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德浩：中江塔梁子M3画像榜题“襄人”再考

中江塔梁子M3画像榜题“襄人”再考

索德浩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摘要：塔梁子M3中的“襄人”舞蹈实为“踏歌”，“相引牵连手而跳歌也”。巴地流行踏歌，常有类似舞蹈图像出土。新出的走马楼西汉简亦表明“襄”为族称，“襄人”与“巴人”关系密切，应该是巴地的一支少数民族，即后世文献中记载的“獽”人。“襄人”生活在巴地，与巴人杂居，染巴俗，亦善踏歌。塔梁子M3墓主家族曾有羌地生活经历，让善于踏舞的巴地“襄人”带上胡人形象面具扮演羌胡踏舞，再现其家族辉煌的平羌历史。

关键词：塔梁子M3 “襄人” 巴人踏歌 走马楼西汉简

中江塔梁子M3内有大量壁画及墨书题记，一经发现便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M3规模大，结构复杂，有前后5个主室和多个侧室，墓内有大量仿木结构及羊、蟾蜍、力士、鸟兽、武库、人物等雕刻。壁画及题记在三室左侧右壁、后壁。三室甬道右壁发现有胡人形象舞蹈图（图一），“浅浮雕，五个高鼻深目、胡须环腮的胡人手拉手跳舞，舞姿劲健有力。尖圆平顶小帽用红色涂染，须发、眉眼、衣襟及足底用浓墨勾画。上端有墨书‘襄人’榜题……像高0.3、宽0.75米，包括榜题高0.5米。”[1]从该墓的榜题和画像相对位置来看，榜题一般位于所指的画像上方，如“应妇”、“侍奴”、“从奴”、“从小”在人物上方，“兵库”位于武器架之上，“厨”、“苍”位于房屋上部。因此，可以确定“襄人”就是指五个“胡人”形象的舞者。关于“襄人”主要有三种解释：1.艺人的一种名称。报告编写者认为“胡人舞蹈图……再现了上古时代西部少数民族踏歌而舞的真实情景，为我们提供了一则珍贵的中西交通史料。图像上有墨书‘襄人’，可能为歌舞艺人的称呼，类似于史籍记载中的‘炫人’、‘幻人’等。”[2]即“襄人”是对西部少数民族艺人的一种称呼。刘乐贤进一步认为“襄人”可通假“象人”，属倡，“是汉代一种宫廷艺人的名称。”[3]2.“襄人”为胡人。谢崇安先生认为其族属为“湟中月氏胡”[4]；霍巍先生认为“襄”为襄武、平襄等地名的略称，意为“襄地之胡人”，与甘青河湟地区的“羌胡”有关[5]；王子今认为“襄”与“鬤”有关，“襄人”即“髯人”，也就是胡人。3.“襄人”即“獽人”，系巴蜀土著的少数民族[6]。其中第1、2种观点以图像为基础进行推论，或纯文字的考释，缺乏更为直接的证据。第3种观点否认了“襄人”为胡人，但未能解释其图像呈胡人形象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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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一 塔梁子M3襄人舞蹈图

近来的考古新发现为解决“襄人”问题提供了契机。

一 、“襄人”舞蹈图解读

正如谢崇安先生所言，此图表现了“踏歌”形象。“踏歌，连手而歌，以足踏地为节奏”[7]。至迟新石器时代，踏歌已在甘青地区已经出现。青海大通上孙家寨M384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内壁有三组舞蹈图：五人一组，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似斜梳发辫，双脚动作一致。正是连手而歌、踏足而舞的形象。墓葬属于马家窑文化类型（图二，1）[8]。青海省宗日遗址M157出土的1件彩陶盆上也有这类形象，盆内彩绘两组舞蹈人像，分别为11人和13人，面向一致，相邻两人双手相牵，踏足而舞（图二，2）[9]。甘肃武威磨嘴子遗址采集到一件彩陶盆, 上有两组手拉手的舞蹈者, 每组9人[10]。贵州贞丰红岩岩画上也有类似舞蹈图，Y14中有8人连手舞蹈[11]，时代为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12]。汉初，踏歌进入宫廷。据戚夫人侍女贾佩兰回忆：“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13]魏晋南北朝进一步流行。《南史》载:“(杨)华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魏胡太后逼幸之。华惧祸, 及大眼死, 拥部曲,载父尸, 改名华, 来降。胡太后追思不已, 为作《杨白花歌辞》, 使宫人昼夜连臂踏蹄歌之, 声甚凄断。”《隋书》也有踏歌记载:“周宣帝与宫人夜中连臂蹋蹀而歌曰:‘自知身命促, 把烛夜行游。’”唐宋时期各地极为盛行。

12图二 甘青地区踏歌1.上孙家寨陶盆（M384）  2.宗日遗址陶盆（M157）

12345图三 巴地踏歌1.二磴岩崖墓右   2、3.二磴岩崖墓左（拓片和照片）  4.开县条形画像砖 5.璧山县画像石棺

类似舞蹈形象在巴地常有发现。重庆綦江二磴岩两座相邻的东汉崖墓中发现这类“引牵连手”的舞蹈形象。右墓：左边5人相互牵手而舞，姿势相近，两脚分开，作跳跃状。着紧身服饰，头部着巾或盘发，最右侧之人手中执物。5人虽有差异，但并无异域特点。第六人为胡人吹笛形象，第七人独舞（图三，1）。左墓构图与右墓相似，自左起第一人为吹笛形象, 戴平巾帻, 姿态与右墓胡人吹笛相同；第二人独舞, 戴高尖帽, 下身着裤,似为胡人，上身姿态与右墓室独舞者相同。第三至七人为五人舞队, 姿态、服饰与右墓室舞队人相近，第三人右手中执物（图三，2、3）[14]。璧山一号石棺上也有这类图像，石棺右侧正中三羽人牵手而舞，两脚分开，作跳跃状（图三，5）[15]。羽人虽属神仙，但其舞姿也是来源于巴地的现实生活。开县也有发现，条形砖一侧有7人牵手而舞，双脚分开作跳跃状。着紧身短服，头服各不相同，最左侧一人手中执物。并有铭文“顾沛作”三字（图三，4）[16]。綦江县、璧山县、开县古属巴地。从文献记载来看，巴地流行踏舞。《魏都赋》：“或魋髻而左言，或镂肤而钻发。或明发而嬥歌，或浮泳而卒岁。”李善注:“嬥，讴歌，巴土人歌也”。并引东汉末、三国时期文学家何晏言：“巴子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歌也。”[17]塔梁子M3襄人舞蹈土与巴地踏歌形象相近，特别是与二磴岩崖墓的几乎相同，5人引牵连手，双脚分开，跳跃而舞。二者均同处于巴蜀文化区，该区域内水网密集，有舟楫之利，人员往来方便，文化风俗存在一致性。二者的高度相似表明“襄人”极有可能与巴地少数民族有关。近年新发现的走马楼西汉简进一步说明了“襄人”与巴地少数民族的关系。

二、走马楼西汉简中的“襄人”

2003年，长沙走马楼J8中发现一批竹简，为长沙国刘庸在位时期（前128-前101年）的行政文书[18]。近来公布部分简文，其内容涉及到“襄人”。胡平生[19]、张俊民[20]、刘乐贤[21]等已对简文进行了讨论。

简1

〼□狱。亭长南爰书，先以证律辨告挢，乃讯。辞曰: 士五無阳夫里(壻) 子，吏令为臾皇人择。廼二月中不识日，啬夫襄人在轻半，令挢收责溪，臾人□〼

〼船一 (艘) 当米八斗，士五强秦、麏、仆予肠各廿五斤，凡七十五斤。挢令安居士五周乘船下，挢先去溪，中环( 还) 轻半襄人所，收责得船〼

简5

襄人自( ? ) 责，得五栙船一(艘) 士五定所当米八斗，肠七十五斤，士五强秦、麏、仆各廿五斤。令安居士五周乘船，船未到，襄人不得受定船，去。去后，周船到，挢( 又) 令临中臾〼

是下船属襄人。襄人在所后长始问挢以所责得船、肠，对曰: 已予襄人，襄人不与挢券书。今问强是，强是不以船属襄人，襄人不受船，船在强是所。挢所以予襄人肠〼[22]

两支简表述了同一事件，“是一起进行覆核的经济纠纷爰书”。啬夫襄人是原告，挢帮助襄人收债务，但中间出现了差错。其中“襄人”二字与塔梁子榜题“襄人”完全相同。之前的研究者均将“襄人”释为人名。但参考部分未发表的内容，“襄人”当为族名。

〼□巴人、胡人讯襄人婴，道辞曰：府调無阳四年賨、䊮卖取钱输临沅，食官、厩所赎童贾（价）钱，皆急缓，夷聚里相去离远，民贫难得。襄人令译士五挢收〼（1018）[23]

此处巴人当指巴族之人，胡人指北方边地及西域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人。“讯，问也。”[24]府当为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应劭注：“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师古注：“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西汉王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少府应为长沙国机构。無阳、临沅皆为地名。食官、厩也是长沙国的机构。“”可能为偿还之义。“赎，贸也”[25]。童为男性奴仆。《说文》：“奴曰童”[26]。急缓，意紧急。《汉纪·文帝纪》：“即有急緩，周亚夫可任将军。”[27]夷，原指“东方之人也”[28]，汉代常指少数民族。如《史记》、《汉书》中的西南夷就是指西南少数民族。走马楼吴简的“夷”字也指少数民族，如“部伍夷民”[29]。张家山汉简中有《蛮夷律》[30]亦针对少数民族。译，翻译，“传四夷之语者。”[31]《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译讯人为诈伪，以出入罪人，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整理者认为“译”指“翻译少数民族语言”[32]。综上，简文大意是巴人、胡人责问襄人婴：长沙国少府调無阳的赋税、谷物以卖钱输送给临沅县，食官、厩偿还赎买奴仆的钱，都很急。但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方距离甚远，民众贫苦，钱物难以收到。于是襄人令为士伍的翻译人员挢去收。内容与简1、简5相互衔接，很可能为同一册。简文内容与少数民族有关。“襄人”与“巴人”、“胡人”并称，显然为族群之意。此“襄人”有名为“嬰”，可进一步确认“襄人”为族名。后文中的“夷聚里”是指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之意，可与前文“巴人”、“襄人”、“胡人”相互呼应。由于少数民族语言不通，需要有专门的翻译人员对接，才能收税、物，更说明“胡人”、“巴人”、“襄人”等为少数民族，语言与汉人不同。“賨”为少数民族之赋。“賨，南蛮赋也。”[33]《后汉书·南蛮传》：“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秦汉时期，賨布也作为巴人的赋税。“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34]巴人因此被称为賨人。“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遂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谯周《巴记》也说：“夷人岁入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35]所以简文中的“襄人”、“巴人”、“胡人”均指少数民族。西汉时期，长沙国聚居着大量少数民族。赵佗曾说：“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长沙国人口有一半是蛮夷。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中也提到蛮夷：“出田十三顷四十五亩半租百八十四石七斗临湘蛮夷归义民田不出租”。马代忠从出田数分析，蛮夷归义民垦田占总数的22.4%，得出武帝时期蛮夷归义民在南方占较大比例[36]。直到东汉，长沙及附近仍有大量蛮夷，如《后汉书》中多次提到“长沙蛮”[37]。故将“巴人”、“襄人”、“胡人”归为蛮夷与当时社会背景相吻合。巴地与湖南接壤，“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38]地域包含湘西部分地区。长沙国与巴地有水陆道路相通，不断有巴人迁至此处。楚人灭巴后，巴人曾有一次南迁。唐代《十道志》曰: “故老云,楚文王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39]《元和郡县图志》亦载:“辰州蛮戎所居也，其人皆盘瓠子孙。或曰巴子兄弟立为五溪之长”[40]。《太平寰宇记》曰: “五溪。谓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古老相传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一说五溪蛮皆盘瓠子孙，自为统长，故有五溪之号焉。古谓之蛮蜑聚落。”[41]五溪的范围就是沅水中上游地区，战国属楚，秦时属黔中郡，汉属武陵郡，与长沙国相邻。该地域有大量巴人聚居。颜师古注《汉书·西南夷传》“巴、黔中以西”云：“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巴人由武陵再进入长沙地区非常便利。所以长沙地区发现巴、襄等少数民族自是容易理解。由于少数民族语言不通，又无汉式姓名，故以“巴人”、“胡人”、“襄人”等族群称代称某个人。此种情况在古代少数民族中常见，獠人就是如此。《魏书》卷101《獠传》：“獠者……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综上简文分析可知，襄人与巴人关系密切。巴人、襄人杂居，语言、风俗相似。简文云“巴人”讯“襄人”，表明二者语言相同，交往甚密，但二族语言与汉人不同，与汉人交往需要翻译。再结合上文的舞蹈图像分析表明“襄人”也会表演巴人中流行的踏歌。诸多证据越发表明“襄人”很有可能是巴地一支少数民族——“獽人”。

三、“襄人”与“獽人”

先秦、两汉时期，獽已经居住于巴地。“（古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42]“汉时，县（广都）民朱辰，字元燕，为巴郡太守，甚着德惠。辰卒官，郡獽民北送及墓。獽蜑鼓刀辟踊，感动路人。”[43]两晋时期，巴人活动范围比较清晰，主要分布在巴地东南部，与湘西地区相接。巴东郡“东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北接上庸。其属有奴、獽、夷、蜑之蛮。”[44]“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折丹涪水，本与楚商于之地接。秦将司马错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也……旧属县五……东接巴东。南接武陵。西接牂柯。北接巴郡。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45]“诸县（涪陵县、丹兴县、汉平县、万宁县、汉发县）北有獽、蜑，又有蟾夷也。”[46]《续高僧传》中提到獽人：“释僧崖，姓牟氏，祖居涪陵。晋义熙九年，朱龄石伐蜀，涪陵獽三百家随军征讨，因止于广汉金渊山谷，崖即其后也。”[47]《弘赞法华传》中也有记载：“释僧崖，本獽人也。虽居夷俗，情慕华风。”[48]南北朝以后，关于獽人的记载较为粗略，《北史》载：“‘南方曰蛮，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种非一，与华人错居。其流曰蜑，曰獽，曰俚，曰獠，曰。居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隋书·南蛮传》记载与之相同。此时獽人仍主要生活在巴蜀地区。《隋书·地理志》：“蜀郡、临邛、眉山、隆山、资阳、泸川、巴东、遂宁、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为、越嶲、牂柯、黔安,得蜀之旧域……又有獽狿蛮賨，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獠，而亦与蜀人相类。”《杨文思墓志》也提及獽人：“天和元年（566年），周赵王任益州总管，以公贵胄华宗，值王临蕃出牧，盛简僚佐，增荣府朝，寻教治武都太守。七年，十姓獠反，遣公随机致讨，应时克定。其年又命公将帐内三千，歼其余党，仍教治翼州刺史事。四年，西山党项左封羌等逆命，公讨平之。五年，资中武康獠，六年，隆山郡獠，又东山獽，恃险反叛，并公擒殄。岷江似带，峨岫如眉，玉垒天险，铜梁地绝。”[49]岷江、峨眉、玉垒山、铜梁山大致是杨文思的活动范围。其主要军事活动则在资中、隆山、武康一带，即今简阳、资中、彭山一带。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自彭州导江县西出蚕崖关，历维、茂，至当、悉诸州,皆西山也”[50]，冯汉镛又结合《新唐书·地理志》、《舆地广记》的记载认为，唐时西山是指“今四川藏族自治区境内的高山而言”[51]。“东山”是相对于“西山”而言，估计为成都平原以东之山，“东山獽”不出此范围，其分布可与《隋书·地理志》相互参考。《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简州》：“有獽人，言语与夏不同，嫁聚但鼓笛而已，遭丧，乃以竿悬布置其门庭，殡于别所，至其体骸燥，以木函盛，置于山穴中。李膺记云：‘此四郡獽也。又有夷人，与獽类一同。又有獠人，与獽、夷一同。但名字有异而已。’”[52]从以上文献可知：獽人属于巴地一支少数民族。先秦时，獽人居住于巴地。汉代仍主要分布于巴郡。两晋时期，以涪陵郡、巴东郡为核心聚居区，蜀地也有少量分布。南北朝时期记载较为粗略。唐宋时期仍然常见于巴蜀地区。所在区域往往为山险、僻地。獽与獠、蜑、巴等少数民族统称为南蛮。其风俗与汉人有差异，受獠人影响较大，居处风俗、衣服饮食与之相类，嫁聚但鼓笛，流行崖洞葬。言语与夏不同。与蜀人错居的地方，又受蜀人影响。獽人有几个特征可以与“襄人”相对应：言语不与汉同；爱鼓笛，二磴岩舞蹈图像中有吹笛者；与巴人关系密切。只是“獽”字比“襄”字多了反犬旁。笔者以为獽和襄为同一族群，只是不同时期称呼有差异而已。两汉时期称为襄，魏晋以后称之獽。原因有二：1.由于三国两晋以后，襄人同獠等蛮族不断叛乱，如《杨思文墓志》中所说的“六年，隆山郡獠，又东山獽，恃险反叛”。故为统治者所痛恨，加反犬旁以蔑称。2.生活习俗所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南蛮西夷“兽居鸟语之类。”意即少数民族像兽一样穴居，言语不通。《北史·獠传》认为獠人“性又无知，殆同禽兽”。故这些少数民族之名往往被加上犬旁。且在中原观念中，少数民族多与虫兽有关，《说文》云：“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段玉裁注：“南方蛮闽字从虫。以其蛇穜也。北方狄字从犬。以其犬穜也。东北方貉字从豸。以其豸穜也。”[53]《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以犬（盘瓠）为蛮夷祖先。

四、襄人与胡人

“襄人”既然是獽人，系巴地土著民族，那为何塔梁子M3中“襄人”又呈现胡人形象呢？笔者以为有两种可能：其一，“襄人”本就是胡人，在汉之前已经迁居巴蜀地区，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巴人一支，体质保持胡人特点；其二，“襄人”属于巴地土著民族，相貌并无特异之处，只是在宴会中化妆成胡人歌舞以取悦墓主。笔者以为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原因主要以下三点：1.简文中将“巴人”、“胡人”、“襄人”并称，已经说明“襄人”非胡人、巴人。当然如巴字作为地域概念来说的话，襄人也可归为巴人。巴、襄二族有相似之处，但时人归为两族，说明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二磴岩崖墓、璧山石棺、开县画像砖上踏舞者均非胡人形象。则第一种可能可予排除。2.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胡舞在汉地流行。《后汉书·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胡舞渐受欢迎，于是常有汉人扮演胡人作胡戏。贾谊曾建议招待胡人时候表演胡戏，“令得召其知识，胡人之欲观者勿禁。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为其胡戏以相饭。”[54]《三国志》注引《魏略》：曹植曾表演胡舞，“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跳胡舞前需要化妆，很可能是为了装扮成胡人形象。作于南朝的《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之人于腊日带胡人形象面具表演傩戏:“俗又以此月为腊月。案：《史记·陈胜传》有‘腊月’之言，是谓此也。谚云: ‘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大疫。”[55]所以至迟东汉以来，汉人装扮成胡人跳胡舞是常见的现象。四川金堂县李家梁子M23出土了胡人形象面具实物证据。面具出土于甬道近封门处，为胡人带尖帽形象，深目，高鼻，颧骨凸出，络腮胡，两耳后部有一对小孔，为穿绳所用（图四）。附近有不少舞俑。时代为东汉晚期[56]。所以，巴蜀地区的胡舞完全有可能由本地人化妆表演，那么塔梁子M3舞蹈图中的胡人形象亦可能为巴地“襄人”（獽人）带胡人形象面具装扮。

图四  金堂李家梁子胡人形象面具

3.据塔梁子M3有题记：“先祖南阳尉，□□土乡长里汉太鸿芦文君子宾，子宾子中黄门侍郎文君真坐与诏，外亲内亲相检厉见怨。□□诸上颠诸□□□□□□，绝肌则骨当□。□父即鸿芦，拥十万众，平羌有功，赦死西徙”。墓主家族曾拥重兵平羌，有羌地生活经历。羌、汉之间错居着名为“羌胡”的族群，具有胡人特征，霍巍先生已有讨论[57]。而羌胡又喜踏歌，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记载有“羌胡踏舞兮共讴歌，两国交欢兮罢兵戈。”[58]墓主及其后人为了再现其家族辉煌的平羌军事历史及生活经历，遂让也善于踏歌的“襄人”扮演胡人踏舞。故塔梁子M3中的胡人形象实为“襄人”戴胡人面具装扮。

结  论

通过对塔梁子M3“襄人”舞蹈图的分析， “襄人”舞蹈实为“踏歌”，“相引牵连手而跳歌也”。文献记载巴人善踏歌，巴地出土的类似舞蹈图像可为证。再结合新出的走马楼西汉简可知，“襄”为族称，与“巴人”关系密切，系巴地的一支少数民族。汉代称为“襄人”，后世名之“獽人”。“襄人”主要生活在巴地，与巴人杂居，染巴俗，亦善踏歌。塔梁子M3墓主家族曾有羌地生活经历，让善于踏舞的巴地“襄人”带上胡人形象面具扮演羌胡踏舞，再现其家族辉煌的平羌历史。

作者简介：索德浩（1980-），男，四川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汉唐考古。

注释：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中江塔梁子崖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2] 同上，第94页。

[3] 刘乐贤：《中江塔梁子崖墓榜题补释》，《四川文物》2008年第6期。

[4] 谢崇安：《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考释——兼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四川文物》2005年第5期。

[5] 霍巍：《襄人与羌胡——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榜题补释》，《文物》2009年第6期。

[6] 龙腾：《襄人不是胡人——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榜题考》，《文物》2013年第2期。

[7]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274页。

[8]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文物》1978年第3期。

[9]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

[10] 孙寿岭：《舞蹈纹彩陶盆》，《中国文物报》1993年5月30日。

[11] 牟孝梅、杨萍、张丽娜：《贵州贞丰红岩尾饰人物岩画与青海“舞蹈纹彩陶盆”的人物比较研究》，《重庆与世界》2016年第7期。

[12] 余卓然：《贵州贞丰红岩岩画分期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43-44页。

[13] [晋]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页。

[14] 林堃：《浅析“二磴岩舞蹈图”的内涵与价值》，《四川文物》1996年第2期。

[15]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璧山区文物管理所：《重庆市璧山区蛮洞坡崖墓群M1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8年第1期。

[16] 高文：《中国巴蜀新发现汉代画像砖》，四川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页，图256。

[17] [梁]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页。

[18] 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组：《2003年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重大考古发现》，《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

[19] 胡平生：《<简牍名迹选2>所刊“走马楼前汉简”释文校订》，《简帛》第7辑。

[20] 张俊民：《对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几条简文的认识》，简帛网，2009年7月18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117）。

[21] 刘乐贤：《谈走马楼西汉简中的两条简文》，《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22] 湖南省文物局：《湖南简牍名迹选》，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245、250-251页。部分文字参考了刘乐贤先生的释读。

[23] 此条简文由长沙中国简牍博物馆雷长威先生提供。

[24]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25] 同上，第281页。

[26] 同[24]，第102页。

[27] [汉]荀悦：《两汉纪》卷第八《孝文皇帝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6页。

[28] 同[24]，第493页。

[29]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55、97页。

[30]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

[31] 同[24]，第101页。

[32] 同[30]，第149页。

[33] 同[24]，第282页。

[34]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志》卷一《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35] 刘伟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36] 马代忠: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初步考察》，《出土文献研究》第12 辑，中西书出版社2013 年。

[37] “（永寿三年）长沙蛮叛,寇益阳”，“（延熹三年）长沙蛮寇郡界”（《后汉书》卷7《桓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3、307页）。

[38] 同[34]，第5页。

[39] [唐]梁载言：《十道志》，载于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82页。

[40]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江南道》，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6页。

[41]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江南道》，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96-2397页。

[42] 同[34]，第5页。

[43] 同[34]卷三《蜀志》，第158页。

[44] 同[34]，第34页。

[45] 同[34]，第41页。

[46] 同[34]，第43页。

[47]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九，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42页。

[48] [唐]惠详：《弘赞法华传》卷第五，载于《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第2076页。

[49] 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线装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2-333页。

[5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669页。

[51] 冯汉镛：《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52] 同[41]卷七十六《剑南道》，第1537页。

[53] 同[24]，第146-147页。

[54] [汉]贾谊撰，闫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6页。

[55]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时序部·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7页； [南朝梁]宗懔撰，姜彦稚辑校：《荆楚岁时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3-54页。

[56] 索德浩、刘雨茂：《汉代胡人形象面具考——从成都金堂李家梁子M23 出土一件胡人形象面具谈起》，《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5期。

[57] 同[5]。

[58]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63页。

本文原载于《中国美术研究》，2020年01期。引用请查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