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祸可怕呀，好好的一个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邓小平

“1992年初，已经退休的邓小平走上前台，进行他最后一次伟大的公开亮相。”

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如此写道：“眼见改革努力处于停滞，自己的跟随者在党内传统主义者面前节节失利，87岁的邓小平动身前往南方的经济中心，包括20世纪80年代设立的两个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

当时的中国处于一场复杂的危机之后，在国际上，中国陷入孤立，外有贸易制裁，内有动荡余波。

看到这里，可能所有读者都明白了，这说的是史上著名事件“小平南巡”。

我们刚刚庆祝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70年中，中国遭遇了两次严重的国际孤立。

第一次，是1950年之后，中国“一边倒”的倒向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派重兵参加朝鲜战争，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激战3年。因此与西方阵营彻底决裂、为敌。

第二次，是在1990年前后。

据统计，从1989年到1991年，GDP增长一直徘徊在5%左右。

如果说这两次危机有何共同点，濠哥认为：一是极左，二是反美。前者因反美而极左，后者因极左而反美。

就此而言，反美并不因美国是否亲华而有所改变。

据资料，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十四章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私营企业人心惶惶。1989年，全国个体户减少到123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万人，分别比1988年下降15%和15.7%。私营企业则减少了50%。

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平南巡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此后被反复提及：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

据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曾经说：“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少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

在中央印发的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中，下面这段话，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响亮的声音：

“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为什么 “左”的东西在我们这块土地中那么厉害？

在濠哥看来，首先，是上纲上线，绑定国家利益、领土主权，绑定党的执政地位及对党忠诚等等，让你没有选择，只能服从他们的定调或定位；

其次，是绑架民意，绑架民族情绪、绑架老百姓对领袖的爱戴等等，哗众取宠，起哄架秧子。

据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的回忆，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十分重视反“左”的问题。他在许多场合都谈了。但他谈得最透彻的一次，是在从深圳去珠海的船上。

那次，小平同志谈了1个多小时。他说：“左”的东西长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们党。纵观我们党七十年的历史，“左”好像很革命，但实际是害死人。不解决“左”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秘书陈建华回忆，小平同志在船上，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左”的一些问题。他说：“我一生三次挨整，都是‘左’！”

2002年载于《百年潮》杂志第3期文章《邓小平对“左”深恶痛绝：“理论家”常拿大帽子吓唬人》一文中，陈开枝在接受采访时的回忆：

小平同志说：你们不要相信那些假马列主义，不要被那些假马列主义吓唬倒，他们就会拿着大帽子吓人。我告诉你们，我读的书并不多，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还有《联共（布）党史》，我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的问题。毛主席也是这样。综观我们党七十年的历史，突出的，都是“左”，只有1927年陈独秀在武汉时犯了几个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

陈开枝说，我从小平同志的语气中，感觉到他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对那些用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很是反感。

是的，今天，“左”的东西仍然非常可怕。一波接一波，玩弄民族感情、绑架企业和个人，以阻止对外开放、激化国际和国内矛盾为目标，不惜牺牲社会和民众的财产，来证明他们的左潮泛起。

最后，我们一起重读邓小平的话：

“左”的东西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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