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非常知名的国际问题、国际关系专家，阎学通是学界大山级的人物。他在这篇专访中对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的对华政策（美国搞小圈子政策、俱乐部化的战略）进行了非常精准和生动的分析，也给出了我国应对美方全面对华遏制战略的策略或方法（在不放弃不结盟政策的前提下，加大开放）。濠哥完全认同，也在此向阎学通教授致敬。或许是在清华这样的理工科院校工作的缘故，阎教授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有理工科重视数据（证据）和科学运算（规律）的特点，有理有据，严谨务实。有些话，我可以不说，或者说了不说透、点到为止，但是我说的一定是真话，不说违心的话，更不说违背科学规律与学者操守的话。这是阎教授让人敬佩的地方。|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陈柯：我看到您有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词叫“道义现实主义”，我觉得我特别有启发，现在拜登上台之后，他在全世界搞他的拉帮结派的盟友的一个政策，我感觉是不是受到您“道义现实主义”的一种启发，您觉得他拉盟友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阎学通：我发展了一个理论，或者说建设了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被澳大利亚的一个华人学者称为“道义现实主义”，现在普遍大家都称我的理论为“道义现实主义”。至于你说拜登执政后，他的外交政策，他明确提出了以身作则的方法来领导世界，那么他（拜登）的说法是非常符合我的理论“道义现实主义”。“道义现实主义”是讲只有以身作则的方法，才能够建立比较巩固稳定的世界领导地位。所以他现在的政策某种程度上来讲，实际上就是说跟我说的理论有吻合的地方。 |
1. 阎学通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新发展，被学界认为是“道义现实主义”；
2. 道义现实主义的内涵，是指“（国际或地区大国）只有以身作则才能够建立比较巩固稳定的世界领导地位”；
3.拜登政府目前的外交政策，符合“道义现实主义”理论。
以濠哥此前对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知道这一理论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我国东周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概念中的“道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王道”。王道，是相对于霸道而言的。何为王道，以身作则，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为霸道，以势夺人，以力压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战略优势瓦解敌人。这一问答中的要点，是阎教授认为，拜登政府目前的政策方向，是在往道义的方向——也就是王道的方向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中方来说，是非常难以克服的。
深圳卫视：您有一篇呼吁防范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加剧的文章，也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我觉得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外面对我们的这种宣传攻势也很强，但是中国的这种反作用力也挺强的。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阎学通：这是因为有些人认为我们跟美国应该在所有领域里都竞争，而不应该是有选择的竞争。我认为在所有领域里都竞争的策略本身，就是对中国不利的。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运动员，你可能强项是跑或是跳，但你非要去跟别人竞争游泳项目，你竞争不过人家，所以你既然竞争不过，你何必要跟人去竞争。你应该发挥强项，让自己在强项里的竞争能赢。 关于说到意识形态其实就是这么个问题。世界上跟美国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数量远远超过和中国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也就是说单比数量，我们就不可能超过美国。所以在这个方面（意识形态）我们去跟美国竞争，就是以己之短跟美国之长去竞争。 我特别想举一个例子，当年廉颇的故事。就是说赵国军队从进攻角度打不过秦国军队，所以廉颇坚守城池就不出战。于是赵王很不高兴，认为你不迎战，弄得我们很没面子，很不好看。换了赵括，就是纸上谈兵的将军，上去以后说我不能让你指着鼻子骂，出城迎战，打到最后，结果秦军佯装退败，他追了一段，最后的结果是赵国几十万军队被人歼灭，赵国大败。这是长平之战，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战略家并不总是出击，真正的战略家是善于防守，如果没有防守能力，一味出击，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
考虑到话题的安全性，濠哥就不对此问题进一步的解读了，大家各自认真体会吧。一般来说，总是咄咄逼人，天天放狠话，未必就是自信的表现，反而是那些主动示弱、敢于示弱的，不但能更好的保护自己，也能在关键时刻给对手致命一击。
《孙子兵法 计篇》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坦白地说，阎教授的这一席话，应该提交给某部门好好研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接下来讨论一个问题，关于国家关系中的政经分离现象。
先看下面的问答：
深圳卫视：中国和美国在经济方面的依赖还是很深的，不像以前美苏冷战的事情，为什么两个依赖这么深的国家，现在能够处于这样一个低水平的互信，或者说交往关系？ 阎学通：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国家关系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所以认为如果双方经济关系改善了，双方经济关系扩大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就好了。其实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不符合国际关系规律的。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中国曾经和日本和美国经济的关系都非常广泛，跟俄罗斯没有什么经济联系，但中国跟俄罗斯的战略关系，远远好于中国和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原因是什么？就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或者基础是安全关系，不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多与少，对安全关系有一丢丢很小的影响，它没有任何重大的决定性的意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决定中美战略关系走向。 |
最近几年，中美贸易总量每年都在6000亿美元或4000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这还没有计算中美间相互投资的金额。濠哥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说过，中国每年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3000多亿美元（约合20000亿元人民币）顺差，主要来自美国市场或中美贸易。
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中国是美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国。美国还是中国的最大投资来源国。
如果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是对的，那么中美经济关系如此紧密，两国间的政治关系或者叫国家关系，也应该是非常紧密的，甚至说是利益一致的。但事实不是这样，当下的中美关系正在向着冲突升级的方向前进，中美间的经济联系正在“脱钩”。阎学通的回答是，认为两国经济关系改善了、扩大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就好了，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国际关系规律。阎教授的解释是，国家关系的根本或者基础是安全关系，不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多与少，对安全关系有一丢丢很小的影响，它没有任何重大的决定性的意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决定中美战略关系走向。个人理解，阎教授是将国家间关系进行了分解，分为安全关系、经济关系等，其中安全关系是最高位阶的关系，决定着其他低位阶的关系，但是低位阶的关系，并不决定或影响高位阶的关系。中美关系就是这样，经济关系再好，也影响不了两国在安全上的敌对关系。考虑到中美关系自1979年1月正式建交42年来日益紧密地经济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日益紧密地经济联系，不仅没有对两国安全关系的改善发挥作用，反面成了关系恶化直到敌对化的工具。这件事，听着都诡异。
那么，反过来，国家间最高位阶的安全关系能否决定低位阶的经济关系呢？理论上，看来是能。但现实中，似乎也不能。比如，阎教授也提到，中国跟俄罗斯没有什么经济联系，但中国跟俄罗斯的战略关系，远远好于中国和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但中俄战略关系如此之好，官方也不断努力提升经济关系，但中俄贸易总额基本维持在一千亿美元之下，与中美贸易不在一个级别上。如果再看中朝关系，几乎单纯就是安全关系，且超级紧密。但是两国的经济关系，如果从中方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是不是说，高位阶的安全关系与低位阶的经济关系，不存在相互影响呢？问题来了，如果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不影响，难道在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与经济问题是可以相互割裂、各自单独存在的么？ 这样想，也很诡异。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经济利益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两者是不矛盾的。安全可以为经济而战——比如当年的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的战争——鸦片战争就是由市场开放的矛盾引发的，经济也可以为安全而战——比如当下美国政府推动的中美“脱钩”。什么样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可以互不影响，或者至少，经济影响不了安全呢？ 这个问题非常烧脑。
濠哥认为，阎教授将国家关系进行分解，强调国家关系的根本或基础是安全关系，经济关系再好，也影响不了两国在安全上的关系——这是阎教授回答问题的一个策略。中美间有这个问题，中日、中韩间也有这个问题，即经济依赖关系，并未促成两国安全关系的紧密，反倒是紧密的经济关系成了在安全上制裁对方的最佳工具。即安全问题高于或优先于经济问题，经济成为安全战略中一个可以利用的部分。
显然，在阎教授回答这一问题的策略背后，还有国家关系主体的不同。 即，中美关系，到底是国家与国家、政府与政府、执政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哪一种关系，或者中美关系的主体本身就是不对等的。比如，国家对政府，或政府对政党等。可能，这才是中美关系的真正实质，也才是理解中美关系当前错综复杂矛盾的真正钥匙。
好吧，那我们就说的简单一些。 我们从阎教授的回答中，继续寻找答案。在精辟地分析了美国拜登政府正在实施的对华战略之后，深圳卫视的专访试图寻求破敌之策。深圳卫视：对中国来说，我们一直奉行不结盟的政策。现在为了对抗美国的这种拉盟友的政策，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拉一帮？ 阎学通：拜登的政策，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俱乐部化战略”。在6G问题上搞一些国家参加6G俱乐部，然后这些国家并不是在别的问题里都跟美国利益一致，也没关系，他又搞一个民主俱乐部，那些个在民主问题上跟他不一致，但6G问题上跟他一致的国家就可以不参加这个俱乐部。他现在搞了很多这样的俱乐部，搞了很多俱乐部化的对华政策，这样他就可以最大限度争取到国际社会对美国政策的支持。 中国怎么应对他的这种小圈子政策、俱乐部化的战略？我觉得我们在不放弃不结盟政策的前提下，只能加大开放。只要中国加大开放，特别是在加大引进来方面的开放，不仅仅是我们走出去，也允许外国企业资金、人员、技术、思想进入中国，这样我们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就能够比较好的应对拜登这种排他性的多边主义战略。 如果我们采取的开放政策是只讲走出去，而不搞走进来，走进来越来越少，我们就难以扩大和别的国家的共同利益，用我们政府自己的话讲，我们有一个超大市场，我们超大市场对别的国家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它能进入中国，当能进入中国成为这些国家利益的时候，他们至少会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如果我们的超大市场不对别人开放，人员、资金、技术、思想、观念进入中国越来越困难，我觉得我们就会比较难应对拜登的这种小圈子战略或者俱乐部化战略。 |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开放就能对付得了美国呢？为什么开放是应对美国的最佳战略呢？
阎教授说的很清楚，开放，就能把中国的大市场与全球市场对接，中国就能融入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之中。开放，既要走出去，更要引进来。让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共同的大市场，产生共同的大利益；有了中国与世界、与其他国家共同的大利益，美国或西方企图孤立中国、分化中国与世界的战略就难以达成。这一问答的逻辑链条是：中国的开放，创造共同的国际大市场，催生国家间紧密地经济关系，牢固的经济利益强化了国家间的安全与战略关系，化解了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破解了美国与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与打压。
那么，两国经济关系改善了、扩大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是不是就好了？是。即使经济关系不能完全软化安全矛盾，至少经济关系好不会激化战略冲突，对不对？对！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是，阎学通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及基于这一理论提出的应对美国之策存在逻辑硬伤？前面刚说了经济关系对安全问题影响不大，后面又说扩大开放、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可以化解安全困境。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濠哥的答案是，阎学通教授的理论没有问题，阎学通教授提供的应对美国之策也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对于“国家”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上。理解了国家这个词的不同语境、不同内涵，就能理解，为什么国家间会产生政经分离的矛盾关系？
文章写到这儿，已经超过五千字了。再写，读者就要取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