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郑永年所称“中国第三次开放”：对谁开放，开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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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的官方微信号“IPP评论”发表《郑永年：中国的第三次开放（12000字完整版）》一文，将郑永年教授2021年4月11日在深圳龙岗区党政干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专题研讨班上的主旨演讲分享给社会。

濠哥今天的文章，就是阅读郑永年这篇演讲稿的心得。建议各位看官将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进行参照阅读。文章中的蓝色字体为摘引原文的部分段落。

根据这篇文章，郑永年将中国自清末以来一百多年的现代化与民主化进程，从开放的角度进行了梳理。

他认为，1840年代之后，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第一次开放，是封闭而导致的被迫开放。

他认为，中国的教训之一，是封闭导致落后。

一旦封闭起来，就有落后的危险；长期封闭起来，必然导致落后的结果，这是历史给中国人的教训。

第二个教训是，经济体量的大小远不能决定一切，这是鸦片战争已经生动说明了的。

在鸦片战争前二十年，中国（应为“清朝”）的经济体量是颇有规模的，有很大可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是优于（应为“大于”）英国的。

郑永年讲到这里的时候说：

如今国内有些人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个教训，片面地强调中国的GDP马上就要超越美国。GDP超过美国固然具有很大的意义，但 GDP一项指标远不构成绝对性指标，因为GDP总量的优势而表现出的骄傲情绪更是没有道理，肯定是不注意学习才会有的武断结论。

这句话讲得有些见识，也有些胆识。赞一个！

虽然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但是清朝统治阶级仍然抱着“天朝上国”的执念，直到1895年被往日的“学生”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才彻底被震动，以至于有了亡国的危机感，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迫切性。

郑永年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对外开放，不仅清廷向西方学习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且就连推翻清廷的孙中山及其治下的国民党向西方的学习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于是孙中山先生转而向苏联学习，因此有那么一段时期，国共两党都在学习苏联。但是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理解比国民党更加透彻，后者还是主要靠精英阶层，而前者则是把整个社会的力量充分动员起来，于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至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进入1950年代，中国的第一次开放步入尾声。

当年邓公在世时，曾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郑永年也是几笔就写到了新中国的建立与第一次开放的完成。似乎，郑氏笔下的这一段历史和第一次开放，证明了一件事：相对于封闭导致落后，开放无疑是对的；但是学习西方是错的，也注定是失败的。由于没有学习西方，而是向苏联学习，党夺取了胜利，掌握了政权。

郑永年没有直接这样说出来，但是这样小结他的意思应该不错。

关于第二次开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郑永年认为是：摸石头过河的主动开放。

他还提到，为什么第一次开放和第二次开放之间出现了断代，或者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什么选择在封闭的状态下艰难前行。他的这段论述，如果精简一下，大概是这样：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很快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在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前，中国是向苏联乃至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限开放的。中苏关系的转变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毛泽东在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理，这与苏联将中国完全纳入其苏联帝国的战略链条的意图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分歧。中苏交恶导致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为艰苦的一段时期，对外交流，无论是向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还是向着西方的，都基本中断。

后来美国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派出基辛格秘密访华。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在美、中、苏的战略大三角中迈出了对美开放的重要的第一步。

这段话，似乎是想说明，毛泽东时代也是想搞对外开放的，学习苏联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苏联想让中国当它的附庸是不对的，这造成了中苏交恶；至于后来借机准备对美开放，似乎毛泽东也是主动而为。对美开放，似乎也是对的。

郑永年没有明说的是，正是因为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事实上的投入到苏联阵营，才造成了中国被迫走上朝鲜战争的第一线，先恶化了中西关系，后来又搞砸了中苏关系，才导致了中国向东西两个阵营的开放都基本中断了。

文章写到这儿，可以感叹一下，郑永年选择性讲述历史的能力是很强的，选择性给出正确答案的能力也是很强的。虽然这些正确答案在同一篇文章中的不同地方出现其实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没问题，读者——尤其是网友，阅读文章时大脑记忆力往往只有几秒钟：你前面那么说是对的，你们后面这么说也是对的。

说回到对第二次开放，郑永年表示：

必须承认，第二次开放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使中国从一个贫困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1981年的不到300美金提升到2020年底的1万美金，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了4亿规模的中产阶级。

文章认为，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一政策的成效之一就是今天中国的4亿中产。

第二次开放的另一成果，是中国在过去的40年间使得8亿人口脱贫。这一过程中，中国从一个对外贸易几乎封闭的国家向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蜕变。这是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创造的奇迹。

但是中国的崛起也为其自身带来了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作为原本主导世界秩序的力量，开始忌惮中国的实力和潜力，于是开始搞逆全球化，搞与中国脱钩。所幸的是，中国领导层高瞻远瞩地启动第三次对外开放。

郑永年通过上面这一段话，结束了对第二次开放的分析。似乎是想说，中国第二次开放，到目前为止，已经遭遇了挫折，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阻止中国继续对外开放。

郑永年也没有提及第二次开放是学习西方。似乎是说，中国第二次开放创造的奇迹与西方无关。

没有学习，就是开放，还创造了奇迹。

那么，原因就是，中国的开放之路，突然就遭遇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这个拦路虎、大坏蛋！

好在，庆幸，“中国领导层高瞻远瞩地启动第三次对外开放”。

第一次开放是被动的，第二次开放是主动的，第三次开放是高瞻远瞩启动的。

至于为什么要将当下正在进行的开放称为“第三次开放”，而不是沿着第二次开放之路继续向前，理由仅仅是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忌惮？

郑永年解释，第三次开放，是大变局下以规则引导为目标的持续扩大开放。

即这次开放，是要通过开放为国际社会、国际交往制定由中国人主导的规则——为外国人“立规矩”。

这也是最近几年中国媒体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为世界**指明方向。

郑永年的讲演，从三个方面解释中国开展第三次开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历史经验证明了开放的必要性；国际格局凸显了开放的重要性；美国对华的全方位遏制体现了开放的迫切性。

郑永年认为，中美关系的恶化让第三次开放必须尽快提到议程上来。

郑永年强调，为了压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形成了“四分”和“四全”的策略。 “四分”指的是：

第一，美国企图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分裂开来；

第二，美国企图把中国共产党与它的领导集团分裂开来；

第三，美国企图把中国的汉族跟少数民族区分裂开来；

第四，美国正在尝试把“中华”和“中国”分裂开来。

“四全”是指：“全政府”（whole government），“全社会”（whole society），“全方位”，“全世界”（whole world）。也就是说，美国如今是纠集起一支“世界队”来对抗中国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再会有任何“岁月静好”的间隙，中国在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方向上的封闭都会意味着失去反制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