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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秉:說表示“死”義的“世”字 ——附《容成氏》“各得其世”解

郭永秉 先秦秦汉史 2021-05-01

說表示“死”義的“世”字

——附《容成氏》“各得其世”解


郭永秉

(復旦大學)


“世”的“死”義,不見載於《漢語大詞典》等大型古漢語語詞工具書的單字義項,但是《漢語大詞典》的“蚤世”一條,卻明明顯示“世”有“死”義:

猶早死。蚤,通“早”。《國語·周語中》:“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宋曾鞏 《<王子直文集>序》:“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易宗夔《新世說·傷逝》:“陸麗京與沈駿明,素無深好,聞沈負才蚤世,乘醉達其家,哭之失聲。”[1]

《漢語大字典》的第一版也沒有為“世”列出“死”義,但是2010年修訂出版的《漢語大字典》九卷本第二版,為“世”字所列的第十八義項為:

通“逝”。去世,死亡。《左傳·昭公三年》:“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後漢書·桓帝紀》:“詔曰:‘曩者遭家不造,先帝早世。’”[2]

這一條確認了“世”有“死”義,是一個重要的進步;但把“蚤(早)世”的“世”通作“逝”,恐怕是在語音和用字習慣上不好解釋的疑難,何況如結合後文會討論的“即世”“就世”等與“死”相關的詞來看,“世”是否可以通“逝”就更成問題了。因此《漢語大字典》第二版的這個義項其實仍然沒有徹底解決問題。我認為,從古文字資料和古漢語詞義引申的角度看,“世”字有“死”義,是可以確定下來的。除了“蚤世”之外,作這一判斷所牽涉的一條重要材料,見於《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記載的鄭武夫人對莊公所說的一段話的核心內容:

(吾)君既枼(世),乳=(孺子)【五】女(如)母(毋)智(知)邦正(政),(屬)之夫=(大夫),老婦亦(將)(糾)攸(修)宮中之正(政),門檻之外母(毋)敢又(有)智(知)(焉)。

武夫人的意思是要求莊公在武公過世後,放棄國家政事的管理,由大夫執政,而她自己也只管宮中之事,不問朝政。原整理者在“既”字之後用尖括號括注“即”,並解釋道:

即世,亦見清華簡《繫年》第二章“武公即世”,整理者注:“即世,意為亡卒,見《左傳》成公十三年、十六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十九年、二十六年等,如成公十三年‘穆、襄即世’,杜注:‘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3]

可見整理者將此“既”字視為“即”的誤字,“既世”也就是戰國文獻常見的“即世”。這個意見,不能說沒有道理,不必遠說金文中並非普遍現象的“既”訛作“即”之例(據統計僅見二例),[4]就是戰國簡當中,也有來自郭店簡《老子》丙組非常直接明確的例證:

大上下智又(有)之,亓(其)即(次)新(親)譽之,亓(其)既<即(次)>愧(畏)之,亓(其)即(次)(侮)之。[5]

所以,儘管例子談不上普遍,但“既”“即”容易相混是不能否認的現象。學者之所以沒有對《鄭武夫人規孺子》的釋讀提出不同意見,一方面可以說是在這一認識的背景下,很容易往常見的“即世”一語上面去靠,另一方面或許是覺得“既世”的“世”字不好說通文義。但如果我們像文章開頭所說,把“世”字的意思理解為“死”,“既世”就完全不必認為是誤抄,因為先秦秦漢古書中“既死”“既沒”“既卒”一類的話是很常見的: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为卿。(《左傳》襄公三十年)

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史記·吳起傳》)

所以我們下面就要論證“世”的“死”義是如何起來的。這自然先要從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古書中“即世”“就世”的含義談起。我其實不是很清楚主張把“既世”改讀為“即世”的學者,是怎樣理解“即世”“就世”的詞義及結構的。按照一般的理解,“即”“就”義同,表示赴就、趨向之義,如果不將“世”理解成“死”或與此有關的意義,那麼這兩個作為“死”之代稱的詞,如何能表達出“死”的含義,就頗難說得圓滿。當然,也有像韋昭這樣的學者,是把“就”理解成“終”的:

《國語·越語下》:“先人就世,不穀即位。”韋昭注:“就世,終世也。”

按照韋說,“就”後面的這個“世”是表示人一生、一輩子的“世”,在典籍舊注當中,對“世”確實有“終身”一類的理解。

《呂氏春秋·觀世》:“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高誘注:“沒世為世。“

畢沅校曰:“疑是‘沒身為世’。賢主時以其亡為憂也。”陳奇猷先生認為:“畢校是。高注《用民》云‘終一人之身為世’,即沒其身為一世之意,可為畢說之證。”[6]所以韋解對於“就世”一詞而言似乎可通(《爾雅·釋詁》:“就,終也。”“終身”即死亡的婉稱),但是對“即世”一詞卻無論如何都難以解釋了,因為“即”字並沒有終、竟的含義。因此,我認為韋解是有問題的。不過上引高誘的注卻很值得注意,沒身為“世”,這個“世”很容易引申出表示死亡的“世”。上博簡《曹沫之陣》簡9有“沒身就世”一語,高佑仁先生從舊說主張“就世”的“就”是終、竟之義,這雖然不能為我們所同意,但他認為“沒身就世”表示“壽終正寢”的意思則基本是正確的。[7]“沒身”的“終身”義既可以引申出“死亡”義,那麼“世”引申出“死亡”之義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日本學者高木智見先生,對中國上古時代“世”的意義進行過仔細而深入的研究,他認為指稱死亡的“即世”“就世”,其“世”的意義與血族譜系之“世”有關:

當時的人們明確認識到作為至上命題的人神共同體的存續,或者說血族生命力的跨時繼承過程,實際上是通過每個人的生命力的連鎖繼承實現的。本章第一節論證了“世”字有兩個意思。比如說舜的“世”是由“百世”的積累形成的。祭祀祖先的活動,就是通過體驗和感受此類表示一個世代的“世”與表示這些世代積累結果的血族的長期存續(人神共同體)的“世”,從而確認自己在長期存續過程中所處位置的一個重要機會。

與這個“世”字相關,表示死的意思的“即世”和“就世”兩個詞語,是一個對認識當時的血族意識極富啟發意義的表現,毋庸諱言,如何表達死,是了解表達者所屬的社會構造與世界觀的一個重要手段,也是研究古代問題時不可錯漏的問題。眾所周知,古代中國表示死亡的詞語是跟身份相關的。比如天子是“崩”、諸侯是“薨”、大夫是“卒”、士是“不祿”、庶民是“死”。……

關於死的表達方法當時還有“獻公即世”、“文公即世”、“穆、襄即世”(均出自《左傳》成公十三年)、“子西即世”(《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等用於外交辭令的鄭重的說法。《國語·越語》中還有“先人就世,不穀(王公自稱)就位”這樣的“就世”的說法。“即”與“就”如同“即位”和“就位”一樣,意思相通,是一組同義字,意思是到達某個地方或者達到某種狀況,或者說佔有某個位置。因此,“就世”可以解釋成佔有那個叫做“世”的地方或者位置。而如果是表示死亡的意思的話,那麼這裡的“世”,當然肯定就是上邊分析的兩個“世”的意思中表示血族連續的那個“世”了。所以,“就世”,可以看成死後即佔據始祖以來祖先譜系中末端的位置。

這一點通過下一個史料可以證明。《國語·楚語上》云,楚恭王臨終時就自己的諡號留下遺言:“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左傳》襄公十三年

對這個遺言有更詳細的記載:“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總之是讓給自己追諡靈王或厲王之類的惡諡。就是說,指的是在祭祀的時候,像甲骨卜辭中的世系一樣,接著始祖以來的先公、先王的諡號,唸唱自己的諡號。

    綜上所述,春秋的祭祀活動,在宗廟唸唱始祖以來的“世”,是子孫們認識創造了自己血族歷史的每一位祖先諡號的機會,另外,也是確認處於這種“世”最末端的自己的存在的一個機會。把死用“即世”表達,就是以原中國時期人們的這種血族意識為背景的。[8]

這可能是目前我所見到的有關“即世”“就世”詞義該作何理解的最認真嚴肅的討論了,應當說這些意見很有啟發性,關於“即”“就”表示的是到達(某個地方、某種狀況)的意思,也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高木氏將“死亡”與列於血族系譜末端位置(以稱呼諡號為標誌)聯繫,恐怕有較大猜測成分。例如並非所有古人都有諡號,其所舉鄭國的子西(公孫夏)就並沒有諡號的記載,至於是否在血族系譜中佔據末端位置、使得血族連續,也並不是必須要通過“死”來達成的,而反應是與生俱來便已造就的事實。更何況對本文一開頭舉出有“蚤(早)世”的說法,更可顯示出這一種解釋的脆弱性。因此“即世”“就世”的“世”恐怕不能如高木氏這樣理解。儘管如此,高木氏在其書第一章中,著眼於“世”字字形來分析其字義演變及分類,我認為是有意義的。他引錄了戴家祥《金文大字典》(學林出版社1995年)的下列字形:
對這些字形與其所表示的字義的關係進行了說解,他注意到中山國銅器銘文中从“歺(歹)”旁的“世”字寫法可以說十分重要,高木氏認為:

圖17—8附加了意思是死或者屍體的意符“歹”。《金文大字典》認爲强調了世系延續的意思,白川靜《字統》認爲“包含了世代的觀念”,兩者的觀點都稍嫌曖昧。我們在思考通過死强調“世”的意思的時候,馬上想起的就是前面引用過的《晏子春秋》有關人神共同體是由生與死的連鎖繼承所維持的記載(本書第55頁)。就是說,作爲世代繼承的世系的“世”,當然不僅涉及人的生,還是以人的死爲前提形成的。如果說附加了“立”字的17—7把重點放到新世代的開始,强調了繼世的意思,那麽,附加了“歹”的17—8,就是把重點放到舊世代的終結上,强調了繼世的意思。[9]

正如高木氏所言,中山器的“”字所从“歺(歹)”旁與死義有關,他把从“歺(歹)”與世代繼承的世系之“世”聯繫起來,認為強調“舊世代的終結”,也很有啟發性,但是“舊世代的終結”是語義核心是“終結”,它如何與“世”這個詞發生聯繫,是高木氏沒有從語言學上作透徹解釋的。按照古文字學者的一般看法,這種从“歺(歹)”的“世”,是因為“人生至死為一世”,[10]張政烺先生在考釋中山國胤嗣壺銘時曾指出:

從歹之字多有死亡意,古人謂終一人之身爲世,《論語·衛靈公》:“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皇侃疏“沒世,謂身沒以後也”。),《墨子·節用中》:“是以終身不饜,歿世而不倦”,《戰國策·秦策》:“負蒭必以魏歿世事秦”,其例甚多。世字在西周金文中行用已廣,戰國時,隨著語義的分化造此新字,大約因意義不大,終歸淘汰。[12]

其說將“”字與“終一人之身”為“世”聯繫,極有啟發性。不過我認為,似不如直接認為這就是為表示死亡義的“世”所造的專字來得直截了當。熟悉戰國文字的人都知道,戰國楚地往往把“世”寫作“殜”形,此形嚴格來說與“殗殜”之“殜”(此字《廣韻》音直葉切)只是同形關係,戰國文字的“殜”是一個从“歺(歹)”从“枼(世)”、“枼(世)”亦聲的形聲兼會意字,它應當就是表示“死亡”義的“世”的專字。在上博簡中,這個字就有一種从“死”的寫法,一個就是前舉的《曹沫之陣》“沒身就世”之“世”,另一個則在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篇用作“世三代之傳史”的“世”(表示“繼承”義):《曹沫之陣》9      《季康子問於孔子》14
《曹沫之陣》所从“死”的“人”旁訛變為“力”。[12]這種“”字的寫法可以說明,戰國文字中“殜、(世)”所从的“歺(歹)”,確實是“死”旁的簡省。我認為這些字形是在“世”的“死”義變得非常常用以後被造出來的分化字(類似由“(沒)”分化出“歿”字),並逐漸地在戰國文字中部分取代了“世(枼)”的功能,甚至很多表示“一世”“人世”和“繼承”義的“世”往往也用這一類字來記錄,這在文字學上可以看成是一種假借現象了,《曹沫之陣》的“”則是一個難得的用作本義的例子。“就世”的“就”,我認為本來是就止、趨向的意思,“就世”“即世”的詞義,可結合“即命”(見《左傳》文公六年)來作分析。“命”指人一輩子生命的過程,接近、趨向人走過一輩子的生命的境地也就是趨向於死,所以把“死”叫作“即命”,但“命”最終沒有引申出“死”的意思,這顯然是因為“生命”與“死”的詞義不可兼容於一語中間;而“世”由“世代”“一世”的意思引申出“死”的意思,卻是十分合理的,所以後來這個意義在“世”當中凝固下來,成為一個獨立的義位,在本文開頭所舉的“蚤世”“既世”等語中可以得到證明。“世”由“一世”、“世代”的意思引申出“死”義的過程,應該說不是一種具有規律性和普遍性的過程,它還需要在字義引申的內在邏輯規律之外,受到其他的一些促發和感染性因素影響,我們不排除“世”的“死”義從其本義引申出來的過程中,也受到了“沒世”“違世”一類詞的影響的可能性,[13]但畢竟需要把“沒世”“違世”的詞義分析跟“就世”“即世”稍加區別。[14]古人大概與今人一樣,將“死”視為一種忌諱語,盡量在各種場合用委婉的表達來代替“死”這個詞,“世”就是這樣一個在東周以後逐漸發展出來的替代詞。根據《死雅》一書,與“就世”“即世”結構類似且也表示“死”之諱稱的有“就死地”、“即杳冥”等等。[15]最後附帶談楚簡中的一個“殜”字的理解。上博簡《容成氏》4-5號簡有一段描述有虞迵統治時盛況的話(用寬式釋文):

於是乎不賞不罰,不型(刑)不殺。邦無飤人,道路無殤死者。上下貴戔(賤),各得丌(其)

整理者李零先生釋為“殜(世)”,解釋為“指每個人都能盡享天年”。[16]後來的學者異說頗多,此不舉例分析。我認為從字形結構上看,這個字釋成“殜(世)”是沒有問題的(字形與郭店簡《尊德義》25號簡“殜”字完全一致[17]),把右邊隸定為“桀”也好“”也好,都將致全字不成其字,皆不足取。但是李零先生把“各得其世”理解為“每個人都能盡享天年”也不能在字義上落實,所以疑慮仍存。“各得其世”的“世”顯然不能理解為本文所主張的“死”義,因為上下貴賤的“得其死”意味著都是得善終,不能言“各”,也就是說得善終並沒有彼此的區別(如說成“皆得其世”似乎尚可通)。《容成氏》的這個“世”,應該是繼世、繼承的意思(《書·呂刑》:“遏絶苗民,無世在下。”孫星衍疏:“無令嗣世在下土也。”[18]),文義是說,在虞迵統治時,人無論身份高低貴賤,都能得其繼嗣之人。前舉高木氏的意見中認為,戰國文字中从“立”字的“(世)”字“强調了繼世的意思”,這是有道理的,此字應當就是為“立後”“繼承”義(前舉《季康子問於孔子》“(世)三代之傳史”、上博簡《子羔》5號簡“昔者【禪】而弗殜(世)”之“、殜(世)”即用此義[19])的“世”造的形聲後起字。承鄔可晶兄賜告,陳侯因齊敦銘文(《集成》4649)中“纂嗣桓、文”的“嗣”寫作“”,[20]此字應即立嗣、繼嗣之“嗣”的形聲專字,造字意圖與“”字一致,可以作為高木氏意見的佐證。《容成氏》此處簡文沒有用“”而用“殜”來表示繼嗣,應該是文字的地域性特點使然,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齊國的用字,楚文字未見。《左傳》等書裡常常說道“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之類的話,古人無論貴賤,有無後嗣繼承都是一件大事(《孟子·離婁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路上沒有年幼早殤的兒童,則意味著人皆能安然活到成年以後,這便意味著所有人都能有其後嗣繼承家業,所以《容成氏》的這幾句話是前後相銜、具有內在邏輯的。“高低貴賤,各得其世”,雖是善政的結果,卻也明顯是埋下了父子相授的伏筆,與《容成氏》1號簡所描述的遠古帝王階段“皆不授其子而授賢”、《子羔》所謂“昔者【禪】而弗世”的禪讓階段是不同的,高低貴賤之人都想從血緣角度來安排繼嗣之後人,這是導致禪讓這種君長推選制度瓦解的根本。《容成氏》32號簡敘述虞迵受禪讓上臺前說了一句“德速衰【矣】”,我以前懷疑是迵對其前任“始爵而行祿”的批評,[21]但畢竟我們發現,從迵之後,傳到堯,傳到舜,其實都是在有虞氏內部傳位。迵、堯的關係,《容成氏》語焉不詳(大概不是不願意明說,從上下文看,或許只是與迵沒有生前指定繼任者有關),但《唐虞之道》14號簡明確交代“古者堯生於天子而有天下”,過去對此也有種種理解,[22]大概都不可信,兩相對照就知道,迵、堯極有可能就是父子關係。只不過堯後來是在有虞氏內部選了一個舜讓位,沒有傳給自己兒子罷了。舜的偉大,是在於他把位子禪讓給治水的臣下禹,但在禹之後,因為皋陶的不受禪讓而死、啟攻殺益自代,舜禹禪讓之舉的再續徹底遭到破產,中國就完全進入了家天下和朝代更替的循環過程。這大概就是迵所謂“德衰”的過程,這話也許並非僅僅是評價前任,也是對歷史大勢的前瞻和預判。

附記:承鄔可晶兄閱看小文並提出寶貴意見。在“文字、文獻與文明——第七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召開期間,承張富海兄賜告《漢語大字典》第二版為“世”字所列的義項,得補疏漏;2018年9月15日在中國社科院語言所主辦的“第四届出土文獻與上古漢語研究學術研討會”上,又承胡敕瑞先生賜教,記此一併鳴謝。
2018年8月2日初稿2018年11月22日定稿


[1]  漢語大詞典編纂處《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6-1993年,第八卷862頁。

[2]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第二版,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年,第1卷16頁。

[3]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保護與研究中心編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中西書局2016年。

[4]  張新俊《甲骨文“即”“既”補釋》,《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1期,70頁注3。

[5]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圖版9頁,釋文注釋121頁。

[6]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下冊971頁。

[7]  高佑仁《談<曹沫之陣>的“沒身就世”》,簡帛網2006年2月20日,引自劉志基、董蓮池、王文耀主編《古文字考釋提要總覽》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90頁。

[8]  [日]高木智見著、何曉毅譯《先秦社會與思想——試論中國文化的核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2-103頁。

[9]  [日]高木智見著、何曉毅譯《先秦社會與思想——試論中國文化的核心》,73頁。

[10]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年,639頁。

[11]  張政烺《中山國胤嗣壺釋文》,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245頁。

[12]  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七冊2838-2839頁。

[13]  我們知道,“就”字後來因為受到“就世”之“世”的詞義感染影響,有了“終”的意思,並在中古以後出現了專表“終”義的“殧”字(見《玉篇》《廣韻》等)。

[14]  “就世”“即世”的含義,在當時一般人的理解中可以說就是“赴幽冥”,與“沒世”“違世”(《左傳》文公六年)雖然都是死的代稱,但其結構與詞義構成互相略有不同。承胡敕瑞先生賜教,按照本文的看法,“沒世”也完全可能應分析為“沒(歿)”加“世”組成的一個同義複詞,而並不是述賓結構的詞。

[15]  鮑延毅編《死雅》,中國大百科全書2007年,492、900頁。

[16]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54頁。

[17]  李守奎《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253頁。

[18]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中華書局2004年,523頁。

[19]  參看裘錫圭《<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子羔>釋文注釋》,《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475頁。

[20]  董蓮池《新金文編》,作家出版社2011年,中冊1447頁。

[21]  郭永秉《帝系新研》,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56頁。

[22]  郭永秉《帝系新研》,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63-64頁。

本文原載於《文字·文獻·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引用請查閱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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