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小華:由漆器銘文看秦蒼梧郡的設置
《長沙古物聞見記》中曾記錄這樣一件漆器：“季襄舊藏殘匳底一，三足及緣爲銅質，有鎸華，徑約十一公分，底外刻長方闌，納文四行……凡二十字，小如黍米，細若毫髮，筆畫艸率，蓋器成後，以鍼隨意撥畫。”[1]該器銘爲：“廿九年，大（太）后詹事丞向，右工帀（師）象，工大人臺。”[2]
陳夢家先生曾認爲：“此廿九年，疑即懷王廿九年也。”[3]
裘錫圭先生最早指出：“從銘文字體看……是秦國文字。從銘文格式和所反映的官制看，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漆尊銘文的‘太后’應該是昭襄王的母親宣太后，廿九年是昭襄王二十九年。宣太后是楚人，入秦以後，跟楚國總還有一定的聯繫。在楚地發現她的漆器是毫不足怪的。《史記·秦本紀》記：‘（昭襄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至是，楚國原來的中心地區已爲秦所占有。說不定廿九年漆尊就是在秦所占領的楚地製作的。”[4]
李學勤先生則認爲：“在長方框的左側，有橫書的‘長’字。過去《書道全集》第一冊發表的巵銘照片上，也可以看到這個字。‘長’字是用朱色書寫的，顏色和巵上花紋相同，也是秦人的字體。此器當製於秦昭王廿九年，即公元前278年，當時秦國的統治尚未南抵長沙。……巵上的‘長’字係‘長沙’之省，這只能和其他秦器的慣例一樣，是漆巵的置用地點。至於漆巵本身，應該是秦國製造的。”[5]
關於漆巵的銘文，裘、李二位先生在兩個方面達成共識：一、“廿九年”指的是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二、“大后”指的是秦昭襄王的母親宣太后。然而，二位先生在該漆器的產地上提出來不同意見：裘先生認爲，該漆器是“在秦所占領的楚地製作的”。李先生認爲，該漆器“應該是秦國製造的”，原因是“當時秦國的統治尚未南抵長沙”。何琳儀師則提出另一種可能：“漆銘‘廿九年’應是秦昭王廿九年（公元前278年）。這時楚國兩湖地區盡爲秦國吞併，漆樽出土于長沙不足爲奇。江西、湖南、廣東等省都曾出土秦器，也是這個道理。”[6]
無獨有偶。1999年，湖南常德德山寨子岭1号墓边箱中出土一件釦器漆盒：“夾紵胎，口沿和圈足釦銅箍，口部銅箍還用紅銅鑲嵌成幾何紋夾渦紋圖案，盒底部有針刻銘文14字……口徑18.2、通高12.3、圈足直徑11.2、圈足高1.5釐米。從銘文和口、網底飾看，屬典型的秦宮漆器特點。”[7]該器銘爲：“十七年，大（太）后詹事丞
陳昭容先生將漆巵和漆盒結合起來分析說：“‘十七年太后漆盒’製作於昭王十七年，公元前290年，當時秦人勢力尚未進入湖南常德地區；‘二十九年太后漆巵’製成於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這一年秦人勢力剛入江陵，也還未及於長沙地區，這兩件漆器入湘的年代及原因未可確知。推測‘十七年太后漆盒’在宣太后掌握政權、秦楚關係良好的年代，楚人之女宣太后以其宮官作器贈與母家或楚國友人，最有可能，也不能排除兩件器物是昭王二十九年秦將白起‘拔郢’後，自秦國傳入楚地的可能性。”[10]此說可以說是對李先生意見的進一步闡述：一、公元前278年，“秦人勢力剛入江陵，也還未及於長沙地區”。這與李先生“當時秦國的統治尚未南抵長沙”的觀點完全一致。二、兩件漆器是“宣太后以其宮官作器贈與母家或楚國友人”，或是“昭王二十九年秦將白起‘拔郢’後，自秦國傳入楚地”。這與李先生“漆巵本身，應該是秦國製造的”的觀點大致吻合。另外，關於漆巵盒漆盒出現在楚國境內的原因，陳先生提出的“贈與”說，與龍先生所說的“賞賜”有些相近。
由此可見，明確主張漆巵爲秦國製作的有李、龍、陳等三位先生。而由漆巵引發的、長沙當時是否已經被秦軍攻占這一問題，則出現了兩種不同意見。據馬非百先生考證：“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燒其先王墓夷陵。取洞庭五渚江南。更東至竟陵，以爲南郡。楚王兵敗，遂不復戰。流揜於城陽。東北保於陳城。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三十年，白起封爲武安君。蜀守張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三十一年，楚頃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爲郡，反秦江南。”[11]這就是說，何師的觀點很可能是對的，長沙有可能在秦昭王二十九年就被秦軍攻占了。誠如李先生所言，“長”是“置用地點”，應理解爲“‘長沙’之省”。將以上兩個方面的因素結合起來考慮，漆巵之所以出現在長沙，可能就屬於陳先生所說的後一種情況，是秦昭王二十九年秦將白起“拔郢”的時候，從秦國傳入楚地的。至於漆盒流入楚國的時間和原因，可能與漆巵相同。
如果以上推測成立，即秦國當時已經占領長沙，那會引發出一個更大的問題。楚國曾設置了長沙縣。這在包山楚簡中有所體現，即“長沙正”（簡59、78）、“長沙公”（簡61）和“長沙之旦”（簡78）。[12]徐少華先生指出“從簡文所載‘長沙公’、‘長沙正’以及‘長沙之旦’諸官的情形來看，‘長沙’爲當時楚國的一個縣級政區單位，‘長沙公’即楚長沙縣之獻公，與文獻所載的‘期思公’、‘魯陽公’以及簡文之‘安陵公’（簡117）、‘陽城公’（簡120）之例類似”。[13]從秦昭王二十九年“以爲南郡”，和三十年“爲黔中郡”的相關記載來看，秦軍攻占長沙縣之後，也可能會設郡。這就是目前學界比較關注的秦蒼梧郡。陳偉師曾推測：“秦蒼梧郡地適當其南部，這裏便存在兩種可能。其一，秦長沙郡境比先前推定的要小，其南部另有蒼梧郡。其二，秦蒼梧郡實即傳世古書所載長沙郡，或者它們是同一處秦郡的前後名。在前已引述的里耶秦簡J1：16：5，正面記有洞庭郡的三個鄰郡：巴郡、南郡、蒼梧郡，卻沒有出現長沙郡。由此看來，上述第二種可能性要大一些。”[14]楊寬先生曾指出“秦國陸續兼併各國土地，每得新地，必定設郡，以利攻防”。[15]可見，秦昭王二十九年，秦國於楚國長沙縣設蒼梧郡是可能的。根據“三十一年，楚頃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爲郡，反秦江南”的記載，我們推測，楚國反攻，收回失地，改縣爲郡，於是有了傳世文獻所謂的“長沙郡”。楊寬先生認爲：“戰國時代的郡都設在邊地，主要是爲了鞏固邊防。”[16]當然，這個時候“長沙郡”的範圍，是否就是原來的長沙縣，則不得而知了。楚國長沙縣曾一度被秦軍占領過，且被秦國設爲蒼梧郡，改設爲郡亦在情理之中。據文獻記載，因戰事需要，楚國也曾改縣爲郡。《史記·春申君列傳》：“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併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17]《戰國策·楚策一》：“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䎡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圉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18]至於里耶秦簡8-755中“蒼梧爲郡九歲”的記載，則可能是秦王政吞併楚國之後的事情了。此時蒼梧郡的設置時間，陳偉師推測在秦王政二十五或二十六年。[19]
綜上所述，湖南出土的兩件宣太后有銘漆器，應該是白起拔郢的時候傳入楚地的。秦昭王二十九年至三十年，秦國攻占了楚國許多地方，不僅設置了南郡和黔中郡，還將楚國長沙縣改設爲蒼梧郡。秦昭王三十一年，楚頃襄王收復失地，將原長沙縣改爲長沙郡。
[1]商承祚：《長沙古物聞見記 續記》，中華書局1996年，第32頁。
[2]李學勤：《四海尋診》，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7頁。
[3]陳夢家：《長沙古物聞見記序》，《長沙古物聞見記 續記》，中華書局1996年，第15頁。
[4]裘錫圭：《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考古》1974年第1期。
[5]李學勤：《論美澳收藏的幾件商周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
[6]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1989年，第164頁。
[7]龍朝彬：《湖南常德出土“秦十七年太后”釦器漆盒及相關問題探討》，《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5期。
[8]參楊啟乾、李文涓：《常德出土的兩件戰國漆器考》，《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4輯，岳麓書社2007年，第265頁。
[9]龍朝彬：《湖南常德出土“秦十七年太后”釦器漆盒及相關問題探討》，《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5期。
[10]陳昭容：《從封泥談秦漢“詹事”及其所屬“食官”》，《西泠印社：戰國秦漢封泥文字研究專輯》第31輯，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第27頁。
[11]馬非百：《秦集史》，中華書局1982年，第71—72頁。
[12]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圖版二六、二七、三四。
[13]徐少華：《包山楚簡釋地八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4期。
[14]陳偉：《秦蒼梧、洞庭二郡芻論》，《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5]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9頁。
[16]同上，第228頁。
[17]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2394頁。
[18]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30頁。
[19]陳偉：《秦洞庭和蒼梧郡新識》，《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3月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