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维稳模式下的舆情事件被称作“成都颜色革命”，坏逼之坏超出想象

继杭州发生“瞒豹”事件之后，武汉发生了高楼“蜘蛛人”在强烈风雨突袭下撞楼死亡事件，成都发生了49中一名学生校园死亡事件。让我国长江流域由东到西的中部中国地带，最近一周处于舆论旋涡之中。

这三起事件，除了杭州“瞒豹”事件是一场闹剧之外，在武汉和成都发生的死亡事件，都是普通老百姓与家庭的悲剧。

这些悲剧事件之所以后来演化成全国网友与媒体持续关注和质疑的舆情事件，都是与这些年来形成的强力维稳模式分不开的。

根据媒体人宋阳标昨天发表在公号“经邦济民”的文章《武汉蜘蛛人遇难事件：遗体遭抢走，家属遭围殴》，2021年5月10日，武汉局部遭遇10级雷暴大风，当日下午在三阳路幕墙工程进行保洁作业的工人乘坐的吊篮被吹起摆动，撞击大楼幕墙，造成两名工人在被救出后送医经抢救无效死亡。

很不幸的是，此后又发生了比吊篮工人死亡事件的悲剧更让人气愤的剧情。

约下午5：30后两名遇难者家属分别到达项目17楼现场，尸体只简单用布遮盖（有照片为证），建设方武汉地铁集团和总包方上海宝冶集团无任何人出面接洽家属及处理善后事宜。约晚上10：30近30名统一着装人员到达项目17楼现场，不问缘由将死者家属围殴并抢夺手机，强行将遗体抢走不知去向。

如果网友们对类似事件略有关注的话，可能听说过，也看到过此前已经发生过的多起类似的“抢尸体”事件。而后续的处理结果，似乎也可以推测，一般情况下，当家属们再次见到他们的死难亲人时，他们的亲人已经变成了一盒骨灰。他们能得到的，一般也是相关各方协调过的一个处理决定。

此时，你想追责，但是你手里没有任何证据，包括亲人的手机或遗物，更别想现场的监控视频及现场工友作证等等；

你想索赔，但是除了那些法律条文，你也无法向司法部门提供与亲人死亡事件有关的证明或证据。

在武汉这起高空死亡事件中，据家属说，公司与工人没有签劳务合同，也没有购买高空作业保险。

工人是妥妥的弱者，工人的家属自然更是信息不明的弱者。而弱者的一切都是没有权利与权益保证的。

这是现实。

所以，在成都这起中学生坠亡事件中，期间也有网友称学生遗体已经火化。

但是，5月13日一早新华社发布的事件调查报道中， 小林同学的遗体还在殡仪馆保存。

正如这篇新华社通稿在导语中所说，报道是为还原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关键监控有无缺失？坠楼是如何发生的？救护车有没有及时赶到？孩子为何走到这一步？等等。

从报道的情况看，警方作出学生自杀的结论，是可信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是5月9日傍晚发生的一起成都校园学生死亡事件，直到13日早晨才等到一份新华社的调查报道通稿。

就新华社的报道看，这名16岁少年选择自杀的原因仍然是模糊的，关键的自杀环节——即死亡过程的监控，的确是没有的。

家长说当天傍晚高高兴兴的送小林到学校。似乎小林到了学校就准备自杀。这个过程实在发生的太快了。

就报道看，学校是在处理完死亡现场、将学生遗体送到殡仪馆之后才通知家长到派出所见面的。而家长要求看现场、看遗体的愿望也是第一时间没有满足的。

目前看，学生自杀事件本身，或许并没有那么多的隐情，各种谣传或猜测也不攻自破了。但是，这样的时间滞后，要求社会沉默以待，凭着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官方调查的信念，外表看来波澜不惊、岁月静好，可以吗，能够做到么，如果能，这得是一个怎样正常与冷酷的社会与民众？

死亡事件是一个悲剧，家庭悲剧，但是至今搞成了维稳事件、舆情事件，把原因甩给所谓自媒体或者大V，也太抬举他们了吧。

护栏踩踏痕迹

4楼平台为无人活动区域，故未安装监控

小林父亲、亲友及律师一行3人到公安机关查看监控视频

怎么看这起发生在成都校园的学生死亡事件引发的社会关注？

濠哥认为，近日发生在成都、武汉的死亡事件，两地相关部门不约而同的采取了类似的强势介入模式：

一是降低当事人亲属获知真相的能力；

二是阻止亲属行使第一时间参与事件处理的权利。

这固然是多年来维稳思路的延续，但是本质上属于以违法的或侵权的方式与民争利。

因为相关部门在亲属之前介入和处理事件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当事人拿到关键证据的能力，也就降低了当事人向相关各方要求负责与索赔的能力。

因此，凡事故、灾难或事件发生后，不是第一时间公开真相和通知当事人亲属履行权力的，都可能涉及逃避责任和与民争利的嫌疑。

是的，目前的强势维稳模式，不能排除两个动机：一是逃避责任；二是与民争利。

濠哥认为，成都这起学生死亡事件，之所以学生家长在社交媒体的哭诉与鸣冤得到了全国网友的关注、同情与声援，就是因为悲剧本身引发的感同身受，与有关部门的强势应对侵犯了或伤害了老百姓应该拥有的、法律赋予的权利与权益。

对于学生家长来说，他们除了应该被警方通知自己的孩子已经死亡且认定为自杀——这个结论之外，他们更想知道孩子在哪里死的？怎么死的？什么原因死的？死亡现场是怎么样的，孩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以及孩子死了应该怎么处理后事、怎么整理孩子的遗物？等等。

这是属于家长的权力，也是包括校方、警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等无权代理、代办的。

那么，当有关部门抢在家长前面、抢在当事人亲属面前，封锁现场阻止亲属与记者进入，甚至擅自清理死难现场与处理死者后事，那么，包括家长与亲属在内，整个社会都应该发出质问与质疑：你们这么干是想要干什么，是不是想阻止当事人、媒体记者与社会各方追问真相、追究责任，是不是想阻止老百姓就事故索赔？你们是不是在侵害老百姓的合法权利与权益？

说白了，强势维稳模式，就是有关部门从服务社会、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与社会争利，甚至向老百姓夺利。

比如说，当事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是100万元，但是由于有关部门的强势介入与处理，最后老百姓只得到了20万元的赔偿或补偿。而且拿到这20万元，你还得感谢领导感谢政府的关怀照顾，你可能还得签署承诺书、封口书，答应不再向司法机构伸张权益、不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不向社会公布事实真相，甚至不接受记者采访等等。

以这样的眼光和角度，看待发生在武汉和成都的两起事件，当网友们追问为何真相总是姗姗来迟的时候，还应该追问：在真相姗姗来迟的背后，当事人的权益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还有可能、有能力、有证据追究责任与追索赔偿么？

濠哥认为，这是老百姓在这些事件与类似事件中，总是迟迟等不来真相的真相。

各位看官，文章写到这儿，就已经写完了。

但是，还得继续写一个让人困惑与难过的问题：就是在成都中学生坠亡事件发生的这几天，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忽然平地掀起了一阵妖风，说全国网友们围绕这一事件引发的关注与质疑，是成都发生了“颜色革命”。

从一起普通老百姓的维权事件中，看出“颜色革命” 来，看出阶级斗争来，看出敌我矛盾来，看出美国的幕后黑手来。这些人渣的脑袋，就是长得与正常人不一样。

在他们的嘴里，你不是同胞，你不是人民，而是敌人，是必须清除、打击的坏分子；你也不值得同情，你的眼泪与哭诉，不仅影响了他的心情，还被认为是抹黑了伟大，是给西方敌对势力“递刀子”，是在破坏盛世武功、大国复兴或民族崛起等宏大的概念。

这些人渣，不仅入戏太深，还妄想当导演制造人间悲剧、制造民族敌人、制造国家分裂、制造群众斗群体。说出这种话来，说明这些坏逼之坏，已经超出想象；这些人渣之渣已病入膏肓。

这真的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

如果成都学生的校园死亡悲剧与武汉工人的高空遇难，还可能通过家长与亲属的努力维权及全社会的声援求得一个解决的话，那么，与此相比，这个社会上的那些遭受左毒戕害的脑残群体，恐难自我救赎与摆脱命运的捉弄了。

这是一个更大的悲剧。他们因企图害人而自害，因向往斗争而陷于斗争，自编、自导、自演，在一出关于革命戏剧的自我想象中，充当着对敌斗争的先锋与自我人生的炮灰。

鲁迅先生，救救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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