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連翔：銀雀山漢簡《尉繚子·治談》的結構與思想*

銀雀山漢簡《尉繚子·治談》的結構與思想*

賈連翔

提要：

    傳世本《尉繚子·兵談》又見於銀雀山漢簡，竹書本原題爲“治談”。經重新整理復原後能够發現，竹書本内容比傳世本大爲完足，篇幅是傳世本的二倍有餘，這些差異不僅表現在文辭的繁簡上，更體現在大段的逸文上。通過比較還可看出，竹書本與傳世本總體結構基本相同，後者應是經過後人删減而成的“瘦身”本。《尉繚子》一書具有雜家特點，《治談》單篇這一特徵也很鮮明，經與《管子》《晏子》《六韜》《荀子》等相關詞句進行比較，可推知《治談》篇當撰成於戰國晚期，並深受“稷下”學派影響。同時，《治談》與《逸周書·文傳》關係密切，後者與《管子》《文子》《商君書》思想淵源頗深，可以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理解《治談》形成的思想背景。

關鍵詞：《治談》 《兵談》 《尉繚子》 《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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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尉繚子》一書以前頗不受重視，甚至被認爲是僞書。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西漢前期墓所出竹簡中，發現了與《尉繚子》相合的竹書六篇（以下稱“竹書本”），纔將這一古書冤案徹底昭雪。傳世本《尉繚子》一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經七書》本爲最古，《續古逸叢書》有影印本（後文稱“宋本”）[①]，唐初魏徵等編《群書治要》，也節録了《尉繚子》四篇（後文稱“《治要》本”）[②]。這基本是我們能看到的《尉繚子》的全部内容[③]。

    《漢書·藝文志》“雜家”録《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録《尉繚》三十一篇，篇數都與今本之二十四篇不合。《漢志》總結兵形勢家的特色説：“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④]其特點與傳世本《尉繚子》也很不相同。傳世本《治本》《原官》兩篇不見軍事内容；《十二陵》與《逸周書·王佩》内容相近[⑤]，亦非兵家之言；《將理》主要論及刑法問題，由此可見，傳世本《尉繚子》全書内容是比較駁雜的，並非純粹論兵之書。裘錫圭先生在爲《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的《尉繚子》辭條中，對相關問題有精審的論説，並主張傳世本《尉繚子》出自雜家[⑥]。當然，即便如此也並不影響《尉繚子》因有論兵的内容而被同時列入兵家，因爲《藝文志》在雜家“四百三十篇”下小注就稱：“入兵法。”[⑦]

    《尉繚子》顯著的雜家特徵，不僅體現在各篇内容、體例的異類上，即使同一篇内，思想來源似乎也很多元。最近，山東博物館啓動了銀雀山漢簡再整理項目[⑧]，對竹書本《治談》篇作了進一步復原[⑨]，也使得該篇的内容結構和思想特點有了全面的呈現。以下我們將在新釋文的基礎上，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不當之處懇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竹書本《治談》與今本《兵談》的結構關係

    本文所稱的《治談》篇，是指《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的《尉繚子·一》[⑩]，也就是傳世本《尉繚子》的《兵談》篇。竹書本原有兩字篇題，舊因第二字筆劃殘泐而未得全識，現據重新采集的圖像，可將其釋爲“治談”，故我們據此改命竹書本篇名。

    宋本《兵談》篇共有340字，《治要》本《兵談》節録有164字，其中約有一半文字爲宋本所無，因此，我們能够知道的傳世本内容，約在420字左右。經復原，竹書本《治談》原來至少有28支簡，完整時約有911字，其中還至少含有重文、合文13個，這比傳世二本内容之和還多出一倍。竹書本比傳世本内容完足，是顯而易見的。

    這種“完足”一部分是體現在辭句繁簡的差異上[11]。如竹書本“故兵勝於朝廷，勝於喪紀，勝於土功，勝於市井”，《治要》本在“故”後多一“曰”字，而宋本則將全句省作“故曰兵勝於朝廷”。又如竹書本“〔凡〕兵者，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入溪亦勝，方亦勝，圜亦勝，遀（橢）亦勝”，宋本則省去了最末的“橢亦勝”。

除了小部分辭句之外，竹書本更大的特色在於還有大段不見於傳世本的逸文，主要集中於三處，皆位於竹書本的後半。

第一處：

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故百戰百勝，不善者善〔者也，不戰而勝，〕善者善者也。故善者成其刑而民□……勝而止，出……外不能成其勝。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國可滅也。無沖龍而攻，無〔渠詹而守。〕小魚（漁漁）（淵）而擒亓（其）魚，中魚（漁漁）國而擒亓（其）士夫（大夫），大魚（漁漁）天下而擒亓（其）萬國諸侯。故大之注大矣，壹收而天下并。故患在百里之内者，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内者，不起一歲之師。戰勝其國，則攻亓（其）〔都，不勝其〕國，不攻其都。戰勝天下，〔則攻其國，〕不勝天下，不攻亓（其）國。

以上内容的邏輯關係比較清晰，先是提倡“不戰而勝”，次而論及“百戰百勝”，進而指出要做到“百戰百勝”的具體方略和禁忌。《治要》本與之對應的一段則作：“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宋本作：“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與，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歲之師。”相比之下，傳世本是對竹書本進行了節録和括述。

第二處：

故名將而無家，絶苫俞（逾）根（垠）而無主，左提鼓右慮（攄）枹而〔無〕生焉。故臨生不爲死，臨死不爲生。得帶甲十萬，□車千乘，兵絶苫俞（逾）根（垠），不□〔□□〕日，不有虜將，必□於君。十日，不□□兵而□……勝議也，故能戰勝。……〔寬不可激而〕怒，精（清）不可事以財。將之自治兆（兆兆）……耳之生悤（聰），目之生明。然使心狂者誰也？難得之貨也。使耳聾者誰也？曰□〔也。使目盲〕者誰也？曰脕澤好色也。……耳聾……

    這段内容雖殘損較重，但所論爲將者治軍的方法、原則和禁忌，是比較清楚的。《治要》本全無此段，宋本則作：“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矣。”顯然也是對竹書本進行了節録和概括。

第三處：

閉關辭（辭）交而廷中之，故入……塞邪而食足……□食，發号（號）出令不□……如秋冬如□喬□□……□□如春□如夏□事□……地利，中失民請（情）。夫民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故舉兵而加〔□□□□□□〕□□不殺殀（夭）台（胎），不膾（劊）不成之財（材）。〔□□□〕□之如春夏。所加兵者……所加兵者，令聚者不得〔散（散，散）者不得〕聚；（俛）者不得迎（仰，仰）者不得（俛）；左者不〔得右（右，右）者不〕得左。知（智）士不給慮，甬（勇）士不……

    這段内容殘損殊甚，若干位置的綴合或還有疑問，但仍可以了解其主旨是論率軍征戰的方法、原則和禁忌。《治要》本亦不見此段，宋本則僅存“令之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一句。

    儘管有上述大量逸文存在，但竹書本與宋本在總體結構上還是可以對應的。李學勤先生在總結古書的産生和流傳過程時曾指出有“後人增廣”一類，即“古書開始出現時，内容較少。傳世既久，爲世人愛讀，學者加以增補，内容加多，與起初大有不同”[12]。如今見到的竹書本《治談》與傳世本《兵談》的關係正與之相反，即傳世本在維持竹書本文章結構的基礎上，對其作了較大的“瘦身”。裁剪最爲劇烈的，是有關爲將者治軍、率軍的論述，而三本皆有的内容，則是竹書本的前半部分關於“明於開塞禁舍，不戰而威服天下”的論述。

    在古書流傳過程中，像《治談》這樣的變化，或可總結爲“後人删減”一類。古書删減的原因或許有多種可能，就《治談》這類兵書而言，大概是爲使不同文化層次的人（如武人等）也易於理解書中大義。所裁去的内容，應是後人出於不同目的而認爲的篇中冗餘，而保留下來的内容，大概也反應了後人對這篇文獻核心思想的認定。

二、《治談》思想的“雜”家特徵

《治談》開篇云：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以城稱地，以地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也，故（退）可以守固，〔進可以〕戰勝。戰勝於外，福産於内。

     此段不見於《治要》本，但與宋本内容基本相同，是本篇的總論。尤其是“戰勝於外，福産於内”一句，將“兵”與“政”緊密結合起來，植根於法家的農戰之説。《管子·治國》：“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强，兵强者戰勝，戰勝者地廣。”[13]可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戰勝於外”與“福産於内”之間的關係。

    《治談》在分論兵、政時，很多思想也見於其他古書。在論兵方面，簡文曰：

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故百戰百勝，不善者善〔者也，不戰而勝，〕善者善者也。

    《孫子·謀攻》：“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14]又《孫子·用間》：“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15]又《尉繚子·將理》：“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16]《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17]皆可與之合觀。

又如，簡文曰：

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國可滅也。無沖籠而攻，無〔渠詹而守。〕

     傳世本無此句。《六韜·武韜·發啓》：“全勝不鬥，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沖機而攻，無溝塹而守。”[18]“沖籠”即“沖龍”，銀雀山本《六韜》作“毋沖龍而功，毋渠詹而守”[19]。“沖籠”又作“蒙沖”，“渠詹”又作“渠答”，傳世本《尉繚子·武議》：“古人曰：‘無蒙沖而攻，無渠答而守，是爲無善之軍。’”[20]“大兵無創”語又見於《淮南子•兵略訓》：“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21]

又如，簡文曰：

故患在百里之内者，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内者，不起一歲之師。

宋本與此基本相同。相似的句子還見於傳本《管子•參患》：“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22]《尉繚子•攻權》：“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23]凡此皆極言出師耗資之巨大，準備之不易。

     再如，簡文曰：

〔凡〕兵者，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入溪亦勝，方亦勝，圜亦勝，遀（橢）亦勝。

     《孫臏·兵法十陣》：“凡陣有十：有枋陣，有員陣……枋陣者所以剸也，員陣者所以槫也。”[24]《荀子·議兵篇》：“圜居而方止，則若磐石然，觸之者角摧。”[25]可與之合觀，皆論及兵陣的種類。

在論政方面，簡文曰：

行廣〔足以容〕衆，故王者民之歸之如流水，望〔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少而歸之。

    此段不見於宋本，《治要》本作：“王者民望之如日月，歸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簡文後面又稱：“……〔四〕時不應者能應之。”《治要》本作：“故曰：國貧者能富之，地不任者任之，四時不應者能應之”，宋本作“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晏子春秋•内篇諫上》：“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四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26]與這兩段簡文合觀，其文辭相仿，思想也一致。

    古書引文常不作注，篇章之間重複的現象也比較常見，但此現象背後更有深意。李學勤先生曾認爲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不外兩種：“有的是由於當時學多口傳，學者在傳授記録以至著諸竹帛時有所不同；有的是由於學説思想的影響傳播，學者在著作時彼此輾轉引述。無論如何，總是表現著學術上的一定聯繫。”[27]據近人研究，《尉繚子》一書的著作時代約略在戰國末期[28]，從以上所引與《治談》篇内容聯繫緊密的諸古書篇目的時代來看，也可爲此説提供支持。此外，涉及到的《孫子》《孫臏》，是流傳較廣的兵書，《治談》引之似不足奇，而《管子》《晏子》《六韜》乃至《荀子》，或爲齊人著述，或深受“稷下”影響，由此來看《治談》篇出現在齊地，也實非偶然。

三、《治談》與《逸周書·文傳》

    《治談》除了具有上述“雜”家思想特點外，在論“政”方面的内容，又與傳世本《逸周書·文傳》篇關係十分密切，不少辭句是可以對讀的。這裏試舉其中最關鍵的一段：

故曰明於〔禁舍開塞，其〕取天下若化。國貧者能富之，……□而行必廣其處……〔四〕時不應者能應之。土廣〔而任則〕國不得毋富。民衆而制，則國不得毋治。

     簡文此處已不很完整，《治要》本省作“故曰：明乎禁舍開塞，其取天下若化”，宋本則僅剩“明乎禁舍開塞”一句。傳世本《逸周書·文傳》云：“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29]王念孫已指出“其如天下何”乃後人竄改[30]。值得注意的是，《群書治要》録《文傳》此句是正反對言的，文作：“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31]其前一句與《治談》之“故曰明於〔禁舍開塞，其〕取天下若化”幾乎完全一致。

    “開塞禁舍”是《治談》的重要思想，陳逢衡云：“開謂開其源，塞謂塞其流，禁謂裁其太過。舍，施也，施謂補所不及。”[32]“開塞禁舍”古書或作“開闔決塞”，如《管子·地數》：“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33]然將此思想來源歸於伊尹，顯然有很强的假托特點。“開塞禁舍”在古書中常省稱“開塞”，如同受稷下學派影響的《文子》一書[34]，在《下德》篇中曾論：

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伐亂禁暴，興賢廢不肖，匡邪以爲正，懷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施令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五霸以義治天下也。帝者體陰陽即侵，王者法四時即削，霸者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35]

     這裏反映出的思想與《文傳》《治談》也是相仿的。《鹽鐵論·非鞅》稱：“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36]從上引《管子》《文子》的内容，不難看出商君的“開塞之術”與稷下法家的淵源關係，《漢書》顔師古注引劉向《别録》亦稱“繚爲商君學”[37]，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治談》篇爲何會傳“開塞禁舍”的主張了。

    明於“禁舍開塞”，既要度地所出，又要順應四時。本節上引簡文後半段，《治要》本作：“故夫土廣而任，則其國不得無富。民衆而制，則其國不得無治。”所謂任土，或稱任地，見於《禮記·地官·司徒》，鄭注：“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38]任土是國家徵繳賦税的重要手段。《文傳》曰：

土可犯，材可蓄。潤濕不榖，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榖，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故凡土地之閑者，聖人裁之，並爲民利。

     孔晁注：“所爲土不失宜。”[39]《管子·治國》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淩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40]這段論述清楚地闡明了“任土”與“富國”，“民利”與“國治”之間的關係。

《文傳》又曰：

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騖，土不失宜。

     《太平御覽》引此作：“畋獵唯時，不殺童羊，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馬不馳不騖。澤不行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41]《藝文類聚》引此文句類似。孔晁注：“言土地宜悉長之。”[42]《文傳》後文稱：“無殺夭胎，無伐不成材，無墯四時。”這種不違農時的思想，即與《治談》所謂“四時不應者能應之”相呼應。此外，《文傳》還引用了《開望》之辭，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又《潛夫論·實邊》引《周書》：“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虚土，可襲伐也；土少人多，民非其民，可匱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43]孔晁注：“《開望》，古書名也。”[44]或以之爲《歸藏》之《啓筮》，尚不可確證。但從其内容不難看出，這與《治談》開篇所言“〔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以城稱地，以地稱〔人，以人稱粟〕”也是十分契合的。

    以上所指出的《治談》與《文傳》的密切關係，其性質不外三種可能：一是《文傳》早於《治談》，《治談》襲用《文傳》；二是《治談》早於《文傳》，《文傳》襲用《治談》；三是兩者同時，類似文句是出於學派相同，或者襲用同一來源。《逸周書》各篇不出一手，年代也大爲不同。《周書序》說《文傳》：“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45]就《文傳》的内容而言，稱其爲“文王”時作，顯然是不合事實的。吕思勉曾指出：“《文傳》後半，文字極類《管子》，‘開塞’爲商君之術，亦己見本篇中。”[46]蔣善國也認爲，《文傳》後半不僅文辭類《管子》，開塞是商君政策，且以爲“《管子》各篇可能有些是《商君書》作者作的，在這一點上又可看出《文傳解》與法家的關係”[47]。黄懷信先生曾提出《文傳》之作當不早於春秋中期，[48]最近也有學者提出“《文傳》的時代不可能早於《商》《管》” [49]。究其緣由，當是由於《文傳》篇具有“集成”的特點[50]。我們認爲，《文傳》全篇約略可分爲前後兩部分，前一小半部分或有更早的來源，而自“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下，與《管子》《商君書》等思想近同。後一部分内容從時代上看，應産生於戰國中期以後，並在齊國稷下所傳襲，因此，《治談》篇纔會與《文傳》有較深的思想淵源。

（本文作者爲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教授）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以定縣簡爲代表的極端性狀竹書的整理及其方法研究”（）階段性成果。

[①] 《武經七書·尉繚子》，商務印書館《續古逸叢書》本之三十八。後文所謂“宋本”引文皆出此，不再注出。

[②] 魏徵等《群書治要》卷三十七《尉繚子》，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天明七年刻本，第26b—31b葉。後文所謂“《治要》本”引文皆出此，不再注出。

[③] 徐勇先生對《尉繚子》的逸文有所研究，可參，見《〈尉繚子〉逸文蠡測》，《歷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9—30頁。

[④]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中華書局，1962年，第1759頁。

[⑤] 《王佩》或作“玉佩”，與《十二陵》兩篇通體皆格言萃精之語，這種體例與郭店簡《語叢》四篇比較接近，似是戰國時比較流行的一類書體。

[⑥] 參《裘錫圭學術文集》第6卷《雜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50—252頁。

[⑦]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41頁。

[⑧] 參郭思克《銀雀山漢墓簡牘研究及保護整理》，《中國文物報》2015年2月13日。

[⑨] 參拙文《銀雀山漢簡〈尉繚子·治談〉殘卷復原嘗試》，《出土文獻研究》第17輯，中西書局，2018年，第255—272頁。

[⑩] 銀雀山漢墓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7—81頁。

[11] 以下所引爲重新復原後的新釋文，參拙文《銀雀山漢簡〈尉繚子·治談〉殘卷復原嘗試》。其中重文符號以“   ”標出；通假、異體、重文、合文之字，以“（）”注出；可按宋本、《治要》本或傳世文獻成語補充之缺文，以“〔〕”標出；可依殘存筆劃、抄寫間距和形制信息推算出具體字數的缺文，以“□”標出；不確定所缺字數者，以“……”標示。

[12] 李學勤《對古書的反思》，《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頁。

[13]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一五，中華書局，2004年，第924頁。

[14] 孫武撰，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卷上，中華書局，1999年，第45頁。

[15] 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卷下，第289頁。

[16] 華陸綜《尉繚子注譯》，中華書局，1979年，第38頁。

[17] 《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傳》，中華書局，2014年，第3579頁。

[18] 盛冬鈴《六韜譯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8頁。

[19] 銀雀山漢墓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第115頁。

[20] 華陸綜《尉繚子注譯》，第31頁。

[21]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卷一五《兵略訓》，中華書局，2013年，第493頁。

[22] 黎翔鳳《管子校注》卷一〇，第535頁。

[23] 華陸綜《尉繚子注譯》，第21頁。

[24] 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中華書局，1984年，第129頁。

[25]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〇《議兵篇》，中華書局，1988年，第268頁。

[26] 張純一校注，梁運華點校《晏子春秋校注》卷一《内篇諫上》，中華書局，2014年，第37頁。

[27] 李學勤《〈管子·輕重〉篇的年代與思想》，《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199頁。

[28] 參張烈《關於〈尉繚子〉的著録和成書》，《文史》第8輯，中華書局，1980年，第27—38頁；何法周《〈尉繚子〉初探》，《文物》1977 年2 期，第28—34頁；龔留柱《〈尉繚子〉考辨》，《河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 年4 期，第45—56頁；《裘錫圭學術文集》第6卷《雜著卷》，第250—252頁；徐勇《尉繚子的軍事思想研究》，《孫子研究》，2017年第3期，第86—99頁。

[29] 黄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6—250頁。以下引文《文傳》皆出此。

[30] 黄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第246頁。

[31] 魏徵等撰《群書治要》卷八《周書·文傳解》，第10a葉。

[32] 黄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第246頁。

[33] 黎翔鳳《管子校注》卷二三，第1352頁。

[34] 《文子》一書傳爲尹文所作，有關尹文的活動時間及其學術特點，參錢穆《先秦諸子繫年》，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93—395頁；劉節《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説》，《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38—258頁；郭沫若《宋鈃尹文遺著考》，《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7—572頁；李學勤《〈管子·心術〉等篇的再考察》，《管子學刊》1991年第1期，第12—16頁。

[35] 王利器撰《文子疏義》卷九《下德》，中華書局，2009年，第422頁。

[36] 桑弘羊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卷二《非鞅》，中華書局，1992年，第95頁。

[37]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42頁。

[38] 《周禮注疏》卷十三《充人》，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2009年，第1561頁上欄。

[39] 黄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第240頁。

[40] 黎翔鳳《管子校注》卷一五，第924頁。

[41] 《太平御覽》卷八四，縮印上海涵芬樓影宋本，中華書局，1960年，第396頁上欄。

[42] 黄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第239—240頁。

[43] 王符撰，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卷五，中華書局，1985年，第286頁。

[44] 黄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第244頁。

[45] 黄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第236頁。

[46] 吕思勉《經子解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7頁。

[47] 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45頁。

[48] 黄懷信《〈逸周書〉源流考辨》，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00頁。

[49] 牛鴻恩《論〈逸周書〉寫作的時代與地域》，《耕耘學刊（文學卷）》2012年第1期，第183頁。

[50] 羅家湘《從〈文傳〉的集成性質再論〈逸周書〉的編輯》，《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第120—1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