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蘇鎮：東漢的南宮和北宮
東漢的南宮和北宮
陳蘇鎮
內容提要：東漢初，光武帝居南宮，並對南宮進行了改擴建。明帝即位後又對北宮進行改擴建，並移居北宮。其後諸帝或居南宮，或居北宮，致使兩宮主從關係多次發生變化。但兩宮規模自明帝以後便確定下來。南宮南牆緊鄰洛陽城南牆，由南宮南門和洛陽平城門出入，二門皆由南宮南屯司馬守衛。兩宮整體皆呈“囙”字形。南、東、北三面，外有宮牆，內有殿牆。宮門由衛尉屬下的司馬率衛士守衛，殿門由光祿勳屬下的三署郎守衛。西面宮牆和殿牆是一道牆，故無宮門，直接由殿門出入。史稱南北兩宮“凡七門”，所指是南、東、北三面由司馬掌管的宮門。除此之外，北宮南面還有公車司馬令所主南闕門。兩宮西面則有光祿勳所主神虎門和白虎門，可能還有宦官所主“禁門”。
關鍵詞：南宮 北宮 平城門 南闕門 神虎門
讀東漢史，常會遇到與宮城制度有關的問題，若不瞭解宮城制度，相關史實便模糊不清。而史籍中涉及東漢宮城制度的材料零散稀少，且有錯訛混亂之處，不經細緻梳理和深入考證便無法利用。近些年來，考古學家對漢魏洛陽故城進行了一系列勘探發掘，[①]所得數據大多是魏晉以後的，但對東漢宮城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有學者將考古數據同傳統文獻史料結合起來，對東漢南北宮的形制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使我們的認識比以往清晰了許多。但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史料中也還有一些有價值的信息有待進一步發掘。筆者在前人基礎上，更細緻地梳理了相關史料，對南北兩宮的形成和主從關係的變換，以及平城門、公車門、殿門等問題進行了考證，希望能對此項研究有所推進。
一、南北兩宮的形成和改建
現存西漢史籍中未見洛陽北宮，而屢見洛陽“南宮”。
如《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高祖置酒雒陽南宮。”[②]《漢書》卷一《高帝紀下》：“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③]同書卷九九《王莽傳下》：“司徒王尋將十余萬屯雒陽，填南宮。”[④]
但“南宮”之稱顯然與“北宮”相對，故洛陽應亦有北宮。
《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⑤]
蓋秦代已然。據考古勘探發掘，漢代洛陽城“至少有三個規模不同、時代早晚有異的古城疊壓在一起”。其中，時代最早的城址位於中部，“為西周時期所築”；時代稍晚的城址位於中部和北部，“約為春秋晚期築造”；時代最晚的城址“系沿用西周、東周城址並向南擴大而成”，“當即秦代所築”。[⑥]北宮位於春秋晚期所築城中，應是較早建成的。南宮則佔用了秦代擴建的部分，應是秦代新建的。由此推測，西漢時的洛陽已有南宮和北宮，而南宮建築較新，可能也更宏偉。故劉邦在洛陽時“居南宮”，光武帝劉秀“入洛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焉”，[⑦]亦居南宮。酈道元《水經·榖水注》：“《洛陽故宮名》有……北闕，南宫阙也。《東觀漢記》曰：‘更始發洛陽，李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即斯阙也。”[⑧]據此，更始帝劉玄都洛陽時可能也居南宮。
至於南宮和北宮在洛陽城中的位置，王仲殊曾在《中國古代都城概說》一文中根據洛陽城內主要街道的分佈情形推測：南宮應
“在雒陽城的南部，中東門大街之南，耗門—廣陽門大街之北，開陽門大街之西，小苑門大街之東”，北宮應“在雒陽城的北部，中東門大街之北，津門大街之東，穀門大街之西。”[⑨]
此說影響甚大，文中所附《東漢雒陽城平面圖》也常被引用。近年，張鳴華發表《東漢南宮考》一文，將東漢史料與魏、晉、北魏史料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論證，認為“東漢宮城的範圍與北魏宮城一樣，都在西陽門—東陽門一線的北邊”，因而東漢皇宮的佈局與魏、晉、北魏大致相同。[⑩]此說忽略了一些不利證據，因而難以成立。例如按張先生的復原，“北宮位於2號大道（即上西門—上東門大道）的北側”，其北牆在1號大道（即承明門內大道）南側，“而南宮位於2號大道與3號大道（即中東門內大道）之間”。[11]如果是這樣的話，南宮和北宮之間便僅隔一條大道。據考古勘探，該道“寬約35—51米”，[12]則兩宮之間的距離當比這一數字略寬。但《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注引蔡質《漢典職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復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13]蔡質此書已佚，但六朝隋唐時尚存。《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和《後漢書》李賢注多次引用其文。《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著錄“《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注曰：“漢衛尉蔡質撰。”[14]蔡質是東漢人，又曾任衛尉，主管宮城宿衛。他對東漢南、北宮及其間復道的描述應是可信的。唯“七里”一數，容或傳抄致誤。王仲殊指出：“雒陽城南北全長不過九里，兩宮之間的距離不可能是七里。從遺跡的情形看來，應是一里。漢代‘七’字與‘一’字近似，易致誤。”[15]此說尚非定論，[16]但即便如此，兩宮相距也在四百米以上，[17]因而有必要也有條件在其間“作大屋”。根據這條材料，南、北宮不可能僅相距數十米。而據考古勘探，張鳴華所謂1號大道和3號大道之間約1470米。[18]若減去四百多米，再分置兩宮，每宮南北只有五百米左右，縱深太小了，可能性不大。不過，王仲殊所說南宮南牆的位置與文獻記載不合，北宮西牆的位置可能也與最新考古發現不合。此事涉及南宮平城門和北宮神虎門的考證，容後文詳述。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建武元年十月“入洛陽，幸南宮”。此後，光武帝以南宮為中心進行了一系列改擴建工程。二年正月“立郊兆于城南”；五年十月“起太學”；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中元元年“起明堂、靈台、辟雍”。李賢注引《漢官儀》曰：“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歷明堂，乃至郊祀。”[19]《續漢書·百官志二》“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句劉昭注引《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九月，初開此門。”[20]是光武帝入居南宮後，在宮中興建了前殿等建築，在洛陽南郊興建了郊兆、太學、明堂等設施，還在洛陽城南牆上開闢了平城門，為從南宮前往南郊提供專用通道。值的注意的是，這些工程多是對西漢長安同類設施的複製。
平城門的例子尤為典型。未央宮南門外有長安城西安門，據考古勘查，兩門“南北相對”，“相距50米”，[21]西安門外大道通向南郊的明堂、宗廟、社稷等禮制建築群。洛陽平城門的位置和功能正與長安西安門相同。《後漢書》卷一三《隗囂傳》：“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更始遣軍圍捕，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亡歸天水。”李賢注引《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22]今本《三輔黃圖》卷一《都城十二門》：“長安城南出第三門曰西安門，北對未央宮，一曰便門，即平門也。
古者‘平’、‘便’皆同字。”[23]是長安西安門亦稱“平城門”或“平門”。洛陽平城門的名稱顯然由此而來。
《漢書》卷六《武帝紀》：“初作便門橋。”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其道易直。”[24]《爾雅·釋詁下》：平，“易也。”郭璞注：“謂易直。”邢昺疏：“易者，不難也。”[25]
據此，“平”、“便”為通假字，有“易直”之意，所謂“便門”或“平門”就是直通某處的便捷之門。洛陽平城門正是為便於從南宮前往洛陽南郊而開闢的，並且也稱平門。
《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傳》：“鑄天祿蝦蟆，吐水于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26]李尤《平城門銘》：“平門督司，午位處中”。[27]
文中“平門”皆指平城門。
明帝即位後，又大興土木，對北宮及其他官府進行了修繕和擴建。《後漢書》卷二《明帝紀》：永平三年“起北宮及諸官府”。[28] 此事工程浩大，勞民傷財。
《續漢書·百官志一》太尉條注引《漢官儀》載張衡云：太尉西曹掾鄭均“以為朝廷新造北宮，整飭官寺，旱魃為虐，民不堪命。”[29]《後漢書》卷四一《鍾離意傳》：“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上疏曰：‘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宜且罷止，以應天心。”明帝報曰：“朕戚然慚懼，思獲嘉應……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30]
但停工只是一時，旱災過後，工程又恢復了。
《明帝紀》：永平八年十月，“北宮成”。[31]《鍾離意傳》：“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32]
明帝大約在此前後移居北宮，十年後崩于北宮。同書卷七九下《儒林楊仁傳》：“補北宮衛士令……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33]北宮衛士令掌管的當然是北宮“門衛”。外戚馬氏爭入北宮，是因明帝靈柩在其中。
二、南北兩宮主從關係的轉換
光武帝和明帝對南宮和北宮進行改擴建之後，兩宮的規模和形制基本確定，但二者的地位和功能並未固定下來。東漢初，光武帝居南宮，故兩宮以南宮為主，北宮是附屬設施。明帝移居北宮後，北宮又成為政治中心，南宮降為附屬設施。其後的東漢皇帝或居南宮或居北宮，致使兩宮的地位和功能又多次發生變化。此事未見前賢深究，今試考證如下：
章帝一生居於北宮。
《後漢書》卷一○上《皇后紀上》：章帝竇皇后，建初二年“入掖庭，見於北宮章德殿。”卷三《章帝紀》：章和二年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34]
皆其證。
和帝初居南宮，後徙北宮。
《後漢書》卷四《和帝紀》：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35]
章帝崩于北宮，和帝當然于北宮即位。但《和帝紀》後文載：永元四年六月“庚申，幸北宮。”[36]似乎此前不居北宮。
同書卷二三《竇融傳附竇憲傳》：“四年……帝乃幸北宮。”[37]卷五五《清河王慶傳》：“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38]
所謂“乃幸”、“移幸”，語氣更強，足證和帝是從別處遷入北宮的。
《北堂書鈔》卷六○引《東觀漢記》：“黃香，字文強，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賜常增異同位。時車駕居南宮，尚書新成，詔賜演什物。以香父在，賜臥几、靈壽杖。”[39]案《後漢書》卷八○《文苑黃香傳》：“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40]
據張衡《東京賦》，安福殿在南宮。[41]章帝不曾居南宮，《東觀漢記》所載“時車駕居南宮”顯然指和帝而言。由此可知，和帝即位後居南宮，至永元四年六月才“移幸北宮”，直至元興元年十二月“崩于章德前殿。”[42]
安帝一生亦居北宮。
《後漢書》卷七九上《儒林孔僖傳》：“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孔）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43]
德陽殿是明帝所建北宮正殿。安帝于此召見孔季彥，說明他居於北宮。《續漢書·天文志中》：“安帝巡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44]生前居北宮，故死後入北宮發喪。
順帝原為安帝太子，廢為濟陰王。安帝崩，外戚閻氏立北鄉侯懿，數月而薨。宦官孫程等發動政變，立順帝。
《後漢書》卷六《順帝紀》載其事曰：“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迎濟陰王，于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近臣尚書以下從輦到南宮，登雲台，召百官……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兄弟聞帝立，率兵入北宮，尚書郭鎮與交鋒刃，遂斬顯弟衛尉景。”[45]
德陽殿在北宮，雲台殿在南宮。由此推測，順帝即位後應居南宮。
同書卷六一《周舉傳》：“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同卷《黃瓊傳》：“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46]
據此，順帝于陽嘉年間一度居北宮。
案《順帝紀》：陽嘉元年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同書卷一○下《皇后紀下》載此事曰：“陽嘉元年春……于壽安殿立貴人為皇后。”李賢注：“壽安是德陽宮內殿名。”《續漢書·五行志二》劉昭注引《古今注》曰：“北宮火，燒壽安殿。”[47]
此證順帝陽嘉元年正月已在北宮。
《順帝紀》陽嘉元年條末又載：“是歲，起西苑，修飾宮殿。”[48]同書卷三○《郎顗傳》載顗于陽嘉二年詣闕拜章曰：“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搆飾。”又對尚書曰：“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49]《續漢書·五行志二》：“陽嘉元年……東西莫府火。太尉李固以為……上欲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50]
是順帝曾于陽嘉年間大興土木，其中“修飾宮殿”的工程主要在南宮，玉堂殿的興建便是成果之一。此殿不見於順帝以前，[51]順帝以後則屢見不鮮。
《順帝紀》：永和元年十月，“承福殿火，帝避御雲台。”建康元年八月，“帝崩於玉堂前殿。”[52]同書卷六一《周舉傳》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又載：“時連有災異……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眚。”[53]
雲台、承福、顯親、玉堂等殿都在南宮。這表明，順帝在陽嘉三年（134年）至永和元年（136年）間，又遷回南宮。順帝回南宮後，應居於新建的玉堂殿。承福殿可能在玉堂殿附近。故順帝因“承福殿火”一度“避御雲台”，又移居顯親殿，待承福殿修繕完成後返回玉堂殿，直至崩。
順帝死後，沖帝即位，數月後“崩於玉堂前殿”；質帝即位，一年半後亦“崩於玉堂前殿”。[54]是沖、質二帝皆居南宮。
桓帝一生大部分時間居北宮。
《後漢書》卷七《桓帝紀》：“會質帝崩，太后……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
是桓帝即位於南宮。但約兩年後，即建和二年五月，“北宮掖廷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這表明桓帝即位後居北宮。此次因北宮火災而“移幸南宮”也只有一年零十個月。和平元年三月，“車駕徙幸北宮”，直至“崩于德陽前殿”。[55]
靈帝初居北宮，後徙南宮。《後漢書》卷八《靈帝紀》：“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56]桓帝崩于北宮，靈帝即位肯定也在北宮。
《靈帝紀》又載：建寜元年九月，“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57]同書卷六九《竇武傳》載此事有如下情節：“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58]
這表明靈帝即位後確實居北宮。而《靈帝紀》末載：“帝崩於南宮嘉德殿。”[59]同書卷六九《何進傳》稱“大行在前殿”，[60]應指嘉德前殿。是靈帝晚年居南宮。靈帝何時由北宮移居南宮，史無明文。《後漢書》卷五四《楊賜傳》提供了以下信息：
（光和）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併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61]
袁宏《後漢紀》載此事，亦有“後帝徙南宮”之文。[62]由此可知，靈帝“徙南宮”一事發生在太尉楊賜被免職之後，楊賜、劉寬、張濟子封侯之前。案《靈帝紀》：中平元年四月，“太尉楊賜免”。[63]同書卷二五《劉寬傳》：寬“以先策黃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逯鄉侯，六百戶。中平二年卒，時年六十六。”[64]《隸釋》卷一一《太尉劉寬碑》：“年六十有六，中平二年二月丁卯薨。”[65]則靈帝“徙南宮”當在中平元年四月至二年二月間。
靈帝死後，少帝劉辯即位，居南宮。光熹元年八月，宦官張讓、段珪等殺外戚何進“於嘉德殿前”。[66]“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67]張讓等“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袁紹“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尚書盧植等追至河上，“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68]後董卓“集群僚於崇德前殿”，廢少帝、立獻帝。[69]崇德殿在北宮，可知袁術“燒南宮”後，少帝、獻帝皆居北宮。
兩宮之中，皇帝所居便是朝廷所在，協助皇帝理事和照料皇帝生活的各種機構都在其中。另一宮作為附屬設施，主要用來安置被廢黜的或已故皇帝的后妃及其子女。如《後漢書》卷四二《廣陵王荊傳》：“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卷八三《井丹傳》：“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70]說的是光武帝郭皇后被廢黜後，與其所生五皇子皆居北宮。同書卷一○上《皇后紀上》：“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71]說的是章帝即位後，與馬太后居北宮，明帝諸貴人皆徙居南宮。同書卷三三《周章傳》：鄧太后立安帝，“章以眾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廢太后于南宮。”[72]鄧太后和安帝皆居北宮，周章打算政變後將鄧太后廢黜，並遷至南宮。同書卷八《靈帝紀》：“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皇太后遷于南宮。”[73]靈帝和竇太后亦居北宮，宦官推翻竇氏後遷太后于南宮，時人稱之為“幽隔空宮”。[74]
三、“平城門”和“北宮門”
《續漢書·百官志二》衛尉條有一段文字，中華書局校點本作：
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75]
其中，“平城門”由衛尉屬官南宮南屯司馬負責守衛，似為南宮南面的宮門。但同書《百官志四》城門校尉條本注也提到平城門，中華書局校點本作：
雒陽城十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北宮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雍門，廣陽門，津門，小苑門，開陽門，秏門，中東門，上東門，穀門，夏門，凡十二門。[76]
數上西門以下，共十一門，平城門無疑在“雒陽城十二門”中。據此，平城門又是洛陽城南面的城門。平城門既是南宮宮門又是洛陽城門，似乎南宮和洛陽城在這一段共用一道牆。這不合情理。兩段文字中緊接“平城門”後又都有“北宮門”三字，其含義及其與平城門的關係也有待解釋。
後人引用這兩段文字，大多照抄原文，不加考辨，但也有改動原文以通其意的。如宋王應麟《玉海》卷一六九引《續漢志》衛尉條作“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蒼龍司馬，主東門”，刪去了“北宮門”三字。[77]酈道元《水經·榖水注》：“池東，舊平城門所在矣，今塞，北對洛陽南宮”。[78]王仲殊據此將城門校尉條之文點作“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北（對）宮門，屬衛尉。”[79]加了一個“對”字。以上兩種處理方式雖可疏通文意，但都沒有版本依據。上引中華校點本《續漢志》衛尉條，則據汲古閣本和黃山《校補》刪了“北宮門”的“北”字，[80]“宮門”二字下屬，作“宮門蒼龍司馬”。中華校點本以南宋紹興本為底本，以明汲古閣本和清武英殿本為校本。僅據汲古閣本刪“北”字，版本依據並不充分。王先謙《後漢書集解》以汲古閣本為主，故此條無“北”字，而所附黃山《校補》云：“官本‘宮’上有‘北’字。今案：北宮三門另列在後，此皆南宮門，不應有‘北’字。”[81]然而“北宮門”三字除了北宮之門外，還可作其他理解。且城門校尉條亦有“北宮門”三字，汲古閣本同，黃氏《校補》卻無說。因此，對衛尉條的“北”字不應簡單地視為衍文一刪了之。將“宮門”二字下屬也不妥。上文已明言“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下面提到的“司馬”當然都是宮門司馬，沒必要冠以“宮門”二字。其他各門司馬都未冠以“宮門”二字，唯獨蒼龍司馬冠此二字亦顯突兀。
與上述諸例不同，張鳴華《東漢南宮考》一文在不改動原文的前提下，對兩條材料提出新的解釋。張文將衛尉條之文點作：“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並指出：“‘平城門北宮門’，意思就是平城門北邊的宮門，那個宮門與平城門相對而在北邊。”[82]又將城門校尉條之文點作：“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北宮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凡十二門。”並認為：“‘北宮門屬衛尉’是一個補充性的插入，表示‘平城門北宮門’與城門不一樣，它由衛尉管，而平城門等十二座城門由城門校尉管轄。”[83]按照這一說法，所謂“北宮門”和洛陽城“平城門”是南北相對的兩座門。此說使《續漢志》中兩次出現的“北宮門”有了着落，和平城門的關係也清楚了。李尤《平城門銘》曰：“外臨僚侍，內達帝宮。”[84]《續漢書·五行志一》載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85]李尤和蔡邕都是東漢人，所言“達帝宮”、“與宮連”，意在強調平城門與南宮的特殊關係，“達”、“與”二字又透露出兩者之間存在距離。上引《水經·榖水注》所謂“平城門……北對洛陽南宮”也是這個意思。
關於洛陽城南牆和南宮南牆之間的距離，學人有不同說法。據王仲殊判斷，南宮南牆在“秏門—廣陽門大街之北”。[86]根據他提供的《東漢雒陽城平面圖》，南宮南牆距洛陽城南牆約六百米。但此說的依據主要是考古勘探數據，未充分考慮文獻史料中的有關信息。張鳴華則認為“東漢的南宮位於洛陽城的北部，遠離洛陽城的南牆”，二者的距離有“一二千米”。[87]此說难以成立，已見前述。錢國祥也撰文指出王仲殊的說法“顯然與文獻記載有不符之處”，但其觀點與張鳴華相反。他注意到，洛陽城門“各設候一人掌管，秩六百石；惟有平城門不置候，而設南屯司馬，秩千石，就因為它是宮門”。進而分析說：“如此看來，平城門是一座位置和地位都十分特殊的城門，其作為大城（即洛陽城）正門也稱為宮門，無疑與南宮關係密切。即使它與南宮正門不是同一座城門，至少也應靠近南宮。”[88]新近出版的劉慶柱主編《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現與研究》便採納錢國祥說，將南宮南牆“復原至靠近大城南牆位置”。[89]
本文前已論及，平城門與南宮南門應非同一座門，但平城門“靠近南宮”是很有可能的。因為洛陽平城門是對長安平城門的復製，而長安平城門距未央宮南門僅50米。更重要的是，洛陽平城門又常被稱作“南宮平城門”。《後漢書》卷八《靈帝紀》：熹平六年二月，“南宮平城門及武庫東垣屋自壞”。[90]《續漢書·五行志一》：桓帝永康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頓壞”。[91]這幾條材料都是對事件的客觀描述，應來自《東觀漢記》等更原始的記錄。“南宮平城門”這一概念反復出現，證明此門確“與南宮關係密切”。《續漢書·百官志四》劉昭注引應劭《漢官秩》曰：“平城門為宮門，不置候，置屯司馬，秩千石。”[92]應劭是東漢末年人，且對東漢制度十分熟悉，曾“刪定律令為《漢儀》”，又“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獻帝朝“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93]。仔細推敲應劭之意，可以這樣解讀：平城門作為洛陽城門本應“置候”，歸城門校尉管，但實際上該門享受宮門待遇，“置屯司馬”，歸衛尉管。[94]據《續漢志》衛尉條，南宮南屯司馬既主“平城門”，又主“北宮門”。劉昭注引《漢官》載，南宮的蒼龍司馬有“員吏六人，衛士四十人”，玄武司馬和北屯司馬各有“員吏二人，衛士三十八人”，而南屯司馬有“員吏九人，衛士百二人”。[95]南屯司馬屬下的人員比其他司馬多一倍半，除了平城門地位“最尊”之外，他們要同時守衛南宮南門和洛陽平城門，應當也是一個原因。守衛南宮南門，應是南屯司馬的本職。洛陽平城門的位置和功能都與南宮南門相近，皇帝法駕通過時，須同時開啟並設置警衛，故亦由南屯司馬兼管。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南宮南門和洛陽平城門不是一座門，而是兩座門，二者相距不遠，都由南宮南屯司馬守衛。據此，前述《續漢志》衛尉條之文似可點作：“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其中“平城門、北宮門”指洛陽平城門和其北面的南宮南門。但城門校尉條之文，無論如何標點，語氣都不通順。疑其文中原有“平城門平城門北宮門”或“平二城二門二北宮門”字樣，全句應作：“雒陽城十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平城門、北宮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凡十二門。”後在輾轉傳抄中脫去“平城門”三字或其重文符號“=”，遂致費解。
四、 北宮南闕門
前引《續漢書·百官志二》“宮掖門”條所謂“凡七門”，只是宮門司馬所主之門，而非全部宮門。“七門”之外，南北兩宮還有幾座門。其中最重要的是北宮南闕門。《續漢志》“衛尉”條載：
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征詣公車者。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96]
文中提到的“宮南闕門”，又稱“朱爵闕”、“朱雀闕”。《續漢書·五行志二》注引《古今注》：“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爵西闕。”[97]《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袁紹……引兵屯朱雀闕下。”[98]《水經·榖水注》引蔡質《漢官典職》：“偃師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99]所指皆為北宮南闕門。該門是北宮正門，門前有雙闕，故稱“闕門”，因公車機構設於此，故歸公車司馬令管。所謂“尉主闕門兵禁”，意味着公車署自有“兵”，由尉統領，負責守衛該門。
此“南闕門”和朱爵司馬所主“南掖門”顯然不是一座門。《漢書》卷三《高后紀》：“朱虛侯章……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卷一○《成帝紀》：“小女陳持弓……闌入尚方掖門。”應劭曰：“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100]“南闕門”是北宮正門，不大可能又稱“掖門”。《說文解字·序》：“召上書者汝南許沖詣左掖門……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101]文中提到的“左掖門”和“朱雀掖門”應是一座門，即北宮南掖門，其位置在正門南闕門東，故又稱“左掖門”。《後漢書》卷七九《竇武傳》注引《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102]是“掖門”乃值宿宮中者出入之門，“南掖門”當亦然，與“南闕門”功能不同。
《續漢書·百官志二》：“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劉昭注引《古今注》曰：“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宮朱爵南司馬門。”[103]劉昭之意，《古今注》所謂“朱爵南司馬門”就是《續漢志》所言“朱爵司馬”所主“南掖門”。從名稱看，“北宮朱爵南司馬門”應指北宮南面由“朱爵司馬”所主之門。因此，這座明帝時新開的“南司馬門”應是“南掖門”，而非“南闕門”。筆者推測，明帝開闢此門前，北宮南牆只有一座“朱爵闕門”，由“朱爵司馬”守衛，明帝開闢此門並遷居北宮後，朱爵闕門轉由公車司馬令掌管，朱爵司馬改掌南掖門。
曹魏、西晉和北魏的宮城，是在東漢北宮的基礎上建立的。[104]《水經·榖水注》：陽渠水沿洛陽宮城西側“南流”，至宮城西南角“東轉，逕閶闔門南”，繼續向東，“逕司馬門南”。[105]是北魏宮城南面也有兩座門，一稱“閶闔門”，一稱“司馬門”。酈道元解釋“閶闔門”的來歷說：“案禮：王有五門，謂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為閶闔門。”又解釋“司馬門”的來歷說：“魏明帝始築闕，崩，壓殺數百人，遂不復築，故無闕。”[106]是兩門皆為魏明帝所建，西晉、北魏沿用。至於它們是否建于東漢北宮原有門址上，酈氏未明言。所謂“王有五門”，是儒家禮書中的說法，而非漢代的制度。所謂“改雉門為閶闔門”，只能理解為曹魏以後的閶闔門相當於禮書中的雉門。考古學家近年對閶闔門遺址進行了發掘，證明北魏的閶闔門“是在曹魏初期建造的洛陽宮閶闔門基礎上修補沿用的”，而未發現更早的建築遺跡。但通過“在東闕東側的宮城南牆上開挖解剖”，發現該牆“由三塊夯土組成”，其中夯1及夯2從“包含遺物、地層關係及夯窩特徵等判斷，應屬魏晉時期。疊壓在夯1與夯2基槽之下的夯3是早期夯土遺跡……這塊夯土的建築時代至少不晚於漢代。”[107]根據這一結論，魏晉宮城南牆很可能是在東漢北宮南牆舊址上修建的，因而東漢北宮的南闕門和南掖門應當也在這一線。
唐許敬宗編《文館詞林》所收曹植《毀鄄城故殿令》曰：“大魏龍興……夷朱雀而樹閶闔。”[108]《說文》：“夷，平也。”[109]曹植之意，可理解為平了朱雀門改建閶闔門。東漢的南闕門可稱“朱雀闕門”，南掖門也可稱“朱雀掖門”，而曹植所指應是南闕門。《三國志》卷二《文帝紀》：黃初元年十二月，“初營洛陽宮。”裴松之案：“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110]酈道元也說：魏明帝“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裴氏所言“漢南宮”有誤，應作“漢北宮”或“魏南宮”。[111]考古學家近年也對漢魏洛陽故城中的太極殿遺址進行了發掘，證明“其始建年代可上溯至曹魏初年”，其“南面正對宮城閶闔門”。[112]《後漢書》卷四一《鍾離意傳》：“德陽殿成，百官大會。”[113]顯然，德陽殿是漢明帝新建的北宮正殿。而張衡《東京賦》曰：“逮至顯宗，六合殷昌，既新崇德，遂作德陽。”[114]崇德殿是北宮中僅次於德陽殿的重要建築。德陽殿是明帝新建的，故曰“作”。崇德殿是原有的，可能進行了翻新或重建，故曰“新”。然則在明帝“作德陽”之前，崇德殿應是北宮正殿，而北宮原有的正門南闕門應正對崇德殿。曹魏的太極殿既建於崇德殿故處，其閶闔門便應在南闕門故處。
以北宮南闕門為公車司馬門，肯定是明帝移居北宮後的制度。明帝移居北宮前，公車門應在南宮。《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下》：建武七年四月詔：“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115]同書卷二六《趙憙傳》：光武帝破鄧奉後“征憙，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116]光武帝在南宮居住和辦公，協助皇帝理事的尚書、侍御史等機構也在南宮。公車負責接收“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和征詣公車者”，當然也在南宮。《後漢書》卷四一《第五倫傳》：拜會稽太守，“永平五年，坐法徵……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117]永平五年，北宮尚未建成，明帝仍居南宮。千余吏民通過公車向明帝上書，史稱“守闕”，證明公車所在之門有闕。南宮只有蒼龍門和玄武門有闕，稱蒼龍闕、玄武闕或東闕、北闕。其中，玄武門即北闕可能是公車門。
我們知道，西漢的公車機構設于未央宮北司馬門即北闕，其外有北軍營，營內有供上書和待詔者等候詔報的處所。[118]東漢的北軍營也是公車待詔之處。《後漢書》卷三七《丁鴻傳》：“詔徵……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李賢注：“公車，署名……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給食焉。”同書卷八三《逸民嚴光傳》：光武帝“遣使聘之……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119]北軍有供待詔者食宿的設施。“稟食公車”和“舍於北軍”是一碼事。光武帝營建洛陽南宮時，可能也模仿未央宮將公車機構設于北闕，並將北軍營設于北闕之外。《東觀漢記》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紀》建武七年正月條載：
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塵，連歲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於下情，乃令上書啟封則用……奏詣闕，平旦上，其有當見及冤結者，常以日出時，騶騎馳出召入，其餘以俟中使者出報，即罷去。所見如神，遠近不偏。[120]
詣闕上書者須“詣北軍待報”，等候“騶騎馳出召入”，或“中使者出報”後罷去。依情理推測，其地應在公車門附近，既稱“北軍”，當在南宮的北面。
據《續漢書·百官志四》北軍中候條注引《漢官》，五營校尉各有“員吏”百餘人，“領士”七百餘人，總共當有四千餘人。[121]《後漢書》卷三九《劉般傳》：明帝永平十一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府寺寬敞。”[122]北軍營中駐紮着五校四千多人，仍然“府寺寬敞”，可見是個很大的院落。《北堂書鈔》卷六一《五校尉》“宿衛兩宮”條引《東觀漢記》：“馬光，字叔山，監越騎校尉。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為五校尉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書許越騎、射聲等治北宮。”[123]文中“令”字費解，疑為“並”字之訛。馬光任越騎校尉在章帝建初年間，[124]而章帝居北宮。所言五校尉“不宜在一處”，意指“北軍營”在南宮附近，不便於對北宮的宿衛，故“表請二校尉附北宮”。章帝批准了這一建議，越騎、射聲二校尉被遷至北宮附近。《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傳》：宦官孫程等發動政變，擁順帝“幸南宮雲台”。外戚閻氏“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屯朔平門”，又“以詩所將眾少”，令其與小黃門樊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125]朔平門和左掖門都是北宮門，可見越騎校尉營確在北宮附近，擔負宿衛北宮的責任。馬光的建議透露出，明帝徙居北宮後，公車機構移至北宮南闕門，但“北軍營”及公車“待報”之處仍在原地。《續漢書·天文志下》載：袁紹誅滅宦官時，曾“對戰南、北宮闕下”。[126]可見南宮北闕和北宮南闕相距不遠。北軍營位於兩宮之間，離南宮更近，但去北宮也不遠，故未因公車門的改變而移動其位置。
公車機構設於南宮還是北宮，即取決於皇帝居於何宮，則和、順、桓、靈諸帝居南宮時，公車當隨之遷回南宮。惜相關史料中未見具體信息，此事已無從詳考。
五、南北兩宮西面的門
據前引《續漢志》衛尉條載，兩宮七門中只有南、東、北三面的門，而沒有西面的門。其實兩宮都有西門。
張衡《東京賦》描述北宮，有“屯神虎于秋方”一句。薛綜曰：“神虎，金獸也。秋方，西方也。”李善注引《宮殿簿》：“北宮有神虎門。”[127]《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延熹八年十一月，“德陽殿西閤、黃門北寺火，延及廣義、神虎門，燒殺人。”李賢注：“廣義、神虎，洛陽宮西門也。”
[128]失火的德陽殿在北宮，被大火延及的廣義門和神虎門當然都是北宮的門。廣義門僅此一見，具體位置不詳。而神虎門確是北宮西面的門。
《水經·榖水注》：陽渠水自洛陽城西“入城，逕瑤光寺……又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古宮門也。又枝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又南流，東轉，逕閶闔門南。”[129]
逗，通竇，意為穴，[130]石竇就是石砌的暗渠。考古發掘證明，陽渠自千秋門南流的一段也是暗渠。考古報告稱：“在北魏宮牆西側約2.7米處的北魏時期路面之下，解剖發現有北魏時期磚砌暗渠遺跡……該渠為宮城西牆外側自北向南流水的一條大型排水暗渠。”[131]酈氏提到的千秋門和神虎門都是北魏宮城西牆的門。魏晉也有千秋門和神虎門。《晉書》卷五九《齊王冏傳》：“長沙王乂徑入宮，發兵攻冏府。冏遣董艾陳兵宮西。乂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132]神武門即神虎門，唐人避李虎諱改。齊王陳兵“宮西”千秋、神虎門外，故長沙王燒之。此證魏晉宮城西牆亦有千秋、神虎二門。考古發掘還在北魏宮城西牆東側1.7～2米處，發現了魏晉時期的宮城牆垣。該牆“由東、西相連的兩塊夯土構成，均在生土中夯築”。此牆與東漢北宮西牆有無關係，不得而知，但其西側的“大型河渠遺跡”可能與東漢有關。該河渠距魏晉宮牆4.2米，上口寬29米，底寬20.4米，“河渠底部為夾雜大量河卵石和碎瓦片的黃褐色土夯築的硬面，河渠內有厚3米的灰黑色淤積土，為多個時期淤積而成”。西晉以後廢棄，故“在河渠淤積土層之上，還疊壓有多層魏晉以後至北朝時期的建築瓦礫堆積、淤積土和路土面等遺跡，北魏時期的宮城西牆和排水暗渠均在此河渠淤積土層中開挖基槽修築而成”。發掘者據此推測，該河渠在廢棄前“經歷了較長時間的使用”，因而稱之為“漢晉時期的大型河渠”。[133]如果此渠東漢時已經存在，東漢北宮的西牆便很可能也在渠東一線。如果這一推測不錯，東漢神虎門的位置也應與魏晉神虎門大致相同。
神虎門是東漢北宮的西門，卻不在《續漢志》衛尉條所載“宮掖門”內。這是因為神虎門在制度上不是“宮門”，而是“殿門”，不歸衛尉管，而歸光祿勳管。
《續漢書·百官志二》光祿勳條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又曰：“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134]
漢代皇帝和諸侯王的宮城都有兩道圍牆，外牆為宮牆，門稱“司馬門”，內牆為殿牆，門稱“殿門”，其內就是所謂“殿中”。西漢未央宮的“殿中”以“前殿”等核心建築為中心，南面有端門，東面有名稱失載的“殿東門”，西面有“白虎門”，此外還有“小苑東門”、“小苑西門”等。[135]東漢北宮與之類似。張衡《東京賦》描述北宮德陽殿前的建築，有“啟南端之特闈……飛雲龍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三句。薛綜注曰：“端門，南方正門。”又曰：“德陽殿東門稱雲龍門，德陽殿西門稱神虎門。”[136]《續漢書·禮儀志下》載“大喪”禮曰：“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又曰：“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137]“殿端門”之稱，明指端門為“殿門”中的正門。大喪時，五官中郎將等率所部執戟“屯殿端門”，證明“殿門”確由郎官宿衛。端門如此，神虎、雲龍等門當亦如此。
魏晉宮城西牆的門，除神虎門外，還有千秋門。《水經·榖水注》：“陽渠水南暨閶闔門……入城……直千秋門，古宮門也。”[138]所謂“古”至少指魏晉，也可能包括東漢。現存東漢史籍中未見有關“千秋門”的明確記載，但以下資料隱約顯示，東漢北宮相當於魏晉千秋門之處是有一座門的。
《後漢書》卷一○上《皇后紀上》載：馬太后居北宮，不好遊樂，唯“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其間曾“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139]案《禮記·文王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140]
這就是“問起居”。漢魏亦有此制。
《宋書》卷四○《百官志下》：“漢世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僕及中允旦入請問起居。”[141]《三國志》卷三《魏書·明帝紀》注引《魏略》曰：“帝……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142]
馬氏於濯龍門上所見，應是至北宮向太后御者問起居的外戚。“濯龍”是一座園林。《續漢書·百官志三》“濯龍監”條本注曰：“濯龍亦園名，近北宮。”[143]《初學記》卷二四《園圃》“濯龍”條引司馬彪《續漢書》曰：“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144]據此，其位置似在北宮外。[145]但《太平禦覽》卷五二六引《東觀漢記》曰：“桓帝初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146]既曰“北宮濯龍”，則濯龍園應在北宮中。
案《續漢書·五行志二》劉昭注引《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147]《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注引《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卷二《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群臣。”[148]
曹操為起建始殿而伐濯龍之樹，說明該殿建於濯龍園中。而曹魏建始殿在“北宮”，即東漢北宮的北半部。參考上引司馬彪之說，東漢濯龍園應在北宮內西北角。[149]馬太后在濯龍門上看到入北宮“問起居者”，其所經北宮之門必在濯龍園附近，很可能就是酈氏所說的那座“古宮門”。此門之內是皇帝、后妃及太后的居住區，應屬“禁中”。《續漢書·百官志三》中黃門條：“宦者……掌給事禁中。”中黃門冗從僕射條：“宦者，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戶。”[150]故此門可能由宦官守衛。
關於南宮的殿門，史籍所見痕跡更少。《續漢書·五行志二》：“南宮雲台災……延及白虎、威興門。”[151]此“白虎門”無疑在南宮。《北堂書鈔》卷一○八“靈帝鑄千斛”條引《漢記》云：“靈帝鑄黃鐘二千斛，四懸於嘉德端門內，二在雲台殿前也。”[152]此文有誤。原文應為“靈帝鑄黃鐘二千斛四，二在玉堂殿前，二在雲台殿前也。”“懸於嘉德端門內”一句當系手民誤抄於此，卻保留了关于南宫端门的唯一信息。[153]嘉德殿在南宮，故此“端門”必定也在南宮。南宮既有端門、白虎門，應當也有蒼龍門。參考北宮制度，它們應是南宮的“殿門”，也由光祿勳屬下的郎官負責守衛。端門是南宮殿中的正門。蒼龍門若存在，便是殿中的東門，與蒼龍司馬所主宮城東門無干。白虎門则与北宮神虎門一樣，也是宮城西牆之門，因不歸衛尉管，故亦不見於《續漢志》所載“宮掖門”內。
根據以上分析，南北兩宮皆呈“囙”字形，南、東、北三面，宮牆之內還有殿牆，西面則宮牆和殿牆為一道牆，整體重心及南北中軸線偏西。魏、晉、北魏的宮城是在東漢北宮的基礎上重建的，故呈同樣格局。
作者姓名：陳蘇鎮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職稱：教授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澱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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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洛陽之“洛”，東漢曾改為“雒”。《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注引《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為‘洛’。”（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76頁）但史家用字並不一致，班固《漢書》或作“洛”或作“雒”，范曄《後漢書》多作“洛”，司馬彪《續漢志》多作“雒”。為避免混亂，本文引用史籍皆從原文，或作“洛”或作“雒”，行文則用“洛”字。
[②]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80頁。
[③]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61頁。
[④] 《漢書》，第4178頁。
[⑤] 《史記》，第381頁。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漢魏洛陽故城城垣試掘》，《考古學報》1998年第3期，第382、383、385頁。
[⑦]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5頁。
[⑧] 《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11頁。《後漢書》卷一一《劉玄傳》、《續漢書·五行志五》載此事皆作“北宮鐵柱門”。（第470、3345頁）《後漢書》和《續漢書》皆本於《東觀漢記》，似應以後者為是。
[⑨] 王仲殊：《中國古代都城概說》，《考古》1982年第5期，第508頁。
[⑩] 張鳴華：《東漢南宮考》，《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27頁。
[11] 張鳴華：《東漢南宮考》，第31頁。
[12]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2頁。
[13] 《後漢書》，第25頁。
[14]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68頁。
[15] 王仲殊：《中國古代都城概說》注52，第514頁。
[16] 參錢國祥：《由閶闔門談漢魏洛陽城宮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第57頁。
[17] 漢制六尺為一步，三百步為一里。一尺為今23.1釐米，一里則為415.8米。
[18] 3號門距4號門約820米，4號門距5號門約650米，兩者相加約1470米。參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初步勘查》，《考古》1873年第4期，第200頁。
[19] 《後漢書》，第22、25、27、40、63、84頁。
[20] 《後漢書》，第3580頁。
[2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漢長安城未央宮——1980～1989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第8頁。
[22] 《後漢書》，第521頁。
[23] 何清穀：《三輔黃圖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82頁。
[24] 《漢書》，第158頁。
[25]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第8冊，第24頁下欄b面。
[26] 《後漢書》，第2537頁。
[27] 《太平御覽》卷一八三，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891頁下欄a面。
[28] 《後漢書》，第107頁。
[29] 《後漢書》，第3558頁。
[30] 《後漢書》，第1408頁。
[31] 《後漢書》，第111頁。
[32] 《後漢書》，第1410頁。
[33] 《後漢書》，第2574頁。
[34] 《後漢書》，第415、159頁。
[35] 《後漢書》，第165頁。
[36] 《後漢書》，第173頁。
[37] 《後漢書》，第819頁。
[38] 《後漢書》，第1800頁。
[39] 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212冊，第289頁上欄a面。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38頁）引此文，“尚書”二字加書名號，似不妥。黃香雖“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號稱“天下無雙”，但非《尚書》學家，此事亦與《尚書》無關。“尚書新成”當指和帝即位後居南宮，尚書台隨之由北宮遷至南宮。
[40] 《後漢書》，第2614頁。
[41] 《東京賦》：“於南則前殿雲台，和歡、安福。”見《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57頁下欄b面。
[42] 《後漢書》，第194頁。
[43] 《後漢書》，第2563頁。
[44] 《後漢書》，第3242頁。
[45] 《後漢書》，第249、250頁。
[46] 《後漢書》，第2025、2026、2034頁。
[47] 《後漢書》，第259、439、3293頁。
[48] 《後漢書》，第262頁。
[49] 《後漢書》，第1054、1058頁。
[50] 《後漢書》，第3294頁。
[51] 《後漢書》卷四八《翟酺傳》載安帝時酺上疏，有“捐玉堂之盛”句（第1605頁）。其中“玉堂”二字並非指玉堂殿，只是對華麗殿堂的形容。同書卷八二《方術費長房傳》所記長房與老翁“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第2743頁），亦為此類。
[52] 《後漢書》，第265、274頁。
[53] 《後漢書》，第2027、2029頁。
[54] 《後漢書》，第276、282頁。
[55] 《後漢書》，第287、292、320頁。
[56] 《後漢書》，第328頁。
[57] 《後漢書》，第329頁。
[58] 《後漢書》，第2243頁。
[59] 《後漢書》，第328、357頁。
[60] 《後漢書》，第2249頁。
[61] 《後漢書》，第1784、1785頁。
[62] 袁宏：《後漢紀》，張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85頁。
[63] 《後漢書》，第348頁。
[64] 《後漢書》，第888頁。
[65] 宋洪適：《隸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24頁下欄b面。案饒尚寬：《春秋戰國秦漢朔閏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238頁），中平二年二月庚子朔，丁卯為二十八。
[66] 《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第2251頁。
[67] 《後漢書》卷七二《董卓傳》，第2323頁。
[68] 《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第2252頁。
[69] 《後漢書》卷七二《董卓傳》，第2324頁。
[70] 《後漢書》，第1446、2765頁。
[71] 《後漢書》，第410頁。
[72] 《後漢書》，第1158頁。
[73] 《後漢書》，第329頁。
[74] 《後漢書》卷五七《謝弼傳》，第1859頁。
[75] 《後漢書》，第3580頁。
[76] 《後漢書》，第3610、3611頁。
[77] 《玉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2年，第389页下栏b面。
[78] 《水經注疏》，第1422頁。
[79] 王仲殊：《中國古代都城概說》注51，《考古》1982年第5期，第514頁。
[80] 《後漢書》，第3586頁。
[81]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第1319頁上欄b面。
[82] 錢國祥也這樣斷句。見氏撰：《由閶闔門談漢魏雒陽城宮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第55頁。
[83] 張鳴華：《東漢南宮考》，《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31、32頁。
[84] 《太平御覽》卷一八三，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891頁。
[85] 《後漢書》，第3274頁。
[86] 王仲殊：《中國古代都城概說》，《考古》1982年第5期，第508頁。
[87] 張鳴華：《東漢南宮考》，第27頁。
[88] 錢國祥：《由閶闔門談漢魏雒陽城宮城形制》，第55頁。
[89] 劉慶柱主編：《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現與研究》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22、323頁。
[90] 《後漢書》，第339頁。
[91] 《後漢書》，第3274頁。
[92] 《後漢書》，第3611頁。
[93] 《後漢書》卷四八《應奉傳附應劭傳》，第1612—1614頁。
[94] 張鳴華認為“《漢官秩》講的平城門是宮門”，因為“平城門北邊的宮門”有時也被省稱為“平城門”；進而主張，南宮南門歸衛尉管，洛陽城平城門則歸城門校尉管。（見《東漢南宮考》第32頁）其說也難以成立。“平城門”若是南宮南門，本來就應“不置候，置屯司馬”，沒必要特別說明。應劭要說明這一點，正是因為這個“平城門”不是一般的宮門，而是洛陽十二城門中唯一歸衛尉管的門。
[95] 《後漢書》，第3580頁。
[96] 《後漢書》，第3579頁。
[97] 《後漢書》，第3293頁。
[98] 《後漢書》，第2252頁。
[99] 《水經注疏》，第1410頁。
[100] 《漢書》，第103、307頁。
[101] 《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320頁上欄b面。
[102] 《後漢書》，第2244頁。
[103] 《後漢書》，第3580頁。
[104] 這一點已基本成為學界共識。參錢國祥：《由閶闔門談漢魏洛陽城宮城形制》，第57頁；向井佑介：《曹魏洛陽の宮城をめぐる近年の議論》，《史林》第95卷第1號，2012年，第254—256頁；田中一輝：《西晉時代の都城と政治》，京都，朋友書店，2017年，第27頁。
[105] 《水經注疏》，第1408、1415頁。
[106] 《水經注疏》，第1408、1409、1415頁。
[10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隊：《河南洛陽漢魏故城北魏宮城閶闔門遺址》，《考古》2003年第7期，第28、29頁。
[108] 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辭林校證》卷六九五《魏曹植毀鄄城故殿令一首》，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425頁。
[109] 《說文解字》，第213頁下欄b面。
[110] 《三國志》，第76頁。
[111] 參錢國祥：《由閶闔門談漢魏洛陽城宮城形制》，第60頁。
[11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隊：《河南洛陽市漢魏故城發現北魏宮城四號建築遺址》，《考古》2014年第8期，第3、6頁。
[113] 《後漢書》，第1410頁。
[114] 《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第57頁上欄a面。
[115] 《後漢書》，第52頁。
[116] 《後漢書》，第913頁。
[117] 《後漢書》，第1397頁。
[118] 參拙文：《“公車司馬”考》，《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4期，第339—348頁。
[119] 《後漢書》，第1264、2763頁。
[120] 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第9頁。
[121] 《後漢書》，第3612、3613頁。
[122] 《後漢書》，第1304頁。
[123]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12冊，第293頁下欄a面。
[124] 見《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第856頁。
[125] 《後漢書》，第2515頁。
[126] 《後漢書》，第3259頁。
[127] 《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57頁上欄b面。
[128] 《後漢書》，第316頁。
[129] 《水經注疏》，第1406—1408、1415頁。
[130] 《水經注疏·淇水》：“又東南流，曆土軍東北，得舊石浢，故五水分流，世號五穴口。”楊守敬《疏》引趙一清曰：“浢，與逗同……義與石竇通。”（第859頁）
[13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聯合考古隊：《河南洛陽市漢魏故城魏晉時期宮城西牆與河渠遺跡》，《考古》2013年第5期，第6頁。
[132]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10頁。
[13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聯合考古隊：《河南洛陽市漢魏故城魏晉時期宮城西牆與河渠遺跡》，《考古》2013年第5期，第5頁。
[134] 《後漢書》，第3574、3575頁。
[135] 參拙文：《漢未央宮“殿中”考》，《文史》2016年第2輯，第39～45頁。
[136] 《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第57頁上欄a、b面。
[137] 《後漢書》，第3142、3145頁。
[138] 《水經注疏》，第1405～1407頁。
[139] 《後漢書》，第410、411頁。
[140] 《十三經注疏》，第5冊，第391頁上欄b面。
[141] 《宋書》，第1253頁。
[142]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91頁。
[143] 《後漢書》，第3596頁。
[144] 《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587頁。
[145] 參王仲殊：《中國古代都城概說》，圖二。
[146] 《太平御覽》，第2387頁下欄b面。
[147] 《後漢書》，第3300頁。
[148] 《三國志》，第53、76頁。
[149] 參錢國祥：《由閶闔門談漢魏洛陽城宮城形制》，圖一。
[150] 《後漢書》，第3594頁。
[151] 《後漢書》，第3297頁。
[152] 《續修四庫全書》，第1212冊，第500頁下欄a面。
[153] 說見拙文：《東漢的“東宮”和“西宮”》，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