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志毅：《管子·五行》代表的齐阴阳家说及其黄帝崇拜与稷下黄老之渊源考论
《管子·五行》代表的齐阴阳家说及其
黄帝崇拜与稷下黄老之渊源考论
葛志毅
大连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
关于黄老学之发源，学术界主要有“北方稷下说”与“南方说”二者 。
对黄老研究的这种分岐，应设法予以解决，以使研究能循正确思路深入下去。考较早提出稷下学所以称黄老者，曾有郭沫若举出齐威王在一器铭中奉黄帝为高祖之故，并且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倡盛于齐”。 此说因提出较早且举出金文例证而受到较广泛关注。实则“高祖黄帝”概念，存在诸多疑问，况且田齐与黄帝间并无确切的血缘关系可言 ；又申、韩乃三晋法家，已打破黄老必在稷下的地域特征。此皆有待进一步考实。 但其注意到黄帝崇拜与齐之关系，且谓黄老发生发展于齐，又似不无道理可言。我的看法是，齐地有其独具特色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见载于《管子》之《四时》、《轻重已》、《幼官》（《玄宫》）、《五行》等四篇中；黄老学繁盛于稷下，与齐地阴阳家之盛且由其推出的黄帝崇拜，有着直接的关联。因罕见有学者思考注意及此，特提出鄙见申论阐释，愿以就正于大雅同人，祈黄老研究更进一步。
一、《五行》阴阳家说及其黄帝崇拜
《五行》乃《管子》阴阳家四篇中最称重要者，其中多有难明之义，须作深入考求辨析。其中阴阳、五行二者虽表现出合和互融势头，但二者间似仍存在生涩难融的龃龉关系，以至在叙述中阴阳、五行二者各具较强自性，从而反映出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在融合发展之初的状况。
阮元有谓，古人多“以数记言，使百官万民易诵易记，《洪范》、《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论语》……以数记言者如一言、三省……六蔽、九思之类，则亦口授、耳受、心记之古法也。” 此为便于记忆，以数字置前构词概称的现象，不独阮氏所举《洪范》、《周官》及《论语》之例，《管子》亦然，如《五行》中即多见此类冠数构词之例。《五行》开篇即曰：“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治者四也，教者五也，守者六也，立者七也，前者八也，终者九也，十者然后具五官于六府也，五声于六律。”此与下文多冠数构词概念，因其抽象之故，难得其确解，但此节大旨可明。即一至十应乃阐释事物从原初始起直至完备形成所经历之本末始终发展过程；经此发展过程形成众多事物概念，但这里涉及由之推出的五官六府、五声六律二者被赋予特殊的地位意义，值得提出讨论。
首先，五官六府见于《礼记·曲礼下》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五官乃政务官，主朝廷百官政务管理诸事；六府乃事务官，主农商、百工生产管理诸事。《五行》所谓五官六府，应从《曲礼下》所言得到比较参稽，包括政务官、事务官在内，总括朝廷一切统治管理活动，相当于对朝廷制度的总体概括。《淮南子·天文》亦言及五官六府，曰：“何谓五官？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官]都。何谓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已亥是也。” 此所谓五官可与《曲礼下》五官得到比较参稽，所不同者，《天文》五官已充分五行化，是乃汉代五行思想强化之影响。如《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及《五行相胜》所言之东方木司农，南方火司马，中央土司营，西方金司徒，北方水司寇，乃与五方五行相配之五官，反映出汉代思想对官制的影响，乃汉代五行思想强化所致。六府，解者说以“六合”。按《时则》：“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孟春始赢，孟秋始缩；仲春始出，仲秋始内；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缓，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毕，季冬刑毕。”是六合乃四时气候节令的对应变化，可为安排计划农业生产提供参考，这对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部门的古代社会极为重要。《五行》所谓五官亦可与下文所言黄帝六相及五行历五官相参稽。六相即天道当时，地利廪者，东方春工师，南方夏司徒，西方秋司马，北方冬李。五行历之五官，甲子木“命左右士师内御”，丙子火“命行人内御”，戊子土“命左右司徒内御”，庚子金“命左右司马组甲厉兵”，壬子水“命左右使人内御”。综之，虽然所言官制名称互有出入，但可见《五行》作者有一套政治经济统治管理的制度设想，以追求“治之至”，是即五官六府之命义所在。可以说，所云“五官六府”之义，所重在五行体系的人事寄托，即以制度构拟希冀沟通天人，政通人和之目的。
其次，五声六律，此可集中概括于作五声，正五钟，以制定推行五行历之事。孟子曰：“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是五声六律关乎音乐的制作审订。但音律又与风气节候相关，故制定历法须音律审正配合。五音六律之说见于《淮南子·天文》，曰：“二（一）阴一阳成气二，二阳一阴成气三；合气而为音，合阴而为阳，合阳而为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为日，律自倍而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此五音六律与历法日辰相关，故黄帝制五行历，须作五声，正五钟。五行历与五行相关，每行一时72日，五行五时为一年。上言五官六府，乃有究三才之道，择用六相，以求至治的制度用意。黄帝又进一步设计五行历，五行历乃一套五行化的治法纲纪。因为五行应天，人可以五行历和谐于天，天人合和，故可达至治之极。可以说，五行历乃黄帝求治的制度理念所托。这样，黄帝德业其实有二，一以三才之道总结关乎天地人的宇宙社会大法，选任六相正官制，以建德立业，为万物立极。二以五声正五钟，制定推行五行历。五行应天，以五行四时之政合和天人，实现“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至治之果。如此则五官六府与五声六律之重要可明，斯乃黄帝至治德业追求之制度立意所托。此外，考《四时》曰：“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圣人知四时。”房注：“五谓每时之政……六谓阴阳四时。”据此则五、六乃阴阳家顺四时发政理论中概念组词之确定用数。由此意义讲，所谓五官六府、五声六律皆乃此顺四时五行发政理论之派生概念，其阴阳家性质可明。
黄帝此二德业，可与《十六经·立命》所述相参证。如《立命》曰：“唯余一人，[德]乃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此事涉“五官正人位 ”，乃建立百官卿大夫统治管理体制。《立命》又曰：“数日、历月、计岁，以当日月之行。”此与《五行》颁五行历法正天时相合，使人天协调，农时生产和顺。由《五行》所述黄帝德业与《立命》所记大体相符，有助于说明黄帝传说在齐之流传影响及黄老盛于齐之原因。
《五行》大略可分前后两部分，其前半部论述三才阴阳与黄帝六相，后半部专论作五声以正五钟及五行历之规拟。其中可窥见到，此时阴阳与五行两概念的结合尚未达圆融无碍之密切关系，二者间尚存些龃龉不合，故不得不如此作前后两处分述。但《五行》作者却有意将阴阳与五行统归黄帝名下，表现出以黄帝作为阴阳五行思想集大成者的意向。
首先关于三才，《黄老帛书》之《十六经·立命》所述可与《五行》所言相比证。如《立命》曰：“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 即谓黄帝建德立业及以三才思想为根本。《五行》曰：“六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所以街天地也。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即谓三才之中人作为天地与万物联系的中介与主体，乃解决世界存在及其秩序关系的枢纽。 黄帝出于对三才之道的理解，乃选任六相，以为解决天地四方存在及其秩序关系的佐助，并按阴阳家理路建立起六官体制。《五行》曰：“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六相即蚩尤为天道当时，大常为地利禀者，奢龙为东方土师，视融为南方司徒，大封为西方司马，后土为北方李，其中四方与四时相对应。按四方与四时乃空间与时间的对应转换关系，乃阴阳家对宇宙世界的一种认识。六官体制乃以人的因素为入手凭借，试图借官制治理体制理顺天地四方与四时的秩序关系，达于至治之极的目的。此无疑包蕴了对三才之道的正确理解。天地人三才乃关于人们生存条件及其自身性质最初认识的较早总结，乃人们对宇宙社会把握的最简捷直观的表达，亦可称之为中国古代宇宙论哲学的最早构建。黄帝选任六相，乃以人的因素为首，解决三才概念面对的宇宙社会存在秩序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对黄帝思想德业传说合理的肯定性理解。因三才之道以人为本，故《五行》又曰：“货曋神庐，合于精气。已合而有常，有常而有经。审合其声，修十二钟，以律人情。人情已得，万物有极，然后有德。”按“货曋神庐”，货者化也； 神庐指人的身心精神中枢。此谓人能化存精气于内心，则可悟大道常理；继当审正人情，人情可为万物法则，乃建德立业于天下之本。这表明，天地之中以人最贵，是乃三才思想之精粹，黄帝择任六相之事，证明黄帝深有得于此。
阴阳家一般视天地四方（阴阳四时）乃其设想中完备的自然结构框架，人与万物在其中生生不息，运行不辍，并努力从事着社会生活的赓续创造活动。如《管子·四时》曰：“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又曰：“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皆可证天地四方或曰阴阳四时，乃阴阳家视域中基本的宇宙世界结构框架，它为人们活动提供了完备的时空环境条件。《淮南子·天文》在追溯宇宙天地起源时，有曰：“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即由道追溯宇宙天地起源时，乃以阴阳二气之升降分别形成天地，天地与阴阳本为一体转换；天地阴阳化生四时，四时变化演生万物。故天地、阴阳、四时、万物乃宇宙全元要素，其中要以四时、阴阳为天地万物变化主因。是可谓阴阳家思想之根本所托，亦可谓其源于道家。故阴阳四时或曰天地四方乃阴阳家思想体系的根本所在，当其进一步与五行密切结合，完成以五行为世界结构框架，以阴阳为天地万物变化主因的体系模式。古代认为宇宙空间乃由上下四方六维合成，阴阳家以天地四方六维为宇宙结构基本框架，如阴阳家明堂形制如此。《淮南子·时则》：“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明堂之制，静而法准，动而法绳，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是阴阳家以天地四方六维作为宇宙结构框架的认识，集中表达于其明堂设计。对三才之道的深入研究，证明人是三才关系中具有主导性的能动主体，三才关系正确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人的主体地位这一根本因素，阴阳四时或天地四方只是世界存在的框架而已，如果没有人作为主体，世界的存在失去意义，只有注意及此，才真正理解三才问题的本质。可以说，是人的活动赋予世界以存在意义，如无人的存在，世界存在及其意义无从谈起。《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郭店楚简《语丛一》：“天生百物，人为贵。” 即中国古代先民对人在三才中的主导地位，久有清楚的认识。此乃认识三才说本质的关键，同时亦为理解黄帝六相的意义所在。
在《管子》之阴阳家四篇中，以《玄宫》（《幼官》）、《五行》两篇较重要。《玄宫》以阴阳五行框架为主导，阐释与齐霸业宏略相关的政论兵法体系，并表现出其作为《月令》嚆矢的性质，在阴阳五行思想体系的发展上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五行》首先以三才思想为据，提出黄帝六相的概念，试图以人为协调主体，故借选任六相理顺天地四方六维存在之秩序关系，建立起阴阳家理想中的宇宙社会法理模式。《五行》又进一步提出黄帝使阴阳钟律五行化从而规拟五行历法的角度，推崇黄帝为合和阴阳五行理论的鼻祖，反映出齐国阴阳家的黄帝崇拜信念。我曾指出阴阳五行思想体系的形成大致可分前后两阶段，前段包括阴阳在内的三才为主导，其代表可举《周易》；后段以五行包容三才阴阳而形成的五行体系为主导，其代表可举《月令》。 试看《五行》所述，其中阴阳、三才、五行各概念间仍表现出一定的独立自性，距消融彼此隔阂，融溶为一体的阴阳五行思想，尚存一定距离，但已表现出合和阴阳钟律与五行天时而打造历法的希冀努力，并表现出以黄帝作为合和阴阳五行思想鼻祖的清楚意向。尽管阐述中有稍嫌勉强、欠圆融无碍之不足，但其以黄帝崇拜的形式，力推黄帝为阴阳五行思想合和一体创始者的论旨，却已明白道出。齐阴阳家通过《五行》而表现出的黄帝崇拜，不仅对阴阳五行思想的整合形成，有着相当影响，对黄老在齐之发展兴盛，其影响推动作用，同样不可小觑。考诸传说记载，阴阳、五声、十二律之合和，确应与黄帝有关，《汉书·律历志》曰：“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是律吕阴阳、五声十二律之发明者，推为黄帝。此可与《五行》相参，《五行》曰：“审合其声，修十二钟，以律人情……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考《律历志》重在言五声、阴阳、十二律之起；《五行》所言“十二钟”必与阴阳律吕有关，又强调了钟律与人情间的应合关系，所言更偏重与五行相关的五声、五钟及其与五行天时的关系。二者为阴阳五行家说，只是所着眼角度稍异，但皆从黄帝作为阴阳五行技术创始者一点，认为黄帝发明造端阴阳五行说。《吕氏春秋·古乐》与《汉书·律历志》俱载黄帝使伶伦造律事，此外，《古乐》又曰：“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 此可与《五行》“和五声”、“正五钟”之说互勘，亦包含黄帝作为阴阳五行思想创始者的意向。
我曾指出，阴阳、五行二者的合和有一过程，即西周春秋以来，人们习惯于以阴阳解释天地自然的变化，五行的影响尚不及阴阳。但随认识发展深入，为完满解释世界存在及其秩序结构变化法则的需要，日益将五行与阴阳结合起来，五行且变得比阴阳重要。原作为万物构成元素的五行，变成为宇宙世界的宏观结构框架，将万物按不同类别属性纳入到统一的五行世界框架内，阴阳则成为天地万物在五行结构框架内按其规律运动变化的动力原因。战国时五行的意义超越阴阳成为阴阳五行体系主导性的概念标志，《月令》的出现，是阴阳五行理论完成的象征性成果。 即阴阳五行说的合和一体，前后经历一个过程，以至曾有阴阳自阴阳、五行自五行之说。 察《五行》已将阴阳与五行同归于黄帝名下一并论述，但《史记·历书》谓黄帝“建立五行”，《淮南子·说林》：“黄帝生阴阳”， 似谓黄帝分别发明阴阳与五行。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 ， 此乃将阴阳、五行二者一并纳入易卦体系之内。日本学者中井积德指出：“《易》不陈五行，今云然者，岂出于纬书之谬邪？”《周易》虽未明言五行，但其体系内包含五行的潜在因素，故汉儒以五行说《易》自有道理，亦为汉儒《易》学的一个特征。中井積德之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又曾论述，易卦体系结构的根本是阴阳思想，此外易卦自身也存在与五行相通的潜在因素，至汉儒则欲张大易与五行的关系，乃至产生使易卦体系五行化的思想倾向。这实反映出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光大之后的学术意向。司马迁“《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论，恰与此相合。但寻绎司马迁所言，亦非无故，它反映出阴阳五行思想壮大后在概念表述上的意义习惯，即其时好以天地与阴阳并称，以四时与五行并称。因为天地乃由阴阳二气转成，故称天地阴阳；四时化生五行，故喜以四时五行并称。又因五行乃万物构成本原，故亦喜以四时五行生万物连言。在《五行》所述内容中，犹可见天地、阴阳联系密切及四时、五行联系密切这两种不同关系。把天地阴阳与四时五行贯联起来一并叙述，并成为一种习惯，大约当战国秦汉之际。如此将天地阴阳与四时五行合置并论，《五行》乃其较早者，这对阴阳、五行作为一体相关、联系密切的阴阳五行学说体系的形成，无疑具有开启意义。记载中如《文子·自然》：“道生万物，理于阴阳，化为四时，分为五行，各得其所，与时往来。” 《淮南子·原道》：“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 《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此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前后贯联，合和一并论述，显然乃阴阳五行思想形成之后的现象。更有进一步的阐释，乃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交互混融、无彼此隔阂地一并关联叙述者。如《黄帝内经素问·天元大纪论》：“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此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交互混融、彼此无别、作一体关联陈述，显然乃阴阳五行体系合和形成后之事。其不仅将“五运阴阳”作为天地大道、万物变化总纲一并称之，尤其“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乃视五行与阴阳乃一事之相关两面，即完全视阴阳、五行二者为一。故欲究阴阳五行思想合和形成之证，《五行》将阴阳、五行二者合于一篇内深入阐释，指明其体用性质，实为较早者。故欲从记载上寻溯阴阳五行思想形成的较早例证，《五行》实为首选；并且其将对阴阳、五行二者性质功用的认识，一并归于黄帝名下，那么，黄帝在阴阳五行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及齐阴阳家的黄帝崇拜意识，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二、齐阴阳五行学及其黄帝崇拜之影响意义
通过对《管子·五行》代表的阴阳五行思想的深入剖析，可见先秦阴阳家说之重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乃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之序，其以阴阳家列首，恰可印证战国时其学之兴盛。考诸家中要以阴阳家与道家思想最为关联密切，故司马谈论道家时有曰：“其为术也，因阴阳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即谓道家乃博取阴阳、儒、墨、名、法诸家之说而成，既以阴阳家列首，足见其在道家思想中首屈一指的地位。我论黄老学，曾提出黄老之天道阴阳观概念，亦可见黄老道家与阴阳家关系之密切。 道家与阴阳家思想密切关联，可举《淮南子》证之，其《天文》曾述道与宇宙万物的先后生化关系，曰：“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始。太始生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 据此《天文》所述，其天地、阴阳、四时作为阴阳家思想根本的几个本原性概念，乃由道家紬绎而出。或者说，道家在吸纳阴阳家思想的基础上，又冠以太始、虚廓、宇宙、元气几个道体形成过程中相继出现的本原性概念，对之再加以组织连贯接续，从而形成《天文》所述道家由本体直至世界万物的演化生生过程。如此可以说，道家思想乃撷取阴阳家思想内容发展推衍而成。我曾论黄老之天道阴阳观，主要应由此道家、阴阳家分析合和而成，黄老道家与阴阳家关系之密切，亦借此可明。其实天地阴阳变化，四时代行流转，万物因此滋生繁衍，这极易导致有规律法则在其中起主导推动作用的认识，而此即道概念产生的认识基础。由于天地、阴阳、四时乃阴阳家的基本概念，由此必可得出阴阳家与道家关系密切的结论。
察《管子》所载四篇阴阳五行说内容，其中《四时》、《五行》明言木火土金水五行，以配四时五方。《玄宫》、《轻重已》俱未明言五行，但《玄宫》以五行之数及五行之色配四时五方，《轻重已》虽仅言青、黄、白、黑四色及东、西、北三方，但所言皆与五行说相关，最重要者乃其所发四时教令与阴阳五行之说相合。阴阳五行在齐之社会文化思想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影响，主要原因还在其顺应了齐之国势、国情发展上的需要。首先，战国时阴阳五行说之集大成性代表作乃《月令》，它不仅涉及社会生活、生产及行政管理活动之安排，特别又涉及农时劳作节令的安排， 对农业经济体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因而极受推重。《管子·四时》等四篇内容性质与《月令》相类，故对齐政治、经济社会活动有较大实践指导裨益，亦乃应其社会需要而产生，自得以传衍影响于齐。齐太公封齐，因其滨海形势定下工商立国之策；但其后四民之序以士农为首，排在工商之前，说明齐对农业的重视不亚于工商。察士本乃农之秀出者，选之于农，故士农一体，反映出齐强兵重农的富强国策。管仲治齐分21乡，其中士农之乡15，工商之乡6，这种划分比例反映出对士农倚重的强兵重农国策。
有学者注意到《管子》四篇阴阳五行思想之意义，但决不仅限于其所述阴阳家自身。我认为，为发掘提升对此四篇内容意义的认识，当以齐桓公霸业引起的思想文化刺激为背景，阐释此四篇内容对齐政教观念发展变化起到的推动作用。亦即应将此四篇置于齐桓公霸业对齐国历史影响融动的背景下，评述此四篇代表之齐阴阳五行思想发生的意义及价值。齐桓公霸业隆盛，激发齐人乘势而起，且生出由霸而王之想，以取代衰周之政。齐国处于北方玄天及玄枵之野的地理分域，已促使其产生崇玄尚黑的政教思想信念；此思想与春秋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思想及河洛谶纬之说互有联系，融汇渗透，形成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思想潮流，并成为春秋战国以迄秦汉之际甚有影响的思想文化现象。应该注意的是，此崇玄尚黑信仰必对当日齐称霸图王之想起到支持推助作用，从而增强其成功的自我期许。齐桓公霸业显赫，不仅见载于《管子》及相关史书，纬书中亦可见其踪迹。如纬书《尚书中候》18篇，其第11《准纤哲》记齐桓公及管仲事，第12《霸免》说五霸事。《管子》乃管子学派之著述结集，其中包括管子治齐的思想遗余，阴阳五行思想因素亦包括其中。其不仅主要见载于《管子》四篇内，其余绪应进入作为阴阳五行总成的纬书中留下其影响。《管子·封禅》载桓公、管仲议封禅，《小匡》：“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 封禅泰山、河图洛书与三代名王受命事相关，亦可借以窥见齐人由霸图王之想。由于阴阳五行思想的特殊性，其与政治思想活动之关联，发端于述桓公霸业的管子学派，较早已接触到包括谶纬在内的阴阳五行思想之影响，从而见诸《管子》记载，且占相当份量。《玄宫》与《四时》、《五行》、《轻重己》之阴阳五行思想相通，其所论政教兵刑体系乃以阴阳五行框架为据展开论述，乃齐阴阳五行说与政教道法理论结合之典范。《玄宫》所记政教兵刑体系，明显与齐桓公霸业相关。察木火土金水等五行之官出现颇早，《左传》记少皞氏、颛顼氏、共工氏时代已见 ， 故受五行思想影响的齐崇玄尚黑思想之由来，不会很晚。考阴阳五行说之合和形成不早于春秋战国之际， 但五行说之影响则颇早，故齐崇玄尚黑说之出现亦不会很晚，当不晚于西周，如《书·洪范》记箕子论九畴乃以五行为首。大致可以认为，崇玄尚黑殆殷周之际流行于齐地之说。桓公霸业隆盛，对齐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相当影响，崇玄尚黑信仰代表的阴阳五行思想流绪得扩大传衍，应与桓公霸业之宏扬具有相当关系。可以说，五行思想在齐之影响直接导致崇玄尚黑信念，崇玄尚黑又反过来促进五行思想之发展，齐阴阳五行学则在此二者的互动作用下滋育渐长。《管子》四篇乃其滋育渐长的成果表现，齐地亦成为阴阳五行思想发达之地，此最终导致齐阴阳五行大家邹衍的出现。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五行类有《阴阳五行时令》19卷，已亡佚，其书内容不得而知。《月令》及《管子》之阴阳五行时令类《四时》等四篇，应有助于认识理解其内容。故将此四篇与《月令》合观互参，对深入考察先秦之阴阳五行时令说，必有裨益，亦可大致确定齐阴阳五行说在战国思想界之地位影响情状。《管子》86篇《汉书·艺文志》入诸子略道家，《七略》之《管子》18篇在法家，《隋书·经籍志》及《四库全书总目》俱入《管子》于子部法家。李宗邺谓：“它是杂家的汇集，黑边有儒、道、法、兵、农、纵横、阴阳各家的言论。” 此以《管子》分别为道家、法家、杂家的三种看法，乃代表性观点。我认为《管子》当如前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所言之早期道家，其思想乃广采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要而成，因其博大，阴阳家自在其中。阴阳家言在《管子》内占比可观，《四时》等四篇主要可归为阴阳家时令体系，若将其单独提出，集中深入研究，可考见此四篇反映出的阴阳家说之内容特征，亦有助于究明阴阳家在道家思想中的地位问题。在《管子》四篇的影响中，最值得注意者乃《五行》。它盛推黄帝为阴阳五行说创始者之论，明确代表了齐阴阳五行学者的黄帝崇拜心声，实指明齐稷下黄老学之本土正源，亦有助于考明阴阳家与黄老道家密切关系之所在。这无疑亦是研究齐阴阳五行说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春秋战国乃阴阳五行思想形成发展之关键枢纽期，齐乃阴阳五行思想发展之重镇。由崇玄尚黑理念在齐之传布流衍，已可见阴阳五行思想渗入齐文化之深。战国时有所谓齐学、鲁学之异，仅凭阴阳五行思想之轻重有无，即可在二者间断然作出区别。因为阴阳五行思想对鲁学影响甚微，而阴阳五行之学颇盛于齐，并终成为齐学一大特点。经学史上有齐学、鲁学之异，马宗霍曾论曰：“大抵齐学尚恢奇，鲁学多迂谨；齐学喜言天人之理，鲁学颇守典章之遗。盖当战国时，齐有邹衍善谈天，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于是流风所被，至汉不替。故《易》则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京房以明灾异得幸……高相治《易》，专说阴阳灾异……必由《易经》齐学有灾异之说，故诸家缘傅以为名也。《尚书》则伏生《大传》有《鸿范五行传》，夏侯氏衍之于前，刘向叙之于后……《春秋》则董仲舒以《公羊》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居舍著灾异之记。斯并上探象纬，下明人事，或经之以八卦，或纬之以九畴，或测之以九宫，或验之以九数，虽所执各殊，而其同为天人之学则一也……谶纬之学则滥觞于齐学。何休、郑玄并援纬书以说经，休治《公羊》，本为齐学，郑注《易》阐爻辰，注《三礼》引纬书尤多。其于纬或称为传，或称为说，且为之作注，世或以此为康成诟病者，不知康成亦齐人，其涵濡固有素也。”马氏论齐学，谓其尚恢奇，喜言天人之学，并从战国邹衍谈起，认为汉儒喜论阴阳灾异乃至纬书泛滥及引纬说经，皆为齐学之流衍影响所致。夷考其实，必先究明《管子·四时》等四篇阴阳家说，方可谓求得汉儒阴阳五行家说之本原。马氏所谓天人之学，实乃阴阳五行家之天人感应说。故今日欲论汉儒阴阳灾异说，《管子·四时》等四篇乃不得不先考求者，邹衍则乃其说之总结光大者，汉儒继起传衍之。察《管子》四篇所记，乃谓若发政出令不循气候时节之宜，必致天变灾异，诸事祸乱，后邹衍五德说、汉儒阴阳灾异说，与之一脉相承。故论汉儒阴阳五行、天变灾异说，至少应从《管子·四时》等四篇寻溯其源。
《管子》有“事名二，正名五”治天下之说，其义与阴阳五行相当。《揆度》曰：“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治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按“事名二”之天策阳与壤策阴，即谓天地阴阳；“正名五”之权、衡、规、矩、准即相当于五行。考《淮南子·天文》有东、南、中、西、北分别为“执规而治春”、“执衡而治夏”、“执绳而治四方”、“执矩而治秋”、“执权而治冬”之说 。 按《揆度》之“准”当《天文》之“绳”，余四者并同。是权、衡、规、矩、准与五行配，其下五色、五声、五味亦在五行系统中各与五行配，是正名五相当于五行。因此事名二、正名五与阴阳五行相当，乃由阴阳五行转成之概念模式；因其又被称为“国机”，关系国家治乱兴亡，其地位影响之大可知。察其如此的地位影响，乃根源于阴阳五行概念。即本因阴阳五行概念影响之大，由其抽象出二、五两数，并赋予一般的普遍性意义，由此派生出事名二、正名五这样的具体概念。如此从事名二、正名五概念，考见到阴阳五行概念潜在的模式化抽象性代表意义，从而证明阴阳五行概念由于行用之广，已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特殊的深刻象征寓义；“国机”之说，隐喻阴阳五行说之行用与否，决定着家国兴亡治乱的根本命运。察《管子》亦多论“轻重之数（术）”，阴阳五行即相当于轻重之数（术）的性质，《揆度》“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之说，即与相关，其曰：“二五者……人君以数制之人”，即谓事名二、正名五乃“数制”之法。《揆度》又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以下历叙共工之王，黄帝之王，尧舜之王各用治法之不同，且曰“此尧舜之数也”。是“二五”亦可归于共工、黄帝、尧舜治天下所用轻重之数（术）。上文已提出事名二、正名五与 阴阳五行概念相当，那么，阴阳五行亦可归于《管子》轻重之数（术）的范畴内，乃管子治国所用治术之一，亦相当于“国机”的意义。是阴阳五行不仅为哲学思想概念，亦旁通政教治术道法之义。此益可见其于各方面的影响广被。
稷下称邹衍为“谈天衍”，是邹衍必通天文历法及星占筮术，而这与阴阳家以天地阴阳、四时变化为纪纲的思想相通，阴阳五行乃对天道法则的最好概括。阴阳家本有五行相生说，后发展出五行相克相胜说。五行相生说开始影响大，其与四时五行节令代谢变化共同流行。五行相胜要到邹衍倡五德终始方大行，五行相生说要早于五行相胜说。 邹衍不仅总结了五行相生说，使之体系完备，且发展出五行相胜的模式解释人事政治的盛衰成败相代。《管子》四篇皆主五行相生，其为滋育阴阳五行大家邹衍出于齐地，做出知识与思想上的准备，也为五德终始这样的五行相克说盛行提供了条件。五行类《月令》以阴阳四时的自然代谢流转为叙述框架，故必采五行相生说。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解释朝代兴亡的彼此相代，涉及征伐诛讨的暴力相克，故其与五行相生互异而采用五行相克的解释模式，亦所必然。但《管子》四篇五行相生的时令书，为五行理论积累起深厚的知识基础，可资启发借鉴，因此才有邹衍作为五行大家及其五德终始理论出于齐地。这很重要，必须关注。
五帝崇拜较早见于《国语·鲁语》所记祀典，其历举五帝三王以来的祭祀序次，以黄帝为首。其次《大戴礼记·五帝德》，亦首记黄帝，是后《史记·五帝本纪》亦以黄帝为首。黄帝不仅居五帝之首，而且其后四帝同出黄帝，故又有五帝同祖之说，黄帝可谓五帝系统冠冕代表，更乃上古文明的开基肇始者，被公推为华夏人文始祖，由此导致较普遍的黄帝崇拜亦乃事理必然。由于周代推行分封制，诸侯间的文化交流日密，对华夏族的认同日益深入，大一统格局日渐形成中，这促使黄帝崇拜在春秋战国之际得到较普遍尊奉。出土材料有黄帝胜四帝之说，此至少乃战国时以黄帝崇拜表现出的大一统意识。马王堆帛书《刑德丙》四《天地阴阳》记：黄帝东战，胜太昊；南战，胜炎帝；西战，胜少昊；北战，胜颛顼，“黄帝四战四克”。 银雀山竹简《黄帝伐赤帝》：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 传世文献记载有黄帝四面之说，《尸子》卷下记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 按黄帝居中央，中央土德，色黄，故黄帝概念本乃五行性质，配其余四方恰成五色五行，故黄帝伐胜四帝及四面之说，乃一平面五行图之反映；《管子·五行》之黄帝六相相当于平面五行图之立体六面转化，中央被天地取代，此外的四方即春夏秋冬或东南西北的时空代表，各与五行方位相应。如此则黄帝 六相之天地四方、四时与五行之中央四方相通；亦可见《五行》所记六相与四时五行历之阴阳及五行二说之合和，因为六相乃阴阳说天地四时结构之代表，《五行》又推黄帝为五行创始者。重要的是，《五行》之黄帝崇拜乃下启阴阳家邹衍之黄帝崇拜，显见黄帝在齐国思想文化上备受推崇的地位。邹衍之五德终始说推原于黄帝，其造说“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並世盛衰”[34] ， 即推尊黄帝为文明历史源头。邹衍乃以阴阳五行说集大成者的身份，肯定和宏扬黄帝人文共祖的开辟地位。可以认为，黄老盛于稷下，必与齐阴阳家的黄帝崇拜之带动有直接关系。或者说，齐阴阳家之黄帝崇拜应为稷下黄老之正源所在 。 《管子》乃早期道家代表，早期道家乃百家思想之综合交汇，阴阳家且在其中居于为首的重要地位，故《五行》在百家中独标一帜的黄帝崇拜，必在《管子》道家内有相当影响。管子学派在齐自春秋时直延至战国稷下，那么，管子学派作为早期道家内的阴阳五行黄帝崇拜，应作为稷下黄老道家之本土正源，必无可疑。
最后还应指出，《管子》阴阳家四篇代表乃《玄宫》与《五行》二者，《玄宫》揭示出齐之崇玄尚黑信仰，是乃齐地神圣的政治地理信仰。文中两称“玄官（宫）”，一称“玄帝”，玄帝乃居于北方玄宫之帝，为齐地宗教守护神。由黄帝胜四帝说视之，在五帝系统内玄帝必宗主附属于黄帝之下。《五行》推黄帝为阴阳五行说造始者，是为学派之师祖标榜，此不啻上托华夏文明肇始者黄帝以光大门楣，为的是远绍华夏文明正统之流脉自居。此观念与齐人奉北方玄帝为分野守护神之意，各是其义，不相矛盾混糅，同时亦可借以窥见齐阴阳五行思想之流绪，及其与早期道家之关系，由此演生出黄老道家之学，且成为诸子百家中值得关注的独特学术现象。
三、管子学派之阴阳五行黄帝崇拜乃齐黄老学之本土正源
前人研究黄老多注意老子道家之影响，却忽略早期道家管子学派内阴阳五行黄帝崇拜，作为齐本土思想资源的重要性，因为它才是稷下黄老道家兴起的直接根据。老子道家一般认为乃楚文化代表，其实不然。老子若为周室史官，他必然会因更多陶冶濡染三晋两周地区的中原文化思想而成，这同发端于齐管子学派代表的早期道家有所不同；稷下黄老与申、韩的联系，表明其与三晋两周地区思想存在某些渊源关系，但作为直接影响，稷下黄老道家与管子学派代表的早期道家思想之间，关系应更为密切。
司马迁谓“百家言黄帝”，此谓战国以来黄帝传说之多。 仅就黄帝传说之多而言，已足见黄帝在诸子百家中影响之大。但其中唯阴阳家最特殊且值得关注。齐阴阳家不仅推黄帝为其主旨阴阳五行说之造始者，邹衍又在其阴阳五行体系中极力尊崇推高黄帝地位，这在诸子中为仅见。那么，齐阴阳家之黄帝崇拜不仅独特，其在突出黄帝崇拜影响层面上的意义，亦不同寻常。可以说，稷下黄老的黄帝崇拜意识，必与齐阴阳家造设的黄帝崇拜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黄老学形成于齐的直接原因首先与管子学派密切相关，此即《管子》中的阴阳五行家言及其标榜的黄帝崇拜。《管子》乃老子前的早期道家代表，阴阳家言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首要地位。前文举《淮南子·天文》述道与天地万物的演生过程，先后经历太始——虚廓——宇宙——元气——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等几个阶段，其中天地阴阳、四时变化乃阴阳家的根本思想，而其从属于道生天地万物的过程之中，已明显指示出阴阳家与道家的密切思想关系。《管子·五行》推黄帝为阴阳五行创始者，表现出独特的黄帝崇拜信仰；后阴阳家集大成者邹衍循此路径推出以黄帝为首的《五德终始》，以黄帝为中央大帝的《月令》体系，从而使阴阳家的黄帝崇拜造于至极。黄帝崇拜是黄老学发生之基本层面，以此为根基紬绎出黄老道家多彩的思想结构。邹衍作为总结阴阳五行体系的大师，黄帝崇拜是其学说的基点与架构归宿。《文选》李注：“邹子有《终始五德》，言土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35] 此乃邹衍五德相胜说大概，即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五行相克如此循环。今据《吕氏春秋·应同》及《史记·封禅书》所见五德之王朝分配模式，乃黄帝土、夏木、殷金、周水、秦水。邹衍五德说主要在为即将统一的秦确定其所应五行德运而作。其说既以黄帝土德为始而下数夏殷周而及秦，即以黄帝为文明历史开端而推衍未来，其黄帝崇拜之意显然。《月令》五帝以大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配木、火、土、金、水五行，黄帝以土德居中央，作为统四方之帝，其尊黄帝之意亦显然。黄帝居中统四方，与大一统格局恰合，《吕氏春秋》以《月令》当《十二纪》，置《八览》、《六论》之前当书首，其意可知。《十二纪》之末《序意》：“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彰显吕不韦著书尊奉黄帝之教；黄帝诲颛顼曰：“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更与《史记·自序》“维昔黄帝，法天则地”相应 ， 即尊法崇奉黄帝，乃法天则地，立教垂训，永为后世立极之义。此吕不韦、司马迁黄帝崇拜之义，皆应承自邹衍。邹衍乃继《管子·五行》推尊黄帝为阴阳五行创始者发扬之，继以《五德终始》及《月令》二者演绎贯彻阴阳家之黄帝崇拜信仰。细究当时形势，齐阴阳家的黄帝崇拜，与稷下黄老之兴起，其间必有绝大应承关系，邹衍居稷下列其诸子间，不无原因可言。
《管子·四时》等四篇乃齐阴阳五行思想之先驱，其中《五行》推黄帝为阴阳五行思想创始者之说，表现出齐阴阳家强烈独特的黄帝崇拜意识。后邹衍以阴阳家集大成者身份，推出《五德终始》及《月令》，再从阴阳家立场宏扬其独特的黄帝崇拜信仰，其后吕不韦、司马迁皆受其影响，当日对稷下黄老之影响亦可推知。因为推黄帝为五行说创始者亦即推黄帝为学说师祖，在百家中独标一帜，那么，“黄老”之“黄”的命名启示，不难从中觅到某些踪影。《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 其《封禅书》所述五德相胜之序为：黄帝土，夏木，殷金、周火，秦水。此二者所记，当据《吕氏春秋·应同》而进一步阐明之。但《应同》虽言黄帝、夏、殷、周之德运相代，但其下并未明言秦当水德，《史记》方明言秦应水德之运。此五德终始与战国末统一形势将现互相应合，必产生相当影响，秦统一以水德自命，亦使其作为五德预言终得肯定实现。《管子·四时》等四篇作为发端，其后邹衍以阴阳五行体系集大成者的有力推动，在其说前后演倡宣示过程中，对以黄帝崇拜作为标征的稷下黄老兴盛发展之影响作用，应无可疑。《管子·四时》等四篇当成于邹衍之前，作为管子学派之作，最有可能成于春秋战国之际，故其与起于战国前期田齐桓公午时的稷下学宫，或前后承接， 那么，稷下黄老命名必受到《五行》代表的阴阳五行黄帝崇拜之影响。与黄老命名相关，这里还须指出《管子·四时》等四篇发生的内容模式上的相关变化。考《玄宫》主要乃以四时配五方五数之时令书，虽合五行属性却未明标五行字样，又表现出崇玄尚黑明显特征。其与东南中西北五方相配之五数分别为8、7、5、9、6；又以专门的政论兵法分置于五方，最重要的九命诸侯之令特置于北方图，明显反映出齐桓公霸业的影响痕迹。《玄宫》以12日一节共30节为一年日数，与五行历每时72日迥不相同。《轻重已》与《玄宫》相关，亦可见崇玄尚黑观念影响，即于立冬、冬至两服黑，其余乃服青、服黄、服白三色，五色中少服赤一项。亦即为凑成五色之数，乃以两黑与青、黄、白三色凑足，是乃为崇玄尚黑特征专拟的安排。《轻重已》亦未用每时72日的五行历，乃用类似八节的历日划分方法，亦未明标五行字样，但此并不影响二者同作为五行时令的性质，只能证明四时与五行配合之深入。
察《四时》、《五行》两篇与《玄宫》、《轻重已》的最大不同，是作为桓、管霸业影响的崇玄尚黑观念消失，表现为较纯粹的阴阳五行思想样态。二者皆明言五行配四时的特质，《五行》且用每时72日的五行历。《四时》、《五行》从内容上较《玄宫》更近于《月令》式时令书。尤其《五行》提出黄帝六相即以天地四方（四时）为代表的阴阳家框架，以黄帝为五行创始者的黄帝崇拜，从而初步树立起阴阳五行家的黄帝崇拜模式，亦下启邹衍以黄帝居中统四方四帝的五方五色之五行五帝《月令》模式，故与《月令》相比，《五行》与之最相近，对邹衍《月令》的设计启发亦更大。故可看出，《玄宫》、《轻重已》两篇与《四时》、《五行》相比，其间出现较大变化。即四者虽同为阴阳五行时令书，但前二者代表以崇玄尚黑为特征的时令书，后二者尤其是《五行》乃代表阴阳五行黄帝崇拜为特征的时令书。以此为准，开启邹衍以黄帝崇拜为核心的五方、五色之五行五帝《月令》体系。前二者乃管子学派受桓、管霸业影响形成的时令书，后二者已发生变化但仍先于《月令》的体系。《五行》推出阴阳五行黄帝崇拜可作为此变化发生的枢纽标志。此变化之所以发生，应与稷下学宫的产生相关。即田齐桓公午得位而立稷下学，有意采取阴阳五行黄帝崇拜作为稷下黄老学旨，以为与较前的管子学派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区分的标志，于是较《五行》更完备的邹衍五方五色之五行五帝《月令》体系出现。随邹衍进入稷下先生行列，《月令》式阴阳五行体系得以确立，完全成为秦汉以下阴阳五行体系的代表模式。同时还须提出，受管子学派阴阳五行黄帝崇拜之影响，必然亦使稷下黄老道家上承管子学派早期道家的相关思想传统，如关于道法思想的论说，就被继起的黄老所汲取。因此问题较复杂，当另文详之。
本文发表于《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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