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珊：西安阎良发现秦铭刻石新考

西安阎良发现秦铭刻石新考

董  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2010年1月，在西安阎良区石川河道内发现一件秦铭刻石，最近已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伟刚撰文发表，并有很好的讨论[1]。我读后有些新的想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据介绍，这件刻有铭文的刻石近于长方体，其长边尺寸为211厘米，另外两短边分别为69、60～62厘米。从这些数据看，其截面与长边的比例小于1:3，可以称为石条。石条底面及两端面有刻铭（图一，1、2、3），隶写如下。

纳右中部。工讙。石堂再施木卅（三十）六。袤九尺，广二尺九寸，后（厚）二尺五寸。输纳旁（房）丙廿（二十）九。

纳右中部。袤九尺，广二尺九寸，后（厚）二尺五寸。堂再施木卅（三十）六。左讙。丙廿（二十）九。

丙廿（二十）九。

 图一：西安阎良秦刻石题铭摹本

因石料不易翻动，为便于查看，所以三面刻铭，且有些内容重复。袤、广、厚三个数据基本合于秦代尺度，毋需讨论。孙伟刚文章已经指出，1975年在秦始皇帝陵园内城北部西区曾出土3件有铭刻的青石板[2]。其铭刻为：

纳中，东下三十六（图二：1）

泰左，东丙三上（图二：2）

内西七

另外还有一件刻铭石板，1975年出土于内城北部西区便殿遗址，这是一块有菱花形纹的石板，用于包镶墙壁[3]。菱花纹下部刻字：

泰右，东十八（图二：3）

以上秦石刻中的编号系统，不易理解，需要就此先作解释，才好理解其他铭文。

图二：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石刻铭文

一

这类编号系统，还见于几处汉代墓葬的塞石刻铭。可以先看河南永城保安山二号墓（梁孝王刘武之李王后墓）2号甬道的塞石刻铭[4]。据发掘报告，原自西向东封堵的2号甬道“共清理塞石约200块。该甬道塞石自东至西共12排，最东一排为第1排，每排6～11层，每层3～4块。”这些塞石多有刻铭，其中铭刻格式为“序数词+施+南方”的塞石有7块。为了便于比较，下面根据发掘报告的附表三“保安山二号墓2号甬道塞石统计表”，按顺序录出有“南方”字样的所有塞石刻铭（部分刻铭数字之间原有折线状的句读符号，录文之后是考古清理编号）。

1. 第十﹂，一，南方。030104（图三，1）

2. 第十﹂，五，南方。厚尺四寸。030203（图三，2）

3. 第十﹂，八，南方。030303（图三，3）

4. 第八，七，南方。050303

5. 第三﹂，一。始施南方。100104（图三，4）

6. 第三﹂，九，三施南方。100204（图三，5）

7. 第二﹂，一南方。始施南方110104（图三，6）

8. 第二﹂，五。二施南方110204（图三，7）

9. 第二﹂，十二。四施南方110401（图三，8）

10. 第一﹂，七，南方。三施……。（下残，可补出“南方”）120304（图三，9）

11. 第一，廿五。七施南方。120801

图三：保安山二号墓2号甬道塞石刻铭拓本

附表三后面有个注释，解释了2号甬道塞石的考古编号方式：“塞石编号用六位数表示，前两位数表示自东向西的排数，中间两位数表示自下向上的层数，末两位数表示自北向南的号数。”[5]

铭刻中所见塞石的古代编号方式，报告结合2号甬道发掘情况另有说明。不妨抄下来看：

塞石上面所刻序号，字头大多朝西，每排序号自北至南或自南至北逐层向上顺序排列。如第5排第1层3块塞石上面，自北至南依次刻有“第八一”—“第八三”，第2层3块塞石自北至南依次刻有“第八四”—“第八六”；第3排第1层4块塞石自南至北依次刻有“第十一”—“第十四”，第2层3块塞石自南至北依次刻有“第十五”—“第十七”等。有的塞石上面还刻有“始施南方”及其它文字，有少量塞石上面没有刻字。有的塞石没有按当初所刻序号顺序摆放。[6]

根据报告及塞石的铭刻情况，没有句读符号的塞石铭文，例如“第八六”，应读“第八，六”，“第八”指该石所在自西向东封堵塞石的组数（因发掘与施工是逆向的过程，组数与自东向西发掘的“排数”顺序相反），“六”指该石在第八组所居的顺序号。

以此类推，上录塞石铭文中，位于句读号前后的数字，也分别表示该石的组号与组内顺序号。组内顺序号为“一”的，有3块，即清理编号为030104的“第十，一，南方”、100104的“第三，一，始施南方”、110104的“第二，一，南方，始施南方”，均位于最下层（第一层）的最南方。由此可知，在设计上的施工顺序是先南后北。不合乎先南后北之顺序的，是110401“第二，十二，四施南方”。但据清理编号规则，此石位于自下而上第四层的北方第一块。这应该是施工时临时改变顺序为自北向南。

保安山二号墓2号甬道塞石铭刻所见，有“始施”铭刻的塞石在第一层，有“四施”铭刻的在第四层。以此规律来检查其余塞石，110204“第二，五，二施南方”确是在第二层，120304“第一，七，南方，三施[南方]”确是在第三层，且都在最南方。可见，所谓“施”很可能是指自下而上的层数。

与此规律不合的，有两石。100204“第三，九，三施南方”，今位于第二层。检查“第三”组中各层的原刻顺序号，第一层4块石是“一、二、三、四”，第二层4块石是“九、六、八、七”，第三层3块石是“五、十一、十”。可知，第三层序号为“五”的塞石，设计顺序本应位于第二层南方第一块， “九”与“五”两石属于施工临时上下调换，原设计时100204“第三﹂，九，三施南方”本应位于第三层南方第一块。

又120801“第一，廿五，七施南方”，今位于第八层。据发掘报告，编号为“第一”的这组塞石位于2号甬道最西端，原本堆砌成一个阻挡塞石沿斜坡下滑的装置，在清理时，其上层已被盗扰，导致其层位略有出入。

以上讨论所涉及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十”四组塞石，我根据报告重绘了剖面图，可以参看（图四）。

图四：保安山二号墓2号甬道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十”组塞石剖面示意图

由此来看阎良所出秦刻石铭文，“石堂再施木卅六”与“堂再施木卅六”中的“再”字，从字形和文例两方面来看，只能释为“再”。“再施”同于“二施”，意思是此石位于构筑石堂某个部分的第二层。

阎良刻石前称“石堂”，后称“旁”。“旁”应读为“房”。《史记·礼书》“房皇周浃”，《索隐》：“房音旁”；《史记·李斯列传》“今上急益发徭治阿房宫”，《索隐》：“房音旁，一如字”。《释名·释宫室》：“房，旁也，在堂两旁也。”“房”是附属于“堂”的建筑。《说文》：“房，室在旁也。”段注：“凡堂之内，中为正室，左右为房，所谓东房、西房也。”房又称“夹室”，《书·顾命》“大贝、鼖鼓在西夹室”孔颖达疏“房与夹室，实同而异名”。同样用法的“旁”字，也见于保安山二号墓的1号、2号、3号甬道或侧室的门道塞石刻铭及朱书题铭，例如：

西宫东北旁，第一，三。第一，北。（1号甬道:040103）

东宫东北旁，第三，一。（1①号室门道）

东宫东南旁，第三，一。（2①号室门道）

西宫西南旁，第一，二。（24号室门道）

西宫西北旁，第三，一。（27号室门道）

东旁。第一。高九尺一寸，广丈四寸。（2号甬道北壁东端补石上的朱书）[7]

发掘报告已指出，“东宫”指前室，“西宫”指后室，“西宫西南旁第一，一”是指该石位于“西宫”（后室）“西南”（3号甬道南侧）“第一”（自东向西）“旁”（房，即24号室）门道内的第1号位置。可见“旁”后面的“第一”是“旁”的编号。因为侧室有多个，所以需要用“第几”来编号。据此，阎良刻石“旁丙廿九”似乎可以理解为编号为“丙”的旁（房），此石是丙房用石料的第29块。另外两面刻的“丙廿九”，均是“旁丙廿九”的省称。

文献中所谓的“便房”，应即考古中所见的这种名“房”的侧室。《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死后，皇帝赏赐的葬具包括“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服虔注：“便房，藏中便坐也。”曹魏如淳注引东汉卫宏《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楩椁、柏黄肠题凑。”颜师古注云：“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为楩木名，非也。”后来南朝宋刘敞又驳颜师古，直接将“便房”等同于“楩椁”。便房问题至今仍聚讼纷纭。我认为，因为先秦两汉的“房”的本义是“旁”，“便房”一定是指旁侧之室。《霍光传》“梓宫、便房”之便房应附属于梓宫，与保安山2号汉墓铭刻所见相同，所以“便房”与楩木椁室的“楩椁”词义无关。“便房”“便殿”“便坐”之“便”与“正寝”“正廷”“正坐”之“正”相对而言，“便”的意思是“平”，便房是墓主平素起居之处，可以延宾客或日常视事[8]。不同墓葬的规模和布局不同，具体哪个是便房，仍需要分别作讨论。

现在来看“石堂再施木卅六”与“旁丙廿九”两个编号的关系。“卅六”应是前面“木”的编号，孙伟刚文指出，“施木卅六”或指放于编号为卅六的木材位置之意。此说可取。由本文前述“再施”是第二层的意思，可知“再施木卅六”是说此石料放在“木卅六”之上，作为第二层（当然也有可能是指两层石料的第二层）。“木卅六”的编号是就整个石堂木料来说的，而“廿九”则是丙房所用石材的顺序号。前面已述，房属于堂，所以阎良石刻采取的两套编号方式，一套是顺序数，一套记层位。这两套编号之间没有直接的统属关系。这与保安山2号墓所见，例如110204“第二，五，二施南方”也采取序数和层位两种编号方式，性质相同。

据此，在秦始皇帝陵发现的另外三块石刻中，“纳中，东下三十六”、 “泰左，东丙三上” 、“内西七”也是记石材所在的层（上、下）、方位（东、内西）与数字序号（三十六、丙三、七）。

图五：狮子山汉墓塞石朱书摹本

塞石编号系统还见于徐州汉墓。徐州龟山汉墓塞石铭刻的“第百上石”，仍是记其序号（第百）与层位（上）[9]。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甬道塞石有四组16块，其中一块有朱书题铭（图五）[10]。铭文为：“苐乙，下昜，东方，二。简道广三尺九寸，高四尺半寸。袤丈五寸。”徐州羊鬼山楚王后墓的甬道中有双层双列塞石两组8块，其一铭刻为“甲石，上昜，第三，后方北”[11]。徐州博物馆耿建军比较了狮子山和羊鬼山塞石铭刻，解释说：

羊鬼山汉墓塞石东侧一列上层一块塞石内端有“甲石”铭文，而狮子山汉墓塞石的铭文有“第乙”。据笔者向有关人员了解，狮子山所有塞石上都有铭文，由内向外，分别称为“第甲”、“第乙”、“第丙”、“第丁”，由此可见，其是由内向外按组进行编号的。狮子山汉墓中将“第乙（第二组）下昜（层）东方（列）”称为“二”，羊鬼山汉墓中将“甲石（第一组）上昜”西侧一块称为“第三”，将“甲石上昜”东侧一块称为“第四”，显然是将左下、右下、左上、右上4块塞石分别编号为一、二、三、四。这也就是塞石放置的先后顺序。[12]

由此可见，狮子山与羊鬼山的塞石编号方式是先分组（第乙、甲石），同组之内又采取两套编号系统：一套是组内的施工设计顺序号（一、二、三、四），另一套是设计出该石所在的层（上昜、下昜）与方位（后方北、东方）（图六，1、2）。

图六：狮子山汉墓塞石乙组与羊鬼山汉墓塞石甲组示意图

刻铭中表示层位的那个词，狮子山和羊鬼山汉墓所见用“昜”字，阎良石川河和保安山所见用“施”字。众所周知，“昜”字在汉代文字中与“易”字形相近，常常讹混。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最近有一个著名例子，就是金关汉简（73EJT22:6）和海昏侯墓汉简中都有《齐论语》片段“孔子知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等语，学者已指出见于《礼记·乡饮酒义》及《荀子·乐论》“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13]。之所以会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施”（歌部）与“易”（锡部）又是确切的异部相通假字[14]。举例来说，《诗·小雅·何人斯》“我心易也”，陆德明《释文》“韩诗作施。施，善也。”《战国策·韩策二》“锜宣之教韩王取秦”篇：“言之楚易三川”，又“楚围雍氏韩令冷向借救于秦”篇：“易三川而归”，在《史记·韩世家》作“施三川而归”，《史记正义》：“施犹设也。张设救韩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诸侯，乃归咸阳。”

我认为，徐州汉墓塞石“上昜”与“下昜”的“昜”即“易”之讹字，就可以读为阎良刻石与永城汉墓塞石“始（二、再、三、四、七）施”的“施”。“施”在古书中常见的词义，有“加”“设”“陈”“布”等[15]，“陈”与“设”皆有“重”义，《诗·大雅·行苇》“肆筵设席”，毛传：“设席，重席也。”“易（赐）”也有“施加”的意思，与“施”音义并近，也许有语源上的关系。这些词的核心词义，均与先下后上、以差不多的进度逐层“放置”“增加”“迭加”的意思有关[16]，因此可以引申出近于今语“层级”“层累”“累积”“堆砌”一类的涵义[17]。今常用语“施工”之“施”的词义也是如此。

二

上面解释了阎良秦刻石的编号方式，下面来解释其余的铭刻内容。

关于“纳右中部”，孙伟刚文认为“纳”读“内”，指内部，表示此石刻在建筑物的内部使用，“右中”为内部的具体方位。根据上文所述，编号已经记载了石材使用的部位，且“工讙”将“纳右中部”与“石室”隔开，则这里的“纳右中部”似乎不好再说成石条所在的方位。

从题铭前面说“纳”、后面又讲“输纳”来看，我认为“纳”与“输纳”词义相关。从古书的用字习惯来看，“纳”作为“内”的假借字，承担了“内”的动词功能，都是表“出纳”动作行为，没有表示方位处所的名词“外内”的例子。

 “纳”或“输纳”都是需要接双宾语的动词。“纳”与“入”的意思接近，《史记·廉蔺列传附李牧列传》“市租皆输入莫府”。《汉书·食货志下》：“诸郡国前所铸铜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史记·平准书》作“输其铜三官”） 在阎良这件秦铭刻中，所“纳”的物品就是这块石料，可以省略直接宾语。“输纳”的间接宾语应即“旁（房）”，是处所，而前一个“纳”的间接宾语“右中部”之“部”，不应当理解为石室某个部位之义，而应该是指接收石材的机构。

传世文献所见“部”是比较小的一种军事组织，《管子·乘马》：“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又《墨子·号令》：“分里以为四部，部一长，以苛往来。”这是“部”作军事单位名称的例子。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有“部佐匿诸民田”，整理者谓：“乡部之佐，汉代称乡佐。”[18]可见秦代乡里设有“部”。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14简讲到军人私卖军禀，“吏部弗得，及令丞赀各一甲”，《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指出岳麓秦简0993也有“吏部”，并说：“部有统辖义。吏部似犹吏主。”[19]据此可知，“部”也是秦军中的职官或官署名。[20]

秦汉的建筑业实行军事化管理。刻石题铭的“部”似是低级官署的名称。其长官可能是“部吏”或“部长”。《汉书·百官公卿表》：“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成帝阳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将作大匠下设左、右、中候，而候官也设于卫尉、中卫、典属国、城门校尉等军事类官署；将作大匠下又设五校，校官也是军事类职官。所以，将作大匠的丞、候、七令丞下或有可能设有更低一级的军事类组织“部”。由此可见，将作大匠的三候负责劳动力的军事化管理；石库与主章分别负责石、木工程的设计，五校则率领众劳动力做具体工作。

据出土文献，将作大匠在秦代称为“大匠”或“泰匠”，省称为“大”、“泰”或“匠”。在咸阳发掘的济南王刘咸墓属王莽时期，墓中积石与砖墙壁上有朱书文字，其中的“左、中、右、前、后”及“中校”等，发掘者已经指出是将作大匠五校的简称，负责具体施工[21]。在秦陶文中，这种官署简称形式也常常可见[22]。袁仲一已指出，1975年秦始皇帝陵园内城北部西区出土的三件青石板铭刻中，“泰左”“泰右”的左、右，似应为将作大匠的属官左校令、右校令的省文，左、右校分掌左、右工徒从事石材的制作[23]。其说可信。左、右既然是大匠的左、右校，则另一件秦刻铭“纳中，东丙三上”之“中”就是大匠中校之省，“纳中”是输纳给大匠中校。阎良刻石题铭所纳的“右中部”，很可能指秦代大匠官署“右校”之下所设的“中部”。

“工讙”又称“左歡”，据秦铭刻通例，“工”隶属于工室，可见石作工室分为左、右。左工讙应是此石在开采和运输环节的负责人[24]。

三

《文献通考》卷一二四引《汉旧仪》记载：“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三十七岁，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极不可入。奏之曰:‘丞相斯昧死言：臣所将徒隶七十二万人，治丽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25] 秦始皇帝陵地宫的建造，使用了土、木、石、金属、漆等多种建筑材料，这次阎良发现的石料铭刻“石堂”，从字体看，确属秦代，这让我们知道秦始皇地宫内有石构宫室，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汉书·百官公卿表》将作少府的属官“石库”，应是承秦官而来。因秦人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较早使用铁质工具加工石材，至秦代，对石材的使用，比前代、比六国都要多，这是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石刻铭文考释还提供了的两个信息，一是石作工程的工官机构管理体系，一是石作工程的设计、备料、施工方式。从前文引证的几座西汉崖洞墓塞石的编号方式，可见汉代石作工程的备料和施工技术与秦代一脉相承，未曾断绝。

陵墓的建筑材料体积、重量大，费时费力，理应设有专职开采和运输的职官。孙伟刚文已经指出，该石发现于石川河道中，应是采石于上游的今富平乡北山，此山所产，即《史记·张释之传》文帝所谓的“北山石”。冬季在河道冰面上，可用旱船拖曳运输大石，《三秦记》记载：“始皇作骊山……运大石于渭北渚，民怨之，作《甘泉之歌》，曰：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塸。”“渭水不敢流”即表明时为冬季。这件条石遍布凿痕，应属于未经细加工的毛坯。在秦始皇帝陵外城垣西北的郑庄，曾发现一处秦代大型石料加工场遗址，猜想石料先应运到此处，经过细加工，才成为建造地宫的石材。在石料的毛坯阶段，秦人就能规划好石材的具体使用位置，反映秦代已有非常高超的工程管理水平。不过，在预案与实施之间，总会有种种意外发生。阎良这件石料，当年就是因某种原因在运输中途坠河，至今河枯，始见天日。出处《文物》2019年第10期。

注释

[1] 孙伟刚《西安阎良新发现秦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19年第1期。

[2] 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80页，图一七〇：1、2，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3] 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80页，图一七〇：3。该书第56页又记载临潼区博物馆藏大型门槛石，铭文“甲百八”，长170、宽55、厚26厘米，出土于内城垣西门阙遗址。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第17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有“施”字的7块塞石，拓本发表了6件，见图一二六：1、2、3，图一二七：1，图一二八：1、2。参看赵志文、贾连敏《永城保安山二号墓文字试析》，《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

[5] 《永城西汉梁王园陵与寝园》，第250～253页。

[6] 《永城西汉梁王园陵与寝园》，第148页。

[7] 《永城西汉梁王园陵与寝园》184页图一四五，1。

[8] 参看萧亢达《“便房”新解》，《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3期；高崇文《释“正藏”与“外藏”》，《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七辑，岳麓书社，2010年。

[9]耿建军《江苏铜山县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龟山汉墓塞石铭“第百上石”的“第百”只是表示塞石很多，实际并没有一百块之多。

[10]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狮子山楚王陵甬道前段用塞石封填，塞石铭刻“简道”，应读为文献中的“羡道”，指墓道。《广雅·释室》：“羡，道也。”考古报告中，一般分述甬道（有顶的内墓道）与羡道（无顶的外墓道），但二者在古代有可能都称为“羡道”。《史记·秦始皇本纪》：“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毕工匠臧者，无复出者。” 中羡应即内墓道或甬道，外羡是外墓道。二者都需要塞石封闭，与保安山梁王墓情况相同。“简（羡）道”后面的数据是对羡道尺寸的说明。

[11] 羊鬼山汉墓资料未正式发表，转引自耿建军《徐州西汉楚王墓塞石的开凿与封填》，《考古》2013年第3期。

[12] 同上，81页。

[13] 王楚宁等《肩水金关简〈齐论语〉研究》，《文化遗产与公众考古》第四辑，北京联合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协会，2017年；杨军等《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知道〉简初探》，《文物》2016年第12期；萧从礼、赵兰香《金关汉简“孔子知道之易”为〈齐论·知道〉佚文蠡测》，《简帛研究二〇一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4]参看虞万里《从古方音看歌支出的关系及其演变》，《榆坊斋学术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15]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所收《苍颉篇》B14有“挟贮施𧘨（䘟）”，应读为“夹纻施䘟”。《说文》：“䘟，棺中缣里。”另可参看段注。“施䘟”是指在木棺内贴缣类丝绸作为衬里，“夹纻”是以纻麻夏布作为漆器或雕像的内胎骨架的工艺，二者事类相似，所以连言。

[16] 再抽象一点来说，是按顺序以某种度量为单位作增减。

[17] 《管子•地员》：“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其后文又论五施、四施、三施、再施、一施、六施、七施、八施、九施以至于二十施。“施”是水土深浅的度量单位。尹知章注：“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长七尺。”或曰七（或八）尺为仞，度高深皆曰仞（见《故训汇纂》90页“仞”字下，商务印书馆，2003年）。“施”的意思似乎也包含“层级”的意思。又《考工记•匠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月令书》：“明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周礼•春官宗伯•序官》“司几筵”，郑注：“铺陈曰筵。”这种尺度单位“筵”与“施”似乎也有语源的关系。

[18]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24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

[19] 同上，164页注释[9]，

[20] 陶安先生向我指出，“部”就是統轄的意思，可能無需理解成職官或官署名。

[21] 孙德润《咸阳清理一座汉代大型积石沙墓》，《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18日。

[22] 袁仲一、刘钰：《秦陶文新编》，上册272-273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23] 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83页。

[24] 汉代的石作工官系统，目前就保安山2号墓题铭所见，有“佐”与“工”两级，实际的管理层级理应更多。

[25]段清波改为：“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深极不可入。奏之曰:‘丞相斯昧死言：臣所将徒隶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凿以章程，三十七岁，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见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相关问题研究》，第37页，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