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上周的一条报道称，自2020年11月中旬北京召开全市警示教育大会以来，京城官员已有226人主动投案。
公开信息显示，其间主动投案者，包括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张洋、国有企业——北京祥龙公司董事长侯子波等人。报道称，在10月15日上午召开的北京全市警示教育大会上，依照惯例，大会对去年警示教育大会以来受处分的42名局级干部进行了逐一点名曝光。
大会上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警示教育大会以来，北京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违纪违法问题4277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395人，移送检察机关317人，226人主动投案。上述涉案与投案官员的有关数字，仅仅是北京一市的情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相关通报显示，今年1月至9月，50余名厅级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有报道称，涉嫌违法犯罪的官员主动投案增多，已在全国形成趋势。贵州省纪委监委今年7月初发布的消息称，今年1月至6月，贵州省主动交代问题、选择主动投案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95.4%、108.2%。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通报显示，今年已有40余名省管及以上干部投案自首。9月18日，正厅级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王树茂“主动投案”; 9月11日，山东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交通管理局局长）、一级警务专员田玉国，主动投案；9月10日，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党委委员、二级高级警长王行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两天前，王行军的哥哥王行华——山东省临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行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监察调查。9月10日，浙江省公安厅法制总队二级高级警长詹肖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詹肖冰曾任义乌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在詹肖冰之前，已有数名曾任义乌市委常委的官员投案。如，曾任金华市副市长、义乌市委副书记、市长的何美华也在今年3月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9月10日，天津市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杨国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今年4月，天津市津南区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孙宝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9月10，广东省公安厅原党委副书记、副厅长何广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9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戴向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河北省石家庄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刘建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重
庆市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川被查。李川是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全面铺开后，首个被查的厅局级政法委书记。
山西省吕梁市委原常委、秘书长李小明（曾任吕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西藏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原副秘书长李运峰（曾任林芝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江西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叶国兵（曾任九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广东省汕尾市政协原主席郑佳（曾任汕尾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天津市津南区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孙宝顺，
山东省威海市委政法委原书记刘茂德，
福建省南平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吴荣才，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朱江，
浙江省衢州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江汛波，
广东省云浮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黄天生，
河南省郑州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于东辉，
北京市密云区委原政法委书记王宇，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孙波，
黑龙江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沃岭生（曾任齐齐哈尔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吉林省四平市政协原副主席田野（曾任四平市委常委、政法委原书记），
连云港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斌
上述这些“蛀虫”官员，有的是应声落马，有的是“主动投案”，均已落网。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显示，从党的十九大以来到今年7月初——将近四年时间，在惩治腐败的震慑下，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主动找党组织找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有4.2万人。违纪违法干部选择主动投案，彰显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形成叠加效应，反腐败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公安部召开直属机关警示教育大会
今年8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透露，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回头看”期间，全国向纪委监委主动投案的政法干警近2万人，立案审查调查涉嫌违纪违法干警49163人，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综合运用四种形态处理处分干警178431人，其中第一种形态占83%，第二种形态占14%，第三种形态占1.9%，第四种形态占1.1%。第二种形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第四种形态，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是不是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取消一切待遇，给予党纪政纪严肃处分，并移交监察检察机关起诉受审？只有像王立科、孙力军那样的严重犯罪和腐败分子，才会被“双开”和移送审判。
实际情况是，经调查处理后，开除党籍的是极少数，开除公职的也是极少数，无论投案还是被查，无论在职还是退休，多数官员都能在受到党纪和政纪的严肃处分后保留适当的待遇。
比如，北京市，在去年以来的警示教育过程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395人，移送检察机关317人。也就是说，最后被起诉到司法机关的，不到十分之一。从全国政法队伍今年以来的教育整顿情况看，立案审查调查涉嫌违纪违法干警49163人，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被采取措施的仅占5.8%。综合运用四种形态处理处分干警178431人，其中第一种形态占83%，第二种形态占14%，第三种形态占1.9%，第四种形态占1.1%。
即，其中97%的干警，最后受到的处理是党纪轻处分，后果是接受组织调整——比如免职、降职或从重要领导岗位调整到一般属员岗位等等。为什么惩罚违纪违法的官员要这样“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呢？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政策方针。惩前毖后，就是对已经发生的错误进行惩罚，以警示后人、后事和后来；治病救人，则正如毛主席所说：“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主席的话，说到了要害处。惩前毖后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治人、整人，甚至借机把人致残、整死。
濠哥认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的政策方针，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和严肃纪律，犯了错，违法违纪，就要受到党纪政纪和国家法律条例的惩罚。但是在严肃党纪国法的同时，又本着治病救人的初衷，给那些受到处理的党员干部改过自新的机会，允许他们在普通岗位、社会活动中继续贡献才华、将功补过，做好一份本职工作。 濠哥认为，党对领导干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全社会。比如，有些年轻人，偶然出言不慎，张口成脏，有意无意伤害到了别人；有些知名人士，恃才而狂，对重大历史事件发表耸人听闻的观点；有些演艺人员，德行有亏，甚至在处理男女关系方面涉及治安问题。对此，全社会都有责任、有义务，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坚决采取一定的处理措施；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回到正确的思想观念、正确的三观上来，回到严于律己、谨言慎行的为人处事优秀传统上来。
同时，全社会也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甚至失足者，回到正常的和适当的生活工作中来，给他们改过自新、回报社会的机会。不宜落井下石、一棍子打死，让他们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似乎脸上被刺了“罪”字似的。毕竟，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全社会要有看齐意识，从和谐社会和个体发展的长远着想，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祖国的阳光与开放、社会的宽容与关怀。网友们天天八卦的那些事，算个什么事。骂完了、骂痛快了，当事人也遭受了足够的教训和惩罚，之后，就放过他们吧。中华民族、泱泱大国什么时候得理不饶人的。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和谐社会，一个也不能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