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成方 陳鑫遠：息器與周代息國、楚息縣

息器與周代息國、楚息縣*

田成方  陳鑫遠

周代息國是淮河中游的姬姓封國，春秋早期降為楚國附庸。此後，楚人於息國故地設置息縣，組建息師，藉以北圖中原、東擊強吳，奠定數世霸業。由於史籍記載闕如，過去對息國、息縣的認識較為有限。2011年刊佈的清華簡《系年》第五章，息國之息共出現十五次，均寫作“賽”。[1]這一新材料的出現，有助於辨識息國和楚息縣的有銘銅器，對於研究周代姬姓息國、楚之息縣的有關歷史，提供了更多的參考資料。

一

周代息國之“息”與楚息縣之“息”在金文寫法上有明顯區別（參表一、二），這是判斷相關銅器國別和族屬的關鍵。銅器銘文中息國之名的用字，西周早期以降便以“息”為聲符和構字核心，至戰國早期亦然，而春秋早期始置的息縣，指示縣名的用字，均以“塞”為構字核心，不與息國之“息”混用。

（一）與周代息國相關的幾組銅器

周代之“息”，最早見於西周初期的徵（旧釋“長”）作父乙簋（《集成》03862）。[2]該簋原為清宮舊藏，原器下落不明。《西清古鑒》（13.36）僅存綫圖（圖一），[3]形制為習見的雙耳圈足簋。整器呈碗狀，侈口鼓腹，雙耳上端為獸頭，下有鉤狀垂珥，圈足不起台。器腹滿飾斜方格乳釘紋，口下、圈足均一周夔紋，以雷紋為底，頸、腹以一周圓圈紋為界。此類方格乳釘紋簋，還見於作寶彝簋（《集成》03277，《考古圖》4.20）、山西天馬曲村M6210:13號簋等，[4]方格乳釘具有先周文化遺風。徐少華先生指出此器“整個風格具有周初特色，部分保留商代作風，應為西周成康器”，[5]是可信的。該器有銘文3行15字：

公史（使）徵吏（事）又（有）息，用作父乙寶彝。冉。

器主“徵”受“公”派遣，去“息”處理事務，回來後大概受到賞賜，便為父乙做了這件祭器。銘文中的“公”，當是周初諸公中的一位，地位尊崇。“息”字，銘文寫作。“吏（事）又（有）息”，是“動詞+有+地名”的短語格式，類似於銅銘中的“配我有周”、“保我有周”、“保有齊邦”、“□有晉邦”、“臨有江夏”等。[6] 對比辭例可知，簋銘中的“息”應該不只是普通地名，而是國名的可能性大。“息”能與周室的公卿建立聯繫，表明它不會是商代之息的後嗣。自1979年始，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南羅山縣天湖村、淮河南面支流竹竿河西岸的土崗之上，先後進行了四次科學發掘，獲得了一批重要的晚商墓葬資料，出土的多件銅器上鑄有“息”字銘文。[7]這批商墓的年代頗為集中，相當於殷墟文化三期、四期。[8]但在此後，該墓地未有延續的跡象。這種情況的出現，很可能與周人滅商的政治驟變有關。周人代商後，勢力很快來到淮河流域。從現有資料看，周人起初只是控制淮河以北的重要渡口，其一便是滅掉淮河以南的商代息國，進而在竹竿河匯入淮河的河口對岸，約在今河南息縣城郊鄉徐莊村青龍寺一帶（古息國故城所在，在天湖墓地東北約35公里），[9]封建了姬姓侯爵的息國。“公”派“徵”長途跋涉，出使姬姓息國，大概基於此歷史背景。類似情形，還見於傳世器小臣鼎（西周早期，《集成》02678）：“唯十月使于曾，密伯于成周，休賜小臣金……”“小臣”與“徵”的出使對象都是南土諸侯，他們大概都肩負傳達周王誥命、穩定新邦的使命。

另有兩件傳世器——息伯卣蓋（《集成》05385）、息伯卣（失蓋，《集成》05386，圖二）。蓋、器形制有別，並非一套，但銘文相同，說明是同時所鑄。銘文均3行17字：

隹（唯）王八月，息伯賜貝于姜，用作父乙寶彝。

息伯之“息”，銘文寫作（《集成》05386，圖二），與徵作父乙簋的寫法接近。“王八月”，說明息國使用周正，契合其姬姓封國的身份。“賜”字此處作被動用法，意為息伯受到姜的賜貝，做了祭祀父乙的銅卣。“姜”賜貝于息伯，表明其身份高於息伯，很可能是周王之婦、姜氏之女。此器的年代，有昭王前期、康王、成王等不同說法，[10]大致不出西周早期的範圍。息伯既受王婦之貝，息之曆朔又行周正，再結合上述“公”派“徵”出使息地的情況，證明在周初成康之際，姬姓息國業已受封的事實，另一方面也說明，作為周人同姓子弟的息國，在政治、文化上與王廷之間的密切往來。[11]

1975年，湖北隨州鰱魚嘴發現一批春秋中期偏晚的銅器，包括屈子赤目簠、曾子原彝簠、鄎子行盆、曾仲之孫戈等有銘銅器。[12]其中鄎子行盆1件（圖三），蓋、器對銘，蓋銘僅少了“用”字，銘文作：

鄎子行自作飤盆，永寶之。

首字，從息從邑，最初報導已指出即楚文王所滅之息。[13]器主自稱“鄎子行”，其身份應為息國貴族。稱“某子某”者，楚系國家較為常見。傳世文獻有頓子牂（《春秋》、《左傳》定公十四年）、胡子髡（《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三年）、胡子豹（《春秋》定公四年、定公十五年，《左傳》定公十五）、沈子揖初（《左傳》成公八年）、沈子逞（《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沈子嘉（《左傳》定公四年）等，均系附楚的小國之君。這種稱謂方式，在同時期的銅器中亦有反映（詳下文）。鄎子行屬於附楚的息國公族，亦不排除是息國國君的可能。

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墓編鐘，下層二組一號鐘銘有“鎛”一詞（《集成》289·2A、2B、4A、4B），裘錫圭、李家浩先生將前一字隸定為“鄎”，指出：

此字左邊聲旁有可能是“鼻”字變體。或以為此聲旁是“熄”字變體，則此字當釋為“鄎”，即申息之“息”本字。[14]

饒宗頤、曾憲通先生則認為：

此字從炅，郋聲。炅在《廣韻》去聲十二霽，古惠切。與罣同音。罣，掛也。郋《說文》云：“汝南邵陵里，讀若奚，胡雞切。”角居於中位，徵次之。角之下一音階為徵，角既稱為“中鎛”，則徵稱為“鎛”，或義如掛鎛。掛有近意。[15]

《集成》（0289.2，0289.4）、《銘圖》（15434）均隸作“”[16]。這幾種說法中，當以隸作“鄎”為是。曾侯乙編鐘下層二組一號鐘的正面鉦部銘文作：“姑洗鄎鎛，穆音之羽，羸亂之羽角，夷則之羽曾，（應）鐘之變宮。”[17]鄎鎛、（應）鐘分別是息國和應國的律名。曾侯乙編鐘銘文記載了當時一些諸侯國的律名，常以“某鐘”為稱號。關於楚、曾、申、周、齊、晉等國的律名，過去已有系統總結，[18]但息國、應國的律名常被忽視。“鄎鎛”之“鄎”，當指淮河中游的姬姓息國，與同為姬姓封國的曾國，地理上僅大別山之隔。曾侯乙鐘銘保留了息國律名，以及上述鄎子行盆發現于曾國墓地的情況，都說明曾、息之間的密切往來。需要注意的是，鄎鎛之“鄎”的聲符寫法，與上述幾件銅銘中的“息”字有差別，這或是曾國用字習慣所致，也可能是“息”字變體的緣故。

（二）與楚息縣相關的銅器

1969年，位於長江南岸的湖北枝江縣百里洲村民在王家崗南坡挖沙時，發現一組春秋時期的銅器，計有鼎3、簠2、方壺1、盤1、匜1。這些銅器被發現時，“銅鼎、銅簠和銅方壺放在一起，西距銅盤和銅匜約一米”。[19] 由銅器組合及銅銘內容看，這組銅器很可能出自同一墓葬。劉彬徽先生認為該器群有春秋早期晚段的特徵。[20] 徐少華先生指出百里洲銅器與羅山高店出土的曾子季龹臣器群接近，應屬春秋中期早段，絕對年代約前650年左右。[21]據最初報導，百里洲兩件銅簠和銅匜鑄有銘文。前些年出版的《湖北出土文物精華》，又披露銅盤鑄有與銅匜近乎一樣的銘文。[22]兩件銅簠銘文相同，均30字：

唯正月初吉丁亥，考叔父自作簠，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銅匜銘文29字（圖四）：

唯正月初吉庚午，塞公孫父自作盥（匜），其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匜銘中的塞公孫父，即簠銘中的考叔父。此人名“父”，字“考叔”，既是這批銅器的器主，亦當是該墓的墓主。作為自報家門式的稱呼方式，“塞公孫父”乃“塞公之孫父”的簡稱。前些年河南南陽出土過一件申公之孫無所鼎，[23]器主為“申公之孫無所”，即申縣縣公的孫輩，他與“塞公孫父”的稱謂方式相同，只是後者省略了“之”字。百里洲之“塞公”，于豪亮先生最先讀作“息公”，定為息國銅器。[24]當時尚有其它釋讀意見，爭議很大。[25] 2011年刊佈的清華簡《系年》，第五章記述了春秋時期楚文王（前689-前675在位[26]）滅息的詳細經過，內容與《左傳》莊公十年、十四年、《呂氏春秋·長攻》、《史記·管蔡世家》等可互證。息國之“息”，《系年》簡文均作“賽”，整理者指出：“賽，通‘息’，二字同屬心母職部……賽為，即息媯，息侯夫人，媯姓陳國女子。”[27] 這樣看來，當年于先生將匜銘之“塞”讀作“息”，確屬卓見。然而他認為父是息國的公孫氏，近來有學者仍重申此說，[28]卻值得商榷：

（1）如上文所論，金文中息國之息從不寫作“塞”，故“塞（息）公”不應指息國，而是楚息縣。楚文字中表示地名的“息”，通常寫作“塞”，如上博九《靈王遂申》簡1：“靈王既立，申、賽不憖。”[29]申、賽即指楚國著名的申、息二縣。

（2）息國為侯爵，作為漢淮地區的小國，其國君未兼任王室公卿之職，故國君不尊稱為公。若父屬息國公族，則其自稱應當是息侯之孫，而非息公之孫。所以銅銘中的“息公”，不可能是息國國君，那麼作為息公之孫的“父”，自然也就不會是息國的公孫氏。

（3）“息公”應是楚息縣之縣公。在楚國職官稱謂系統中，縣邑的最高長官通常稱“某公”。《呂氏春秋·察微》高誘注：“楚僭稱王，守邑大夫皆稱公。”[30] 西晉杜預注《左傳》時亦云：“楚縣大夫皆僭稱公。”[31] 就“僭稱”之因，顧炎武分析說：“《左傳》自王卿而外無書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為王，則臣亦僭為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傳》中如葉公、析公、申公、鄖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並邊中國，白公邊吳，蓋尊其名以重邊邑……皆縣公之公也。”[32] 可見縣公的稱謂，是楚之特色。

因此，銘文中的“塞（息）公”應指楚息縣的縣公。枝江百里洲銅器的主人是楚國息縣縣公的裔孫，身份為楚國貴族，並非息國的公孫氏。

前些年，吳鎮烽先生公佈了一件私人收藏的塞公屈戈（《銘圖》16696）。[33]塞公屈戈的內部、胡尾均殘，援寬且短，上沿平直，闌側上端一小穿，下存兩長穿（圖五）。其前鋒的形態，已擺脫春秋早期銅戈的圭狀援作風。楚地銅戈在春秋早期以後的演變趨勢是援部變長，中起脊綫，前鋒逐漸膨大，腰部收窄。塞公屈戈前鋒尚未明顯膨大，援部較短，未起脊，顯示其相對較早的特徵。與之形制相近者，如河南淅川下寺8號墓出土的Ⅱ式戈（M8：38），[34]援身短而寬，無脊綫，上沿平直。只是下寺8號墓Ⅱ式戈前鋒略膨大，刺呈三角形，較塞公屈戈稍晚。下寺8號墓銅戈的年代，約與該墓同時或偏早，屬春秋中期晚段。[35]相比而言，湖北隨州季氏梁出土的曾大攻尹季怡戈、下寺36號墓鄝子妝戈、南陽金漢豐32號墓屈喜戈，援部均已起脊，腰部收窄明顯，亦屬於春秋中期晚段器，[36]但年代較上述兩戈要晚。黃錫全先生將塞公屈戈定為春秋末期或春戰之際，[37] 略有出入。吳鎮烽先生定在春秋中期，是可信的。更確切的講，其年代應為春秋中期晚段。銘文位於該戈的胡部，僅存四字：“塞公屈。”從殘斷位置看，下或有缺字。首字隸作，即塞字。“塞公屈”亦應讀作“息公屈”。塞（息）公屈戈之“塞（息）公”，是器主所任之官，即息縣縣公。屈是其族氏，乃私名。戈銘“屈”字的寫法，與楚屈喜戈、傳世的楚屈叔佗戈（《集成》11198、11393）相近，[38]乃楚國赫赫有名的屈氏。戈主私名，從喿得聲，金文首見。喿或從喿得聲之字，常用於先秦人名，如叔喿父簋（《集成》03764）、喿之造戈（《集成》11006），二十五年陽春戈有工師（《集成》11324），望山一號墓簡119有王孫喿，包山簡145有客鼙喿等。總之，息公屈戈的主人屈，出自楚國王族屈氏，於春秋中期晚段擔任楚息縣的縣公。蘇建洲先生推測他是《左傳》文公三年（前624）的息公子朱，[39]當不可信（詳說下文）。此時息縣歸楚王直接統轄，故息公屈戈屬楚器，並非息國器。

還有一件（鄎）之王戟，原藏臺北古越閣，現藏蘇州博物館（《銘圖》16686）。[40]該戟通體素面，形制為短援上仰，前鋒弧潤，中起脊綫，闌側三穿，上穿為小方形，下兩穿在胡部，為豎長方形，內略上翹，有一長橢形穿（圖六）。從形制來看，（鄎）之王戟顯然較息公屈戈等時代要晚，與淅川下寺M10出土的兩件Ⅱ式戈（M10：15、16）相近，[41]年代應在春秋末年或春戰之際。胡部鑄銘4字：“（鄎）之王戟。”王振華先生認為“塞應為楚的封君，此戈系塞人所作”。[42]但封君只稱“某君”，絕無稱“王”之例，故黃盛璋先生提出了兩種可能：“戈銘稱‘塞之王’，不稱塞王，表明並不是某國之王，塞不是國名，而是一地名，有可能來自塞國，國滅之後，成為楚之屬邑。但也有可能不是專名，而是通名，即邊塞之塞，即楚於邊地上某一要塞之地，利用當地少數民族領袖或部落酋長，封以為王，為楚防守邊塞，應在楚之南方邊境上。”[43]戈銘中的“塞”應是具體地名，籠統理解為邊塞之地不確。石小力先生比照武陵之王戈、公卲僺戈、敚作楚王戟等銘文辭例，提出“塞之王戟”是指息地縣公為楚王鑄造之戟，“之”後省略了“造”或“作”字。[44] 以上諸說中，封君說和要塞之王說，明顯有誤。黃先生指出戟銘中的“（鄎）”不是國名，是國滅之後的楚國屬邑，當是。所以此戟中的“（鄎）”，亦是指楚息縣。“之王”並非人名，其銘文的涵義，可能如石小力先生所言。

綜上分析，塞公孫父盤、匜、塞公屈戈之“塞公”，應一併讀作“息公”，指楚息縣的縣公。之王戟中的“”，亦指楚國息縣。不難看出，“塞”是息縣之“息”的專字，當是楚人服息之後，於息國故地設置縣邑，同時為了與當時尚存的姬姓息國之“息”區分，特以“塞”字專指息縣。但是，息國之息，清華簡《系年》均寫作“塞”，又作何解釋？細繹原因，可能有兩點：（1）銅器上的銘文反映了器物鑄造時的用字習慣，與戰國中期寫成的《系年》簡文在文本性質上差別很大。後者是以戰國時期的用字習慣，追溯和書寫前代史事，屬於間接的文本轉錄。銅器銘文則屬於當時人記述當時的情況，其用字特點，更能直接反映息國銅器與楚息縣銅器的區別。[45]（2）《系年》抄寫的戰國中期，息國蓋已不存。息國故地，自春秋中期被楚人佔領後，遂即設置息縣，任命息公治理。息國的故地、遺民，逐漸被楚人改造、融合。約三百年後的戰國中期，抄手在用楚國文字記載春秋早期息國史事時，將息國記作“賽”，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

周代息國位於淮河中游北岸、今河南息縣西南，“應是滅商息之後所封的姬姓國，國名、地理當沿商代息國而來”。[46]周代息國的史事，文獻記載頗為有限。其首見於春秋，在《左傳》隱公十一年（前712），“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侯”之稱表明，息國所封為侯爵，與鄰近的蔡、應、曾（隨）等姬姓封國相埒。前712年正值鄭莊小霸，息侯能興師伐鄭，說明其具備一定的軍事和經濟實力。

大敗于鄭以後，息國實力顯然遭到削弱，以致娶婦于陳的途中，受到蔡侯“弗賓”的羞辱。《左傳》莊公十年（前684）載：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

借楚文王之師報仇蔡國不久，息國也步蔡之後塵，為楚人所“滅”。《左傳》莊公十四年載：“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據此年傳文，前輩學者一般將魯莊公十四年（楚文王十年，前680）作為息國的亡年。[47]之後，竹添光鴻、何浩兩先生又分別定在魯莊公十一年、莊公十年。[48]徐旭生先生指出：“到莊公十四年秋天息媯已經生了兩個孩子，那末滅息當在莊公十年冬至十二年間。”[49]

文王滅息的經過，清華簡《系年》第五章的記載略有不同：

蔡哀侯取妻於陳，賽（息）侯亦取妻於陳，是賽（息）爲（嬀）。賽（息）爲（嬀）將歸于賽（息），過蔡，蔡哀侯命止之，曰：“以同姓之故，必入。”賽（息）爲（嬀）乃入于蔡，蔡哀侯妻之。賽（息）侯弗順，乃使人于楚文王曰：“君來伐我，我將求救於蔡，君焉敗之。”文王起師伐賽（息），賽（息）侯求救於蔡，蔡哀侯率師以救賽（息），文王敗之於莘，獲哀侯以歸。文王爲客於賽（息），蔡侯與從，賽（息）侯以文王飲酒，蔡侯知賽（息）侯之誘己也，亦告文王曰：“賽（息）侯之妻甚美，君必命見之。”文王命見之，賽（息）侯辭，王固命見之。既見之，還。明歲，起師伐賽（息），克之，殺賽（息）侯，取賽（息）爲（嬀）以歸，是生堵敖及成王。[50]

這段記載與《左傳》記述基本一致，僅細節之處稍有演繹，體現了後出史料的一些特點。簡文“起師伐賽（息）”的“明歲”，當在“莊公十一年，楚文王七年”，[51] 證明徐旭生先生的判斷是正確的。然而簡文並沒有明言“滅息”，這與莊公十四年“滅息”的記載又有不同。

從近年出土材料及相關研究看，楚文王之“滅”息，可能不是將之亡國絕祀，而是與滅申、滅許、滅應等一樣，保留其宗祀，降其為附庸。上文提到隨州鰱魚嘴出土的鄎子行盆，同出銅器還有1件楚屈子赤目簠、1件曾子原彝簠、1件曾仲之孫卉戈。[52]過去囿于楚滅息的時間，將這批銅器定在春秋早期（不晚於早中之際）。劉彬徽先生注意到該盆通體素面，與河北唐縣出土的魯歸父盆（自銘為“膳敦”，見《集成》04640）在器形上接近，跟春秋早期樊君夒盆繁縟紋飾不同，指出： 

歸父盆，銘文中的歸父據李家浩考釋，即《左傳》宣公10年記載的魯公孫歸父，器應作于其父卒年（前601年）以前不久。息子行盆既與歸父盆形態一致，年代也應接近，也應作於前601年前不久。約當楚銅器東周二期之晚段，此時息國早已滅亡，成為楚之縣邑。這樣看來，此鄎子行當為楚息縣的人，即使此人為息國宗族後裔，也已成為楚民。[53]

從形制上看，鄎子行盆接近春秋晚期楚式盞的形態，只不過缺少三個小足，將其年代定在春秋中期偏晚，從形制和紋飾上都較為合適。同出的楚屈子赤目簠，器主即《左傳》文公三年、十年所載的“息公子朱”，[54]該簠是春秋中期晚段的標準器。曾子原彝簠、曾仲之孫卉戈的年代，亦在春秋中期或中晚之際。[55]隨州鰱魚嘴出土的這批銅器，儘管國屬較為複雜，但其年代大體一致，都屬春秋中期晚段。此時的息國，早已淪為楚國僕庸。所以，“鄎子行”應是附屬于楚的息國公族。“鄎子行”銅器在曾國地域出現，反映了降為楚人附庸以後，息國還保持著與周邊楚系國族的交往聯繫。

春秋中期以後，附楚的小國國君，普遍有稱“某子”的現象，見之《左傳》者有麇子、賴子、頓子、鬍子、鐘吾（鐘離）子等。有銘銅器方面，河南桐柏月河鎮出土的子伯受鐸（《新收》0393[56]）器主，即湖北江陵嶽山出土的伯受簠（《集成》04599）之“伯受”，乃春秋中晚之際的養國國君。[57]河南光山寶相寺黃君孟夫婦墓出土的黃子作黃夫人諸器之“黃子”，器銘又自稱“黃君”，[58]身份無疑也是黃國國君。此外，武漢收集的鄧子午鼎（《集成》02235），[59]鐘祥黃土坡出土的鄧子與盤（《新收》1242），[60]固始侯古堆一號墓出土的番（潘）子成周鐘（《新收》0283-0291），[61]淅川下寺M36出土的鄝子妝戈（《新收》0409）等，其中一些器主應如子伯受、黃子一樣，是附楚的小國國君，或尚未繼位的嗣君。附楚的小國國君，普遍以“國名+子”相稱，是楚系附庸體系下國君稱謂的重要表徵，我們認為可能有兩個原因所致：“一是這些國家僕役于楚人，‘失位降爵’；二是類似周人爵制，楚系附庸內部有自身的等級劃分。”[62] 由此來看，鄎子行作為附楚的息國公族，似乎還不排除為息國之君的可能。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前548），令尹子木帥軍攻打叛楚的舒鳩人，吳師來救，子木率右師先行，“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作為左師五帥之一的息桓，其身份過去鮮有論者，吳靜安先生認為“息桓為息國之後”，[63]當是。由傳文可知，息桓應當擁有“私卒”，但他是附楚的息國之君，亦或臣楚的息國公族，亦難遽定。

據曾侯乙墓鐘銘“鄎鎛”分析，息國可能與鐘銘記載的申、應等楚系附庸一樣，在戰國早期依然保留著國祀。申國附楚後的存續情況，過去已有較多探討，一般認為至戰國早期時尚“有一定的地位”。[64] 2003年平頂山應國墓地321墓出土一件應侯啟戟（《銘圖續》1160[65]），銘文為錯金鳥蟲書，結合同墓所出一套仿銅陶禮器的風格來看，其年代應屬戰國早期。[66]這件戈主自稱“應侯”，證明應國在戰國早期尚延用初封時的爵稱，這與曾國的情況相同。所以曾侯乙鐘銘有息國的記載，現在看來是不足為奇的，因為當時息國尚未絕祀終亡。息之最終滅國，大概到了戰國中期以後。包山楚簡以“(鄎)”為氏者有5人：簡68景酉之司敗鄎愴，簡78長沙正差鄎思，簡130期思少司馬鄎勝，簡163邑人鄎皮，簡174鄎豫。這些以鄎為氏者，均屬“以邑為氏”，很可能与古息国或楚息县有关，但其身份已是編戶齊民後的楚人了。

三

楚人將息國降為附庸的同時，幾乎同時在其舊地設置息縣，直歸楚王統轄。《左傳》哀公十七年（前478）載大師子谷追敘楚國早期史事時說：“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說明“縣息”一事，發生在楚文王時期，由令尹彭仲爽親自主導。故息縣的設立時間，應在楚“滅”息之後，而早于文王卒年，約前684年到前675年之間。楚人在息國舊有軍事力量的基礎上，重新組建息縣之師，與南陽盆地的申縣之師，並列為楚國最重要的地方武裝。[67]申、息之師直接歸申公、息公統帥，聽從楚王的統一調遣。關於息公的人選及序列，過去論之者甚少，現結合銅銘材料略作考述。

息公孫父匜銘所見“息公”，大概是目前所見最早的一位。百里洲銅器的年代為春秋中期早段，與楚人“滅”息、設立縣息的時間相距約30餘年。這組銅器在鑄造時，息縣顯然已經設立，並且“父”的祖父正在擔任或擔任過“息公”。使用三鼎二簠的“父”，自鑄禮器時大概已成人，而其祖父任職息縣時，估計應有一定年歲。楚王任命老成的高級貴族主政新設之縣，當是出於安撫當地民眾、穩妥施政的需要，這與任命彭宇為申公的政治初衷頗有相類。[68]不過，這位“息公”是出自息國舊族，還是來自楚王族，尚難確定。

楚成王時期（前671-前626）有息公子邊（即屈禦寇），見於《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前635）。是年秦、晉聯兵伐鄀，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守商密，被秦人設計俘獲。前635年當是息公子邊任職的下限，其任職之始則不詳。宋人程公說《春秋分記》云“瑕生邊，邊生朱”，[69]認為息公子邊是屈瑕之子、息公子朱之父。息公子邊戍守商密之歲，上距屈瑕自縊（見《左傳》桓公十三年，前699）約65年，距屈瑕之子屈重伐隨（見《左傳》莊公四年，前690）約56年，頗有懸隔，故子邊不可能是屈瑕之子。何浩先生認為屈禦寇是前656年齊桓公伐楚、參與談判的屈完之子，[70]從兩人活動時間看，是存在這種可能的。

之後有息公子朱，始見於《左傳》文公三年（前624）。是年楚師圍江，晉人伐楚相救，息公子朱聞晉兵至而解江圍，表明他出任息公當在前624以前。或是屈禦寇被秦人俘獲後，子朱接任其職。子朱任職息公的下限，大概在魯文公十年（前617），楚穆王（前625-前614在位）到孟諸田獵時他任左司馬，說明已經升職（或像葉公諸梁兼二職，但可能性較小）。如上所述，息公子朱當即銅銘中的楚屈子赤目。楚屈子赤目簠與鄎子行盆同出，年代亦屬春秋中期晚段（絕對年代約前620-前570）。[71]趙逵夫先生認為赤目是名，子朱是字，為同一人。[72]施謝捷先生從名、字訓詁角度，認為器主可能是莫敖屈瑕。[73]屈瑕是楚武王時期（前740-前690在位）的大莫敖，卒於前699年，與銅簠年代不符。息公子朱的活動時間與屈子赤目簠的年代接近，赤目與子朱名、字相應，符合當時的稱名規律。所以，屈子赤目與息公子朱應當是同一人。《春秋分記》云“子朱”是屈禦寇之子、屈蕩之父。[74]何浩先生認為“子朱與屈禦寇的活動時間極為相近，或為屈禦寇之弟”。[75]從先後擔任息公一職、又同為屈氏貴族分析，《春秋分記》的說法較為可信。此外，《左傳》文公九年載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杜注“公子朱”為“息公”，[76]云息公子朱與公子朱為同一人，楊伯峻贊同杜氏之說。[77]然息公子朱為屈氏，子朱是他的字，而公子朱是楚王之子，朱是其名。兩人族氏、名號皆不類，絕非一人。[78]

息公子邊、息公子朱可能相繼擔任息公，故息公屈的任職時間，大概在息公子朱之後，而早于息公公子成。至於屈是否是息公子朱之子，尚難斷定。楚共王時期（前590-前560）有公子成，擔任息公。《左傳》成公六年（前585）：“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依楚國軍制，率領申、息之師救蔡的公子申、公子成，應分別是申、息的縣公。擔任息公的公子成，可能是楚穆王或莊王之子。[79]

息縣設立到春秋中晚之際，文獻和金文共見五位息公，依次是：息公孫父匜銘之“息公”、息公子邊（屈禦寇）、息公子朱（屈子赤目）、息公屈、息公公子成。在公子成之前，屈氏貴族長期主政息縣，這與鬭氏數世任職申縣有類似之處。這一方面體現了大族政治在楚國縣政的影響，作為縣級首長，存在強族控制下的父子相傳現象。另一方面也說明，楚國早期的縣仍然有“采邑化”的傾向，其性質與戰國以後郡縣制下的“縣”還不能等同。[80]

屈氏在息縣地位的喪失，很可能與楚莊王末年、楚共王早期發生的屈巫臣之禍有關。魯成公二年（前589），申公巫臣借出使齊國之機，攜帶家眷及夏姬奔晉。楚共王即位後，子重、子反為報復屈巫臣，殺掉滯留楚國的巫臣近親，將他們的財產、家室悉數瓜分（《左傳》成公七年，前584）。主政息縣的屈氏貴族，恐怕難以逃脫此次政治厄難。自此以後，楚國的“公子群”逐漸登臺，完成“從‘取自楚王的環繞形的世族政權’向‘取自楚王的環繞形的公子群政權’的轉移”。[81]日本學者平勢隆郎認為，這“乃是楚王的權力全面向縣擴展的重要標誌”。[82]

綜上所論，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1）銅器銘文中，息國之息一般寫作“息”或“鄎”，如徵作父乙簋、息伯卣、鄎子行盆、曾侯乙鐘銘之“鄎鎛”等，構字均以“息”為聲符，並不寫作“塞”。塞公屈戈、塞公孫父匜銘中的“塞公”，均應讀作“息公”，但並非指息國貴族，而是楚息縣的縣公。之王戟中的“塞（）”，很可能也與楚息縣相關。“塞”用作息縣之“息”的專字，大概是為了與姬姓息國的國名用字加以區分，反映了楚國二元統治體系下姬姓息國與楚息縣共時並存的政治景觀。

（2）姬姓息國的分封，大概在西周早期的成康之際。春秋早期楚文王“滅”息後，一方面保存了息國宗祀，降其為附庸，這種情形一直存續到戰國時期，另一方面設置息縣和息師，用以北上和東進戰略。

（3）春秋時期所見息公有五位，屈氏至少佔據三席。屈巫臣之禍以後，屈氏長期主政息縣的局面才被打破。息公序列的補充，有助於推進對春秋楚縣性質的深入認識。

（田成方  鄭州大學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  副教授；

   陳鑫遠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  碩士研究生）

*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周代漢淮地區列國青銅器和歷史、地理綜合整理與研究”（批准號：15ZDB032）、河南省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文物保護項目“南陽地區方國地理研究——以南水北調出土資料為中心”（編號：KT-201812）資助。

[1]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下冊第147页，中西書局2011年。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2007年。按：簡稱《集成》，僅注器號，不再一一出注，下同。

[3] 梁詩正等編：《西清古鑒》第266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

[4]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商周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鄒衡主編）：《天馬-曲村（1980—1989）》第370-371頁，彩版壹壹：1，科學出版社2000年。

[5]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第82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息國銅器及其歷史地理分析》，《江漢考古》1992年第2期。

[6] “配我有周”、“保我有周”，見毛公鼎（《集成》02841））。“保有齊邦”見十四年陳侯午敦（《集成》04646-04647）、十年陳侯午敦（《集成》04648）、陳侯因錞（《集成》04649）。“□有晉邦”見晉公盆（《集成》10342）。“臨有江夏”（曾侯與鐘）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隨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4年第4期。

[7] A.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河南羅山縣蟒張商代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考古》1981年第2期。

B.  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羅山縣蟒張後李商周墓地第二次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C.河南省信陽地區文管會、河南省羅山縣文化館：《羅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

D.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管會：《羅山蟒張後李商周墓地第三次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

E.李伯謙、鄭傑祥：《後李商代墓葬族屬試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8] 胡進駐：《殷墟晚商墓葬研究》第222-224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9]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第87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

[10] 諸家說法參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第83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

[11] 趙燕姣先生懷疑此器是入周後的殷裔之息所鑄，參氏文：《古息國變遷考》，《中原文物》2014年第3期。

[12] 程欣人：《隨縣溳陽出土楚、曾、息青銅器》，《江漢考古》1980年第1期。

[13] 程欣人：《隨縣溳陽出土楚、曾、息青銅器》，《江漢考古》1980年第1期。

[14]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說明》，《音樂研究》1981年第1期；《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與考釋》，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558頁注17，文物出版社1989年。

[15] 饒宗頤、曾憲通：《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第10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5年。

[16]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按：文中簡稱《銘圖》，僅注器號，下文不再一一出注。

[17]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說明》，《音樂研究》1981年第1期；《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與考釋》，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上冊附錄二第534頁，文物出版社1989年。

[18] 饒宗頤、曾憲通：《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第18-24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5年。

[19]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枝江百里洲發現春秋銅器》，《文物》1972年第3期。

[20]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第62-63、295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1] 此觀點是2019年5月24日徐先生在參加首屆古息國文化研討會時告知筆者。

[22] 譚維四主編：《湖北出土文物精華》第58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3] 林麗霞、王鳳劍：《南陽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銘銅器》，《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

[24] 於豪亮：《論息國和樊國的銅器》，《江漢考古》1980年第2期；《於豪亮學術論集》第220-2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5] 參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第99-101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6] 據《左傳》莊公十九年，楚文王卒于“敗黃師”以後，是為楚文王十五年，前675年。而《楚世家》言楚文王十三年卒，為前677年。今從《左傳》之說。

[27]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下冊第148頁注[一]，中西書局2011年。

[28] 石小力：《東周金文與楚簡合證》第70-7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29]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第31、1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30]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第1017頁注[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1]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宣公十一年，《十三經注疏》（阮元校刻本）下冊第1876頁，中華書局1980年。

[32]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第111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3] 吳鎮烽：《近年所見所拓兩周秦漢青銅器銘文》，《文博》2006年第3期。

[3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21頁及圖版七之3，文物出版社1991年。

[3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314-319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36] 田成方：《東周時期楚國宗族研究》第54頁，科學出版社2016年。

[37] 黃錫全：《記新見塞公屈顙戈》，氏著：《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第328-332頁，文物出版社2009年。

[38] 林麗霞、王鳳劍：《南陽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銘銅器》，《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

[39] 蘇建洲：《上博九<靈王遂申>釋讀研究》，《出土文獻》第五輯第93頁，中西書局2014年。

[40] 王振華：《古越閣收藏的幾件古代兵器》，《文物》1993年第8期。

[4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289頁及圖版一〇四之2，文物出版社1991年。

[42] 王振華：《古越閣收藏的幾件古代兵器》，《文物》1993年第8期。

[43] 黃盛璋：《古越閣藏商周青銅兵器擷英》，《文物研究》第九期第161頁，黃山書社1994年。

[44] 石小力：《東周金文與楚簡合證》第72-7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45] 承趙燕姣先生惠告，後出文獻與當時文獻記述的差異，在東夷與淮夷的指稱上亦有反映，可以比照。參張懋镕：《西周南淮夷稱名與軍事考》，《人文雜誌》1990年第4期；趙燕姣：《西周時期的淮夷及相關族群》，《東岳論叢》2016年第7期（第37卷）。

[46]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第85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

[47] 顧棟高撰，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卷四《春秋列國疆域表·楚》第521頁，中華書局1993年。

[48]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第281頁，巴蜀書社2008年；何浩：《楚滅國研究》第10頁，武漢出版社1989年。

[49]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第176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

[5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下冊第147頁，中西書局2011年。

[51] 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系年>集解》第297頁，萬卷樓圖書公司2013年。

[52] 程欣人：《隨縣溳陽出土楚、曾、息青銅器》，《江漢考古》1981年第1期。

[53]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第300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54] 趙逵夫：《屈子赤角考》，《江漢考古》1982年第1期；田成方：《東周時期楚國宗族研究》第53頁，科學出版社2016年。

[5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青銅器》第382-384頁，文物出版社2007年；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第104、113-114頁，文物出版社2009年。

[56] 鐘柏生、陳昭容等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藝文印書館2006年。按：簡稱《新收》，僅注器號，下同。

[57] 徐少華：《羕國銅器及其歷史地理探析》，《考古學報》2008年第4期。

[58] 河南信陽地區文管會等：《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考古》1984年第4期。

[59] 武漢市文物商店：《武漢市收集的幾件重要的東周青銅器》，《江漢考古》1983年第2期。

[60] 劉昌銀：《鐘祥出土的鄧子盤》，《江漢考古》1993年第4期；荊州博物館等：《湖北鐘祥黃土坡東周秦代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9年第2期。

[6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第52-62頁及彩版25-27，大象出版社2004年。

[62] 田成方：《東周時期楚國宗族研究》第203頁，科學出版社2016年。

[63] 吳靜安：《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第434頁，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64] 徐少華：《從叔姜簠析古申國歷史與文化的有關問題》，《文物》2005年第3期；田成方：《申氏銅器與楚申氏的族屬》，《考古》2016年第12期。

[65]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66] 2017年12月2日，筆者與香港教育大學雷晉豪、鄭州大學張繼華等老師參觀平頂山博物館，親見展廳陳列應國墓地M321出土的一組精美仿銅陶禮器，有升鼎1、方座簋2、敦1、方壺2，組合殘缺不全。這次參觀得到該館孫清遠先生熱情導覽，在茲致謝。

[67] 尹俊敏：《楚申、息之師考》，《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第361-367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68] 徐少華：《彭器、彭國與楚彭氏考論》，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第293頁，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年。

[69] 程公說：《春秋分記》卷16《世譜七》，《四庫全書》第154冊第151頁，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本1983年。

[70] 何浩：《春秋戰國時期楚屈氏世系考述》，《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4期。

[71] 關於楚屈子赤目簠年代的討論，參田成方：《東周時期楚國宗族研究》第53頁，科學出版社2016年。

[72] 趙逵夫：《楚屈子赤角考》，《江漢考古》1982年第1期。

[73] 施謝捷：《釋楚器中的人名“赤目”、“墨䏿”》，《江漢考古》1995年第4期。

[74] 程公說：《春秋分記》卷16《世譜七》，《四庫全書》第154冊第151頁，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本1983年。

[75] 何浩：《春秋戰國時期楚屈氏世系考述》，《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4期。

[76]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19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阮元校刻）下冊第1847頁，中華書局1980年。

[7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二冊第573頁，中華書局2009年。息公子朱、公子朱為同一人的觀點，另參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研究》第149頁，0294條“公子朱”，博士學位論文，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3年。

[78] 屈公子朱與公子朱非一人，參何浩：《“王子某”、“楚子某”與楚人的名和字》，《江漢論壇》1993年第7期。近來有學者認為屈公子朱即公子朱，與屈子赤目非一人（李世佳：《“楚屈子赤角簠”新研》，《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4期），其說難以成立。

[79] 蒲百瑞撰，田成方譯：《春秋時代楚王宗族世系疏證》，武漢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石泉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文集》第302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80] 增淵龍夫撰，索介然譯：《說春秋時代的縣》，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上古秦漢）》第189-213頁，中華書局1993年；增淵龍夫著，呂靜譯：《中國古代的社會與國家》第334-34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池田雄一著，鄭威譯：《中國古代的聚落與地方行政》第403-422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

[81] 安倍道子撰，后德俊譯：《關於春秋時代的楚王權——從莊王時代到靈王時代》第251頁，《楚史研究專輯》（內部刊物）1982年。

[82] 平勢隆郎撰，徐世虹譯：《楚王和縣君》，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上古秦漢卷）》第23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