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郑威：战国至汉初的鄱君与鄱县、鄱阳县
“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地方行政研究新境”专辑
按语：制度史作为传统的史学命题，得到几代学人浓墨重彩的书写；但由于史志中有关地方制度的记载匮乏，研究多集中于中央。上世纪后半叶至本世纪初，是全国各地楚、秦、汉、吴、晋简牍“爆炸式发现期”，相当一部分简牍为郡县行政系统或与之平行的屯戍系统文书档案，为战国秦汉至三国西晋地方行政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借助出土简牍，配合石刻、铭文、封泥、印章、壁画等材料，重新思考基层行政相关问题，已经有诸多学者提供了示范性研究。有鉴于此，先秦秦汉史公众号拟于4月下旬推出“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地方行政研究新境”专辑，推介相关研究成果。期待各位前辈、同道支持！
专辑顾问：邹水杰，专辑策划：游逸飞、徐畅，专辑编辑：李凯凯、姚磊。
战国至汉初的鄱君与鄱县、鄱阳县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郑威
提要：结合出土和传世文献所见的鄱君、鄱县与鄱阳县，本文分析认为战国时期，楚国在古番（鄱、潘）国故地曾封有鄱君，又曾设立鄱县；秦统一后在这一地区设立鄱阳县，并以楚国的鄱君为县令；反秦斗争兴起后，鄱君吴芮以该地区为中心，集合黥布等人和前来归附的越人共同反秦；西汉前期，汉仍设有鄱阳县，其地望迁徙至今江西鄱阳县东部一带。通过对鄱地的微观研究，论文勾勒出了战国至汉初基层地方行政体系的一种演变过程。
战国至汉初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郡县制的逐渐确立以及县一级政区的全面设置，另一个现象是封建制[1]经历了由兴而废，由废复兴的曲折发展过程。由于材料的限制，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基层地方行政制度演进的个案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以“鄱”地为例，结合出土和传世文献，分析从战国至汉初该地县邑和封君的设废及相关问题，力图能在基层地方行政的微观研究上有所进展。不当之处，尚祈方家不吝赐正。
一 楚国的鄱君与鄱县
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出土竹简（下文简称“包山简”）记有“鄱君”，是楚怀王时期的楚国封君[2]，简文内容如下：
简153：[啻]苴之田，南与
君距疆，东与 君距疆，北与鄝阳距疆，西与鄱君距疆。……
简154：……啻苴之田，南与
君执疆，东与 君执疆，北与鄝阳执疆，西与鄱君执疆。[3]
与鄱君的性质类似，
鄱君封地的位置，一般认为在古番（潘）国故地。何浩、刘彬徽先生谈到，鄱，铜器铭文作“番”，读为潘。潘国故地在今河南固始县一带，楚鄱君封地也当在其附近。 [5]徐少华先生曾对古番国有过详考，认为番国曾有迁徙，春秋中晚期在“淮河以南，今河南固始县西境与潢川、光山、商城等县之间”，春秋末年并入楚国。 [6]
除了设置封君之外，楚国也曾在鄱地设县，战国玺印有“鄱
鄱县和鄱君封地位于同一地域，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两种推测：一，二者为先后承袭的关系，或先有鄱县，后废县，以其地封鄱君；或先以其地封鄱君，后废封设县。二，二者同时期在同一地域并存。战国时期楚国封君封邑与县邑同时期、同地域存在的情况不在少数，出土文献对此多有反映。如包山简分别记载有“羕陵君”（简86）和“羕陵公”（简177），前者指封君，后者指县大夫，在同一地区同时存在。这种同名共地的情况在包山简中多次出现。[9] 陈伟先生指出，“县与封邑的同名共地，如果不是封邑取同名之县的一部分而成立，就应是县分同名封邑之地而设置。” [10]颜世铉先生也指出，“封邑和县同名共地，但两者并没有相互隶属的关系。” [11]这些看法都是可信的。
关于战国楚鄱君的记载仅见于包山简，而对鄱君家族的受封以及楚亡后的动向我们一无所知，可以确定的只是他们在包山简的年代，即楚怀王时期存在过。
二 秦代的番（鄱）君
楚灭于秦之后，楚地的反秦斗争持续不断。在楚国鄱君的封地一带，出现有反秦首领“番（鄱）君”，《史记·黥布列传》记云：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灭陈胜，破吕臣军，布乃引兵北击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东。闻项梁定江东会稽，涉江而西。陈婴以项氏世为楚将，乃以兵属项梁，渡淮南，英布、蒲将军亦以兵属项梁。项梁涉淮而西……[12]
《汉书·黥布传》的记载与此类似：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其众数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灭陈胜，破吕臣军，布引兵北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引兵而东。闻项梁定会稽，西度淮，布以兵属梁。[13]
黥布所见的反秦首领“番君”，即汉初受封为长沙王的吴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项羽曾封“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14]。《吕太后本纪》记载汉初长沙王吴芮去世后，封“番君吴芮子臣为长沙王”[15]。上引《黥布列传》云黥布见番君之后，番君“以其女妻之”，至黥布败亡之时，同《传》又记云：“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紿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遂灭黥布。” [16]明确指出黥布与长沙王有婚姻关系，至败亡之时，黥布又因此轻信吴芮之子言，受其欺骗而死。由此可以看出，番君即吴芮无疑。
“番君”之“番”，司马迁又写作“鄱”，如《史记·东越列传》记云：“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 [17]可见，“番君”亦可作“鄱君”，均指吴芮。“番（鄱）”当是地名，从黥布归附番君前后的活动范围来看，秦末的番地应该与古番国、楚鄱君、鄱县在同一地域，理由如下：
其一，黥布为六人，本名英布，以英为氏。司马迁推测说：“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 [18]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何浩先生曾指出，“英氏又称英，位于今安徽金寨、霍山间，与其东北的同姓六国紧相毗邻。” [19]包山简所见的楚鄱君封地在
其二，前引《史记》、《汉书》均提到黥布归附番君后不久，曾“引兵北击秦左右校，破之清波”。此事亦见于《史记·陈涉世家》：“鄱盗当阳君黥布……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裴骃《集解》称：“英布居江中为群盗，陈胜之起，布归番君吴芮，故谓之‘鄱盗’者也。” [20]
清波，又作青波，钱穆先生以为即见于《水经注·淮水》和《汝水》二篇中的“青陂”、“青陂水”。 [21]《注》文云：“淮水又东迳长陵戍南，又东，青陂水注之。” 长陵戍在今河南息县东约八十里的长陵乡，青陂水“自今息县东北，东南流至县东入淮” [22]，流经今淮河以北的息县东北至长陵乡东侧一带。这一地域恰在前文所说的古番国（楚鄱县、楚鄱君封地）的正北方不远处，与《史记》所说黥布“北击秦左右校，破之清波”相合，二者分在淮河两岸，黥布当在此战之时由淮南番君之地北渡。（参见地图一）
其三，司马迁、班固都说黥布在清波之战后，引兵向东。关于黥布归附项梁的地点，《史记》记载陈婴“以兵属项梁”后，又“渡淮南”；黥布在“以兵属项梁”后动向不明，接着“项梁涉淮而西”，没有明确指出黥布归附后是否渡淮。《汉书》则指明是黥布“闻项梁定会稽，西度淮”后，方以兵归附。从地理形势来看，清波水在淮河北侧，黥布引兵向东，项梁渡淮向西，恰能相会。项梁军既需渡淮，黥布归附后，在淮河北侧接应即可，无需先南渡淮归附，再复北渡。二军相会之地当在淮水以北。（参见地图一）
由此可知，黥布起事时所见的“番君”之“番”，其地必在古番国、楚番地一带。从楚亡至番君起兵反秦仅有一二十年的时间，我们怀疑反秦之番君即是原来楚国封于番地的封君，也可能就是包山简所见的“鄱君”的后人，楚地入秦后，番君在番地仍有很高的威望，因而在秦末的反秦动乱中很有号召力。
关于番（鄱）君吴芮家族的由来及受封为楚国封君的情况大概也是有迹可循的。吴芮先祖以吴为氏，恐是吴国之后，吴亡后以国为氏。《元和姓纂》卷三“吴”条载：“周太王子太伯、仲雍封吴，后为越所灭，子孙以国为氏。……汉有长沙王吴芮。”[23]《通志》也有类似记载：“（夫差）二十三年，……勾践灭吴。子孙以国为氏。” [24]先秦时期，姓、氏有明显区别，诸侯国灭亡之后，以国为氏的情况非常常见。吴王夫差二十三年（前473年），越灭吴，尽有吴之地，至战国中期的楚威王时期（前339-前329年），越灭于楚，《史记·越世家》载：
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25]
越亡之后，王室子孙散布于沿海地区。秦并天下，越人首领仍各自称王，而至天下叛秦之时，越人纷纷归附鄱君吴芮，拥戴他作为反秦越人的领导者。《史记·东越列传》记云：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26]
《汉书·吴芮传》载：
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27]
由此可见，吴芮家族在越亡至秦统一之后的长时间内，在越人中间，以及整个吴越地区一直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推测，吴亡之后，吴芮家族以国为氏，继续留在越国的可能性很大，越灭于楚后，因其在吴国、越国内部威望甚高，楚封其为鄱地的封君，并以之安抚和控制失国的吴越贵族和百姓。这可以从其受封的鄱地的位置和地位可以得到辅证。
前文已经谈到，鄱地处淮水中游以南地区，春秋中、晚期为古番国所在地。此处位于吴、楚之间，一直是吴、楚争夺的焦点。《左传》昭公十二年（前530年）载：
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
杜预注曰：“颍水之尾，在下蔡西”，即今安徽寿县以西的颍水入淮处。“徐，吴与国，故围之以偪吴。” [28]徐国在淮水下游北岸一带，为吴之同盟国。楚灵王驻扎于下蔡一带，并派遣潘子等围攻徐国。不少学者已经指出，潘子，即潘国之君，潘国在春秋中晚期已经成为楚之附庸国，常随楚王征战。[29]
《左传》定公六年（前504年）载：
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于是乎迁郢于鄀，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30]
讲的是楚昭王时期，吴败楚师，俘获潘子臣等，楚惧而迁都于鄀。这一事件同见于《史记·楚世家》：
（楚昭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31]
“获潘子臣”和“取番”指的是同一回事，即占领了番（潘）国，并俘获了其国君，潘国受此打击后不久可能就亡国了。 [32]潘亡之后，其地曾属吴，又曾归楚。吴亡之后，整个战国时期其地当长期为楚所有，成为楚国东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地区。楚国东境毗邻吴越，有大量吴越之人分布，将吴芮家族等吴越贵族分封于此，可以起到安抚吴越遗民的作用。
在楚吴对峙期间，常有吴国贵族奔楚，且奔楚后又多受封。如《左传》昭公三十年（前512年）载：“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 [33]说的是吴国两公子奔楚后，昭王以“养”地封之，并筑城于此，又取临近的城父、胡之田益之。此后不久，《左传》定公五年（前 505年）载：“九月，夫概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而败，奔楚，为堂谿氏。”[34]《史记·吴太伯世家》记曰：“夫概败奔楚，楚昭王……封夫概于堂谿，为堂谿氏。” [35]夫概王即吴王阖闾之弟，奔楚后受封于堂谿。
吴芮家族的来楚和受封，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在吴亡之后呢？从前文所引《史记》的记载来看，越亡之后贵族散居东南沿海，至秦末纷纷归附吴芮，说明吴芮在越人中影响力巨大，反映出其家族更有可能是在吴亡后仍为贵族，仕于越，因而颇得越人信任。
三 秦至汉初的鄱阳县
前引《史记·东越列传》提到鄱君吴芮又为鄱阳令，即秦之鄱阳县令。《汉书·吴芮传》沿袭了此说。按此，则说明在楚亡于秦后，鄱君非但未沦为阶下囚，反而仍居于其封邑，甚至被任命为秦之县令，在封邑所在的基层地方社会长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汉书·地理志》记有鄱阳县，与南昌、新淦等县均属豫章郡，俱在长江以南，其地望在今鄱阳县东三十公里左右。[36]后世多以为秦之鄱阳县亦在此处，如裴骃《史记集解》引三国韦昭曰：“今鄱阳县是也。” [37]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唐《括地志》曰：“饶州鄱阳县，春秋时为楚东境，秦为番县，属九江郡，汉为鄱阳县也。” [38]
最早对传统看法产生怀疑的是钱穆先生，就《史记》记载的番（鄱）阳，他谈到：
番阳，今江西鄱阳县治。从邑为“鄱”，从水为“潘”，指江水盘旋成渊处，即“彭蠡”也。最先所指应在江北。[39]
钱穆先生指明鄱阳县最先应位于长江以北，是十分有见地的，惜未说明理由。我们也认为，将《地理志》所记载的鄱阳县地望与古番国、春秋战国的番地、秦时期的番君活动区域混为一谈，是不可取的。从前引《黥布列传》来看，黥布和番君起兵反秦之时，其活动地域不出今淮河上中游一带，不可能远至江南鄱阳湖以东的今鄱阳县，秦鄱阳县当在楚鄱君封地附近。
另外，根据《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的记载，项羽立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衡山王之名当本自秦衡山郡和衡山，衡山即今安徽霍山县的天柱山[40]，邾城在今湖北黄冈境内[41]，距离古番国、楚鄱地都很近，古番国、楚番地可能就位于吴芮衡山国的北境。项羽称楚王，都彭城，黥布为九江王，都六，都受封于各自家乡附近。番君吴芮被立为衡山王，也当有类似的考虑。从吴芮的活动范围来看，从反秦开始至项羽封其为衡山王，基本集中在淮河上中游及其以北地区，距离长江以南的今江西鄱阳县颇远。
如钱穆先生所言，鄱阳县初位于长江以北，那么是何时迁至江南的呢？从《史记》的相关记载来看，在黥布败亡之时，江南已有鄱阳。楚汉战争之后，黥布受封为淮南王。至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黥布反叛，刘邦亲征，《黥布列传》记云：
（黥布）遂西，与上兵遇蕲西会甀。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大战。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绐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遂灭黥布。[42]
黥布反叛后，率军从淮南国都城六邑，即今安徽六安市一带出发，东击刘贾之荆国，继而北渡淮，攻打楚国，楚军败绩。黥布继而向西，与从长安出发的汉高祖遇于蕲县以西的会甀，即今安徽宿州市一带。黥布战败南逃，先是渡淮，后不能止战，又奔至江南，即从淮水江北之地逃至长江以南。因长沙王与黥布有联姻关系，于是借此欺骗他，说愿意一起逃亡，遂诱骗黥布至越地番（鄱）阳而杀之。
关于黥布败亡的路线，《高祖本纪》也有记载：
高祖已击布军会甀，布走，令别将追之。……汉将别击布军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斩布鄱阳。[43]
《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洮音道，在江淮间。” [44]黥布逃至淮水以南后，汉军曾与之在洮水南北激战。洮水所在，清代以来多有讨论，全祖望提出：“盖九江之沘水也，沘与洮相似而讹。盖布败于蕲，反走其国，又败于沘，乃思投长沙，未至而死于番阳。” [45]刘师培也赞同此说，指出沘水即今淠河，流经今安徽霍山、六安后北入淮，在黥布淮南国境内。[46]按全氏之说，黥布在洮水一带战败后，思投长沙王，因长沙国都临湘（今长沙市），故向南渡江至鄱阳，未及西行而遇害。（参见地图二）今鄱阳县大约在安徽六安市及淠河的正南方，可以推测，黥布在洮水战败后，一路南奔，渡江至鄱阳，其所到之鄱阳应即见于《汉书·地理志》的鄱阳县，即今鄱阳县东境。《史记正义》称：“英布冢在饶州鄱阳县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 [47]若其说可信，则说明黥布死后亦葬于鄱阳一带。
吴芮家族一直为越人领袖，江南的鄱阳也是越人的聚居区。“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证明了这一点。据以上分析，西汉初年江南已有鄱阳，不过仍不知是否已设县。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有“番阳令”，司马迁记云：“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 [48]番阳即鄱阳，番阳令即鄱阳县令，说明至迟在武帝初年江南的鄱阳已设县。值得注意的是，王恢命鄱阳令唐蒙晓谕南越，似乎说明鄱阳和南越间一直有频繁往来，这或许与鄱阳长期以来一直是越人的聚居区有关。
四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位于今河南固始一带的古番（潘、鄱）国灭亡之后，其地长期为楚国所有，战国时期楚曾在此设立鄱县，又封有鄱君。始受封的鄱君或本为吴人，吴亡后入仕于越，在越人中颇有影响，越亡于楚后受封为楚国封君。秦灭楚后，鄱君并未被杀，反而为秦鄱阳县令，在鄱地仍然一呼百应，这反映出秦王朝统一后，虽然曾迁徙大量六国贵族至关中加以控制，但在新占领区的基层统治并不稳固，仍须仰赖地方豪强。秦末战争兴起之后，当时的鄱君吴芮集合黥布等“鄱盗”和前来归附的越人共同举兵反秦。秦亡后，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都邾。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49]。高祖末年，黥布反叛，被杀于江南之鄱阳，即今江西鄱阳县东，至汉武帝初年，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此鄱阳已设县。
郡县制与封建制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两种主要形态。战国时期，列国的地方行政体系以郡县为主，同时有封君的封邑存在。如前所述，从楚地的出土文献可以看出，同一地域常有县邑、封邑并存的情形。秦统一后，对列国的郡县进行了重新规划，同时废除了封建制，封君的封邑被划入周围的县邑或被设立为新的县邑。在这一过程中，封君的去向如何，新规划的县邑又是如何运作的，由于史料的限制，很多细节内容不得而知。通过对“鄱”地的个案分析，可以得知列国封君被废立后，有些仍居于原封邑或附近地域内，在本地区依旧发挥影响。整合之后的新县邑，其长官虽由中央任命，但不少实际上原为地方豪强。这反映了秦统一前后基层地方行政体制演变进程的一种情形。
地图一：秦末番君、黥布起兵示意图
说明：本图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山东南部诸郡”图幅（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7-8页）为底图绘制。
地图二：汉初黥布败亡路线图
说明：本图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扬州刺史部”图幅（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4-25页）为底图绘制。
注释：
1. 周振鹤先生曾指出，“封建”与“分封”词义有别。封建必有封土，而分封还包括无封土的虚封。参阅周振鹤《封建与分封的异同》，载《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页。本文采用“封建制”一词，指代有封土的实封制度。
2. 关于包山简所记资料的绝对年代，学术界多有讨论，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22至前316年，即楚怀王前期。参阅王红星《包山简牍所反映的楚国历法问题》，刘彬徽《从包山楚简纪时材料论及楚国纪年与楚历》，并载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著《包山楚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21-547页；另参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20页。
3. 简文图版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著《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七〇号图版。释文主要参考陈伟等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6页。在不影响讨论的情况下，简文采用通行字体书写。
4. 何浩、刘彬徽：《包山楚简“封君”释地》，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册，第569-579页；刘彬徽：《包山楚简论述》，《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178-188页；颜世铉：《包山楚简地名研究》，（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年，第78页；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第74页，注128。
5. 何浩、刘彬徽：《包山楚简“封君”释地》，刘彬徽：《包山楚简论述》。
6.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3-138页。
7. 参阅曹锦炎：《古玺通论》下编第6章“楚”，（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第106页。
8. 学界多倾向于认为“”即是县或县一级政区名。陈伟先生谈到将“”“这级政区看作战国时的楚县，应该说问题不大”，参阅《包山楚简初探》第100页。朴俸柱先生认为“‘县’和‘’似是同级统治组织，但因为两者的来源、内部结构、在楚国地方统治中的作用等相异，所以似按各自的性质、情况区别使用。”参阅朴俸柱：《战国楚的地方统治体制》，《简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赵平安先生将该字释为“宛”，读为“县”，参阅赵平安：《战国文字中的“宛”及其相关问题研究（附补记）》，《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3-154页。我们倾向于认同“”、“县”同级，性质基本一致的观点，将其归入县一级政区，仍写作“”。
9. 参阅颜世铉：《包山楚简地名研究》，第243页。
10. 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106页。
11. 颜世铉：《包山楚简地名研究》，第244页。
12. 司马迁：《史记》卷91《黥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597-2598页。
13. 班固：《汉书》卷34《黥布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1881-1882页。
14.《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65页。
15.《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第396页。
16.《史记》卷91《黥布列传》，第2606页。按，“长沙哀王”当为“长沙成王”之误，成王为吴芮子。裴骃《集解》引徐广曰：“表云成王臣，吴芮之子也。”司马贞《索隐》曰：“哀字误也，是成王臣，吴芮之子也。”并见《史记》卷91《黥布列传》，第2607页。
17.《史记》卷114《东越列传》，第2979页。
18.《史记》卷91《黥布列传》，第2607页。
19. 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年，第222页。
20.《史记》卷48《陈涉世家》，裴骃《集解》，第1960页。
21. 钱穆：《史记地名考》卷12《楚地名》，“清波、青波”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16页。
22. 郦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30《淮水》，熊会贞按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10页。
23.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3，“吴”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83页。
24.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二《以国为氏·周同姓国》，“吴氏”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7页。
25.《史记》卷41《越世家》，第1751页。
26.《史记》卷114《东越列传》，第2979页。
27.《汉书》卷34《吴芮传》，第1894页。《汉书》称吴芮因为秦番阳令而号番君。此说不见于《史记》，当是司马迁以后形成的说法，难以凭信。吴芮称番君当是对其先人封号的承袭。
28. 左丘明撰，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昭公十二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56、1358页。
29. 黄盛璋：《当阳两戈铭文考》，《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第42-45页；王恩田：《河南固始勾吴夫人墓——兼论番国地理位置及吴伐楚路线》，《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第59-64页；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132页。
30.《左传（春秋经传集解）》，定公六年，第1646页。
31.《史记》卷40《楚世家》，第1716页。
32. 参阅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132页。
33.《左传（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三十年，第1586页。
34.《左传（春秋经传集解）》，定公五年，第1646页。
35.《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第1467页。
36. 参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28上《地理志上》，豫章郡“鄱阳”条，（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45页；另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扬州刺史部”图幅，（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4-25页。
37.《史记》卷7《项羽本纪》，裴骃《集解》，第317页。
38.《史记》卷40《楚世家》，张守节《正义》，第1716页。按《史记》说吴芮为番君和鄱阳令，并未说秦有番县，《括地志》所说秦为“番县”恐为“番（鄱）阳县”之误。西汉以后鄱阳地望未有巨大变化，三国及唐的鄱阳县均在今鄱阳县附近，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3册，三国吴“扬州”图幅，（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6-27页；同书第5册，唐“江南西道”图幅，（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7-58页。
39. 钱穆：《史记地名考》卷19《豫章长沙名》，“鄱、番、番阳、鄱阳”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22页。
40. 参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246页。
41. 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二十里，本春秋时邾国。”见《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19页。
42.《史记》卷91《黥布列传》，第2606页。
43.《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89-390页。
44.《史记》卷8《高祖本纪》，裴骃《集解》，第390页。
45. 全祖望：《经史问答》卷9，《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006页。
46. 刘师培：《洮水即沘水考》，原载《左庵集》卷5，收入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4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7-428页。
47.《史记》卷91《黥布列传》，张守节《正义》，第2607页。
48.《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3-2994页。
49.《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80页。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期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李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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