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淑苹：考古所见《周礼‧六器》的形成
邓淑苹，《考古所见《周礼‧六器》的形成》，徐州博物馆编，《汉代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中国·徐州）》，科学出版社，2019年10月
考古所见《周礼‧六器》的形成
邓淑苹
提要
中国玉文化萌芽自九千年前，但中国玉礼制约萌芽自六千年前，终结于1911年帝制结束时。由于生态的不同导致史前玉文化自然形成华西、华东的对峙，发展到公元前11至前3世纪的周代，就形成周文化与楚文化的差异。
周族源起自黄河上中游，先周时即发展了“圭璧制度”，璋是与圭有关的玉礼器。春秋战国之际荆州地区楚式绿玉矿的被发现利用，建构了新的楚式礼玉。从楚简可知，多種佩玉可礼神，琥、璜更是其中重要的葬玉。
考古資料显示，黄河上中游自史前即发展了“璧琮组配”的祭仪。齊家文化結束後，商周礼制中不见琮的地位，但甚多齐家文化玉琮散存于商周墓葬中，多系贵族的古董收藏。約春秋晚期起至战国时期，黃河中游出现一小波新制作体小工粗玉石琮的习尚。或僅是沈寂千余年的古礼略做短暫复兴。《周礼》以：圭、璧、璋、琮、琥、璜为祭祀天地四方的“六器”，应是战国时期儒者，融合三個系統的玉禮制所建构的新体系。早年聯志村、蘆家口出土大批祭祀用玉，经研究应是西漢武帝時祭祀遺存。若然，二處所出合於《周禮》“六器”說的成組玉器，很可能是河間獻王呈獻《周禮》於朝廷後，在西漢的實踐。
關鍵詞：玉禮制 周禮 六器 圭璧制度 璧琮組配 楚式禮玉
新石器时代玉礼制的形成
根据最新考古资料，公元前7000年左右，在黑龙江饶河县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文化，已发展了较原始的玉作工艺，[1]公元前6000年前后，黑龙江省密山县（今密山市）兴凯湖畔的新开流文化以及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的玉雕工艺逐渐成熟。[2]所以中国有长达九千年的玉器发展史。
由于先民是在磨石头制作工具、武器时才体认出玉坚韧耐用且色美质润的物理特性，所以中国玉器发展史的最初三千年，远古先民制作的玉器只有简单的工具与装饰品，并没有发展出礼制上的意义。。
岁月悠悠，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美玉制作的装饰品或工具，逐渐成为所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开始具备玉礼制中“瑞器”的意义了。例如，江苏苏州张家港东山村马家浜文化晚期墓葬，出土了用闪玉制作，[3]由五件玉璜构成的“列璜佩”。 [4]学者研究分析后认为，在马家浜文化晚期，玉器已有了昭示墓主身份地位的功能。[5]而陕西南郑龙岗寺仰韶文化早期墓群中，也出現以扩大墓圹尺寸，随葬玉工具及体大精良石工具来象征墓主身份的现象。[6]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玉礼制”的萌芽。
又过了五百年，至公元前3500年左右，华夏大地上的玉作更为多元化，且普遍地出现用美玉沟通人神的现象而祭典中协助沟通人神的玉器，就是玉礼制中的“祭器”。由于华东先民和华西先民在地区生态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下分别发展出不同的自然崇拜信仰，“祭器”的风格与功能差异显著。华东先民发展出了“动物精灵崇拜”（以下简称“物精崇拜”）的神秘信仰，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遗址中，出现许多用美玉制成的、雕琢龙、虎、鸟、人、昆虫等母题的人体装饰品，或是先民认为巫觋们穿戴这类结合美玉精气与动物灵性的玉饰，就能增强其与神祇交流的法力。华西先民则发展出了“天体崇拜”与“同类感通”的原始思维，从庙底沟文化，先齐家诸文化（客省庄文化、菜园文化、常山下层文化、半山文化）［7］到齐家文化，逐步发展出以造型象征天地的玉礼器——圆璧与方琮。他们不但大量制作这种毫无实用功能的玉器，且以同等数量的璧与琮掩埋于墓葬或祭祀坑中（详细论述见本文第三节）。
换言之，中国玉器史共九千年，但中国玉礼制史只有六千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特殊
的玉工具、玉饰品成为身份的标志——玉瑞器；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特殊纹饰（动物）、造
型（圆方）的玉器，用作通灵的媒介——玉祭器。瑞器和祭器就是玉礼制的核心。
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或正是古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崛起于中原之际［8］。从考古
资料可知，当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分布着多个制作使用玉礼器的政体，今日学术名词多称之
为考古学文化。华西地区有齐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等，华东地区有山东龙山文化、后
石家河文化等。当时位于黄河中游的二里头遗址，可能就是夏王朝的大都邑之一［9］。
前述各考古学文化都发展出了自身特有的玉礼器［10］，而位居中央的二里头，出土的玉器
兼具了华东与华西不同的风格［11］。此时玉礼器的普及性与多元化现象，正合《左传·哀公七
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
“玉帛”是“玉”和“帛”两种物品的连称。从《国语·楚语（下）》记载的观射父与楚
昭王关于祭祀用“精物”的对话可知，古人认为“玉”和“帛”是两种含有“精”的物质［12］。
“精”即是“精气”“能量”［13］。
总之，自公元前7000年开始，既硬又冷的“玉”被先民用作制器的材料；自公元前4000年开始，玉器逐渐作为等分身份、沟通人神的礼器；到了公元前2000年，“玉帛”成为华夏大地
上先民普遍用以祭祀与会盟的“信物”，这真是一段漫长的“玉帛文化”形成之路［14］。
“三代”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论语·卫灵公》，一直到战国时期，该词都是指夏、
商、西周［15］，即公元前2070至前771年，约1300年。秦朝之后，“三代”的含义才开始包括
东周［16］，下限至公元前221年，总年数增加550年。
《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说
明孔子了解夏、商、周三代虽先后传承，但其礼制根源本是不同，后代在前代礼制基础上有所
增减。事实上，夏、商、周，是三个不同族系的先民，分别崛起自华西、华东、华西。商族起
源自河北南部的下七垣文化，周族发迹于陕西渭水流域［17］。唯有夏族的起源地说法较多，但
近年考古资料显示，夏文化与陕北石峁文化关系较为密切［18］。
以玉器为视点剖析三代，也明确显示出西、东二系玉礼制的轮替消长与渐进融合。笔者曾
撰文详论［19］，限于篇幅，此处仅能简述之。
二里头文化的玉戈、牙璋、带格线多孔刀，呈现出与华西石峁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柄形
器却是来自华东的后石家河文化，而玉器侧边常雕刻的华东式扉牙，则可溯源自河姆渡文化的
“介字冠顶”。
商代早中期玉器品类少，以玉戈、柄形器为主，应分别用作瑞器与祭器。商中期晚段，出
现了少量动物主题玉雕［20］。商晚期动物主题玉雕大盛［21］，人、鸟母题玉雕常在下端设置供插嵌于长杆的榫头，证明这是典礼中招降神灵的“玉梢”［22］；龙、虎等母题玉雕多带穿孔，可缝缀于巫觋作法时穿着的“宝玉衣”上［23］。若仔细比较，商晚期动物玉雕的主题及造型与红山文化晚期玉雕非常相似，但动物身上雕满细密旋绕纹饰的装饰手法又雷同于良渚文化。这充分说明古老的华东“物精崇拜”信仰随着东夷大族商人的壮大而复兴。除了动物主题玉雕大盛外，
商晚期也流行器表刻有同心圆纹的玉璧，可能是盖天宇宙观中“七衡图”的萌芽期表现［24］。
周族源起于今陕甘一带，从地缘关系可知，先周文化肯定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齐家文化（公元前2300至前1600年）［25］盛行以“天体崇拜”“同类感通”为基调的“璧琮组配”玉礼制，但从《尚书·金滕》记载的武王病危时［26］，周公手秉玉圭，面对祭坛上竖植的圆璧，向依附于玉璧上三代祖先之灵祈祷的仪轨［27］可知，周族的玉礼制主要为“璧圭组配”，祭祷的仪式就是“植璧秉圭”。由此可知，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黄河上中游原本盛行的齐家文化的“璧琮组配”玉礼制，逐渐被周族的璧圭组配”玉礼制取代。
铜器铭文及先秦文献均记载西周施行“命圭制度”。如《诗经·大雅·崧高》周宣王派王舅申伯保卫南方疆土的记载：“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受封的诸侯回朝时需捧着命圭朝见天子，如《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
那么文献和金文中的“圭”究竟是什么样的玉器呢？笔者曾于1977年论证“圭”可分为“平首圭”与“尖首圭”。史前先民所用的玉质斧钺铲类工具，就是祭典中代表个人身份的礼器——圭，可称为“平首圭”［28］（图一）。这样的玉器曾长期被误以为是中药店的“药铲”，直到清末吴大澂将之考证并正名［29］。
尖首圭由玉戈发展而来。可能属夏王朝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戈，已非“戈”的萌芽期作品，在目前所见资料中，神木石峁征集的墨玉戈可能更具原始性［30］。商王朝时，玉质斧钺类工具（平首圭）与玉戈（尖首圭）大致并存，它们在墓葬中的随葬数量与摆放位置也大体相似。周王朝时玉戈（尖首圭）取代平首圭，成为主要的礼制用玉圭［31］，且样式逐渐固定，发展成一端带三角尖的长方片。
从商晚期至东周战国时期，“戈”因质材差异而有了不同的发展（图二）：铜戈是实用兵器，所以
发展出“阑”和“胡”以增加其绑缚在长杆上的稳定度；玉戈用作身份象征，所以中脊与刃线、戈身与戈柄的分野逐渐消失，发展成上端带三角尖的长方版，也就是礼制上的“玉圭”［32］。所以在周代礼制上，玉戈就是玉圭。
西周贵族墓中常随葬一些来自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国时的，年代较早的古玉［33］。西周晚期晋、虢、
芮等姬姓诸侯国特别讲究丧葬排场，墓主身上常铺排古董级的圭与璧，如天马曲沃M8墓主胸前出土的成组圭璧（图三）［34］。
《诗经·大雅·卷阿》以“如圭如璋”形容相貌堂堂的男子。《诗经·大雅·棫朴》以“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赞美君王仪态端庄。从西周金文可知，“璋”是与“圭”相关，但等次稍低的玉瑞器。如逨盘、逨鼎铭文中记载“反入堇圭”［35］，而在颂壶与颂鼎的铭文中，相同的仪轨却是“反入堇璋”［36］。学者考证，西周的璋可能是扁平长条形的玉版［37］，春秋早期芮国墓葬中可能就出土了名为“璋”的玉礼器（图四）［38］。
除了圭、璧、璋之外，组玉佩、柄形器也是西周至春秋早期重要的礼器。
多璜组玉佩是周文化圈高级贵族男女必备的身份象征物。最初，其单片多来自齐家文化多璜联璧的散片，以各种色彩、质地的珠管类串系而成，先周时期已见散片。整个西周时期多璜组玉佩均是贵族身份的表征［39］。
柄形器由后石家河文化神祖面纹嵌饰器逐步简化演变而成［40］，夏商周三代一直沿用，到春秋早期，其随着古典宗教思维的衰退而逐渐消失［41］。
三、战国时期“复古”元素中的“琥”与“璜”
东周时期，由于犬戎入侵，周王室东迁且逐渐式微，原本长期被压抑的一些远古文化因子，以不同的面貌作了不同程度的复兴。
良渚文化是史前华东地区的强势文化，盛行隐含“虎”“龙”意义的玉雕和璜形玉器。这一物精崇拜的文化传统在商晚期一度复兴，西周时则被压抑，到了东周时期，又依凭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强势崛起。随后，楚国通过兼并吴、越及周边数十个小国，一度成为战国时版图最大的诸侯国，在其发展的“楚式礼玉”系统中，“琥”与“璜”是重要的葬玉。
从考古出土资料甲骨文、金文［42］及《尚书》《诗经》《左传》等较为传递周代史实的文献可知，史前华西“天体崇拜”里的“方琮”元素，不受商族、周族的重视［43］。商周遗址中虽常见齐家文化玉琮，但多属贵族所藏之古董。直到公元前5世纪以后，也就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在周文化圈的三晋地区，新出现一小波制作体小工粗玉石琮的习尚。
换言之，战国时代南方的“琥”“璜”，北方的“琮”，都是新出现的“复古”元素，儒者将之与周文化的“璧”“圭”“璋”相结合，完成了“六器”的架构。下面笔者将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具体论述。
战国玉礼制最大的变革就是“楚式礼玉”的高度发展。过去，由于研究者甚少关注玉料差异，学界完全忽略了“楚式绿玉”的出现与“楚式礼玉”的发展。
“楚式绿玉”是一种从镁质大理岩变质的，质感细腻的草绿色系闪玉［44］。目前尚不知其矿源所在何处［45］，但考古资料显示，约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46］，也就是公元前5世纪，突然被荆州地区的楚国贵族大量用于制作祭玉和葬玉。前者有谷纹璧［47］，后者有谷纹璧、谷纹璜及具蜿蜒身躯的动物形玉雕，望山2号墓就出土了大量用“楚式绿玉”制作的葬玉（图五）［48］。
若从器形观之，大家都会称图五-3上的玉器为“龙形佩”，但根据该墓出土的带遣册性质的竹简上“一双璜”“一双虎”的字样，报告者认为“虎”就是“琥”，指图五-3这类玉器［49］。战国晚期，楚式葬玉习尚传播至黄河下游［50］，河北平山中山国墓葬就出土了相同造型但表面光素的动物形佩，器表直接墨书“虎”或“琥”（图六）［51］。由此可知楚式葬玉中的“玉琥”具有似龙般的蜿蜒身躯。为易于沟通，笔者建议称楚式绿玉制作的图五-3这类玉器为“琥龙”［52］。
望山楚墓发掘报告中明确指出这类玉璜、玉琥龙常被压在人骨下，由于玉器上都有小穿孔，故报告者认为其“在入葬时应是穿系于死者衣着上的组玉”［53］。换言之，根据这些玉器的位置可确知，它们不是被串联成一组可悬饰在人的胸腹之前的所谓“组玉佩”，而是分散摆放的，或是为了下葬时不会移位，才钻有小孔，先缝缀在死服的衣服上。这种在衣裳上缝缀玉雕动物的传统，可溯源自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54］。如前节所述，商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墓葬出土的大量玉雕动物，也可能是缝缀于巫师作法时所穿的“宝玉衣”上。玉璜的历史更悠久，在马家浜、崧泽、北阴阳营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玉璜已是拥有者身份的表征［55］。
由于楚式绿玉制作的璜与琥龙，多尺寸较大，成对制作，器表常留有切割痕，没有盘摩久戴现象，且在墓中常对称铺排于墓主左右腿的附近，笔者怀疑这类专为亡者制作的殓玉，在当时或被视为供墓主骑乘升天的法器。
在战国楚墓中，圆璧比琥、璜更为常见且数量较多，墓中最大的玉璧常被放置于墓主头端。此一礼俗发展至西汉，除了头端的棺板常悬挂玉璧外，更多见用玉匣将亡者全身包裹密实，仅于玉匣的头端缝缀玉璧，应是希望亡者灵魂通过璧之中孔进入天界，足证在楚文化里璧是引魂升天的法器［56］。
战国晚期，楚式绿玉制作的大型“琥”与“璜”逐渐消失，却发展出“双身合首琥龙纹璧”，即将三四个“琥龙”左右摊开，围绕于谷纹璧的外围（图七）。经统计，凡出土“双身合首琥龙纹璧”的墓葬，甚少再见到“琥龙”［57］，笔者认为这是玉璧周缘的琥龙取代独立个体琥龙之故。总之，战国晚期的楚系墓葬及齐、鲁等接受此葬俗的墓葬中，常用大量谷纹璧配以一些“双身合首琥龙纹璧”铺垫于墓主身体上下，甚为壮观［58］。
除了用作丧葬礼仪外，从包山楚简、葛陵楚简可知，楚文化中也常以“佩玉”祭祀神祇，较常被提及的器类有璧、环、璜、琥等［59］。
四、战国时期“复古”元素中的“琮”
近日有学者从已知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中辨识出“琮”字，形似“中央方圆形，上下左右对称伸出三角形”， 也可再增加“玉”为意符。此一论证，虽尚无人反驳，但论证理由尚属薄弱［60］。先秦文献中，可能属春秋晚期的《仪礼》，与战国时代的《周礼》《墨子》《吕氏春秋》等书籍，也记载了“琮”字。但从考古发掘与整个历史资料分析，新石器时代出现并相当盛行的带中孔方形玉石器，应该就是先秦文献中所称的“琮”。
由于海拔高度等自然环境的差异，自新石器时代起，华东、华西发展出不同的文化信仰。可能自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华西地区先民发展出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同类感通”思维下，制作带中孔的圆形、方形玉石器，也就是“璧”与“琮”（图八），来祭祀天地［61］。
笔者曾走访陇山周围，确知甘肃的静宁、会宁，宁夏的隆德、海原、固原等地区，曾密集出土半山、菜园等先齐家时期至齐家文化的各式玉器［62］。图九即是早年被瑞典学者安特生征集的2件［63］，其中玉璧上留着与器表垂直的“V”形切槽，显示切割工具颇厚，切割技术较古拙。
2013年，北京大学秦岭教授在陕西岐山双庵遗址发掘到一个客省庄文化的灰坑，出土一件射口极浅的石琮，压着一块残约五分之二的石璧，资料极为可贵［64］。客省庄文化被视为发展成齐家文化的先驱文化，即前文所称的“先齐家诸文化”之一，双庵资料不但证明黄河上中游在史前确实有以等量璧、琮埋于祭祀坑（常被称为“灰坑”）的习俗，还证明了不完整的残块也可以代表完整器用作祭祀礼器。
黄河上游约于公元前2300年正式进入齐家文化阶段。属该文化早期的甘肃天水师赵村第七期第8号墓出土一璧一琮［65］，二者似为同一块玉料制作（图一○）［66］。玉璧大而圆正，两条与器表略做平行的切割痕均经仔细磨平，其一已不明显，另一还留有与璧面呈水平的窄凹槽，说明此时的工艺较成熟，切割工具较锐薄；玉琮的短射口比双庵石琮的射口略高，或因迁就玉料，器身略有歪斜，但保持四壁平直方正。据师赵村发掘参与者叶茂林研究员确认，此期时代约公元前2300年［67］。
齐家文化中晚期地域范围逐步扩张，笼罩整个黄河上游及上中游的大部分［68］。迄今已知共8处疑似祭祀坑的遗址只埋藏等数量的璧与琮。埋藏1璧、1琮的有宁夏隆德沙塘和平村、宁夏海原海城山门村、陕西宝鸡贾村塬陵厚村东北土梁、陕西宝鸡扶风城关案板坪村、陕西西安长安上泉村［69］；埋藏2璧2琮的有陕西凤翔范家寨柿园村；埋藏3璧、3琮的有陕西武功杨凌李台乡胡家底［70］；埋藏4璧、4琮的有甘肃静宁后柳河村［71］。这些均为征集文物后追述的记录［72］。
据笔者统计，黄河上游至上中游史前华西系玉器所采用的玉料，大致可分为5种外观很易分辨的闪玉（nephrite）［73］。其中数量大且常用以制作璧与琮的有两类：一类如师赵村出土的玉璧琮，是细腻不透明的暗草绿色至蓝绿色，常被灰白色的宽带包围（图一○），征集自晋南运城盆地［74］的齐家文化玉琮［75］也属于这种闪玉料（图一一）；另一类玉料基本为清亮莹润的青白色，有时内部还散布似虫蚁般的包裹物，或带有大片灰黑色或深褐近乎黑的块斑，是玉器在原生矿时被石墨或三氧化二铁沁染所致。第二类玉料过去多被直接认定为来自新疆和阗，但近年在甘肃发现不止一处成矿条件相似的闪玉矿［76］，所以先齐家至齐家文化时期的青白色带灰黑、褐红色斑的玉料，也有可能是来自甘肃。
公元前2000年前后，或因气候变迁等因素，华夏大地出现多起人群移动现象。晋南运城盆地清凉寺一带，或因池盐资源的被发现和了解而受到各方人群的争取，留下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约公元前2050年［77］，新的人群侵入，在该处留下第三期遗存［78］。
清凉寺遗存呈现出混合了陶寺、王湾三期、客省庄等文化的复杂内涵［79］。但第三期墓葬出土的用闪玉制作的玉器，大多是典型齐家文化风格。如M52出土的玉琮（图一二），从玉料、形制、制作工艺分析，都属典型齐家风格，唯有每面器表加刻两道垂直阴线的做法，应是受华东玉器风格影响，可归入齐家玉器的晋陕地区风格。类似情况的玉器在陕西境内还征集到多件［80］，故图一二玉琮这类玉器有可能是从陕西带入晋南的。
过去笔者曾怀疑，清凉寺第三期居民就是为占据运城盆地池盐而向东侵入的齐家文化先民。近日详读报告及相关论文后，笔者改变观点，认为清凉寺出土的齐家风格玉器（包括坡头出土者），可能是清凉寺第三期居民用池盐向陕西境内齐家文化居民交换而来的成品［81］。所以清凉寺居民会将璧、琮、多璜联璧当作腕饰使用，这并非齐家文化习俗［82］。
二十多年前，考古学界完全无知于黄河上中游史前非常发达的“天体崇拜”“同类感通”等思想及“璧琮组配”的祭仪，也没有真正完全认识各种闪玉的色泽特征、各地区的玉作工艺特点，常仅以排比线绘图的方式，推测黄河上中游史前玉琮文化是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传播。
事实上史前华东“物精崇拜”盛行，良渚文化早期巫觋手腕及上臂常套戴着雕有神祖面纹、器壁呈弧形的玉方镯及玉臂钏。20世纪80年代，瑶山、反山发掘者被19世纪末的金石学者误导［83］，将这类装饰性的玉手镯定名为礼器中的“琮”（图一三），还提出所谓“镯式琮”“琮式镯”等说法，完全偏离了中国礼制上“琮”的基本定义是“祭祀地祇等的方形玉礼器”。
约公元前2600年前后，良渚文化早晚期之交［84］，文化面貌产生巨变，原本玉器上流行的所谓“龙首纹”消失，出现大量大型玉璧，玉方镯也蜕变成纹简节多、鸟瞰面方正的高筒形器（图一四）。造成此一文化突变的因素尚未被认真探索，笔者怀疑或是黄河上中游“天体崇拜”信仰与“璧琮组配”礼制通过“上层交流网”的传播方式影响良渚文化所致。由于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琮是从该文化早期的玉镯发展而成，故笔者认为良渚文化晚期發展出真正的方琮是“次生型玉琮”。
约公元前1600年，随着齐家文化的衰亡，黄河上中游依托于“天体崇拜”信仰的“璧琮组配”礼制也渐式微，周族崛起，建立了“璧圭组配”礼制。
如前文所述，有学者考证了甲骨文、金文的“琮”字，但在《尚书》《诗经》《左传》等较传递周代史实的先秦文献中，均找不到关于“琮”的记录，据此可推测“琮”并未进入商人、周人的礼制核心［85］。商周墓葬中常见的原型或改制加纹的齐家系玉琮［86］，多为当时的古物。虽然持续有学者关注周代墓葬中玉琮的摆放部位并试图探索其功能［87］，但事实上，它们在当时可能纯属古董，并无礼制意义［88］。值得注意的是，自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在黄河上中游，尤其是三晋地区［89］周文化的贵族墓葬中，棺内或棺椁间常分散出现新制作的小琮［90］。它们多为边长3—5厘米的带中孔方形厚玉片，做工多草率，有的边缘磨平，有的每边刻出二凹槽，有的在中孔周围的器表刻一圆形凹圈代表玉琮的射口，也有的在器表琢以东周流行的云纹等。如山西太原金胜村春秋晚期赵卿墓［91］
和长治分水岭战国贵族墓出土的小玉琮［92］（图一五），林巳奈夫认为这些小玉琮合于《周礼》所记载的“大琮”［93］（图一六）。这类简率粗工
的小琮存世很少，在笔者所服务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笔者查访过的海外流散品中几乎无存。
五、《周礼》“六器”形成及其在西汉的实践
总之，周王朝玉礼制里的“璧、圭、璋”，战国时期楚文化里的“琥、璜”和三晋地区复古风潮下的“琮”三股文化传统的结合，成就了《周官·春官·宗伯》里“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的“六器”架构。
据学者们的研究可知，《周官》的内容并非全为周代施行的礼制，而是将成书之前数千年华夏大地上的多元文化内涵融合后，针对理想社会的政治制度、百官职守、礼制运作等提出的规范化的总构思。所以，我们检视《春官·宗伯》里对这六件玉器的功能分配，似乎只有以璧琮组配的说法合于公元前3500—前1600年黄河上中游从庙底沟文化、客省庄文化到齐家文化的考古现象，其他四个功能的分配，尤其是在每件器名前再增加青、赤、白、玄等颜色的描述，可能只是作者的想象罢了。
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周官》是西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重金购得后献给朝廷的。从河间献王在位时间（公元前155—前129年）推算，该书很可能是在汉武帝时被送进宫廷［94］。 唐代贾公彦《周礼正义序》等资料多记载该书送进宫廷后只是深藏于秘府，至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秘府藏书时才被予以重视。王莽时被立为学官，改名《周礼》，东汉时大儒郑玄为之作注，才逐渐成为研究礼制最受重视的一部书。但从今日考古发掘资料可推估，《周官》一书很可能在被献入宫廷时就受到重视，且依据“六器”的记录制作了祭祀用玉。笔者的推论除了参考几批出土祭祀用玉的对比研究外，还通过确认玉料来辅助对实物的断代。
1979年和1980年分别在西安联志村、芦家口出土85件和100多件玉器，约在20世纪初才被择样发表，时代订为战国至秦代［95］。但是梁云教授根据甘肃礼县鸾亭山出土祭祀用玉器中的玉人造型，认为联志村、芦家口这两批祭祀用玉也应该是西汉的。他还根据文献推测，联志村是西汉长安城东南郊泰一坛，芦家口是未央宫内祭天地点［96］。
笔者认同梁云教授对这两批玉器年代的重新判读。除了器类、造型相似外，最重要的证据是玉质特征。从这两批玉器的图片可知，它们主要采用“楚式绿玉”制作而成，这是战国时受到楚国统治阶层重视甚至垄断的玉料，而战国时黄河上中游是秦国范围，基本上不可能获得大量楚式绿玉。但到了西汉，皇室来自楚地，作为刘姓诸侯王葬玉的绝对首选，祭祀神祇祖先当然也要选用这种可能被视为有特殊“精气”［97］、可沟通神灵的楚式绿玉了。
联志村、芦家口资料出土早且量大，所幸未严重流散，虽仅择样出版，但基本器类已发表，可知《周官》所载“六器”的圭、璧、璋、琮、琥、璜在此时一应俱备［98］。其中，玉璧器小孔小的造型（图一七，1、2），与西汉景帝阳陵建筑遗址、昭帝平陵陵园出土的玉石璧一致［99］。玉琮有的是用当时玉料制作的带中孔方片（图一七，3），还有的是用早于西汉一、二千年的齐家文化玉琮一剖为二制作的（图一七，4）。从这一现象或可推测，直到西汉，生活于黄河上中游的先民或许仍知道这种“老古董”是祖先祭祀地祇的礼器。玉圭与东周常见的尖首圭相同，长方版上端作三角尖形（图一七，5、6），但玉璋明显与西周贵族墓中的玉璋（图四）不同，上端是斜三角形的偏锋刃（图一七，7、8）。类似的一圭一璋组合也出土于山西朔方西汉墓［100］，以及可能是战国时期越国的贵族墓［101］。由此可知，东汉成书的《说文解字》上“剡上为圭，半圭为璋”的记录依据的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制度。玉琥是作侧面蹲伏的兽形（图一七，9、10），也与战国玉琥（图五，图六）不同。前文已说明楚简及玉器上的墨书文字确认了战国玉琥的形制与用途，也说明了在战国晚期，流行将琥的图象围绕于玉璧外，形成“双身合首琥龙纹璧”（图七）。或因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都不制作楚式单体“琥”，所以到西汉中期时，已无所依凭，仅能凭想象制作颇写实的玉琥了。玉璜有的光素无纹（图一七，11上），有的两端各刻画一动物头（图一七，11下、12），既有遵循传统者，又有创新者。
联志村、芦家口出土的这两批玉器相当珍贵，不但是正式出土的、有记载的祭祀用玉器，且可能是存世仅有的两套完整“六器”。据此可推测，《周官》被送入宫廷后应受到重视。汉家天子崇尚祭祀，近年在甘肃、陕西境内陆续又有新的发现。陕西雍城血池发掘了西汉时的“北峙”遗址。在5个祭祀坑中各出土一组玉器，每组各4件，包括象征天的弧形“玉璜”，象征地的带孔方片“玉琮”和一男一女造型的玉人俑［102］（图一八）。2018年在宝鸡吴城发现“吴阳下畤”遗址，共出土6组玉器，每组3件，除了一男一女玉人俑外，还有一件方琮，琮大多是带中孔的玉方片，较厚，有浅射口［103］。
《周官》一书在新莽时期改名为《周礼》，并设为学官。东汉时郑玄为之作注，此后逐渐成为历代礼学的范本。而“璧”“琮”作为礼神用“玉帛”的主要器类的制度也施行至清朝［104］。据《明史·志第二十三·礼一·吉礼一》“玉帛牲牢”条目“玉三等：上帝，苍璧；皇地祇，黄琮”的记载可知，明代时玉璧、玉琮是祭祀天神地祇的礼器。图一九是明神宗定陵（公元1620年）出土的成组玉礼器［105］，笔者认为其中的带孔圆玉片和带孔方玉片应分别为圆璧、方琮（图一九，2、3）。虽然上距西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已有约1700年之久，但定陵出土的方琮与联志村、血池、吴城等汉代遗址出土的礼拜地祇的玉礼器“琮”却惊人地相似，证明中国文化有极强的延续性。
六、释疑：对学界长期误信资料的思辨
行文至此，基本已完成文章命题所需写的内容。但基于对学界存在的误信盲区的长期观察，笔者
认为应该澄清夏鼐、林巳奈夫两位前辈学者所遗留的错误。
图二○是夏鼐先生在1983年两篇论文里都引用过的图，不过其在文中只有粗黑线框住的部分，省去了周围的字［106］，标题为“汉碑上的‘六玉图’，认为“这些图是汉人依据《三礼》经书和汉儒的注释而加以想象绘成的”。附注中说明其引自洪适《隶续》卷五3—6页，版本为1872年洪氏晦木斋丛书本［107］。事实上宋代的《隶续》早已逸失，他引的是后世刻本［108］。
依笔者的研究，图二○可能是宋人，甚至明人的杜撰之物。
熟悉汉代石刻艺术的人一眼即可看出该图根本不可能是汉代石刻的拓本：其上中下所刻凤鸟、牛首、麒麟的造型完全不合汉代的艺术风格。此外，右上角的“瑁”类似北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中的“冒”［109］，只是下方的凹槽作倒“V”形，其大小与张合角度，正合于其下方的“圭”的三角尖端。这完全是为了配合宋、明时期杜撰出的“冒是用以覆盖在圭之上方的辨伪工具”说法所创造的构图。
在金石学传统的古玉器研究范畴里，“冒”或“瑁”是一个与“圭”有关的“谜样的玉器”。“瑁”
本无“玉”旁，写作“冒”。《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首度提到有个名为“冒”的玉器，是天子的瑞玉：“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东汉初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冒”作了定义：“诸侯执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犁冠。”东汉大儒郑玄给《周礼》作注时说：“名玉曰冒，言德能覆盖天下也。”到了宋代，陈祥道《礼经》更增添了新的说法：“冒之以知诸侯之信伪，犹今之合符也。”换言之，“冒”成了天子核对来朝见的臣子是否是“冒牌货”，所执的圭是否是“赝品”的“辨伪工具”了。到了明末，在张自烈撰的《正字通》中已出现增加玉字偏旁的“瑁”：“诸侯即位，天子赐以命圭，圭上邪锐，瑁方四寸，其下亦邪刻之，阔狭长短如圭头，诸侯执圭来朝，天子以瑁之刻处，冒彼圭头，以齐瑞信，犹今之合符然。”此说在当时应是被广为接受的，所以连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颁行的官修《康熙字典》都引用此说。换言之，玉器中的“冒”在宋、明时期被喜好托古出新的儒者增添了臆想的功能后，又演变出新的字。
结合上述资料，笔者怀疑根本没有那块所谓的“汉代柳敏碑”，或者，宋代时曾出现伪造托古的“汉代柳敏碑”。宋版的《隶续》佚失后，又出现了可能为明代创造的图像。
既然图二○上的“汉代柳敏碑”不是汉代石碑，那么，我们对上面“琮”的图像也必须重新思考。
1969年，林巳奈夫教授撰文讨论《隶续》所收柳敏碑、益州太守碑、六玉碑、单排六玉碑等四个所谓汉碑上的琮的图像（图二一）。他认为这些图像合乎《说文解字》对琮“似车釭”的形状描述。“车釭”就是“车毂（车轮中心插轴的部分）内外口用以穿轴的铁圈”。林巳奈夫努力从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出土器中找到汉代铁质的多角形“车釭”（图二二）［110］，结合《隶续》收录的“琮”的图像，他推断出土于洛阳西郊4号墓一件八角形石片（图二三）［111］就是战国中期的琮［112］。谢明良教授据此进一步推测唐代惠昭太子陵（公元812年）出土的八角形石片（图二四）［113］应该就是唐代的“琮”［114］。
由于《隶续》收录的汉碑图像很可能都是宋代或明代学者杜撰的，而图二二、图二三都是考古出土的实物，老实说，两者的形状实在不像，且前文已考证战国时中原周文化贵族墓中新制作的琮是比例上较厚的带中孔玉方片，如赵卿墓、分水岭M126出土的小玉琮（图一五），而西汉时新制作的琮是比例上较薄的带中孔玉方片，如出土于联志村、血池遗址的玉琮（图一七，3；图一八），因此，我们真的不必继续追随林巳奈夫的误解加幻想，牵强附会地相信洛阳西郊战国中期墓出土的石片是琮。至于唐惠昭太子陵出土的石片（图二四）是不是唐代的“琮”？可能一时不易解答，有待继续研究。
注释
［１］ 李有骞：《黑龙江省饶河小南山遗址考古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5年12月25日第2版。
［２］ 孙长庆、殷德明、干志耿：《黑龙江新石器时代玉器概论》，《东亚玉器》第一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第120—127页；赵宾福、孙明明、杜战伟：《饶河小南山墓葬出土玉器的年代和性质》，《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杨虎、刘国祥等：《兴隆洼文化玉器初论》，《东亚玉器》第一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第128—139页；杨虎、刘国祥、邓聪：《玉器起源探索》，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7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３］ 闪玉（nephrite）亦可称为“透闪石玉”，是透闪石、阳起石组成的固溶体，早年称为“软玉”。过去考古资料只证明崧泽文化中出现闪玉制品，东山村资料将使用闪玉的年代提前到马家浜文化晚期。
［４］ 张家港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M10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3年第3期。
［５］ 杨晶：《东山村遗址出土玉器形态研究》，《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640—660页。
［６］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邓淑苹：《论黄河上中游史前玉器文化》，《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
［７］ 所谓先齐家诸文化是指在甘肃、宁夏、陕西境内后来发展出齐家文化的地区，在公元前2800—前2300年间分布的一些与日后齐家文化有先后关系的几个考古学文化。
［８］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王朝时代约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
［９］ 笔者较熟悉20世纪初流散欧美的古玉，经比较研究可知，流散的二里头风格玉器比二里头出土的玉器质美工精且尺寸更大，所以笔者怀疑曾有比二里头更重要的夏时期都邑已遭破坏。
［10］ 如齐家文化以圆璧、方琮、联璧为主。石峁文化则以墨玉制牙璋、大刀为主。后石家河文化多雕有神祖面的嵌饰器、佩饰器及鹰纹笄等。山东龙山文化除了牙璧外，窄长梯形斧钺类工具上出现神祖面纹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11］ 如二里头出土玉戈、牙璋、带网格线纹多孔长刀是与石峁文化有关的华西风格，出土柄形器与后石家河文化有关，出土玉器上常加琢由“介字冠顶”发展成的“华东式扉牙”，则与山东龙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有关。
［12］ 《国语·楚语（下）》：“王曰：所谓一纯、二精、七事者，何也？对曰：圣王正端冕，以其不违心，帅其群臣精物以临监享祀，无有苛慝于神者，谓之一纯。玉帛为二精。”
［13］ 很可能是因为这两种物质都具有似春阳般的光泽，而太阳的运转掌控了日夜轮替、四季运转、生物成长，所以古人在太阳崇拜的思维下，特别重视会发出光泽的物质。
［14］ 邓淑苹：《“玉帛文化”形成之路的省思》，《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15］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6］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8］ 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9］ 邓淑苹：《玉礼器与玉礼制初探》，《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邓淑苹：《玉礼所见之三代与三族》，《故宫文物月刊》总388期，2015年7月。
［20］ 小屯殷墟一期小墓M232出土玉石鸟笄、玉虎等。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篇·殷墟墓葬之三·南组墓葬附北组补遗》，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年。
［21］ 殷墟二期的妇好墓出土很多动物形玉雕，并非因为女性爱装饰品，而是因为妇好掌祭祀权，拥有缝缀玉雕动物的宝玉衣。
［22］ “玉梢”一词见于《汉书》与《宋史》。《汉书·礼乐志》：“饰玉梢以舞歌，体招摇若永望。” 颜师古注：“梢，竿也，舞者所持。玉梢，以玉饰之也。”《宋史·乐志九》：“玉梢饰歌，佾缀维旅。”
［23］ “宝玉衣”语出《史记·殷本纪》：“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商纣王即是大巫，临死穿上宝玉衣，应是希望能借助玉雕动物法力升天。
［24］ 邓淑苹：《圆与方——古人思维中的天地与阴阳》，《故宫文物月刊》总386期，2015年5月；邓淑苹：《从黄道、太一到四灵》，《故宫文物月刊》总390期，2015年9月。
［25］ 依据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结案报告中的年表。见常怀颖：《早期中国视野中的夏王朝》，《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
［26］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案报告以公元前1046年为商周之交，故武王病危应在公元前1043年左右。
［27］ 《尚书·金滕》：“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28］ 邓淑苹：《圭璧考》，《故宫季刊》1977年第3期；图一引自山东省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编：《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29］ 清末吴大澂《古玉图考》，光绪十五年（1889年）上海同文书局出版。18世纪的乾隆皇帝及20世纪的考古学家夏鼐，都认为“圭”的一端一定要有三角尖。详见笔者拙文：《玉礼器与玉礼制初探》，《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30］ 戴应新曾于1976年前后，在陕北神木石峁征集到二件墨玉制作的戈，见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四）——戈、斧、钺》，《故宫文物月刊》总128期，1993年11月。2011年承蒙陕西省文物局刘云辉局长协助，笔者曾于该馆库房目验石峁征集的玉戈，认为其比二里头出土玉戈更为古拙。二里头出土玉戈数件，有的也有改制现象。
［31］ 有关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未经破坏的墓葬中斧钺类平首圭与戈类尖首圭的消长关系，见拙作：《解析西周玉器文化的多源性》，《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
［32］ 图二引自邓淑苹：《圭璧考》，《故宫季刊》1977年第3期。
［33］ 孙庆伟：《俘玉与分器——周代墓葬中前代玉器的来源与流传》，《故宫文物月刊》总354期，2012年9月。
［34］ 图三引自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
［3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眉县文化馆联合考古队：《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
［36］ 孙庆伟：《尚盂铭文与周代的聘礼》，《考古学研究》（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06—514页。
［37］ 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梁带村芮国墓地：二○○七年度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图四引自此书。
［39］ 黄翠梅：《彤云皦日珠玉光辉——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璜组佩》，《天地之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40］ 经过考古发掘的验证，林巳奈夫最早提出的观点基本正确。见氏著：《圭について（上）》，《泉屋博古館紀要》（第十二卷），京都：泉屋博古館，1996年。
［41］ 邓淑苹：《柄形器：一个跨三代的神秘玉类》，《夏商玉器及玉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
［42］ 较早期的论文有：王宇信的《卜辞所见殷人宝玉、用玉及几点启事》，张永山的《金文中的玉礼》，二文均收入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当时所识别的与玉相关的字较少。后因花园庄东地卜辞资料大量公布，学界有较多相关论述。资料整合较佳的见陆建芳主编，喻燕姣、方刚著：《中国玉器通史·夏商卷》，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年。
［43］ 笔者于1999年论文中即已提出此论点，见拙作：《试论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古玉的发展与演变》，《群玉别藏续集》，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年，第10—67页。其他学者也有相似结论，见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4］ 谷娴子、李银德、丘志力，等：《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金缕玉衣和镶玉漆棺的玉料组分特征及产地来源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年第4期。
［45］ 由于狮子山楚王陵所用绿色玉料是镁质大理岩变质而成，故谷娴子进一步推测该玉料可能来自昆仑山。笔者认为有待继续研究。从考古资料可知，战国早期突然在湖北荆州一带集中出现大量这种草绿色系、质感细腻的闪玉，该地区距离新疆昆仑山甚远，二地区之间亦未见这种绿玉器出土。因此，笔者怀疑这种绿玉的矿源很可能就在荆州附近。
［46］ 荆州熊家冢出土玉器，一部分纹饰呈现春秋战国时期的过渡风格。笔者曾略作分析，见拙作：《楚式礼玉——远古“物精崇拜”与“天体崇拜”的融合创新》，《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4辑，长沙：岳麓书社，2018年。
［47］ 熊家冢JSK1祭祀坑所埋直径21.3厘米的谷纹璧。资料见荆州博物馆：《荆州楚玉——湖北荆州出土战国时期楚国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48］ 图五引自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玉器全集3：春秋·战国》，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
［4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63页。有关竹简中“璜”“虎”“琥”资料的解读，见报告所附朱德熙等：《望山1、2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第278、300页。
［50］ 因为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本属华东文化圈，西周初年二次东征后，借封建制度将黄河下游纳入周文化体系，但战国时以华东文化为底蕴的楚国崛起后，黄河下游很快吸纳了楚式葬仪与道家思维。
［5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张守中：《中山王器文字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52］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周文化圈也有具蜿蜒身躯的动物形佩，一般称为“龙形佩”，但不是用楚式绿玉制作。见邓淑苹：《楚式礼玉——远古“物精崇拜”与“天体崇拜”的融合创新》，《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4辑，长沙：岳麓书社，2018年。
［5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
［54］ 牟永抗观察到良渚文化玉雕鸟、鱼、龟等都钻有隧孔，推测是缝在巫觋作法时所穿的“宝玉衣”上，协助巫师通灵的法器。见氏著：《“断发文身”小议》，原载于《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两木出版社，1997年。后收入《牟永抗考古学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55］ 杨晶对马家浜晚期玉璜的意义作了深入分析。见氏著：《东山村遗址出土玉器形态研究》，《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56］ 此观点最早由笔者于1994年提出。见拙作：《古玉的认识与赏析——由高雄市立美术馆展览谈起》，《故宫文物月刊》总141期，1994年12月。
［57］ 蔡庆良：《试论器物学方法在玉器研究中的应用》，《古代文明》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58］ 如曲阜鲁故城、临淄商王村齐国墓等。
［59］ 孙庆伟：《从葛陵楚简看楚地的用玉习俗》，《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转载于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玉器与玉文化研究中心：《玉器考古通讯》2018年第11期。晏昌贵：《巫鬼与淫祀——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60］ 张剑于2007年，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发布论文：《释“琮”及相关诸字（一）、（二）》。他从战国金文入手，考证一个曾被唐兰等人释为“宁”的字。该字形状为“中央方圆形，上下左右对称伸出三角形”，对此，张剑认为应读同“宠”、“从”、“宗”和“崇”。在商周甲骨文、金文中，常为地名。这个声符再加“玉”为意符，当释为“琮”之古字。张剑认为字形相似于从上端俯视玉琮的形状。此一考证迄今并无文字学者提出异议。但笔者认为此考证说服力颇弱，因为今日读“琮”同“宠”“崇”，但难以知道商周时是否如此发音，可知在汉代《说文》中，就释“琮”为“从玉宗声”。
［61］ 王炜林：《庙底沟文化与璧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6期。两年前王炜林馆长口头告知笔者，推测年代约公元前3500年。近日笔者请教目前杨官寨遗址发掘主持人杨利平研究员，得知共出一璧、二琮（均为残块），三者分别埋于三个无他物的灰坑。目前所测得的14C数据稍晚约二百多年。
［62］ 拙作《论黄河上中游史前玉器文化》有稍详细的说明，发表于《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台湾某收藏家曾于20世纪晚期长期在甘肃收集史前玉器，后捐赠至笔者服务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先齐家风格到成熟的齐家文化玉器均数量庞大。部分发表于拙作：《圆与方——古人思维中的天地与阴阳》，《故宫文物月刊》总386期，2015年5月。
［63］ 图九，1引自袁德星：《中华历史文物》，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7年。图九，2引自J. G. Andersson.Research into the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rt. No.15.Stockholm. 1943.
［64］ 秦岭教授惠示此考古发掘资料，特此申谢。实物资料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简报现在整理中。
［6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66］ 图一○，1由江美英教授摄于“玉泽陇西”展场，图一○，2引自北京艺术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第27页。
［67］ 师赵村第七期齐家文化标本检测数据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资料集（1965—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82、283页。T307（4）的校正年代资料为BC2317—BC2042，T406（3）H1的校正年代资料为BC2335—BC2044。由于遗址地层情况复杂，20世纪90年代对齐家文化年代认识偏晚，考古报告撰写统稿时曾将前述标本归入第六期。
［68］ 从青海的黄河源头到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为黄河上游，以下至河南郑州桃花峪为黄河中游。据此，本文将甘肃、青海东北、宁夏至陕西统称为“黄河上中游”。
［69］ 和平村、山门村首度报导见罗丰：《黄河中游新石器时期的玉器——以馆藏宁夏地区玉器为中心》，《故宫学术季刊》2001年第19卷第2期。贾村资料见高次若：《宝鸡市博物馆藏玉器选介》，《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案板坪村资料见刘云辉：《周原玉器》，中华文物学会，1996年。上泉村资料见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故宫文物月刊》总125期，1993年10月。
［70］ 凤翔、武功二处资料见刘云辉：《陕西关中出土的齐家文化玉器》，论文宣读于2016年“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
［71］ 静宁资料最初由杨伯达报导，见氏著：《甘肃齐家玉文化初探记鉴定全国一级文物所见甘肃古玉》，《陇右文博》1997年第1期。当时公布的是四琮、三璧。2009年7月笔者造访静宁博物馆，始知当初是四璧、四琮同埋一坑，坑上压着大石板。其中一件璧因已破为数块而未上缴。
［72］ 邓淑苹：《论黄河上中游史前玉器文化》，《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
［73］ 笔者在大陆发表的论文中，迄今以图片说明华西玉料色泽较清楚的，见拙作：《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74］ 清凉寺遗址在未正式发掘前曾因乡民修理窑洞住房而意外出土一批玉器，因此引来外人盗掘，这些都收缴入运城博物馆，通称“坡头玉器”。图一一属之。
［75］ 图一一玉料色泽较典型，灰白色宽带与蓝绿色部分交界处比较明显。图片摄自运城博物馆挂图。
［76］ 主要在甘肃肃北马鬃山、临洮马衔山，据说敦煌地区也有。马鬃山玉矿被考证开采得比较晚，马衔山目前还未找到原生矿，但山区溪间等确实能找到次生的玉料。
［77］ 此年代发表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运城市文物局、芮城县旅游文物局：《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近年笔者曾请教薛新明研究员，此年代数据仍属实可靠。
［78］ 注［74］已说明清凉寺遗址在未正式发掘前出土者通称“坡头玉器”。正式发掘者通称“清凉寺玉器”，图一二属之。据清凉寺发掘主持人薛新明研究员告知，如图十一等坡头玉器中真正的闪玉制品多属第三期遗物。
［79］ 承蒙薛新明研究员告知该遗址的复杂性。正式报告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芮城县旅游文物局：《清凉寺史前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图一二彩图引自此书，线图由黄翠梅教授提供。
［80］ 陕西延安安塞征集到一件，神木石峁征集到二件，韩城市梁带村春秋早期芮国第27号墓出土三件，应是早期遗物。
［81］ 薛新明研究员分析清凉寺第三期仍出有与第二期相同的石璧等，他认为第三期遗存所见玉器是当地居民用池盐向西边交换玉料后自行制作的。见氏著：《玉汇清凉寺》，《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笔者认为甘肃地区在公元前2300年齐家文化早期时，玉作工艺发展成熟，已制作成熟造型的璧、琮（师赵村）。公元前2050年清凉寺进入第三期时，山西境内尚未发展出成熟的有自身风格的玉作，清凉寺三期闪玉制作的璧、琮，外观看起来比师赵村玉璧琮更为成熟，应直接来自齐家文化。
［82］ 齐家文化先民制作大量圆璧、方琮、多璜联璧，是“天体崇拜”的礼器，从不用作人体装饰。但华东的大汶口、小河沿、崧泽至良渚早期等文化，有将璧与方镯戴于手腕的习俗。
［83］ 主要是端方的《陶斋古玉图》，吴大澂的《古玉图考》。见邓淑苹：《“六器”探索与“琮”的思辨》，《中原文物》2019年第2期。
［84］ 良渚文化分期存在不同的说法，早年分为早中晚三期，近年浙江境内学者只将良渚分为早晚期，将过去分的早中期合并为良渚早期的早晚段。良渚文化年代也有诸多说法，根据杨晶：《中国史前玉器的考古学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良渚文化晚期开始于公元前2600年。
［85］ 邓淑苹：《玉礼器与玉礼制初探》，《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86］ 所谓“齐家系玉琮”除了齐家文化玉琮外，还包括可能属半山、菜园文化的先齐家系（多为无射口或极短射口，器身常歪斜，孔壁留有较宽且不规整的旋痕）与晋陕齐家区域风格（如图一二，器表刻有直或横的线纹）。
［87］ 可参考的相关论文依出版先后有：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の玉器、琮にていつ》，《東方学報》第60册，1988年，后收入氏著：《中國古玉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館，1991年；刘云辉：《西周玉琮形制纹饰功能考察——从周原发现的玉琮说起》，《周原玉器》，中华文物学会，1996年；朱乃诚：《殷墟妇好墓出土玉琮研究》，《文物》2017年第9期；汤超：《西周至汉代出土玉琮功能初探》，《南方文物》2017年第3期；黄翠梅：《遗古·仿古·变古：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玉琮的文化传记学研究》，《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黄翠梅：《西周至战国早期玉琮的发展》，《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
［88］ 由于琮具中孔，故放于手指部、头端、胯下的，常被释为指套、束发器、生殖器套等。
［89］ 三晋指韩赵魏三国，地域范围约今山西、河南，括及陕西、内蒙古、河北。
［90］ 先后被林巳奈夫（1988）、汤超（2017）、黄翠梅（2019）等学者的论文指出的遗址有：山西的太原金胜村、长治分水岭、潞城潞河，河南的辉县琉璃阁、固围村、汲县山彪镇等。
［9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一五，1取自此报告。
［9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馆、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图一五，2由左骏副研究员2018年摄于“玉礼中国”展场。
［93］ 图一六取自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の祭玉、瑞玉》，《東方学報》第40册，1969年。林氏另著《中國古代の玉器、琮について》，《東方学報》第60册，1988年。二文均增补后收入氏著：《中國古玉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館，1991年。
［94］ 汉武帝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41至前87年。
［95］ 刘云辉：《东周秦国玉器大观》，《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玉器》，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4年；刘云辉：《陕西出土东周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这三份出版品将这些玉器的时代分别订为：“战国时秦国”“秦代”“战国晚期至秦代”。
［96］ 梁云：《对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初步认识》，《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
［97］ 根据《国语·处语》：“玉帛为二精。”当时祭祀需用玉，认为玉富含“精气”，也就是“能量”。
［98］ 图一七引自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99］ 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100］ 笔者于1997年在山西省博物馆展厅见到。
［101］ 盗掘流散品，经征集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102］ 田亚岐、陈爱东：《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201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88—91页。玉璜象征天，方琮象征地，是发掘人田亚岐研究员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口述。
［103］ 游富祥：《2018年度吴山祭祀遗址发掘收获》，《“祭祀与古代文明”学术会议论文》，西安，2018年。出土玉琮发表于邓淑苹：《“六器”探索与“琮”的思辨》，《中原文物》2019年第2期。
［104］ 清朝官修编撰《皇朝礼器图式》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完成，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武英殿刻本刊行。
［1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106］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107］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108］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楚记载了宋版佚散及四库本的形成。
［109］ 《新定三礼图》中所绘之“冒”下方凹入不作倒“V”形，而作倒“U”形。
［110］ 黄展岳：《一九五五年春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111］ 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4号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85年第9期。
［112］ 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の祭玉、瑞玉》，《東方学報》第40册，1969年。后收入氏著：《中國古玉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館，1991年。
［113］ 图二四引自刘庆柱：《唐代玉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东亚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
［114］ 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2005年第22卷第1期，第429—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