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孟龙:张家山汉简《秩律》与吕后元年汉朝政区复原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出土文献 Author 马孟龙
张家山汉简《秩律》与吕后元年汉朝政区复原
马孟龙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吕后元年朝廷直辖280余县道，是研究西汉政区地理的重要资料。由于《秩律》地名排列主要依据长官秩级而非所属郡，给西汉政区研究带来障碍。自《秩律》公布以来，学界已推出多种《秩律》地名隶属关系复原方案。随着近年来《秩律》文字释读以及汉初政区研究取得新进展，揭示《秩律》“同郡属县集中排列”的抄写规律，比以往理解的更为规整。基于这一律文抄写规律，能够更准确复原《秩律》县道隶属关系。再加上学者对汉初侯国地理分布、基层行政单位隶属特征的认识，可以复原完整的吕后元年朝廷直辖区域政区面貌。
关键词：张家山汉简《秩律》 西汉政区地理 法律竹简抄写特征 西汉侯国
一、相关研究学术史综述
目前公布的各类秦汉出土文献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以下简称“《秩律》”）对秦汉政区地理研究最为重要。《秩律》记录了朝廷直辖280余县道，[1]是迄今所见汉初政区建制最完整的资料。[2]早在《二年律令》公布伊始，李学勤先生便提及《秩律》在西汉政区研究上的价值：“从《秩律》还可知道当时汉朝行政地理的区划，有些地名不见于《汉书·地理志》，应系有所废并之故。我曾提出可据律文及《奏谳书》等材料，绘出汉初地图，一定能在许多地方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3]诚如李先生所言，利用《秩律》可以复原西汉初年朝廷直辖政区面貌,若与反映西汉末年政区面貌的《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对照，[4]即可展现西汉一代政区演变过程，从而全面推进秦汉政区地理研究，其重大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作为载录汉朝官员秩禄级别的法律文书，《秩律》280余县道的排列主要依照秩级，并未指明所属郡，这给学界利用《秩律》进行政区地理研究带来障碍。整理者虽然尝试指明《秩律》县道的所属郡，但由于对西汉初年政区设置状况缺乏了解，导致某些县道隶属关系认识有误，另有部分县道没有指明所属郡，难以展现《秩律》政区地理研究价值。[5]因而《二年律令》公布之后，对《秩律》县道隶属关系的复原，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界关注的重点。
2003年，周振鹤先生凭借丰富研究经验，把《秩律》县道归入吕后初年各郡国名目之下，首次实现《秩律》县道隶属关系的完整复原，为后人利用《秩律》进行政区地理研究创造了条件。[6]不过，周先生的复原方案主要依据氏著《西汉政区地理》，对《秩律》文本书写特征和律文性质关注不够，其结论仍有待完善。此后，晏昌贵先生充分发掘《秩律》文本特征，重新排列《秩律》县道隶属关系，得出一份更为完善的郡县二级行政建制名单，为学界普遍采用。[7]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对晏先生的复原方案略作修订。[8]之后张莉又吸收笔者的意见，再次对晏先生的复原方案进行补充，[9]最后收入《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以下简称“《秦汉卷》”），[10]是迄今所见最新方案。
其实，《秩律》所见汉朝政区面貌的复原仍有较大改进空间。首先，近年来一些缺释地名被释读出来，使得《秩律》本文特征更为清晰。其次，以往复原方案虽然注意到《秩律》文本特征，但重视不够，复原结论仍受到旧有认识的束缚。再有，随着近年西汉郡级政区研究的推进，某些郡被证明不存在于吕后初年，意味着原有复原方案必须作出较大调整。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在充分发掘并尊重《秩律》文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吕后初年朝廷直辖郡县二级行政建制重作复原，希望能够为秦汉政区地理研究提供帮助。
周振鹤先生曾说“任何统计资料都要与一定的年代相联系，否则就失去意义”。[11]复原《秩律》所见政区面貌，首先需要搞清《秩律》年代断限。由于《二年律令》明确标识“二年”，《秩律》年代断限被认为“不言自明”，即吕后二年。不过，行政文书记录的政区面貌往往与现实情况存在“时间差”，把《二年律令》“二年”视为《秩律》年代断限存在风险。晏昌贵注意到《秩律》存在以旧律文为基础，补充新律文的现象。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旧律文反映的是惠帝七年政区建制，而新律文反映的是吕后元年十月至五月的政区变动，《秩律》政区建制的年代断限应为吕后元年五月。[12]
关于吕后元年五月朝廷直辖区域郡级政区名目,可以在惠帝七年政区基础上求得。《西汉侯国地理（修订本）》复原了惠帝七年汉朝直辖区郡目为：内史、北地、上郡、陇西、蜀郡、巴郡、汉中、河东、上党、河内、河南、南郡、南阳、颍川、淮阳、云中。[13]吕后元年四月辛卯封惠帝子刘强为淮阳王。[14]又《秩律》载录大量东郡属县，表明当时存在东郡。[15]综上，吕后元年五月朝廷直辖区增东郡，减淮阳郡，共计内史及北地、上郡、陇西、蜀郡、巴郡、汉中、河东、上党、河内、河南、南郡、南阳、颍川、云中、东郡15郡。后文复原方案，即以上述16个郡级政区为准，将各县道排入各郡目之下。
二、六百石秩级县道隶属关系复原
《秩律》六百石秩级地名的排列规律最为明显。今仿照晏先生论证方式，把六百石秩级县道依据简文排列顺序分为若干组。鉴于《秩律》存在以旧本为基础，增补新律文的文本特征，故将《秩律》六百石县道区别为旧本和补入律文两部分，再对两部分地名进行分组，在晏先生先前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各组地名的所属郡。
笔者指出《秩律》六百石律文简459之墨点“●”是旧本与新增补律文的分断。[16]故接下来以墨点“●”为界限，首先分析旧本的县邑排列特征。
第1组：汾阴、汧、杜阳、沫〈漆〉、上雒、商、武城、翟道（简451）
第2组：乌氏、朝那、阴密、郁郅、
第3组：雕阴、洛都、襄城、漆垣、定阳、平陆、饶、阳周、原都、平都、平周、武都、安陵、徒淫[17]、西都、中阳、广衍、高望（简452）
第4组：
第5组：葭明、阳陵（简453）
第6组：江阳、临江、涪陵、安汉、宕渠、枳（简453）
第7组：菹、旬阳、安阳、长利、钖、上庸、武陵、房陵、阳平（简453、454）
第8组：垣、灌（濩）泽、襄陵、蒲子、皮氏、北屈、彘（简454）
第9组：潞、涉、余吾、屯留、武安、端氏、阿〈陭〉氏、壶关、泫氏、高都、铜鞮、涅、襄垣（简454、455）
第10组：成安、河阳、汲、荡阴、朝歌、邺、野王、山阳、内廣（黄）、蘩（繁）阳（简455）
第11组：陕、卢氏、新安、新城（成）、宜阳、平阴、河南、缑氏、成皋、荧（荥）阳、卷、岐、阳武、陈留、粱、圉（简455、456）
第12组：姊（秭）归、临沮、夷陵、醴陵、孱陵、销、竟陵、安陆、州陵、沙羕（羡）、西陵、夷道、下隽（简456、457）
第13组：析、郦、邓、南陵、比阳、平氏、胡阳、祭（蔡）阳、隋、西平、叶、阳成、雉、阳安、鲁阳、朗陵、犫、酸枣（简457）
第14组：密、长安西市、阳城、苑陵、襄城、偃、郟、尉氏、颖（颍）阳、长社、解陵（简458）
第15组：武泉、沙陵、南舆、蔓（曼）柏、莫䵣、河阴、博陵、许（简458）
第16组：辨道、武都道、予道、氐道、薄道、下辨、獂道、略阳、縣（緜）诸、方渠除道、雕阴道、青衣道、严道（简459）
第1组地名除“汾阴”于《汉志》属河东郡外，其余皆属三辅。晏先生指出：
《秩律》这部分县名同组皆同郡（已详上文），且《秩律》千石、八百石县均由内史县开始，唯独这个“汾阴”，若属河东郡，则与《秩律》本身的规律不合，所以我怀疑汉初汾阴属内史。汾阴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与内史的夏阳仅一河之隔。且汾阴在汉代地位特殊，为后土祠所在地，扬雄曾称其为京师之东郊，汉初属内史是很可能的。
第2组地名“楬邑”晏先生以为《汉志》右扶风“栒邑”之误，西汉初年同属北地郡。
第3组地名“安陵”晏先生以为惠帝陵邑，西汉初年属内史，其余属上郡。今按，《秩律》安陵排列在上郡属县之间，何慕怀疑西汉初年上郡另有安陵。[23]其说有一定道理。新见秦封泥有“安陵丞印”，[24]或许即《秩律》安陵。吕后元年之时可能还没有设置安陵邑。虽然《史记》《汉书》有惠帝七年葬于安陵的记载，[25]这个安陵可能只是陵寝，而非陵邑。故这组地名皆属上郡。
又这组地名中的“襄城”，以往学界皆以为《汉志》上郡襄洛县之讹误。笔者已撰文证明此说不确。秦至西汉初年的上郡另有襄城县，与西汉后期的襄洛县没有关系。[26]
第4组地名见于简453。简453上端残断，最近周波通过对竹简重新拼缀，补释出“冀、襄武、成己（纪）、平乐、羌道、故道”等地名。[27]冀、成纪，《汉志》属天水郡。襄武、羌道，《汉志》属陇西郡。故道，《汉志》属武都郡。这些县道西汉初年显然都属于陇西郡。平乐、狄道、戎邑，晏先生以为西汉初年属陇西郡。可见这组地名皆属陇西郡。
第5组地名在整理者公布的释文中，仅释出最后一个“陵”字。晏先生怀疑此地名为《汉志》蜀郡之“蚕陵”。后《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根据红外线照片将这组地名释读为“葭明、阳陵”，推测葭明西汉初年属广汉郡，而未指明阳陵的所属郡。[28]周波认为葭明西汉初年属蜀郡，阳陵属巴郡。[29]《秦汉卷》把两县归入广汉郡。[30]今按，吕后初年不存在广汉郡，[31]《秦汉卷》的意见不可取。周波把葭明归入蜀郡的意见可从。至于阳陵，地望不明，从《秩律》简文排列规律来看，可能属蜀郡，也可能属巴郡。如果归入巴郡，则吕后元年蜀郡只有一个六百石辖县，甚不合理，故笔者倾向隶属蜀郡。这一组地名皆属蜀郡。
第6组地名晏先生认为江阳县西汉初年属蜀郡，其余五县皆属巴郡。周波主张江阳也属巴郡。[32]这组地名皆属巴郡。
第7组地名晏先生认为阳平县西汉初年属东郡，其余八县皆属汉中郡。今按，以往学界皆以为阳平县即《汉志》东郡阳平侯国，此说不可信。笔者已有论证，并考订阳平县地望在今陕西省勉县，西汉初年属汉中郡。[33]这一组地名皆属汉中郡。
第8组、第9组地名晏先生以为西汉初年分别属河东郡、上党郡。
第10组地名晏先生认为成安县西汉初年属颍川郡，其余九县皆属河内郡。今按，以往学界皆以为成安县即《汉志》颍川郡成安侯国，此说不可信。笔者已有论证，并考订成安县地望在今河北省成安县，西汉初年属河内郡。[34]这一组地名皆属河内郡。
第11组、第12组地名晏先生以为西汉初年分别属河南郡、南郡。
第13组地名晏先生认为酸枣县西汉初年属河南郡，其余诸县皆属南阳郡。
第14组地名中的“长安西市”并非县道，暂且不论。晏先生依据《汉志》，把密、苑陵、尉氏归入西汉初年河南郡；把阳城、襄城、偃、郟、颖阳、长社归入颍川郡，认为这一组地名之所以存在河南、颍川两郡属县混杂的情况，可能与高祖、惠帝时期颍川郡一度罢废有关。笔者最早注意到谭其骧《秦郡界址考》把上述各县考订在秦代颍川郡境内。这组地名西汉初年应属颍川郡。[35]《秦汉卷》除了主张密县属河南郡外，亦接受笔者意见，将其余诸县归属颍川郡。[36]
解陵县，整理者称地望不详，晏先生根据简文排列规律，把解陵县归入颍川郡。笔者后来考证《续汉书·郡国志》洛阳县之“大解城”。此地在今河南省伊川县，西汉初年属颍川郡，落实了晏先生的看法。[37]
第15组地名晏先生认为许县西汉初年属颍川郡，其余诸县皆属云中郡。
第16组地名以道名为主，下辨、略阳、緜诸虽然不是道，[38]但在《汉志》皆为道，这些地名排列在一起，显然是境内多有蛮夷的缘故。
晏先生认为西汉初年辨道、武都道、予道、氐道、薄道、下辨、獂道、略阳、緜诸属陇西郡，雕阴道属上郡，青衣道、严道属蜀郡。其说可从。又方渠除道以往根据《汉志》误断为方渠、除道两个地名，后来学者指出这一错误。[39]方渠除道《汉志》属北地郡，西汉初年亦属北地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秩律》六百石旧本律文载录的地名，除了第16组集中载录蛮夷县道外，其余15组带有明确的“同郡属县相连”书写规律，只有第13组之“酸枣”，第15组之“许”两处例外。对于这两处例外，笔者注意到“酸枣”和“许”分别位于简457和简458的最后。游逸飞发现《二年律令·亡律》简167末端存在抄手补抄遗漏律文的现象：
匿罪人，死罪，黥為城旦舂，它各與同罪。其所匿未去而告之，除。諸舍匿罪人，罪人自出，若先自告，罪減，亦減舍匿者罪。所舍（简167）
县有塞、城尉者，秩各减其郡尉百石。道尉秩二百石。河塞、□尉秩各□□石。塞司空秩百六十石。候长秩百廿石。沫（简469）
写到这里，对于简457最末之河南郡“酸枣”却排列在南阳郡属县之后，简458最末之颍川郡“许”却排列在云中郡属县之后的现象，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当抄手抄完简457之后，复核简文，发现在简455、456所抄写的河南郡县名中，遗漏了“酸枣”，故补抄于简457最后；而在抄写完简458之后，再次核对律文，发现该简所抄颍川郡县名遗漏了“许”，故补抄于简458最后。若理解这一现象生成原因，则《秩律》六百石秩级地名抄写，存在极为严整的“同郡属县集中排列”的规律。
分析了张家山汉简《秩律》旧本六百石秩级县道排列规律及所属郡，我们再对六百石律文新补入的县道地名进行分组：
第1组：·
第2组：共、馆阴〈陶〉、隆虑、棘满（蒲）（简459、460）
第3组：中牟、颖（颍）阴、定陵、舞阳、启封、闲阳、女（汝）阴、索、焉（傿）陵（简460）
第4组：东阿、聊城、燕、观、白马、东武阳、茬平、甄（鄄）城、揗（顿）丘（简460）
第1组地名晏先生以为西汉初年属内史。
第2组地名共、馆阴、隆虑，晏先生以为西汉初年皆属河内郡。棘满，原缺释，后郑威、但昌武将此地名释出，并指出棘满西汉初年属河内郡。[42]这组地名皆属河内郡。
第3组地名晏先生认为中牟、启封、索属河南郡，颍阴、定陵、舞阳、傿陵属颍川郡。女阴，晏先生读为安阴，认为在颍川郡境内。闲阳，地望不详，晏先生暂归入河南郡。今按，秦汉文字“女”、“安”写法有别，不易讹混，把“女阴”读为“安阴”不妥。前人多以为《秩律》“女阴”即《汉志》汝南郡汝阴县。但西汉初年汝阴县在淮阳国境内，不应出现在《秩律》。《秦汉卷》以为西汉初年颍川郡汝水沿岸另有一处“汝阴”，其说有一定道理。[43]《秦汉卷》把这一组地名皆归入西汉初年颍川郡。笔者赞成此说。
第4组地名晏先生以为皆属东郡。
通过上述分组讨论，可以发现《秩律》六百石秩级后补入律文也存在明确的“同郡属县集中排列”的规律。六百石秩级地名，还有简461的云梦，简463的灵州、圜阴。这三个地名没有与前面的县道排列在一起，而是杂列在中央官署官员之间，其情况较为特殊，下文另作分析。
三、其他秩级县道隶属关系复原
接下来我们选取地名数量仅次于六百石秩级的八百石秩级进行分析，同样以分组方式排列。
第1组：胡、夏阳（简447）
第2组：彭阳（简447）
第3组：朐忍、郪、资中、阆中（简447）
第4组：临邛、新都、武阳、梓潼、涪（简447）
第5组：南郑（简447）
第6组：宛、穰（简447）
第7组：温、脩武、轵（简447）
第8组：杨、临汾（简447）
第9组：九原、咸阳、原阳、北与（舆）、旗（？）陵、西安阳（简447、448）
第10组：下邽、斄、郑、云阳、重泉、华阴、慎、衙、
第11组：新野、宜成、蒲反、成固、圜阳、巫、沂〈泥〉阳（简448）
第12组：长子、江州、上邽、阳翟、西成、江陵、高奴（简449）
第13组：平阳、降(绛)、酂、赞、城父（简449）
第1组地名晏先生以为西汉初年属内史。
第2组的彭阳县，《汉志》属安定郡。晏先生最初以为西汉初年属北地郡，但是在看到里耶秦简8-105封检 “彭阳·内史”后，改变了看法，认为应归入第1组内史属县。[44]秦代彭阳县是否归属内史仍可讨论。[45]西汉初年彭阳县明确隶属北地郡。因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有高祖时期北地守奏谳彭阳县的案例。
第3组地名中的郪、资中、阆中，原整理者未释出，王元钧先生将一片竹简残片与447号简成功缀合，将三个县名释出。[46]这组地名周波认为西汉初年皆属巴郡。[47]笔者亦赞成此说。
第4组地名晏先生认为临邛县西汉初年属蜀郡，新都、武阳、梓潼、涪四县属广汉郡。前面提到，吕后时期并不存在广汉郡，这组地名其实都属蜀郡。[48]
第5组、第6组、第7组、第8组、第9组地名晏先生以为分别隶属汉中郡、南阳郡、河内郡、河东郡、云中郡。笔者亦无异议。
第10组地名除慎县以外，晏先生皆以为西汉初年属内史。至于慎县，周振鹤先生以为即《汉志》汝南郡慎阳县。晏先生从之，指出“慎阳”本名“慎”，西汉初年属南阳郡。笔者按，《秩律》“慎”前后排列的都是内史属县。前人把“慎”与《汉志》汝南郡慎阳县对应，仅仅依据地名相似性，证据并不充分。若基于《秩律》地名排列规律，西汉初年内史当另有一处慎县。这一组地名皆属内史。
第11组地名晏先生依据《汉志》，以为西汉初年新野属南阳郡，宜成属南郡，蒲反属河东郡，成固属汉中郡，圜阳属上郡，巫属南郡。这些看法应无误。沂阳，《汉志》无载，晏先生以为《汉书·夏侯婴传》“赐婴食邑沂阳”之“沂阳”，考其地望在今山西省介休市西，疑汉初属上党郡。[49]《秦汉卷》从之。[50]然而但昌武注意到，夏侯婴赐食邑沂阳在汉王二年，其时今山西省介休市一带属西魏国，刘邦不可能取西魏国之地作为夏侯婴食邑。同年刘邦所赐功臣食邑皆在故秦内史，因而指出《秩律》《汉书》之“沂阳”，不在河东，而在故秦内史境内。[51]但昌武的这个意见很值得重视，但他把沂阳定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浐河沿岸仍显证据不足。不过，正如王伟、但昌武所言，秦汉文字“泥”、“沂”字形相近，常讹混。王伟结合出土秦代文物、简牍多见“泥阳”，而《秩律》不见“泥阳”的现象，推测《秩律》《汉书·夏侯婴传》的“沂阳”皆为“泥阳”的误写。[52]今按，《秩律》确实存在地名抄写错误的情况，如简451把“漆”写作“沫”，把“栒邑”写作“楬邑”；简454把“陭氏”写作“阿氏”；简459把“馆陶”写作“馆阴”。因而《秩律》抄手把“泥阳”写作“沂阳”并非没有可能。
依照但昌武的意见，西汉初年泥阳属内史。不过这可能只是汉王二年时期的情形，在《秩律》反映的吕后元年，泥阳显然不属内史。因为从第10组开始，八百石秩级县地名先排列内史属县，再排列郡属县，泥阳排列在郡属县中。泥阳县《汉志》属北地郡，吕后时期应属北地郡。
第11组的7个县分属6郡，显然与“同郡属县集中排列”的律文规律不合。不过从六百石秩级旧律文第16组地名集中排列蛮夷县道，以及八百石秩级旧律文第12组地名集中排列郡治来看（见后文），第11组地名排列在一起，一定有其内在逻辑，只是我们不清楚罢了。
第12组地名根据《汉志》可以判断长子属上党郡，江州属巴郡，上邽属陇西郡，阳翟属颍川郡，西成属汉中郡，江陵属南郡，高奴属上郡。这组7个地名分属7郡，同样与“同郡属县集中排列”的律文规律不合。其实这些县都是所属郡的郡治，故排列在一起。[53]
第13组，笔者指出都是吕后元年初废除的侯国，故排在一起。[54]平阳、降《汉志》属河东郡，西汉初年亦属河东郡。酂，晏先生以为《汉志》南阳郡酂县，“赞”为抄手给“酂”的注音。笔者指出汉代地名“酂”、“赞”用法有别，“酂”专指南阳郡酂县，“赞”专指沛郡酂县。[55]笔者推测酂、赞皆是萧何封地，一处为侯国，另一处则为“别邑”。[56]吕后元年，酂侯萧禄薨，无后国除，酂、赞恢复为县，同时收归朝廷，故与废除侯国平阳、绛、城父抄在一起。赞、城父《汉志》属沛郡，吕后元年两县在淮阳国境内（见后文）。
八百石秩级简449、450还记载地名池阳、长陵、蒲阳，不与前面县道排列在一起。其中蒲阳为东郡治所，因东郡于吕后元年收回，是政区建制的最新变动，故排列在八百石秩级地名的最后。至于池阳、长陵，性质特殊，详见后文论述。
八百石秩级地名较少，律文排列规律不如六百石秩级地名那么规整。不过，若排除排列原因较为复杂的第11组至13组地名，第1至10组地名，仍能划分出严整的“同郡属县集中排列”律文规律。
接下来看千石秩级地名的归属情况。千石秩级地名全部见于简443，为《秩律》旧本，现将《秩律》千石秩级地名分组排列如下。
第1组：栎阳、长安、频阳、临晋
第2组：成都、郫、雒
第3组：雒阳
第4组：酆
第5组：云中
第6组：杜、高陵、郭（虢）、郿、新丰、槐里、雍、好畤
第7组：沛、郃阳
第1组地名晏先生以为西汉初年属内史。
第2组地名中的郫，原整理者缺释，为王子今、马振智补释。[57]后《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根据竹简红外线照片释读出此字右部为“邑”旁，[58]则为“郫”字的释读提供了部分字形上的支持。考虑到里耶秦简已出现郫县。[59]故“郫”的释读意见有其合理性，本文即从此说。
成都、郫，《汉志》属蜀郡，西汉初年同属蜀郡。雒，《汉志》属广汉郡，晏先生、《秦汉卷》亦认为属广汉郡。现已知西汉初年无广汉郡，则雒县应属蜀郡。这一组地名皆属蜀郡。
第3组之雒阳，西汉初年属河南郡。
第4组之“酆”，晏先生以为高祖故乡，地位特殊，虽地处沛郡，但是归内史管辖。此说不确，笔者以为应属少府（见后文）。
第5组之“云中”，《汉志》属云中郡，西汉初年同属云中郡。
第6组地名中的杜、高陵、虢、郿等地名，原整理者缺释。高陵、虢为周波补释。[60]虢、新丰之间之字，《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指出“红外线影像右从‘邑’旁”。[61]《秦汉卷》推测为“郿”，并举出两条文献证据，另推测高陵、云中之间缺释的字为“杜”。[62]笔者后请周波先生重新复核该简红外线图版，告知该字仅残存右半部上端一处笔迹，从字形考虑，存在释读为“杜”的可能。故笔者采信《秦汉卷》相关意见。
杜、高陵、虢、郿、新丰、槐里、雍、好畤、郃阳《汉志》皆为三辅属县，西汉初年这组地名皆属内史。沛，晏先生以为属内史。笔者以为应与酆同属少府，理由见后文。
第7组地名之沛。晏先生以为属内史。笔者以为应与酆同属少府。郃阳，《汉志》属左冯翊，西汉初年应属内史。郃阳本刘邦兄长刘仲之封国，惠帝二年除国，应是最晚纳入朝廷的千石秩级属县，所以排在最后。郃阳曾作为皇室成员封邑，又与皇帝汤沐邑“沛”排列在一起，不排除是汤沐邑，同属少府。
千石秩级地名数量有限，律文排列规律更不清晰。不过若是从“同郡属县集中排列”的规律来看，除了皇帝汤沐邑“酆”插入其中，也大致符合这一规律。
五百石秩级地名见于简467、465，[63]可以分为两组：
第1组：月氏（道）（简467）
第2组：阴平道、蜀〈甸〉氐道、縣〈緜〉遞道、湔氐道（简465）
第1组月氏，《汉志》属安定郡，西汉初年应属北地郡。考虑到五百石秩级地名皆为道，且《汉志》月氏为道，笔者怀疑抄手漏抄了“道”字。
第2组地名阴平道、甸氐道，《汉志》属广汉郡，晏先生、《秦汉卷》皆以为西汉初年属广汉郡，[64]现已知西汉初年无广汉郡，则两道根据其地理方位应归入蜀郡。緜遞道、湔氐道《汉志》属蜀郡，西汉初年亦属蜀郡。这组地名皆属蜀郡。
五百石秩级地名同样存在严整的“同郡属县集中排列”律文规律。另外关于三百石秩级之地名“黄乡”“万年邑”的归属，详见后文考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秩律》六百石、五百石秩级地名，以及八百石秩级第11组地名之前的律文，存在极为严整的“同郡属县集中排列”律文规律。千石秩级地名也大致符合这一律文排列规律。八百石秩级第11组至13组地名，虽然不是按照“同郡属县集中排列”的规律进行排列，但也存在内在逻辑。可以说《秩律》各秩级的地名排列，存在明确的规律，绝非率意而为。日后进行《秩律》地名文本分析，应高度重视《秩律》文本的书写特征。
四、中央诸卿直属县邑
西汉初年，基层行政机构的隶属关系较为灵活，并非所有的基层行政机构都归属内史、郡管辖，部分基层行政机构隶属中央诸卿。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曰：（奉常）“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元帝永光元年分诸陵邑属三辅”。元帝永光四年之前陵邑皆由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管辖。[65]吕后时期，诸陵园奉邑同属奉常。八百石之长陵邑是高祖陵园奉邑，另外三百石之黄乡邑、万年邑分别是高祖母亲、父亲的陵园奉邑。[66]值得注意的是，在三百石秩级官员中，黄乡（邑）长、万年邑长是紧接着太医（长）、（太）祝长、它都官长排列的，“它都官长”含义不明，而太医、太祝都是奉常的属官，这似乎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佐证陵园奉邑在西汉初年皆由奉常管辖。
《秩律》千石秩级地名有“酆”“沛”，西汉初年位于楚国境内。周振鹤先生说：“丰、沛则汉高帝故乡，亦有特殊地位，恐怕不是所在地之楚国所能管辖。”晏先生以为隶属内史。但酆、沛不在京畿，不应隶属内史。据《史记·高祖本纪》，酆、沛于高帝十二年置为皇帝汤沐邑，故应由少府管辖。[67]
《秩律》六百石秩级之简463释文如下：
私官，内者，长信永巷，永巷詹事丞，詹事将行，长秋谒者令，右廏（厩），灵州，乐府，寺，东府，内官，圜阴，东园主章，上林骑，秩
这之中出现了两个地名：灵州、圜阴。这两处地名并没有与其他六百石县道排列在一起，而是杂列在中央官署官员之间，其情形较为特殊。何慕的解释值得注意：
二县置于惠帝年间，但二县初置时似乎尚未成县。灵州、圜阴前后排列的皆为中央诸卿属官，再结合两县所处地理位置来看，灵州令、圜阴令似乎也是中央诸卿属官。理由如下：
第一，灵州有“河奇苑、号非苑”，依颜师古注，苑为牧马而设。圜阴，汉初应在上郡地。《汉书》卷5《景帝纪》：“（中六年）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师古曰：“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故谓牧马处为苑。”《百官表》太仆属官有：“边郡六牧师菀令，各三丞。”《汉志》北地郡郁郅“有牧师菀官”，辽东郡襄平“有牧师官”。圜阴因为位于边郡而设有牧马之苑，也是有可能的。
第二、龙岗秦简《田律》明确提到了“云梦禁”，见简278：“诸叚两云梦印玺及有到云梦禁中者得取灌□□”。张家山汉简《秩律》秩六百石有“云梦”（简461）。整理小组注：“南郡编县和江夏郡西陵县均有云梦官。”云梦苑沿袭自秦是可以肯定的，《秩律》的“云梦”一般不认为是县名。同样，灵州、圜阴二令应当也是指“灵州”苑令与“圜阴”苑令。据《百官表》，水衡都尉属官“上林”等九官皆设令丞。《史记》卷102《张释之冯唐列传》：“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则西汉禁苑长官的官称不带“苑”字，可称“云梦令”、“灵州令”、“圜阴令”。灵州、圜阴二苑令变成二县令后，职掌已变但官称不改。
第三、《续汉书》志26《百官志三》（以下简称《百官志》）“少府”条：“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苑中禽兽。颇有民居，皆主之。”则东汉始称“上林苑令”。本注提到上林苑令的职掌包括“主民居”，说明上林苑令既是少府属官，也是治民官。《汉书》卷12《平帝纪》：“罢安定呼池苑为安民县。”虽时间较晚，也可证西汉有禁苑罢为县之例。灵州、圜阴二苑令如果始置时即治民，如果曾从苑罢为县的经历，《汉志》把两县的建县时间定为惠帝四年和五年也是有道理的。从《秩律》来看，至少在吕后二年时，灵州、圜阴还不属各自郡管辖。[68]
笔者赞成何慕的分析，灵州、圜阴与中央官署官员排列在一起，表明其并非县邑，而是朝廷禁苑，与“云梦”情况类似。这里稍作补充的是，《汉志》载录灵州有“河奇苑、号非苑”，却未提及圜阴设有马苑。何慕根据圜阴地处上郡，且史籍有上郡设置马苑的记载，推测圜阴是马苑。今按，《汉志》西河郡鸿门县自注“有天封苑”。《水经注》曰：“圁水又东，迳鸿门县，县故鸿门亭。《地理风俗记》曰：圁阴县西五十里有鸿门亭。……又东，迳圁阴县北”，[69]可知鸿门县本属圜阴县地。《秩律》无鸿门县，则吕后时期鸿门县地仍属圜阴，天封苑也在圜阴境内。何慕称圜阴在西汉初年是马苑可以得到证实。因灵州、圜阴两地以养马为主，故长官于西汉初年隶属主管马政的太仆。
《秩律》六百石秩级简461之“云梦”，前引何慕硕士学位论文已经论证为禁苑，但未指明隶属哪个官署。从何慕引文所举汉代“上林苑”隶属关系来看，云梦苑应与上林苑性质相近，同属少府管辖。
《秩律》八百石秩级简449、450有地名“池阳”。池阳，《汉志》属左冯翊，各家都以为西汉初年属内史。但是作为内史属县的池阳，为何没有与此前的两组内史属县排列在一起，却单独排列在八百石秩级律文的最后？前面讨论过，排列在池阳之后的长陵，为刘邦陵园奉邑，隶属奉常。“池阳”与中央官署官员一同排列，可能也隶属某中央官署。
梳理典籍，笔者以为池阳为禁苑。秦汉禁苑乃是兼具山林池泽多种景观的皇室游猎场所，其中广袤的水体是禁苑建立的前提。云梦苑以云梦泽为基础设置，即是明证。[70]上林苑同样湖泽广布。[71]《淮南子·地形》载天下湖泽，有“秦之阳纡”，高诱注“阳纡盖在冯翊池阳，一名具圃”，[72]可证汉代池阳县曾有大片湖泽。此湖泽至两晋尚存，郭璞注《尔雅·释地·十薮》之“周有焦護”曰“今扶风池阳县瓠中是也”。[73]池阳地处泾水、渭水交汇之处，故存在大片湖泽，再加上邻近长安，非常适合设置禁苑。汉代曾在池阳设置池阳宫、长平观，常为皇帝幸御。[74]又建元三年汉武帝微服狩猎京郊，其范围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所载皆为宫苑。[75]汉武帝对长安城防武装力量进行调整，置八校尉驻扎于长安城及周边禁苑，其中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76]说明直到武帝末年池阳仍为禁苑。吕后元年，池阳苑与云梦苑应同属少府。[77]
《秩律》八百石秩级地名有“赞”“城父”，两县于《汉志》隶属沛郡，而就地理方位而言，两县均不在朝廷直辖区域范围之内。周振鹤认为两县于西汉初年分别隶属楚国和淮阳国。但是《秩律》不应出现王国辖县，所以晏先生把“赞”解释为“酂”字的注音，另外推测今本《汉志》颍川郡父城乃“城父”倒误，即《秩律》“城父”。这些解释都比较牵强，晏先生之所以如此处理，是为了把地处王国境内的地名“挪移”至朝廷直辖区域，以适应《秩律》不载录王国属县的“书例”。而在笔者看来，此做法并无必要，前面分析“酆”“沛”已经提到，酆、沛并不在汉廷直辖区域范围内，但这并不影响其以“汤沐邑”的身份直属中央官署。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中的一条令文值得注意：
廿一、丞相上长信詹事书，请汤沐邑在诸侯，属长信詹事者，得买骑、轻车、吏乘、置传马关中，比关外县。丞相、御史以闻，·制（简519）[78]
“汤沐邑在诸侯，属长信詹事者”表明皇太后与皇帝一样拥有汤沐邑，这些汤沐邑隶属管理皇太后事务的长信詹事，并且有部分汤沐邑地处诸侯王国境内。这条令文颁布的时间不明，但是从令文所反映长信詹事的特殊地位，以及随后几条令文涉及鲁御史来看，应当在吕后执政时期。这表明在张家山汉简《秩律》反映的吕后元年，在诸侯王国境内分布着直接隶属长信詹事的皇太后汤沐邑。地处王国境内的赞、城父，其情况当与酆、沛相同，都是朝廷官署直接管辖的汤沐邑。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并非皇帝、皇太后的汤沐邑都在王国境内。在汉廷直辖区域范围之内，也分布有皇帝、皇太后的汤沐邑。《史记·诸侯王年表》序曰：“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既然朝廷直辖区域内存在公主、列侯的食邑，那么皇帝、皇太后的食邑也可以分布其中。也就是说，《秩律》记载的地名，除了分布于王国境内的酆、沛、赞、城父，应当还有皇帝、皇太后的汤沐邑，只是无法把这些汤沐邑与其他县区别开。前面在分析八百石县道排列时提到，第11组地名分布于内史以外的多个郡，其排列在一起的原因不明。或许这些县邑被排列在一起，乃因皇室成员汤沐邑之故。当然这只是一种臆测。
接下来再来谈谈赞、城父所处之王国问题。周振鹤则将赞、城父归入楚国。而从肩水金关汉简“淮阳郡赞”“淮阳郡城父”等信息来看，西汉初年赞、城父皆在淮阳郡境内。[79]因此，吕后元年这两处汤沐邑皆地处淮阳国，这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另外，赞、城父都是吕后元年废免的侯国，这意味着当这些侯国废除后，吕后并没有按照惯例把这些县邑移交给淮阳王。为何只有淮阳国境内废免的侯国被改置为汤沐邑而直属朝廷？这也是日后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最后有一点需要申明。根据以上分析，直属朝廷奉常的是陵园奉邑，而直属少府、长信詹事的则是皇帝、皇太后之汤沐邑。至于灵州、圜阴，性质应为马苑。池阳、云梦性质为禁苑。严格地讲，这些都不是“县”。这提示我们，西汉初年的县、道均归属内史或郡管辖，而“邑”“苑”则直属朝廷九卿。以往在讨论西汉县级政区的两种类型“县”“邑”时，并不清楚两者存在什么差别。而从《秩律》来看，西汉初年的行政隶属权限应是区别县、邑的重要参照。至于松柏汉墓简牍反映汉武帝初年南郡管辖“襄平侯中庐邑”和显陵邑，[80]以及尹湾汉墓简牍所反映汉成帝元延年间东海郡统辖朐邑、况其邑的情况，[81]应该是西汉中后期行政制度变化的结果。
五、朝廷直辖区域内的侯国
吕后元年，朝廷直辖区域内还分布有相当数量的侯国，此即《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所言“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82]侯国属于封国，其职官与王国职官一样，不载录于朝廷《秩律》。[83]但这些侯国地处朝廷直辖区域内，如果不明确这些侯国名目及所在郡，依照《秩律》复原的吕后元年朝廷政区一定是不完整的。所以在明确《秩律》282县、道、邑的所属郡之后，还需要复原朝廷各郡境内的侯国，这样才能得出较为完整的朝廷直辖区域面貌。
《西汉侯国地理（修订本）》已经复原了惠帝七年侯国地理分布，这项工作为吕后元年朝廷直辖区域内侯国名目的确定奠定了基础。现将《西汉侯国地理》惠帝七年朝廷直辖区域范围内各郡侯国分布排列为表1：
表1 惠帝七年朝廷直辖区域侯国名目[84]
吕后元年初，朝廷收夺东郡，东郡境内之清、衍、戚三侯国转入朝廷直辖区域。四月辛卯，吕后封惠帝子刘强为淮阳王，淮阳郡境内侯国转入王国。吕后又封鄜侯吕台为吕王，内史之鄜侯国除，《秩律》六百石秩级后补入律文第1组地名出现“鄜”即因此而来。[85]
吕后元年十月至四月，朝廷封置之侯国，未有地处朝廷直辖区域者。[86]又《秩律》八百石秩级后补入律文地名有平阳、降、酂、城父，六百石秩级后补入律文地名有共、隆虑、棘蒲、中牟、颍阴、舞阳、启封、傿陵，皆为吕后元年初废除之侯国。故吕后元年五月朝廷直辖区域内侯国名目，当以惠帝七年侯国名目为基础，增东郡之侯国，减去淮阳郡之侯国，再减去平阳、降、酂、城父、隆虑、棘蒲、中牟、颍阴、舞阳、启封、傿陵侯国。
又表1河南郡内之武强、故市、启封、中牟四侯国，启封、中牟出现在《秩律》六百石秩级律文后补入第3组地名。前面提到，这组地名在吕后元年皆属颍川郡。可见笔者以往推测两侯国西汉初年同属河南郡的意见不正确，应在颍川郡境内。武强、故市两侯国地理方位与《秩律》所见颍川郡地名索、中牟相近，西汉初年也应该属颍川郡。由此可见，西汉初年河南郡境内并无侯国分布。笔者以往对西汉初年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认识需要作以修正。
由此可以把吕后元年五月朝廷直辖区域内的侯国分布情况排列为表2。
表2 吕后元年五月朝廷直辖区域侯国名目
结 论
最后根据前文考订结论，分列出高后元年五月朝廷直辖内史、15郡、中央官署所辖县、道、基层行政机构，以及分布在各郡境内的侯国。
内史：栎阳、长安、频阳、临晋、杜、高陵、虢、郿、新丰、槐里、雍、好畤、郃阳（以上千石）、胡、夏阳、下邽、斄、郑、云阳、重泉、华阴、慎、衙、蓝田、池阳（以上八百石）、汾阴、汧、杜阳、漆、上雒、商、武城、翟道、鄜、美阳、褱德（以上六百石）
北地郡：彭阳、泥阳（八百石）、乌氏、朝那、阴密、郁郅、
上郡：圜阳、高奴（以上八百石）、雕阴、洛都、襄城、漆垣、定阳、平陆、饶、阳周、原都、平都、平周、武都、安陵、徒淫、西都、中阳、广衍、高望、雕阴道（以上六百石）
陇西郡：上邽（八百石）、冀、襄武、成纪、平乐、羌道、故道、狄道、戎邑、辨道、武都道、予道、氐道、薄道、下辨道、豲道、略阳道、緜诸道（以上六百石）
巴郡：朐忍、郪、资中、阆中、江州（以上八百石）、江阳、临江、涪陵、安汉、宕渠、枳（以上六百石）
蜀郡：成都、郫、雒（以上千石）、临邛、新都、武阳、梓潼、涪（以上八百石）、葭明、阳陵、青衣道、严道（以上六百石）、阴平道、甸氐道、緜虒道、湔氐道（以上五百石）
汉中郡：南郑、成固、西成（以上八百石）、菹、旬阳、安阳、长利、钖、上庸、武陵、房陵、阳平（以上六百石）
河东郡：杨、临汾、蒲反、平阳、绛（以上八百石）、垣、濩泽、襄陵、蒲子、皮氏、北屈、彘（以上六百石）
侯国：猗氏、长修、高梁
上党郡：长子（八百石）、潞、涉、余吾、屯留、武安、端氏、陭氏、壶关、泫氏、高都、铜鞮、涅、襄垣（以上六百石）
侯国：阳阿、阏氏、平都
河内郡：温、修武、轵（以上八百石）、成安、河阳、汲、荡阴、朝歌、邺、野王、山阳、内黄、繁阳、共、馆陶、隆虑、棘蒲（以上六百石）
侯国：平皋、波
河南郡：雒阳（千石）、陕、卢氏、新安、新成、宜阳、平阴、河南、緱氏、成皋、荥阳、卷、岐、阳武、陈留、粱、圉、酸枣（以上六百石）
南郡：宜成、巫、江陵（以上八百石）、秭归、临沮、夷陵、醴陵、孱陵、销、竟陵、安陆、州陵、沙羡、西陵、夷道、下隽（以上六百石）
侯国：邔、轪
南阳郡：宛、穰、新野、酂（以上八百石）、析、郦、邓、南陵、比阳、平氏、胡阳、蔡阳、隋、西平、叶、阳成、雉、阳安、鲁阳、朗陵、犫（以上六百石）
侯国：乐成、棘阳、涅阳、杜衍
颍川郡：阳翟（八百石）、密、阳城、苑陵、襄城、偃、郟、尉氏、颍阳、长社、解陵、许、中牟、颍阴、定陵、舞阳、启封、闲阳、汝阴、索、傿陵（以上六百石）
侯国：武强、故市
云中郡：云中（千石）、九原、咸阳、原阳、北舆、旗陵、西安阳（以上八百石）、武泉、沙陵、南舆、曼柏、莫䵣、河阴、博陵（以上六百石）
东郡：濮阳（八百石）、东阿、聊城、燕、观、白马、东武阳、茬平、鄄城、顿丘（以上六百石）
侯国：清、衍、戚
朝廷诸卿系统：
奉常：长陵邑（八百石）、黄乡邑、万年邑（以上三百石）
少府：酆邑、沛邑（以上千石）、池阳苑（八百石）、云梦苑（六百石）
长信詹事：赞邑、城父邑（以上八百石）
太仆：灵州苑、圜阴苑（以上六百石）
附记：晏昌贵先生曾提示作者《秩律》八百石秩级地名“池阳”为禁苑的可能性。在此谨向晏先生表示诚挚感谢！
注释
[1]《秩律》可释读出的县名共282个（参见后文统计）。如果计入简453残缺的二三个县名，完整的《秩律》应记录有县名284-285个。
[2]有学者认为张家山汉简《秩律》属于“摘抄本”。如此则《秩律》抄录的朝廷直辖地名并不完整。笔者认为《秩律》并非 “摘抄本”，具体意见拟另撰文论述。
[3]李学勤：《张家山汉简研究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4]《汉志》载录行政建制的年代断限是汉成帝元延三年（10），参见拙著《西汉侯国地理（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76-89页。
[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6]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下文引述周先生意见，皆出自此文，不再注明。
[7]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51页。下文引述晏先生意见，皆出自此文，不再注明。周先生在修订自己方案时，部分参考了晏先生的意见。见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修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8]拙文《西汉侯国地理》上编第一章第二节，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1年。这一章没有收入正式出版的《西汉侯国地理》。
[9]张莉：《西汉吕后二年郡国政区面貌考》，简帛网，2013年1月21日。
[10]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十五章第一节 “吕后二年（前186）郡县属县分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11]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原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后收入《周振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3-252页。
[12]拙文《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
[13]拙著《西汉侯国地理（修订本）》，第144-145页。
[14]《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16页。
[15]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拙文：《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
[16]拙文《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
[17] 原释文作“徒涅（经）”。承周波告知，所谓“涅”字上部的“日”乃“爪”形之变，应释作“淫”。另据董珊考证，今本《汉志》西河郡“徒经”乃“徒淫”之误，见《论阳城之战与秦上郡戈的断代》，《古代文明》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49页。
[18]拙文《西汉侯国地理》上编第一章，博士学位论文，第30页。
[19]钱大昭曰：“《百官表》高帝十年有中地守宣义，疑非九年罢。”（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第668页）沈钦韩注《百官表》“中地守宣义为廷尉”曰：“《地理志》高帝九年罢中地郡，此当云‘故中地守’。”（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一九，第311页）今按《汉书·高帝纪》高帝九年十月置酒未央宫，则高帝九年已迁都长安。又同年迁徙关东豪族于关中，目的为充实京畿，则内史之置，当如《汉志》在高帝九年。
[20]《史记》卷一八，第896页。
[21]《汉书》卷一〇〇，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49页。
[22] 《史记》卷八，第397页。
[23]何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见吕后二年政区及相关问题》，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6年，第18页。
[24] 杨广泰编：《新出陶文封泥选编》，文雅堂稿本，2015年。
[25]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曰：“九月辛巳，葬安陵。”（《史记》卷二二，第1123页）；《汉书·惠帝纪》曰：“（惠帝七年）九月辛卯，葬安陵。”（《汉书》卷二，第92页）
[26]蒋文、马孟龙：《谈张家山汉简〈秩律〉简452之“襄城”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1期。
[27]周波：《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地名补释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第九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国际论坛会议论文，2021年3月20—21日。
[28]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4页。
[29]周波：《汉初简帛文字资料研究二题》，《文史》2012年第4辑。
[30]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455页。
[31]拙著《西汉侯国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拙文《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兼谈犍为郡置年》，《四川文物》2019年第3期。
[32]周波：《汉初简帛文字资料研究二题》，《文史》2012年第4辑。
[33]马孟龙、杨智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地名校释四则》，《历史地理》第37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34]马孟龙、杨智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地名校释四则》，《历史地理》第37辑。
[35]拙著《西汉侯国地理》上编第一章，博士学位论文，第32-33页。
[36]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58-259页。
[37]马孟龙、杨智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地名校释四则》，《历史地理》第37辑。
[38]周振鹤先生以为三个地名漏抄“道”字，学者多从此说。此说实有误，笔者将另撰文解说。
[39]周天游、刘瑞：《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简读》，《文史》2002年第3辑；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69、281页。
[40]游逸飞：《如何“阅读”秦汉随葬法律？—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例》，简帛网，2016年5月4日。
[41]周波：《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詹事”并论汉初的太后、皇后两宫官系统》，待刊。
[42]郑威、但昌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棘蒲”侯国考》，《简帛》第1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43]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58-261页。《秦汉卷》认为《秩律》汝阴县为夏侯婴封国，后迁徙至淮阳国，则不可信。对此笔者拟另撰文解说。
[44]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第三章“里耶秦简牍郡县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3页。
[45] 晏昌贵后来注意到内史以外县道文书直接上达内史的例子，称“有关详情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见《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订补》，《历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1期。
[46]王元钧：《张家山汉墓残简缀合五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3月24日。
[47]周波：《汉初简帛文字资料研究二题》，《文史》2012年第4辑。
[48]拙文《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兼谈犍为郡置年》，《四川文物》2019年第3期。
[49]晏昌贵：《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江汉考古》2005年第2期。
[50]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476页。
[51]但昌武：《秦汉出土文献所见“沂阳”新考——兼议秦文字“沂”、“泥”字形差异》，待刊。
[52]王伟：《〈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札记（二则）》，《简帛》第1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41页。
[53]拙文《西汉初年陇西、北地、上郡治所考——以张家山汉简〈秩律〉所见各县等第为中心》，《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2期。
[54]拙文《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
[55]拙文《谈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几个地名（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期。
[56]据《史记》《汉书》萧何本传，萧何曾多次益封，又《汉书·王莽传》载元始元年，王太后益封王莽召陵、新息二县，“封功如萧相国”，故萧何亦有别邑。关于西汉列侯别邑制度，参阅拙文《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该文后作修订，收录于余欣主编：《存思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论文萃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57]王子今、马振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见巴蜀县道设置》，《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58]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60-261页。
[5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8-1025、8-1364号简。
[60]周波：《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编联及其相关问题》，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 二〇一七（春夏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61]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60-261页。
[62]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36页。
[63]简467整理者将其排列在秩级三百石官员律文简466之后。周波先生将该简重新编联于简465之前，指出该简载录官员皆为五百石秩级，其说可从。见《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编联及其相关问题》，《简帛研究 二〇一七（春夏卷）》。
[64]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455页。
[65]《百官表》之“永光元年”乃“永光四年”之误。参见拙文《荆州松柏汉墓简牍所见“显陵”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66]拙文《西汉存在“太常郡”吗？——西汉政区研究视野下与太常相关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3期。
[67] 拙稿《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酆”县考》，待刊。
[68]何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见吕后二年政区及相关问题》，第26-27页。
[69]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0-251页。
[70] 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下册，第110—132页。
[71] 如昆明池即位于上林苑，又《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有“上林中十池监”，水衡都尉属官有“水司空”“都水”（《汉书》卷一九，第731、735页）
[72]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15页。
[73]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尔雅注释》卷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3页。
[74] 《汉书·宣帝纪》甘露三年“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坂”（《汉书》卷八，第271页）。《后汉书·章帝纪》永平七年“又幸长平，宿池阳宫”（《后汉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4页）。
[75]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47页。
[76]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第738页。
[77] 秦封泥见有“东苑”“东苑丞印”，其具体方位不明（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22—333页）。考虑到池阳位于咸阳城东，极有可能就是秦代东苑。另秦封泥所见“具园”，所指当即主管池阳之“具圃”官员。
[78]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323页。
[79]拙文《谈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几个地名（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期。
[80]拙文《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又收录于余欣主编：《存思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论文萃编》；拙文《荆州松柏汉墓简牍所见“显陵”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81]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原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后收入《周振鹤自选集》，第243-252页。
[82] 《史记》卷一七，第802页。
[83]拙文《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
[84]拙著《西汉侯国地理地（修订本）》，第148页。
[85]拙文《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
[86]拙著《西汉侯国地理地（修订本）》附录《西汉侯国建置沿革综表》，第489-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