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骏：西汉至新莽宝玉石微雕
「喪葬禮制」專輯
2016年12月16日至18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召開「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共有21位青年學者與會，分別進行專業報告，熱烈討論。會後張聞捷與游逸飛商議撰寫會議報導，進而以「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二）」的名義，邀集部分與會學者惠賜相關稿件，組成「喪葬禮制」專輯，在「先秦秦漢史」公眾號上推送，拋磚引玉，以饗學界。這也是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第一次嘗試舉辦的網路活動。歡迎大家支持研習會，惠賜相關文章，充實「喪葬禮制」專輯。
西漢至新莽寶玉石微雕
——從「系臂琅玕虎魄龍」說起
（南京博物院）
引言
西漢元帝時，國家為普及兒童教育，皇帝命令黃門令史遊編撰啟蒙讀物《急就章》，作者以通俗押韻的文筆記錄下了當時物與事。其中「係臂琅玕虎魄龍，璧碧珠璣玫瑰罋，射魃辟邪除群凶」這三句之所指，長久以來學者們莫衷一是。本篇即以考古中發現的一類微雕串飾為例，論述其與文獻記載的關聯，還擬從小中能見大的視角，試探寶玉石微雕藝術從西漢中期晚段始現，到新莽時期的發展與流變。
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二○一二年舉辦的「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裡，觀眾們除了常被泛著幽幽綠光、象徵著禮儀和權利的青銅器吸引之外，積聚在鮮豔色彩、以美玉和紅瑪瑙串成組玉佩展櫃前的人群，同樣絡繹不絕。當他們迫不及待的趨前觀看後，大都會有這樣的疑惑：這麼漂亮的玉器，是披掛在男人身上？還是女人身上呢？
事實上，考古發現證明從西周直到西漢很長一段時間內，附加在古代中國男性貴族身上從禮制到日常生活常態上，對美的要求不輸於女性，像「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展出的，長達一○五公分的七璜組玉佩，這樣料美、工精的裝飾，就是象徵芮國國君身分地位的佩飾。不過到了西漢中期以降，貴族們的裝飾習尚卻因新興價值觀的出現而有了顛覆性的轉變。
一興趣的緣起
考古表明西漢中期後，除過去所知可組成禮制用組玉佩的零件，如：璧、璜、觿、舞人、韘形佩（心形佩）等之外，還出現了一類前所未有的微型串聯飾品。
如眾所周知，自新石器時代晚期到西漢中期，玉石製作簡單的管、珠已流行數千年。但西漢中期開始流行一些有特定動植物、器物或幾何造形的串飾單元，不但質地、造型多樣，十分有趣和可人。為了與普遍能見到的單一的管、珠區別開，我們在這裏暫稱其為「寶玉石微雕」（或簡稱「微雕」）。就目前所知，它們流行時間甚為長久，幾乎貫穿兩漢、六朝，直到隋唐的早期才告結束，風靡了近七個世紀之久！
不過又因為它們的微小，原本串繩經久埋藏後，多已朽亂，加之這些貴族墓葬大多被盜墓賊所侵擾，使得這些原來成串的飾品在發現時多已散亂不全。因此也造成了學界的忽視，讓大家產生了陌生感。此前對於它們不僅命名、描述不統一，質料辨別及稱謂也多種多樣。
所以筆者搜集這類不起眼的小飾品，擬從「小中能見大」的視角來探討它們的發展與流變，由於所涉及到的資料豐富，擬依據西漢至新莽、東漢、三國到南北朝時代先後，將分作三小篇探討之。更希望這一視角的研究，喚起大家對於探索西元前一世紀至西元七世紀東亞與中西亞乃至地中海地區文化交流的關注。
二 質料與造型
漢代微雕串飾常見以玉、綠松石、青金石、水晶、石榴子石、琥珀、煤精類半寶石與有機寶石，還多見人工合成的玻璃為材料。單件尺寸一般均不超過三公分，只當人們定睛端詳，細細體會才能發現它們的小巧與可愛。
微雕串飾為便以串聯，中部橫腰處均有橫向的穿孔。較常見的主題有：有人形、寫實動植物與神靈動物類，也可以有小瓶（壺）、兵器形、「連勝」（又稱為「方勝」，取形自漢代崇仰西王母頭部所戴的一種髮飾）等器物造形，以及「工」字（其造型源流尚待解）等幾何造形。因為尺寸小巧，故多用寫意的技法完成，也有的工序較為講究，作品則較為精緻。動物造形的微雕，無論做工繁簡，玉工們都很成功地汲取了它們的神貌氣韻，顯得尤其靈動。這些造形和工法俱佳的小型工藝品，充滿了時代的藝術情調，給人以很強的感染力。
通過資料的檢索，在兩漢時這類微雕的發現範圍幾乎遍及漢帝國最盛時期疆域，它們或零散或集中的被發現在漢帝國的中心，也就是黃河、長江流域；但是，在漢帝國的邊陲地帶，也都有它們的蹤跡。若從西向東、再向南，微雕在帝國邊境的出現地點至少有：河西四郡（今甘肅西部、青海北部）、漠南、塞北的邊緣地區（今陝西河套、河北北部）、樂浪郡（今朝鮮平壤周邊）與番禺（今廣州一帶）。因出土地點甚多，為避免繁冗，本文僅揀選重要代表性的例證，列為表一。
相對於今日考古發掘中為數甚豐的寶玉石類微雕，當尋覓相關文獻記錄，卻僅有星星點點記載，且多語焉不詳。更讓人疑惑不解的是：這種型微而貌似毫不足道的飾品，它們是憑藉何種魅力長期贏得人們青睞的呢？
三 西漢時期微雕的組合雛形
目前考古資料所見年代最早寶玉石微雕類珠串出現於西漢中期晚段；約漢武帝晚期的河北滿城二號漢墓，墓主是中山國國王劉勝的王后竇綰，在她的前胸垂懸了玉舞人和玉蟬，周圍繞以設計成：長尖花蕊、瓶、連珠等形狀的珠管。（圖一）
與之相似的零散串飾，還見於河南永城黃土山梁王王后墓、北京大葆台燕王或廣陽王與王后墓、永城僖山梁王劉遂墓等處。我們觀察到，在武帝晚期出現的微雕多以玉質的花蕊、蟬、瓶和聯珠為主體，再配合瑪瑙、水晶、琉璃類質料的珠與管（圖二：右）。此後稍晚，串飾中除保留花蕊、蟬形以外，另出現玉質的各類鳥禽，還見有一類「戟」、「斧（鉞）」兵器形微雕（圖二：左）。雖然在發現時多已經被嚴重擾亂，不過從黃土山、大葆台兩處均見有玉舞人佩來看，串佩方式也極可能與竇綰墓相同。
這些墓葬的等級與規格，均昭示著這些串飾的擁有者，無疑都是西漢的高級權貴。東方朔曾于漢武帝執政的晚期上書，描述宮掖內婦人多「簪瑇瑁，垂珠璣」，認為奢靡之風應禁止。所言「垂珠璣」，很可能即指配合著各類形態的微雕寶玉石串飾了。
進入西漢晚期，京畿長安地區的微雕，以張安世家族一號墓、陝西理工大學壁畫墓、咸陽「君惠」墓等為代表。張安世家族一號墓墓主可能是張安世的兒媳輩，在她左手腕部發現一組由各類玉石琢制的虎、鳥禽、珠、三角形墜組合的手串。此時，最重要的是在西安理工大學壁畫墓裏出現了新型微雕種類---玉「連勝」（圖五：2）。
相比之下，「君惠」墓中的串飾更加精彩，出土位置也可確定原本裝飾於她的胸前。在該組串飾顯然已經出現大量非國產材料製作的多彩琉璃管、蝕花瑪瑙、藍色透明（可能為琉璃）幾何型器、琥珀微雕臥獸（圖五：1、3-5）。雖然京畿長安及整個北方地區相類似這樣多彩絢麗的串飾品不多，但類似品在帝國的東部——幾乎同時的揚州廣陵、南部長沙地區卻有更豐富的發現。
四串飾中的新風尚
西漢廣陵地區微雕可以揚州邗江姚莊一O一號墓所見為例：發現時散落於女性的頭端，由九件串飾組成：瑪瑙質的管珠兩件，其餘七件分別是琥珀質的「工」形佩與鳥首壺形飾、煤精質的羊與鳥、白玉質的壺形飾，以及兩件白玉「連勝」（圖六）。另一重要例證是胡場十四號漢墓，串飾發現於女性的頸項部。較前者，器形不僅有花蕾、「戟」與「斧」形，質料與造型上更是增添了玳瑁材料的雞和鳥禽，以及大小兩件黃色偏紅透明質的琥珀臥獸；尤其搭配著金質嵌寶石壺型珠，更顯出來自異邦的巧工與新興的時尚（圖七：1、2）。
長沙地區的微雕大約也出現在西漢晚期，如長沙望城縣長沙王家族七號墓中所見琥珀臥獸，其與淡藍色水晶（或為綠柱石抑或是高純度琉璃，有待科學鑒定）管、珠搭配（圖八），彰顯出有別與其他地區串飾的獨特風情。長沙市近郊二一一號墓出土微雕，則有游禽狀、伏獸、連勝諸形，當然也少不了水晶珠的加入。同西安張安世家族一號墓，甚至遠在漢樂浪郡石巖里九號、梧野里貳拾號墓中發現一樣，它們集中出土於女性右部手腕處的跡象顯得十分重要。
通過西漢時長安、廣陵、長沙等地的發現我們已瞭解到：進入西漢晚期，動物形微雕開始出現，臥獸形居多，另有少量雞和羊的形態。由此我們不經要問，其母題的選取又有何特殊的寓意呢？
東漢應劭在《風俗通義》提到的，兩漢之際，虎和雞被認為具有特殊的厭勝功能。虎能「執博挫銳、噬食鬼魅」，雞可「主以禦辟惡」，加之「羊」又為「祥」的現世實物代表者。西漢元帝令史遊編撰兒歌集《急就章》，書中記錄當時各類有趣的物與流行的事。本文題目的副標題「系臂琅玕虎魄龍」，即出自該書該句之後，還接以「璧碧珠璣玫瑰罋，射魃辟邪除群凶」，這三句的內涵就是：
用「琅玕」「琥珀」「碧珠璣」「玫瑰」這些寶石雕琢成龍、神獸（射魃、辟
邪），或小壺（罋）的形狀，串系在手臂上，就能消災辟邪了。
微雕的「戟」、「斧（鉞）」是模仿兵器造型。「戟」形似西漢的“卜”形戟，它中分開叉，一端橫短、另一弧長，外側尖薄以表示刃部。「斧（鉞）」更寫實，西漢曾有立「黃鉞」於車駕以示威嚴。兩類兵器既可儀仗威嚴，亦可參與斬殺。與稍晚後世出現的“五兵佩”，同樣有庇佑女性之功用。
除了造形主題的增加，微雕在西漢晚期還發生另二種變化：
一是，在質料方面更豐富化，增添了琥珀、玳瑁、煤精等有機寶石；因而玉質微雕在成組串飾中所占比例乃逐步減少。二，或因自由貿易的興起，此時微雕串飾的使用人群，已由諸侯王王后等高級女性貴族們的專屬品，普及到一般貴族的階層。
至此，功能多樣、形態與質地豐富的寶石微雕，在漢帝國盛行的時代已然開啟。
（五）新莽時期的變化
步入新莽時期，無論是京畿所在的長安，或是故西漢廣陵國、長沙國舊地，甚至是偏遠的樂浪郡，整個微雕串飾更添新的風尚。譬如在京畿長安可以集中發現綠松石質鳥禽、龜、虎形微雕（圖九），另有少量玉料與琉璃質。雖然在稍早些時候，松石微雕也有零星的發現，但步入此階段，大量質優松石微雕表現得尤為突出。甚至發現過青金石質料的微雕品，這很可能是隨西域商路的暢通，由今阿富汗地區輾轉進口的質料新品。而此時的京畿地區仍然保留了較多的玉雕鳥禽、連勝的傳統。
在京畿地區東南方的揚州地區，及南方的長沙地區，則延續了原本當地已發展的微雕串飾的風格，它們此時大體是琥珀、煤精以及多色水晶質料為主體，搭配由玻璃琢制的微雕，並配合紋理花哨的瑪瑙、水晶的管珠而成（圖一O）。
若將西漢晚至新莽時期南方揚州、長沙所見微雕做比對，兩地的串飾組合模式也表現出微妙的地域性差異。
揚州地區，因地理位置兼顧南北的特殊性，其主要為玉、琥珀、煤精、玳瑁質的多類形態微雕，兼有少量單一管、珠製品的串配。
而地理位置更南的長沙，串飾的組合則仍以珠、管為主體，少量間雜了琥珀動物形、琉璃蟾蜍（蛙）與器具形（主要是連勝）飾件。其中蟾蜍，是此時微雕中的新母題，顯然與當時盛行的西王母圖像有關。《淮南子·精神訓》：「月中有蟾蜍」，月亮盈虧能周而復始，因此蟾蜍具有長生層面的寓意。
但無論如何，上述兩地串配特點，均表明兩地也僅是這些寶石微雕重要的「重組搭配」地點。所以，我們不禁要問：它們是源自何處的時尚呢？
六逆流溯其源
中國南海沿岸的廣州與廣西南端的合浦兩地，近年來考古發現數量眾多的寶石微雕串飾，因此吸引了我們的目光。在漢代它們分別為南海郡與合浦郡。
目前，兩廣地區發現的屬西漢早期、明顯帶有異域風格的琉璃材料以及各類紋理花哨的瑪瑙製作的光素管、珠，數量龐大。當時尚未出現動植物或器物造形的微雕作品。
《漢書·地理志》中頗為詳盡地記載了當時粵地至交趾、九真（今越南）之間各種異域珍寶的貿易。推估西漢早、中期遺址中的各種管、珠，應該就是從廣州、合浦輸入的。如前文所述，兩廣地區的串飾，是在西漢中期偏晚階段開始才出現臥獸造形的微雕，稍晚臥獸造形微雕也見於內陸，至於連勝造形微雕則出現於晚一個階段。
兩廣臥獸微雕不僅發現數量較多，涉及質料也十分豐富，尤其重要的是合浦凸鬼嶺發現的一件石榴子石獅形臥獸（圖一一：上）。因在世界範圍內，等同西漢時代及更早時期被開發出的石榴子石產地，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印度及斯里蘭卡——當然該處也是知名且重要的石榴子石成品的加工地。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像是，合浦、廣州地區發現有石榴子石組成的串飾中,串珠形態及加工技法與印度東部港口Arikamedu所發現均大致相同。因此，基本可以判斷這件石榴子石臥獸是來自海外“原裝”舶來品。
若將凸鬼嶺石榴子石獅形臥獸，與長沙、揚州、西安等地所常見的微雕臥獸比對，其間特徵與細節部位表現的截然不同：如石榴子石獅形臥獸作昂首姿態,小而向前凸尖的腦袋,並有突出的眼睛；特有從其前肢貫穿尾部的縱孔。可以說，石榴子石獅形臥獸顯得更為立體和寫實，製作者傳神地捕捉到獅形撲臥時——依然保持機警戒備的神態。
近年廣州發現西漢晚期琥珀臥獸中，也發現與上述石榴子獅獸近乎相同神態與造形者。風靡中國幾個世紀的臥獸微雕，它們與石榴子石獅形臥獸間有著更多的關聯。
七 複雜的琥珀來源
關於西漢至新莽時期微雕質料，我們以琥珀為例，其所見可分為：黃色透明、紅色半透明的兩種。金黃色的透明質料如水晶般晶瑩剔透，其間或稍許呈雲霧狀的雜質，它們大多琢做成扁圓的大珠與臥獸（圖一二）。紅色的琥珀不及金黃色料質透明，燈光穿透處呈血紅色，內部佈滿均勻的裂紋（稱為血珀）。它們除製作成普通的珠串、臥獸以外，還常取作印材，兩廣、揚州、西安均曾發現過（圖一三）。兩種截然不同的顏色和性狀的原料，表明有不同的原料產地。
以現今世界各地所產琥珀特性來做對比：金黃色的透明質琥珀性狀更接近歐洲北部（波羅的海礦區）琥珀礦的產出品。紅色半透明質料則與今日緬甸北部沼澤琥珀礦區所產目測性狀較一致，後者很可能是漢代史料中所謂「哀牢」地區所產的琥珀種類。
饒有趣味的是，西漢晚期在長沙及揚州周邊，所出土的琥珀，大多數是透明、黃或偏紅系琥珀，少見半透明的紅色質料。比較接近波羅地海地區的琥珀特徵。
而相似於緬甸產品的紅色琥珀只是稍後才在兩廣地區逐漸凸顯出來，這或是由於緬甸琥珀稍晚才被大量開發，又地近兩廣，得「近水樓臺」的便易緣故。
目前的考古資料顯示，不同性狀的琥珀微雕被串連在同條串飾上的情況，只在兩廣地區發現。對於此，說明至少在西漢晚期時，人們對於琥珀種類的選擇，尚沒有完全形成統一又普遍的時尚認知。不過有關最終結論，更需要今後科學儀器的檢測來確定。
兩廣地區西漢墓葬出土的器具形微雕以連勝形最多。從外形上判斷，它顯然是寫照自內地的玉質連勝，但因並不瞭解中原所流行的「勝」為何物，兩廣工匠並沒有很好把控連勝的實際比例，造型顯得誇張，且穿孔在連勝的杆狀物的中央（圖一四）。憑此可確定，這些微雕可能均是在當地取料與琢制而成。
在西漢晚期廣西的合浦，甚至發現了為數眾多以本地琉璃製造的蟾蜍形微雕，並有不少是通過先進的模鑄技法批量成型的（圖一一：下）。批量的生產，正反映出市場需求量的增大。這與前文中論及長沙地區在西漢晚期時，出現蛙形微雕的時間也十分的吻合。
至此，通過各地微雕的發現情況，我們可以勾畫出它們從南方兩廣輸入到北方內地的傳播線路：以南海郡、合浦這樣重要的港口向內陸出發，水路並舉，能利用到秦時已開鑿的靈渠從珠江流域進入湘江流域的長沙。再以此為中轉站，利用長江水路順流而下，沿途會經過豫章郡（今南昌），最終到達廣陵。另一條路線則是渡過長江，再通過陸路水路並舉到漢帝國的京畿，也就是今日陝西關中地區。（圖一五）。
當然南部通往內陸貿易道路中，可能另有：從緬甸陸路再入蜀郡，再由漢中抵達長安的「身毒道」；或從番禺到長沙及豫章郡，同樣也可以陸路通過桂陽郡（今廣東韶關）進入湖南南部，再利用連接長江幹流的水系進一步向內陸輸送。
八小結
西漢時代串飾的流行，最初是不同形態與色澤的管與珠，到西漢中期晚段以後，在不同地區，先後出現各種玉石、寶石，甚至人工玻璃製作的，動植物造形或器物造形的微雕。這些微雕作品又多具有不全相同，但又相似的各種寓意。其中不少新形態微雕的出現、興盛顯然是受到源自中南半島、印度、西亞或甚至更遠地區西方文明的影響。
其間，當中國匠人成功地融了入符合漢帝國的藝術題材與審美意趣，考古發現也表明，其著實為女性頸項與、胸前與腕間增添了新意。不僅被貴族女性們追捧，文獻中記載甚至成為衡量「奢靡」生活標準之一。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微型雕刻品，為原本單一的管、珠串飾間增添了靈動，與各類貴金屬珠飾品一起（圖一六），構成了極具時代特色的時代風潮，並長久的影響了後世。
（附記：承蒙李則斌所長提供江蘇東陽金馬高速三十號墓出土串飾資料；承蒙鄧淑蘋女士與李銀德先生對此文提出諸多寶貴意見;圖一五繪圖者為裴斐，專此一併承謝！）
西漢·史遊：《急就章》，王雲五編：《叢書集成》，商務印書館，1936年，上海，第15頁。
孫機先生最早在著作中曾論及其中一類琥珀臥獸及相關功用，參見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宗教迷信物品”部分，文物出版社，1991年，北京，第405頁。
在此取用廣義的寶石定義，包括半寶石、有機寶石和人造寶石（琉璃），參見張蓓莉、葉丹：《系統寶石學》，地質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3、5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上）第295、圖見（下）圖版二一四，文物出版社，1980年，北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市文物旅遊管理局編：《永城黃土山與酂城漢墓》彩版一六、一七、一八，大象出版社，2010年，鄭州；《北京大葆台漢墓》圖版肆拾陸、肆拾玖：3、柒拾叁，文物出版社，1989年，北京；咸陽市博物館：《陝西咸陽馬泉西漢墓》圖一二，《考古》1972年第2期。
考古報告及最新公佈彩照的復原組合，可能並不正確，但基本可以確認這些串飾和舞人佩屬於同一組串飾。
河南永城僖山一號墓墓主為西漢晚期梁王劉遂，墓中見有玉質鳥禽微雕若干件，閻根齊：《芒碭山西漢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北京，第308頁；圖見楊伯達主編：《中國玉器全集》圖一八八，河北美術出版社，2005年，北京。
劉雲輝：《陝西出土漢代玉器》，文物出版社、眾志美術出版社，2009 年，北京、臺北，第246、247頁。
揚州博物館：《江蘇邗江姚莊101號西漢墓》，《文物》1988年第2期，第19頁。
霍巍、趙德雲：《戰國秦漢時期中國西南的對外文化交流》，巴蜀書社，2007年，成都，第107頁。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12·29”古墓葬被盜案移交文物報告》彩圖五七—五九，《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六輯》，嶽麓書社，2009年，長沙；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發掘報告》，圖版玖肆：13-21，科學出版社，1957年，北京。
參考王培新著：《樂浪文化——以墓葬為中心的考古學研究》附表七，科學出版社，2007年，北京。
參考許曉東：《中國古代琥珀藝術——商至元》所引注《風俗通義》語，《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6期，第118頁
「壺形珠」源自西方，並在戰國時期傳播至東亞，參見霍巍、趙德雲著：《戰國秦漢時期中國西南的對外文化交流》，巴蜀書社，2007年，成都，第107頁。
有關《急就章》此句考釋，參見高二適：《新訂急就章及考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上海，第197頁。
孫機：《五兵佩》，《仰觀集——古文物的欣賞與鑒別》，文物出版社，2012年，北京，第252頁。
「張衡《寧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兔，象蜍兔。」，見何寧：《新編諸子集成——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北京，第509頁。
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下）》，中華書局，1964年，北京，第1670-1671頁。
相關研究參見許曉東：《琥珀及中國古代琥珀原料的來源》，《故宮學刊·第四輯》，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北京，第339頁。
熊昭明、李青會著：《廣西出土漢代玻璃器的考古學與科技研究》圖版一七：2，文物出版社，2011年，北京。
周偉洲：《西漢長安與南海諸國的交通及往來》，《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8卷第4輯，第38頁。
来源：《故宮文物月刊》2013年12月，第369期，由于微信发布所限，表一删除，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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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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