外顶尖的华人科学家回归中国，中国对美国的智力流失开始反转！
回国后，他两点一线工作。他在多个生物学领域的新发现，为开发新型抗癌、预防老年痴呆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线索。他荣获瑞典爱明诺夫奖，这个奖，相当于该行业的诺贝尔奖。
出名了，庆典之类的“邀请函”数不胜数，他从不应酬。他一点点创建实验室，他给学生上课，每年将近100课时；他怂恿学生挑战他；他教学生思考问题的思维。
他对祖国不良现象敢于直言甚至着手改变，在回国后曾经说道：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
但是我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
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
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
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
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他曾经写文章，说专家与官员拉关系套取科研经费。这，曾引起广泛关注。
他说，不管是自己，还是同道，每个人要承担社会责任，为那些还不幸运的人尽点责任，这是自己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外，今后往前走的最重要的支撑。这份赤诚，足以感人！
一个国家有一群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推动国家不断进步的利剑。
其实，最好的爱，不就是明知祖国不完美，却依然用赤子之心去热爱吗？
施一公曾加入美国国藉、在美国居住18年之久，如今放弃在美国拥有的一切，返回中国。他还回绝了美国人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科技上真正渐渐拉小这些差距，真是有了像施一公这样的人才，不惜放弃自我的无限前途和个人梦想，而只为在世界的任何舞台都看到五星红旗在飘扬！
相比之下，这些默默付出心血的科技人才，屠呦呦、李四光、周培源、施一公等，更值得获得认同的掌声！不要等到科学家离去，才想起鞠躬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