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家壁：天门彭家山楚墓席镇铭文新解

天门彭家山楚墓席镇铭文新解

武家壁

2007年1～5月湖北省天门市博物馆为配合武(汉)荆(门)高速公路基建工程，在天门市皂市镇鲁新村的彭家山楚国墓地发掘了19座楚墓，并于五年之后的2012年及时发表了高质量的考古发掘报告《天门彭家山楚墓》，其中第18号楚墓出土了四件大小不同的青铜席镇，最大的一件上刻有40字鸟虫书铭文（图1）[[1]]，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报告编著者特地邀请我国著名鸟虫书研究的权威专家曹锦炎先生撰写《鸟虫书青铜席镇初探》一文作为附录[[2]]，使该书增色不少。

楚国鸟篆文字十分难认，非功力深厚者不能释其一二，曹锦炎先生成功地完整释读出40字鸟虫书铭文，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扫清了文字障碍。铭文布满席镇表面，分上、中、下三圈紧密排布，但行文的次序则由每圈的中间起首，依照先下圈、次中圈、再上圈的次序展开。兹将曹锦炎先生的释文引如下：

戉(越)王之子忾不余，睪(择)氒(厥)吉金，自乍(作)勹(伏)钓(约)。氒(厥)………………………………………………[下圈]

大古(故)少(小)连，於轨九州，巛(顺)日又(有)行。□之孙隹(唯)………………………………………………[中圈]

缶(宝)。丌(其)永寿，夙莫(暮)不弋(忒)。……………………………………………[上圈]

图1 席镇及其铭文拓片

上、下圈铭文的解释没有疑义。下圈铭文是说明性文字，讲某人作某器；上圈铭文是吉祥语，都是当时比较常见的作法。中圈铭文的三句话“大故小连，於轨九州，顺日右行”则非常具有特色。曹先生把“大故小连”解释为：因其强大故弱小者从属之，把“於轨九州”解释为统一天下，把“顺日有行”解释为顺天道而行。依曹先生之见，三句话总括起来构成楚王的“座右铭”，意思是说：因为强大了所以小国就会属于你，统一天下要顺着天道而行。

然而彭家山楚国墓地是一处等级规格比较低的墓地，而且远离楚都纪南城，已发掘的19座楚墓中等级最高者为1号墓，随葬铜礼器是4鼎1敦2壶组合，其次为出土席镇的第18号墓，随葬铜礼器为3鼎1敦2壶组合，属于“元士”、“上士”等级，到不了“大夫”级别。这种等级的墓葬使用楚王“座右铭”式的铭文，殊有不妥。我们认为席镇铭文与其用途有关。席镇是用来镇压筵席边角的物件，应有一定的重量，使用时其空腔应被填充实物或者本来就是充实的，被发掘整理者掏空了。中圈三句铭文的意思是讲青铜席镇的大小、形状特征，应按怎样的次序，摆放在那些位置，以及如此摆放所遵循的原则及其启示意义。具体内容与当时的宇宙观有关，涉及比较复杂的知识背景，特考论如下。

一 “大故小连”

铭文曰“厥大古(故)小连”，顾名思义是指席镇的大小形状，小者从属于大者，故大小相连。我们先将席镇的大小尺寸列如下表：

此墓席镇共有四个，由于发掘报告只报道了其中的三个，另一个的形状大小不知。由上表可知大号、中号席镇的尺寸相近，而中号与小号的尺寸相差较大。按“大小相连”的原则，尺寸相差较大的后两者中间应该还有一个过渡单元，其口腹径与高的尺寸应位于后两者之间，与前两者之间的变化大致持平，因此那个未报道的素面席镇的尺寸，估计可能是：口径5.1～5.3厘米，腹径6.2～6.3厘米，通高4.9～5.0厘米。

图2 三个席镇的大小、形状

席镇的形状如图所示（图2），大席镇形如一个圆球切掉球冠后剩下的球缺，小席镇则是一个椭球的球缺。中号席镇的形状位于圆球缺和椭球缺之间，而更加接近于圆球缺。按“大小相连”的原则，中号席镇与小号席镇的中间应该还有一个过渡形状，使得四个席镇的形状变化能够比较平滑地过渡。

仅从形状的角度考虑，“大古小连”似乎可作另一种解释：《说文》“鼓”字下云“籒文鼓从古声”，故此“古”“鼓”相通。《说文》“链，铜属，从金连声。”所谓“铜属”就是连属铜的链圈，《六书故》“今人以锒铛之类相连属者为链。”鼓者近圆，链者近椭，因此“大古小连”可以解释为：大者如鼓圈一样圆，小者如链圈一样椭。

由于席镇的大小和形状都是变化的，因此一定存在按怎样次序摆放的问题，这是接下来的铭文“於轨九州，顺日右行”要解决的问题。

二 “於轨九州”

关于“九州”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指《尚书·禹贡》的分“天下”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曹锦炎先生采用此说，故释“於轨九州”为“统一天下”。另一种解释为“日行九州七舍”中的“九州”，由于本铭“於轨九州”之下紧接着是“顺日右行”，因此这里的“九州”是指“日行九州”无疑，与《禹贡》“九州”无关。

《淮南子·天文训》：

“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蚤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至于悲谷，是谓哺时。至于女纪，是谓大还。至于渊虞，是谓高舂。至于连石，是谓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禹以为朝、昼、昏、夜。”

高诱注：“自阳谷至虞渊，凡十六所，为九州七舍也。”清钱塘撰《淮南天文训补注》“王充所说十六道，与此十六所合”。王充《论衡·说日篇》：

“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远近，昼夜有长短也。夫复五月之时，昼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昼十分，夜六分；从六月往至十一月，月减一分。此则日行月从一分道也。岁日行天十六道也，岂徒九道?”

照此论述可以复原出一岁十二个月的昼夜长短数据，一昼夜的总长为“十六分”。我们把这套昼夜长短变化的数据称为“昼夜分”。

《淮南天文训》描述的是“日行”一周在大地上所“至于”的地点，因此是指太阳在天空中投影到地平圈上的方位，每一个方位采用一个地名作为标志。每一个太阳方位对应一个时称，每一个时称对应一个方位地名，如早晨的晨明、朏明，对应东方的旸谷、曲阿；中午的隅中、正中，对应南方的衡阳、昆吾；傍晚和夜间的黄昏、定昏，对应西方的虞渊、蒙谷等。我们可以设想每相邻两方位之间的距离（用角度来度量）是相等的，即每一“州”或“舍”的“地平经差”相等。于是我们可以根据太阳方位（九州七舍）把一天分为“十六等分”，据《论衡》则夏至（5月）昼长11分、夜短5分，冬至（11月）夜长11分、昼短5分，每个昼夜合共“十六分”。这一情况得到出土文献的证实，如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汉简《日书》等都有数据相同的“日夕表”，将一昼夜划分为十六等分，列出十二个月的“日”(昼)、“夕”(夜)数，如“五月，日十一、夕五”；“十一月，日五、夕十一”等[[3]]。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将一昼夜分为“十六时”的最好证据，《淮南子·天文训》已经给出“晨明”、“朏明”、“旦明”至“黄昏”、“定昏”等十五个时名，加上“夜半”，就是“十六时”。

如果按照等时制的“十六时”来解释，那么秦简“日夕表”中的夏至白昼太长、冬至白昼太短，完全不符合周朝或秦国境内的实际情况，其纬度位置相当于贝加尔湖南岸地区（北纬52°）；如果不把秦简“日夕分”当作时角数据，而是当作方位数据，其纬度位置相当于燕山地区（北纬42°）[[4]]。这说明“日夕表”中的“十六时”不是“等时制”，因为依据现代天文学知识，地平圈上的昼夜弧并不等于时角圈上的昼夜弧，如果地平方位角是等间距的，那么对应的时角必定不是等间距的，反之亦然。时角昼夜弧直接表示白昼和夜晚的长短，而地平昼夜弧仅是昼夜长度的一个函数，并不能直接与漏刻或计时单位相联系来表示昼夜长短。虽然如此，地平昼夜弧随时节变化的趋势与时角昼夜弧的变化趋势是完全一致的，人们可以通过比较地平昼夜弧的大小来反映昼夜长短的变化，从而把握季节变化的规律。观察日出入方位，比使用漏刻计时要简单得多，因此秦汉以前普遍使用这种简单方法进行观象授时。

明确了“昼夜分”、“日夕表”与“十六时”的关系，对“九州七舍”的概念就很好理解了。自“日出”至“日入”太阳周行在地面上，称为“九州”；自“日入”至“日出”太阳潜行在地面之下，称为“七舍”。以南方“正中”的“昆吾”为基准，可画出“九州七舍”示意图（图3）。

由于日出入方位是随昼夜长短或季节变换而变化的，不可能固定在某一地点，因此上述“九州七舍”对应的日出入方位和时节可能是一个平均值，即对应于春分或者秋分时节的日出入方向。

西汉以前盛行“盖天说”宇宙观，认为天圆似伞盖，地方如棋局，天地之间并不相交，因为当时的人们难以理解并拒绝接受太阳从地底下穿行、再从东方升出地表的说法。“盖天说”的代表作是《周髀算经》，对四季和昼夜的形成有一套独特的解释。关于昼夜的形成，盖天说认为“天之居如倚盖”（《晋书·天文志》），即“天”像个斜放的车盖，（类似撑开的伞），其中心在北极，太阳附着在天上，随天绕北极由东向西运转，当转到北极以北就不见了，叫“日入”；从北极以北转回来又能看见，叫“日出”。《周髀算经》认为“日照四旁各十六万七千里，人所望见远近，宜如日光所照。”即太阳在“天盖”上运行，当其刚好进入“人所望见”的范围就是“日出”；离开“人所望见”的范围就是“日落”。如果不能看见太阳本身，而能看到“日光所照”的范围即看到曙暮光，就是晨昏。

关于四季，《周髀算经》认为夏至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最高，距离北极最近，故此一昼夜之间太阳在“天盖”上画出的圆形轨道最小，称为“内衡”；冬至太阳高度最低，距离北极最远，周日在“天盖”上画出的圆形轨道最大，称为“外衡”；春秋分的太阳在“天盖”上画出的圆形轨道适中，称为“中衡”。在内、外衡与中衡之间再平均插入两衡，就是“盖天说”的“七衡图”。由于人眼所见的范围是固定的，而每一衡的直径不等，导致各衡进入人眼望见范围的昼弧不等（图4）。“七衡”之间有六个间隔，太阳跨越每一间隔须一个月，一个来回即由冬至到下一个冬至费时十二个月，每月含两个节气，由此解释了二十四节气昼夜长短的变化。太阳在“七衡图”上的昼弧段运行，对应于地上就是“於轨九州”；太阳在“七衡图”上的夜弧段运行，对应于地上就是“於轨七舍”。

由图4可知，冬至太阳“於轨九州”在天盖上的起始点，是“外衡”与“人所望见”视界圈的两个交点，可知冬至昼弧小于夜弧，其比值约为1:3。夏至太阳“於轨九州”的起始点是“内衡”与“人所望见”视界圈的两个交点，可知冬至昼弧小于夜弧，其比值约为3:1。

图4 《周髀算经》的“七衡图”

根据上文的介绍，所谓“於轨九州”就是太阳从“日出”到“日入”经历的地平方位。但日出入的方位是不断变化的，四个青铜席镇应该怎样摆放才是“於轨九州”呢？我们认为应该是选择白天最长（夏至昼弧相对夜弧最大）和白天最短（冬至昼弧相对夜弧最小）的日出入方位来摆放的。

关于冬夏二至的日出入方位，文献一致记载在“四隅”或“四维”。如《论衡·说日篇》：

“夏日长之时，日出于东北，入于西北；冬日短之时，日出东南，入于西南。冬与夏，日之出入，在于四隅。”

《淮南子·天文训》：

“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

《周髀算经》：

“冬至昼极短，日出辰而入申，阳照三，不覆九。……夏至昼极长。日出寅而入戌。阳照九。不覆三。”

在地平“十二辰”的方位体系中，日出寅入戌、出辰入申，分别在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等“四隅”方位上。由上引文献可知，中国古代认定“日出”方位最北点在东北方向，最南点在东南方向；“日入”方位最北点在西北方向，最南点在西南方向。冬至的地平昼弧与夜弧之比为3:9，夏至的地平昼弧与夜弧之比为9:3。

秦汉日晷上的数据反映日出入最北（南）点并不在“四隅”上，而是在放射性晷线的起始线上，即百刻制的第1与第69条晷线上，由于没有零刻线的设置，实际地平经差为100分之68刻。此处表示夏至的地平昼弧与夜弧之比为68:32，冬至的地平昼弧与夜弧之比为32:68。出土秦汉日晷的晷面上既有69条放射性晷线，也有联系“四隅”、表示“四维”的维线（图5），显然“日出入四隅”的方位张角，明显大于日晷1-69条晷线指示的日出入方位，两者相差(32-100´1/4)=7刻（百刻制）。

图5 秦汉日晷

这个数值正好相当于昏旦时刻数，即日出前3.5刻为旦始时刻，日入后3.5刻为昏终时刻，昏旦共7刻。故《淮南子·天文训》云“（日）行九州七舍……禹以为朝、昼、昏、夜。”因此“九州”弧段应该包括朝、昏时段在内，这样就使得冬夏二至的“日出”、“日入”方向定位在大地的“四维”上了。

这里的“日出”和“日入”概念并不是现代人理解的人眼看见太阳从地表升起和落下，而是以人眼能够看到曙暮光为标志的。即太阳升出地表之前，人眼开始看到曙光，古人认为已经“日出”；太阳没入地表之后，直到暮光黯淡消失，古人认为才到“日入”。汉代另有“平旦”一词以表示“曙光日出”，如王充《论衡·谰时篇》：“一日之中，分为十二时，平旦寅，日出卯也。”刘向《新序·杂事四》：“君昧爽而栉冠，平旦而听朝。”据此我们把“地表日出”、“地表日入”与“曙光日出”、“暮光日入”区别开来，文献记载的“日出入四隅”指的正是“曙光日出”、“暮光日入”，这也就是席镇铭文“於轨九州”的起始点。故此四个青铜席镇，依次镇压于“四维”，就是“於轨九州”。

考古所见先秦两汉时期的镇一般为4枚一组[[5]]，正好放置于方形筵席的“四隅”。也有少数墓葬出土6枚、8枚镇的特例，最多的一例是印山越王陵出土19枚镇[[6]]，可以在“九州七舍”方位各放置一枚，尚余3枚可置于九州内区的日出、日入、南中三方。

三 “顺日右行”

席镇铭文“巛日又行”当释作“顺日右行”。金文的“又”字与“有”、“右”相通，此处与“日行”相联系，只能释作“右”。“日右行”是古天文中的习惯用语，一般称“天左转，日月右行”。如班固《白虎通·日月》卷八载：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为阴，故右行。右行者，犹臣对君也。《含文嘉》曰：‘计日月，右行也。’《刑德放》曰：‘日月东行。’”

《论衡·说日篇》：

“儒者说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与天相迎。’……其取喻若蚁行于硙上焉。”

《晋书·天文志上》：

“《周髀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于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

古人把天体自东向西运动称为“左转”或“左旋”，把天体自西向东运动称为“右行”或“右旋”，这是人们面北背南观察天体运行走势的一种特定描述[[7]]。盖天说认为“天”自东向西“左旋”，而恒星附着于天，也是“左旋”的；日月五星与恒星一起“左旋”（一昼夜旋转360°），与此同时相对于恒星背景日月五星又有自西向东的相对运行，日行一周为一年，月行一周为一月，五星周期各有不同，故称“日月五星右行”。

“日行”的方向是逆“天”而行的，故此不能把“顺日右行”解释为“顺天道而行”。结合上两句铭文，此处应解释为：按照席镇的大小次序，摆放在筵席的四角，由西向南、再向东放置，即由大到小按逆时针方向摆放：

最大席镇——摆放西北角——夏至日入方向，

次大席镇——摆放西南角——冬至日入方向，

次小席镇——摆放东北角——夏至日出方向，

最小席镇——摆放东南角——冬至日出方向。

如此摆放，则席镇位于“文王八卦”或“后天八卦”的“四维卦”上（图6）：

乾首——西北维，

坤首——西南维，

巽首——东南维，

艮首——东北维。

以西北为乾首，可能与“天倾西北”的传说有关。《淮南子·天文训》云：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同样的记载还见于《列子·汤问》。由于认定西北方为日月星辰的往归之地，因此在摆放席镇的时候，要以“西北维”（乾维）为首要位置，将最大的席镇放置于此，然后依大小次序放置于“西南维”（坤维）、“东南维”（巽维）、“东北维”（艮维），也就是按逆时针旋转的方向摆放，此即铭文所谓“顺日右行”。

四 余论

魏晋以前还没有出现椅子，人们席地而坐，许多礼仪都与铺地的筵席有关。关于“筵席”，

《周礼·宗伯》“序官·司几筵”郑玄《注》“筵，亦席也。铺陈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贾公彦《疏》“云‘铺陈曰筵，藉之曰席’者，设席之法，先设者皆言筵，后加者为席。”又《周礼·司几筵》贾公彦《疏》“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谓之筵，重在上者即谓之席，已下皆然。故郑注《序官》云‘敷陈曰筵，藉之曰席。’”

《说文》“筵，竹席也，从竹延声。《周礼》曰‘度堂以筵’。筵一丈。”《周礼·考工记·匠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大概一丈见方的席子有一尺的边缘被互相叠压（两边各被压半尺），故称“九尺之筵”。据此则铺在大堂上的单床席子的规格为一“方丈”。

《礼记·乐记》：“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孟子·尽心下》：“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赵岐注：“极五味之馔食，列于前，方一丈。”

故宴席也是一丈见方，我们不妨称之为“方丈”席。周代一尺约合今24厘米，则“方丈”席的边长约合今2.4米。

古代行礼时铺设的席子有五种，即莞席、缫席、次席、蒲席、熊席。

《周礼·司几筵》“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郑玄《注》：“五席：莞、藻、次、蒲、熊。”陆德明《释文》“藻，本又作缫。”

从名称上看，这些席子用竹篾、丝绵、蒲草、皮毛等软材料制成，因此可以卷收起来。如《释名》卷三“席，释也。可卷可释。”《诗·邶风·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贾谊《过秦论》“席卷天下”。将席子铺陈开来，其边角很容易上翘或者卷起，于是需要重物以镇压之，这就是“席镇”。

先秦两汉文献有关于“席镇”的记载。

《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瑶席兮玉瑱。”

东汉王逸《注》“瑱，一作镇”。宋洪兴祖《补注》“以瑶玉为席，美玉为瑱。”

这里的“瑶席”是以玉石为材料编织的席子，应该没有卷边角的问题，但仍然使用了“玉镇”，这说明席不离镇、镇不离席已成习惯，可能包含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不能轻易拆离。

《九歌·湘夫人》：“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王逸《注》“以白玉镇坐席也，一作瑱。”《西京杂记》卷四引西汉邹阳《酒赋》：“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西京杂记》卷一载：“昭阳殿…绿熊席…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镇，皆达照，无瑕缺。”

以上文献皆载为“玉镇”，但“镇”字从金，必有铜镇存在，考古发现证实有大量青铜席镇出土。

《说文》“镇，博压也。”

《楚辞·招魂》“篦蔽象棋，有六簿些。”

战国秦汉时期盛行“六博”棋戏，博具中有棋盘(枰)，可能是将棋局画在一种很小的席子上，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的“遣册”中记有“博席”[[8]]。既然有“博席”，当然须镇压四角，故有“博压”。“博压”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席镇，不过比普通镇压“方丈”席的坐席镇要小很多[[9]]。

“正席”被视为行礼的起码要求。

《论语·乡党》“席不正不坐”。

邢昺《疏》“凡为席之礼，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乡(向)北乡(向)，以西方为上；东乡(向)西乡(向)，以南方为上。如此之类，是礼之正也。若不正，则孔子不坐也。”

《韩诗外传》卷九载孟母曰：“吾怀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管子·弟子职》：“少者之事……摄衣共(供)盥，先生乃作。沃盥彻盥，泛拚正席，先生乃坐。”

《论语·乡党》“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

邢昺《疏》：“谓君以熟食赐已，必正席而坐，先品尝之，敬君之惠也。”

朱熹《集注》“正席先尝，如对君也。”

上引文献讲“正席”或“为席之礼”有两方面内涵，一是席重规格：天子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二是席位尊卑：南北向铺席以西方为尊，东西向铺席以南方为尊。由于堂席和宴席都是“方丈”席，筵席的方向不是由长宽来决定的，而是由席子的纹路来判定的。筵席的方向决定了尊卑的位次，这就要求席子的方向一定要放正，即单席的两边，要分别与正东西向和正南北向平行。这里隐含一个方向基点，即以筵席的中心为大地的中央，“正席”之后，镇压在筵席四角的席镇就必定位于大地方位的“四维”之上，即冬夏二至的“日出”、“日入”方向上了。在未经扰动的汉墓中，四枚镇排成正方形[[10]]，与文献记载的“方丈”之席及“正席”之礼颇相符合。

如上所论，铭文“於轨九州，顺日右行”实际要求将席镇放置在正方形筵席的四角上，操作上十分简单，然而却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为正方形的四隅，象征冬夏二至的日出入方向，而寝食男女之事均离不开筵席，于是铭文便将人们的生活起居和礼仪活动与“天道”联系起来。《庄子·让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载古《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易经·乾卦》《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唐孔颖达《疏》：

“‘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故云‘天行健’。此谓天之自然之象。‘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

此与席镇铭文末句“夙暮不忒”的意义相近。

《说文》“忒，更也。”《诗·鲁颂·閟宫》“春秋匪懈，享祀不忒。”郑玄《笺》“忒，变也。”

“夙暮不忒”就是日夜不懈怠，持之以恒。“天行健”包括“天左转，日右行”，君子法天而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夙夜不懈，是以自强不息。这就是席镇铭文作为“座右铭”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荆州博物馆，北京联合大学)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天门彭家山楚墓》，第80页，2012年。

[2]曹锦炎：《鸟虫书青铜席镇初探》，《天门彭家山楚墓》附录，第185～189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3]曾宪通：《秦汉时制刍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李天虹：《秦汉时分纪时制综论》，《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

[4]武家璧：《从出土文物看战国时期的天文历法成就》，《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5]曹栋洋：《考古所见先秦两汉的“镇”》，《武汉文博》2010年第3期。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局：《印山越王陵》，第36～38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7]陈美东：《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右旋说与左旋说之争》，《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

[8]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6期。

[9]孙机：《坐席镇与博镇》，《文物天地》1989年第6期。王厚宇、刘振永：《战国牛虎形青铜博镇》，《收藏界》2013年第9期。

[10]孙机：《汉镇艺术》，《文物》1983年第6期。

本文原载于《楚学论丛》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