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大志：周原与镐京——关于西周王朝的都城

周原与镐京——关于西周王朝的都城

曹大志

内容提要：周原是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西周遗址，近年在遗址核心区域又确认了形状方正、规划严谨、规模庞大的城址。周原即金文中的“周”和“宗周”，是西周王朝的首都。金文中的京即镐京，是关中东部的重要城邑和交通枢纽，也是周王的游猎地，但武王以后已不是都城。将镐京误认为西周首都始于战国时期，可能出自在同一地区立都的秦人。

西周王朝的首都号称宗周，两千余年来的传世文献都认为它在镐京，即今天的沣东遗址。然而，现代考古工作越来越多地揭示出考古发现与传统说法间的矛盾。本文的主旨，是论证周原遗址为宗周，是周王朝真正的首都；西周金文中的京即文献中的镐京，在西周大部分时间内不是首都。笔者将立足考古背景，检讨文字材料——后者是解决政体和地方名称的关键。文章分为两部分，相对独立地讨论周原和镐京的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周原遗址的性质

周原是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西周时期遗址，自确认以来已经过了80年的探索历程，但它在西周历史上的地位至今尚不明了。学界对周原遗址的性质有多种看法，认识逐渐深入。以往较有代表性的看法依据大量发现的铜器窖藏，认为周原是西周贵族的聚居地，因为这里是周人发祥之地、宗教和礼仪的中心[1]。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特别是出土文字资料的积累，近年来多位学者指出周原即西周铭文中的“周”，根据铭文记录的周王活动，提出周原在一段时间内是西周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名义上的首都仍是宗周镐京。目前对周原的性质一般概括为“都邑性遗址”，这是在问题尚未解决情况下的笼统说法。

周原遗址的性质不明，一方面是由于传世文献对西周时期周原的记载不详；一方面是因为考古工作还不充分，遗址的结构、布局不清，重要遗存发掘较少。近两年来，周原考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了布局方正、规划严谨的城市遗址。这促使笔者对周原遗址的性质进行了认真思考。通过检讨文字材料，考察已知考古发现，将这两方面的证据结合，笔者认为周原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都城，是西周王朝真正的首都。

（一）周原称“周”

为了与“宗周”“成周”相区别，当代研究常见以“岐周”指称西周时期的周原。“岐周”一词始见于《孟子·离娄下》和《逸周书·作雒》，是战国时期追述性的叫法[2]。从《大雅·绵》中的“周原膴膴”（周地的原野很肥沃）、《大雅·大明》中的“来嫁于周”能看出西周时当地的地名应是“周”。关于这一点，学者们根据出土文字材料做了更有力的论证，主要证据包括：

1.史墙盘铭文记载微氏家族的先祖投靠周人后，“武王则命周公舍寓，于周俾处”。说明微氏在周地有居所，而微氏历代的铜器窖藏于周原庄白附近，学界一般认为铜器窖藏离贵族宅邸不远[3]。唐兰、李学勤、刘雨、尹盛平等先生都指出铭文中的“周”指周原[4]，换句话说，当时的周原地名为“周”。

2.周原甲骨中有以下两条卜辞：

祠自蒿于周。（H11:117）

丁卯，王在周，乎宝卜曰……

（H1:133+H11:52）[5]

卜辞内容说明占卜之地在周，而卜甲就出土在凤雏甲组建筑废弃后的灰坑里。一般来说，使用过的占卜材料不会被远距离搬运。

3.周原遗址的凤雏、礼村、齐家等地点出土了不少刻有“周”字的陶器和石器，据雷兴山、赵庆淼先生统计已多达36件。雷兴山先生指出“周”铭陶器集中在周原出土，说明这些陶器制造于周原，反映了周原就是陶文中的“周”[6]。另外，沣西马王村等地偶见“周”铭陶器，或许是由于陶器仍有一定的流通性，有待将来陶器产地的研究。

除了上述证据，有铭铜器的出土地也很能说明问题。笔者统计了铭文含“周”地，且所述事件发生在“周”地的铜器出土地（表一）。这样的铜器目前见有121件，其中69件有出土地信息，32件出土于周原地区，其他的散见各地。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周地的丰镐或洛阳分别只出土了5件和2件[7]。这些铜器的主人是周人贵族，铭文内容大多是他们在周地接受册命，作为官员为王朝服务。这一方面说明周地是行政中心，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铜器出土于周原的原因。举例来说，生活于西周中期的贵族裘卫，他曾在周的大室接受王的册命，也曾在周驹宫举行的典礼前与其他贵族发生涉及皮毛的交易，学者指出他的职务是《周礼·天官》的司裘，属王室官员之一。裘卫家族的铜器即窖藏于周原遗址的董家村西。再如毛叔之子师汤父，他曾在周新宫的射庐接受周王赏赐的弓、矢，由此推测他服务于周举行的射礼，或直接参与了射礼，并且表现优异，他的称谓“师”也说明他是一位王朝的军事官员。师汤父的墓葬发现于周原遗址的齐家村东[8]。记载周地之事的铜器集中出土于周原，直接原因是贵族在周原为官，他们生活于周原、埋葬于周原，其铜器铸造于周原、使用于周原、作为财产随葬或窖藏于周原——周原就是铜器铭文中的周。

表一 记载“周”地事件的铜器出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汉唐人的注疏把《尚书》若干篇章中的“周”解释为镐京[9]，影响到当代学者仍认为“周”是镐京，或认为“周”可指岐周、镐京，甚至成周多地[10]。从出土文字资料来看，西周时“丰”“镐”“周”“成周”的使用泾渭分明，并不存在用“周”指称多个地方的现象。认为多地称“周”是后世学者理解产生的问题。将传世文献中的“周”理解为周原都是讲得通的，后文还会涉及这个问题。

（二）周原称“宗周”

这部分要论证的问题是周原不仅称“周”，也称为“宗周”。

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梦家先生就提出了西周时期的宗周是周原，但信从者很少。按照传统说法，“宗周”二字意谓周是天下宗主。《小雅·雨无正》“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左传·昭公十六年》引作“宗周既灭”，杜预注：“言周旧为天下宗。”《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周本纪》“宣王即位……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童书业先生《春秋史》指出：“宗周者，表周室为天下之宗主也。”周原在先周、西周时期的地名都是“周”，是周王长期居住、施政的地方（参后文），有周王室的大量宗庙、宫殿（周地的宫室名称在金文中最为丰富），称为“宗周”其实是很合适的。有一种看法认为西周“祖文王、宗武王”，因此武王营建的镐京才能称宗周；还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宗周”之“宗”指宗庙，这都未免太过拘泥。“宗”字本义虽然是宗庙，但字义已有引申。洛邑虽有宗庙，西周时只称新邑、成周，显然不是有宗庙就会称宗周。只有周王长居的王朝都城才能称为宗周。孔颖达《尚书正义》说：“宗周者为天下所宗，止谓王都也。”[11]

秦汉以来将“宗周”解释为镐京。吴大澂、陈梦家、李学勤等学者认为西周铭文材料里的京即镐京，意见尚未获公认，但是正确的，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申论。“京”在两篇铭文（士上诸器、麦方尊）里和“宗周”同时出现，所指为两个地方。京并非“宗周”，秦汉后以为宗周是镐京是不可靠的。

同时，“宗周”与“丰”（作册卣）、与“成周”（士上诸器、静方鼎、史颂诸器、小克鼎）也都有出现在一篇铭文里的情况，所指显然不同。陈梦家先生指出，宗周不是丰、镐、成周中的任何一地，则最可能指周地[12]。换句话说，宗周和周是一个地方。

在年代较早的文献《诗经》《尚书》里，“周”“宗周”两词都指周王朝的都城，但“宗周”使用得很少，只出现过3次（另有“周宗”1次）；“周”使用得很多，出现过20次。两者没有在一篇文献里同时使用的情况。汉唐的注疏一般把周和宗周当作一地[13]，从使用情况来看，这是合理的。如果宗周指一个都城，周指另一个都城，那么周王朝的都城宗周只出现寥寥数次显然不合情理。“宗周”是“周”的异称才好理解“宗周”使用次数很少的现象。

出土西周金文中“周”和“宗周”的使用情况与传世文献类似，“宗周”使用的较少，有27篇铭文；“周”使用的很多，有69篇铭文。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两者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我们知道，一篇铭文里普遍用一个地名指称一地，这是因为在一篇铭文中用两个地名指称一地容易引起理解混乱。反之，两个地名从未同时出现，或者因为它们所指的是一个地方，或者因为它们毫不相干。宗周、周如果是西周的两个都城，它们的关系就很密切，不被同时提到的概率是不大的。西周铭文常涉及王和贵族在两个都邑的活动，成周和周曾被同时提到（颂器、小克鼎、应侯视工钟），成周和宗周也曾被同时提到（士上诸器、静方鼎、史颂诸器、小克鼎）；镐京和周曾被同时提到（高卣），镐京和宗周也曾被同时提到（士上诸器、麦方尊），这都是铭文涉及两个都邑的例子。在成周—周、成周—宗周，镐京—周、镐京—宗周的并列关系里，周和宗周正好相当，可能是所指相同的地名换用[14]。

将“宗周”和“周”看作一地需要解决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个地方会有两个不同的名称？它们使用时的差异在哪里？这需要认真考察“周”和“宗周”出现的语境。笔者把所有提到“宗周”的铭文汇集成表二，可以看到铜器作器者身份和作器缘由的几种情况：

表二 铭文涉及“宗周”铜器的作器者身份

第一种，诸侯及其下属，包括献侯、燕侯、晋侯，燕侯的下属堇、晋侯的下属、邢侯的下属作册麦、卫侯的下属，共7例（铜器多出土于诸侯墓地）。诸侯作器的缘由是到宗周述职或参加典礼，诸侯下属作器的缘由包括随从诸侯述职或被差遣到宗周办事。诸侯及其下属被分封到外地，他们把“周”称为“宗周”很符合“周为天下宗”“诸侯宗周”的意思。

第二种，诸伯及其下属，包括庸伯、滕国某伯的下属史[15]、楷国楷仲的下属[16]，共3例。他们作器的缘由是到宗周述职、参加祭礼，或跟随上级到宗周受了赏赐。西周时期称为“伯”的人，有一种是受到周人承认的地方首领，即所谓邦伯[17]。他们的地位比诸侯低，有的受诸侯统领，但和王朝的政治关系、空间关系与诸侯和王朝之间的类似，如盂受封的“夷司王臣十又三伯”（大盂鼎）、宜侯夨徙封时的“奠七伯”（宜侯夨簋），考古工作发现了墓地的伯、倗伯、霸伯。这种邦伯的性质类似于晚商时期的方伯，有一些可能就来源于被周人征服的方伯或臣服于周的同盟。

第三种，管理各地驻军的官员，包括管理曾鄂师的静，监管豳师的善，为豳师冢司马的，正成周八师的克，共4例。他们作器的缘由都是受到王的任职命令。西周时期各地的师虽然是中央职官，但在派驻外地这点上与诸侯相似，名义上还是诸侯的辅佐，如监豳师的善要“胥佐侯”。

第四种，身在成周的贵族官员，包括士上、公太史的下属作册、王姜的下属叔、管理成周商贾的史颂，共4例（上一类的克也可以归属此类）[18]。作器的缘由是到宗周述职，或者从宗周、成周两地中的一地至另一地执行事务。成周是周王朝统治东部的中心，设置有很多贵族官僚，也有克这样执行王命而居留一段时间的。成周的贵族官僚在铭文中以“宗周”称周，有和成周相区别的用意（提到“宗周”的铭文，经常出现“成周”，“宗周”与“成周”对言[19]），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成周贵族也以周为天下之宗，这一点与诸侯们并无本质的不同。此外，例19中的是公仲下属，“公仲”从称谓来看不像诸侯，或许类似公太史，是一位居于成周的贵族。

第五种，包括钟、大盂鼎、班簋3件，作器者是周王和盂、班这样的高级贵族。3器铭文都谈到了文武受命（西周讲“天命”的铭文基本属于周王和高级贵族），用“宗周”似有庄严的修辞意味，强调“赫赫宗周”之意，如钟铭文说“司配皇天，王对作宗周宝钟”，尤为明显。

最后是微鼎、同簋、簋、簋4器，铭文用“宗周”似乎没有特别的原因，但是也不能排除作器者身在外地的可能。例如微和同两人分司九陂和场、林、虞、牧，管理自然资源的职务可能要求他们离开王都（微鼎出土于陕西商洛）。邑于奠的和司田人的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综上，铭文中称“宗周”的铜器，大部分作器者为身在诸侯国和成周的贵族（以比较确定的前4种计为19/26，超过7成），少数可能出于修辞的意图。对比表一中称“周”的铜器，可以看到作器者大部分为身处王朝中枢的贵族。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说，铭文用“宗周”或“周”的差别，主要是由作器者的不同身份和口吻造成的。

上引例证中有一些贵族曾在周和成周两地为官，随着身份视角的转换，他们所作铜器的铭文也出现了“周”和“宗周”的变化，这从具体个人的角度，说明称“周”或“宗周”，取决于叙述者以何为本位。例如本为周地贵族的克，在十六年受命“遹泾东至于京师”、十八年受赐田人的两篇铭文中都以“周”称都城，但在二十三年受命“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的铭文中以“宗周”称都城。分析原因，这是由于克成为了派驻成周的官员（其后所作的大克鼎也称“宗周”），对成周官员来说，周应郑重地称为“宗周”。又如史颂器（鼎、簋）和颂器（鼎、簋、壶、盘），由于历日衔接、器主私名相同，一般认为是一人作的器物，但史颂器铭文称“宗周”，颂器铭文称“周”，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作器者以不同本位叙述的角度理解。依据两篇铭文的内容，事情经过可以做如下复原：颂是一位周地的贵族。三年五月丁巳日，颂受命省视苏，这是一项临时的差遣。尚未及成行，颂又在甲戌日被命令管理成周新设置的商贾[20]。这项新的任务可能因苏距成周不远，可以一并执行，不过从仪节来看是一项经过册命的正式、长期的职事。颂由此成为了长驻成周的官员，身份发生了转变。颂器和史颂器都是事后铸造的，铭文为追述[21]。颂器的作器缘由是受到周王册命，因此用王朝官员的语气，并可能转写了命书，把首都称为周。史颂器的作器缘由是接受了苏宾赠的璋、马、吉金，属于自作器，此时他已经长驻成周，从转变后的成周贵族本位出发，因此称首都为“宗周”。卢连成、赵庆淼先生认为一人所作多件铜器中出现的不同地名适用“排斥法”，不是一个地方。笔者认为，铜器中出现“周”和“宗周”两种叫法的克和颂都有在成周为官的经历，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贵族官僚一生的职务和任职地点并非一成不变，他们在不同的情景下对周原有“周”和“宗周”的不同称呼，这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

总体来说，外地贵族在与周发生联系（如朝见），并且因此作器时，铭文中会出现“宗周”；周本地贵族很少使用“宗周”，这是西周铭文里“宗周”比“周”出现少很多的原因。当然，外地贵族称“宗周”仅是趋势，由于“宗周”只是比“周”多了一层政治含义，但所指的地方仍相同，他们偶尔用“周”也并无不可。例如应侯视工钟铭文说“王归自成周，应侯视工遗王于周”，按上文所说的规律，应侯应把“周”称为“宗周”。不过铭文内容揭示，这套编钟制作的背景是应侯护送周王自成周返周而受赏，应侯身在周地[22]，且编钟铸造于周地，这可能是铭文的口吻按周地一般习惯的原因。无论如何，这样的例子据笔者所知是很少的[23]。

总结这部分的讨论，宗周和周是一地。如果宗周和周是两个地方，那么在诸侯所作的铜器中应该两个地名都能看到，在王朝大臣所作的铜器中也应该两个地名都能看到。在诸侯铜器中基本只看到“宗周”，在王朝大臣的铜器中基本只看到“周”，最符合逻辑的解释是，“宗周”和“周”为不同群体从不同视角对一个地方的称呼。陈梦家先生在当年论证宗周为岐周时，就已经指出6件提到“宗周”的铜器铭文“凡此多涉于诸侯朝见周王之事”，可谓洞见。

宗周和周为一地，意味着宗周就在周原。传世文献都说宗周是西周王朝的正式都城，这从出土文字材料记录的朝见、述职等内容来看是没有问题的[24]，只是秦汉以后将宗周错置在了镐京。关于宗周的得名，唐兰先生曾提出是在成周建成后，这是很有见地的[25]。但与唐兰先生推测不同的是，宗周不是镐京改名而来。宗周的名称是从“周”地发展来的，周初分封诸侯和建设成周两件大事使原来的周地成为了天下之宗，由此获得了宗周之名[26]。

（三）周原、丰镐的考古材料比较

根据文字资料，周原是周和宗周，是西周王朝的首都。如果抛开宗周为镐京的成见来观察考古证据，这点表现得更加明白无遗。

周原和丰镐都已开展了数十年的考古工作。从遗址规模来看，周原的面积约33平方千米，是商周时期超大型的城市。沣东遗址的面积约9.2平方千米，沣西遗址的面积约8.6平方千米，两者相加17.8平方千米，是周原的一半[27]。从中心区域城址的规模来看，周原小城的面积约1.75平方千米，远大于同时期的琉璃河、姚家原等诸侯城市。大城的面积约5.2平方千米，与同时期的成周城相当[28]。丰镐遗址目前都还没有发现城址，估计将来应有发现，但沣东、沣西8-9平方千米的遗址内不太可能容纳5平方千米的城址。

从遗址内涵来看，周原调查发现有上百座夯土建筑基址，已发掘的凤雏三号建筑面积超过2180平方米，是目前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丰镐遗址在客省庄、花园村、落水村等处发现有27座夯土基址，规模最大的4号基址面积1800多平方米。周原调查、发掘的带墓道大墓已有9座，丰镐只在张家坡发现有4座带墓道的井叔墓。周原已经出土700多件西周各阶段的青铜器，王器7件（早期至晚期）；丰镐有记录的铜器400多件，未见王器出土。周原的各类遗存都比丰镐丰富，背后是更多的人口、更多的贵族官僚、更多的财富。

从遗址布局来看，周原遗址选择在宽广的原面上。新发现的城址形状方正，小城北部分布大面积夯土，可能是宫殿区；已发掘的凤雏建筑，方向与城址完全一致；大城内以往发现大量铜器窖藏，可能指示贵族官僚的官署、宅邸，城市明显有严谨的规划。丰镐遗址附近为大面积的水域低地，遗址主要在高起的郿坞岭上，城市的规划目前还不清楚[29]。需要辨明的是，自郦道元《水经注》以来，一直有看法认为汉武帝开凿昆明池对丰镐遗址的破坏很大[30]。但现代考古工作找到了西周时期的遗址边缘和汉代昆明池的范围，发现遗址附近的地形变化不大，汉唐昆明池是以当地本已存在的天然水域为基础修建的，这些天然水域也就是周代文献中的灵沼、辟雍、滮池等水泽[31]。

从区域视角来看，作为王畿的关中地区是出土西周铜器最多的地方。我们统计了铜容器的数量、分布来考察各个时期贵族的密度[32]。图一显示了整个西周时期铜器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周原遗址所在的关中西部出土铜器数量明显高于丰镐遗址所在的关中东部。关中东部的贵族较少当与西周时期的开发程度有关[33]。以周原遗址为中心，关中西部存在一个显著的铜器密集出土区。周原遗址本身记录到铜器716件，丰镐遗址记录到432件，只有周原的6成。

图二至图四显示了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铜器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周原始终是最主要的一个中心，丰镐则在西周中期后明显衰落。周原遗址记录到西周早期铜器174件，西周中期铜器237件，西周晚期铜器294件；丰镐遗址记录到西周早期铜器143件，西周中期铜器176件，西周晚期铜器100件。丰镐出土的铜器在各个时期始终少于周原。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结果有很强的人为干预，不是在随机条件下产生的。由于丰镐遗址存在长年系统的考古工作，墓葬发掘数量远超过周原[34]，主动发掘所获的铜器（198件）比重很高，占全部出土铜器近半数（47%）；周原发现的铜器大部分是偶然原因出土的，主动发掘所获只占16%。可以想见，如果两个遗址墓葬发掘工作的程度相同，出土铜器数量的差距肯定会更大。

为了排除考古工作开展程度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只观察各种原因的偶然发现（丰镐的工程建设略多于周原，但两地情况相差不多）。西周早期出土铜器的单位，周原发现了55个，含102件铜器，丰镐发现了37个，含56件铜器；西周中期单位，周原发现了31个，含84件铜器，丰镐发现了11个，含37件铜器；西周晚期单位，周原发现了49个，含402件铜器，丰镐发现了16个，含128件铜器。无论是单位数还是铜器数，周原大约都是丰镐的2-3倍。

铜容器是贵族官僚阶层的重要财富形式，是他们的物质反映，尽管也会转手易主，但最终会埋藏在这个群体的居地附近。纵观青铜时代的中原文明，集中大量青铜容器的地方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或许有研究者会设想西周以丰镐为首都，贵族只是在周地旧都建有宗庙或归葬周原，但这样的解释不仅太过迂曲，也意味着周原应缺乏生活遗迹，这与考古证据反映周原的繁盛情况并不吻合。考古证据显示，丰镐在西周早期的地位比较重要，中期以后严重衰落；周原的地位一直很重要，即使在丰镐最繁荣的西周早期，周原出土铜器的数量也多于丰镐。在西周绝大部分时间内，周原的地位始终重于丰镐。

（四）周原性质的变动过程

文字和考古证据共同表明，周原是西周王朝大部分时间内的首都。为了完整说明本文的观点，笔者准备结合文献、金文和考古材料，简要梳理周原、丰镐的变动过程。

按《诗·大雅·绵》《大雅·皇矣》《鲁颂·宫》《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商时期周王国的中心大致位于今周原地区。考古工作表明，周原遗址先周聚落的面积达5-6平方千米，在关中地区同时期聚落中规模最大。王家嘴、双庵、贺家、礼村一带多次发现晚商铜器墓，新近发掘的王家嘴一号建筑也指示先周国家的都城可能位于此地[35]。

伴随着国家形成，占据关中西部的先周国家开始向关中东部扩张，此时会受制于关中东部老牛坡这样的商势力。《诗·大雅·文王有声》记载了文王灭崇而迁丰、武王居镐，丰镐遗址也出现了和周原相似的先周晚期遗存。文王迁丰的目的是向东方继续扩张。尽管形势迅速变化，但文王、武王不可能预知历史的发展，不可能预知周能够克商，因此迁都丰镐与其说是选择正式都城，不如说是建立临时的前进基地。

克商之后，为统治新征服的广大领土，一个更靠近东部的政治中心成为必需。按《逸周书·度邑》和何尊铭文记载，武王时已计划在洛阳盆地建立东都，只是未及实施。《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征商“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武王征四方之后“朝至燎于周”“告于周庙”；《度邑》记载“王至于周”；《作雒》记载“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予岐周……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这几件事说明武王时期的统治中心虽然在镐，但周原仍非常重要。在文王、武王离开周原、以丰镐为都城期间，周地可能分给了周公管理。周公之得名正是由于其封地在周。因此当微氏先祖投靠周人，由周公在周原为其“舍寓”便顺理成章[36]。

武王去世后，统治中心很快发生了变化。据《尚书·多方》“王来自奄，至于宗周”，成王二次东征后返回的是“宗周”；鼎铭文则记周公东征返回后祭于“周庙”。《左传·昭公四年》《国语·晋语》记成王在岐阳召集诸侯盟会、赏赐多邦伯。保尊、保卣铭文则记此次大会的地方是“周”。又据《康诰》《召诰》《洛诰》记录，在成周的建设过程中，成王、周公从西部出发的地方是“周”；《洛诰》说建设成周是“作周匹”，还明确地记成王说“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说明成王此时居周。传统说法认为这些“周”“宗周”指镐京，但前文已论证“周”和“宗周”指周原，且西周金文能说明“周”“宗周”与镐京不是一个地方（详见本文第二部分）。这些证据说明成王初年王朝西部的统治中心已经回到了周原。考古发现的周原小城始建于商周之际，大约相当于文王、武王都丰镐时期至成王初年，城址的存在为统治中心迁移打下了基础，也可能建城和迁都是一个连贯的事件。岐山周公庙遗址成为最终的周公家族采邑，也是因为周原重新由周王直接管理。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大概包括政治形势和自然条件两方面。一方面，随着灭商的完成，丰镐作为前进基地的作用不复存在，而为了统治东方，丰镐的位置还不够靠“前”，成周才能真正实现这个功能。另一方面，西周时期关中东部还有大面积湿地沼泽，尚未充分开发，丰镐的区域条件不如周原优越。定都丰镐是周人扩张过程中的选择，在新的形势下，丰镐对于巩固本土、统治东方两项任务都难堪大用，变得有些鸡肋。或许有研究者会认为，周原虽然重要，但不妨碍丰镐作为都城。笔者认为，在成周建成后，周原和丰镐两地只会有一个真正的都城，不会同时并重，这是因为两地相距只有100千米，区位作用大致重叠。汉唐时期长期依靠东西两都统治，关中地区只有一都，可以佐证这个道理。

成王在位期间似常居成周[37]，但会返回宗周（周原）举行大的祭典，这从献侯鼎、士上器铭文可以看出。身为诸侯的献侯回到宗周参加祭典，可能有朝见的意味，暗示周原是西部的都城。士上器铭文以大事纪年，透露成王某年在宗周进行了大禴的祭礼，（返回成周时）在京（镐京）停留，宴享镐京贵族。

康王时期，周或宗周发生的朝见、献俘、分封等事明确显示王朝的首都在周原。燕侯旨鼎铭文说“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康王末年的大盂鼎铭文记载盂在宗周受封，小盂鼎铭文记载盂在周庙献捷。需辨明的是，《尚书·毕命》有“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的语句，过去把它理解为“早晨从宗周出发，当天到达丰邑”，说明宗周距丰很近，以此作为宗周是镐京的证据。但“朝”只表示出发于某天的早上，与后面的到达时间没有直接关系。《尚书·召诰》有“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讲的是成王早上从周原出发，到达丰后停留，与《毕命》所说是一样的事情，并不表明当天到达。夨令簋铭文中有“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句，从前文知道明公出发是在八月丁亥之后不久，比到达的十月癸未要早一月有余，这里的“朝”只表示到达当日的早上，与出发时间没有关系。

昭王时期，外地贵族因朝见而作的纪念铭文表明首都仍在周原。麦方尊铭文记载周王令邢侯就封于邢，邢侯先朝见于宗周。没有差错（从作册卣铭文可知朝见要拜会多辟正，会在宗周逗留一段时间）。就封途中抵达京（镐京）时，适逢周王在镐京宴享贵族并祀。次日，周王带邢侯一起为大礼于辟雍，又嘉勉、赏赐邢侯。从后文授予臣两百家来看，这有为邢侯就封送行的意味[38]。邢侯在周原朝见，然后在镐京暂留、往邢地就封，一路向东。文意顺畅。同属昭王时期的作册卣记载成周贵族公太史到宗周述职（见服于宗周），停留月余后周王遣送他返回。公太史行至丰邑时赏赐了随行的作册。由周原到丰邑再往成周，一路东行，如此理解也十分顺畅。如果按过去理解的宗周为镐京，就需要解释公太史返回成周却为何先向西行。从麦方尊和作册卣两篇铭文来看，宗周—成周的两都统治结构确立后，丰镐是西周贵族在东方和宗周间往返的必经之地（依历史道路，丰镐也是东南方前往宗周的枢纽）。整个西周时期，历代周王反复莅临东都成周，他们在宗周和成周间的旅行，也必然会在丰镐逗留。周王在镐京的活动记录较多，除了文武旧都、游猎之地的因素（参见本文第二部分），交通也应是重要原因[39]。

昭王以后，随着程式化的册命金文材料增加，我们能看到周王在周地任命官员的很多行政记录。除了周王在郑地的少数记录本文没有涉及，周原无疑是最主要的西部都城。多位学者已经根据出土金文指出了周原是西周中晚期实际上的都城，现在我们根据周和宗周是一地，以及新发现的扩建于西周晚期的大城，可知周原更是名副其实的都城。

西周晚期政治动荡时，周王必不能长居周原。但即使经历国人暴动、厉王出奔，周原似乎仍是王朝的政治中心。宣王末期的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鼎记载逨在周康穆宫大室受册命即是一个例证。《诗·小雅·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如果我们接受宗周指周原，那么这条文献反映直至西周末年都城都在周原[40]。考古发现周原小城城墙被较多西周末年的灰坑打破，说明城址的废弃年代在西周末年。周原发现的大量铜器窖藏显示很多贵族家族在犬戎入侵前夕都在此居住。丰镐遗址发现的铜器窖藏远少于周原，说明戎难自西向东波及镐京，贵族有较充足的时间准备逃亡。这些考古证据都与文献记载吻合。《古本竹书纪年》记“（幽王十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今临潼）”；《国语·鲁语》也说“幽灭于戏”，看来幽王在被戎人击败后向东逃亡。但《今本竹书纪年》说“（幽王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杀王及郑桓公”，似乎是说幽王死于宗周。由于镐京与戏地相近，这个记载可能会被当作镐京是宗周的证据。但考虑到《今本竹书纪年》的年代问题，这条史料的效力是值得怀疑的。

（五）文献对周原性质的遗忘

下面，我们来探讨秦汉以后文献对西周时期周原地位失载的问题。周原是西周王朝的首都，但不过几百年后，东周末年的人竟然将此遗忘，转而认为镐京是西周首都，这既出人意料，又是十分有趣的现象，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从现存的传世文献来看，宗周为镐京的说法在战国末年已经流行，如此才会被《毛诗》和《史记》采纳，成为后世统治性的说法。但我们并不能排除当时还有其他说法，甚至是正确知识的流传。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赞语中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可见司马迁见到过西周王朝都洛邑的看法，只是出于他对西周史的了解（如武王都镐），采信了宗周在丰镐的说法。由前文引用的文献可知，关于岐阳周原的地理知识在战国至汉代得到了传承，当时已经搞不清楚的是“宗周”指哪里。这可能是因为，“宗周”本是西周时期有政治意味的正式用语，随着政治状况的变化，春秋时期“宗周”一词所指的地方也发生了变化。《穆天子传·卷四》“自宗周瀍水以西”；《礼记·祭统》“即宫于宗周”，郑玄注“周既去镐京，犹名王城为宗周也”，说明东周时期“宗周”可能曾被用来指周王所在的洛阳王城，这也就是司马迁所谓“学者皆称”的说法来源。随着政治的长期分裂、周室地位的下降，“宗周”到了战国时大概已很少使用，西周时期的“宗周”在东方各国已不是普遍的知识。

另一方面，从宗周故地的社会记忆来看，关中地区在经历西周末年的战乱后人口离散，秦人到来后所收的“周余民”数量不会很多，因为整个春秋早期的考古遗存在关中都不多见。周原遗址很快衰败，周边也未见春秋时期遗存，直到战国晚期才有聚落再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秦人对周原的往昔可能了解有限。太王迁岐的故事流传了下来，但“宗周”这个不太常用的上层文化用语仍只有上层才会了解。

相比周原的湮没无闻，秦人对丰镐还有一定了解，《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秦获晋侯以归……乃舍诸灵台”，说明秦穆公时灵台仍有建筑、可以使用[41]。《史记·秦始皇本纪》：“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集解引张晏曰：“武王居镐，镐池君则武王也。”说明丰镐当地流传着武王的传说。丰镐遗址见有较多的秦文化遗存，如花园村的春秋墓、客省庄的战国遗址和秦墓。丰镐的掌故可能借由灵台、镐池得以流传。

秦在统一过程中开始借西周的历史传统强调其合法性，据说周太史儋向秦献公说“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周本纪》），反映了这种政治意图。也是在献公时期，秦都栎阳。后来又都咸阳。由于丰镐遗址距离很近，秦国迁都关中东部也与向东扩张征服天下相关，作为西周旧都的丰镐与秦立都的合法性发生了联系。《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丰镐之间，帝王之都”这种观念很容易衍生出“镐京为西周首都”“镐京为宗周”一类说法。其后，汉王朝建都长安是承秦而来，西汉时期这种观念可能得到进一步增强。简言之，丰镐被当作宗周可能始于秦人。当它被《史记》这样有影响力的文献收录，也就成为了“正确”的历史知识。

西周王朝的首都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层面的问题，对于东周人似乎应该是人人皆知的知识，但在西周灭亡几百年后形成的文献中竟然已出现误记，这看似匪夷所思的现象再次提醒我们，历史知识的传承并不取决于它的正确性。作为历史研究者，即使面对流传最广的文献也应保持质疑（西周都城的问题长期聚讼，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说法没有被检讨）。当然，这也是历史研究的魅力。

二 也论京问题

金文中的京是西周史研究中众说纷纭的问题。京是周王多次莅临之地，是西周中心之一，但相当于文献里的哪个地方迄今尚无定论。京的确定牵涉宗周、丰、镐、周等一系列地名的地位，关系着对西周史的整体理解。

“”字尚未确识，但多位学者认为它与“镐京”之“镐”毫无关系；“京”与“宗周”在两篇铭文里同时出现、并非一地，而秦汉以后皆相信镐京即宗周。基于这两个理由，当前学界普遍认为京不会是文献里的镐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论证了宗周应指周原，不是镐京，上述第二条理由便不再成立。这部分准备通过分析“”字的相关资料，重论目前鲜有支持的镐京说。京即文献里的镐京，这可以解决目前研究中的诸多疑难，使丰、镐、周、宗周、成周各有归属。

（一）方地说的问题

已知的金文材料里有20多条“京”和“”的记录（西周早期到晚期均有出现），频次排在“周”“成周”“宗周”之后。从这些记录可以知道京少数宫室的名称（上宫、溼宫、大室、中寝、学宫），附近有辟雍、大池，周王常往游猎、祭祀、赏赐，特别是从吴虎鼎铭文可以知道应在毕的西北不远。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学者们大都通过历史背景和“”字的释读来考证京。以往关于京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镐京说、丰京说、方地说[42]。前贤们在诸种说法内部又有细节上的重要不同（例如“方”位于何地）。刘雨、卢连成、赵庆淼等先生对此有清晰总结，本文不再赘述[43]。近40年来，镐京说似乎仅有李学勤、周宏伟先生二人支持；丰京说因金文中另有周王屡次现身的丰地可以对应文献中的丰，至今也不再有人支持[44]。现在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把“”读为“方”或“旁”，认为是《小雅·六月》“侵镐及方”中的“方”，具体位置在丰镐遗址附近。然而，这个看法所依赖的证据有很多疑问。

首先，《小雅·六月》中的“方”按文意和旧注是一个周北方的地名，不在腹心地区的丰镐附近。“方”出现的语境是“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前后地名的方位都比较明确，镐、方只能在焦穫和泾阳之间。《小雅·出车》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狁于襄”，说明周的北方有方地。传世司徒斧铭文“司徒北征蒿盧（？）”说明周的北方也有蒿地。刘雨先生为了证明这个蒿为腹心地区的镐京，设想周师已被驱逐至镐京以南，故云“北征”。但这无异说镐京已经陷落，且既云“北征”，当有根据地在南，而镐京以南20千米已为秦岭山脉。黄盛璋、杜勇先生为了证明“方”是腹心地区的，提出“侵镐及方”是指入侵的目的地，非谓到达其地，但这并不符合出土和传世文献中“侵”和“至于”的用法，赵庆淼先生对此已有精当阐述[45]。简言之，认为方地在丰镐附近既要推翻古人成说，但又无法畅通《六月》原文文意，为方地的文献基础令人无法信服。

其次，方地说把高卣（集成5431）铭文中“王初旁”之“旁”当作“”的异文，论证“”应读为“方”或“旁”。但“”字上方的“亼”为倒口，是古文字中一个稳定的偏旁，并不与“旁”所从的“”通用，也没有相讹的例子。高卣久佚，现存的是宋代摹本，“旁”字作“”，与“”字（楚簋）省掉或残掉“茻”符后的“”相似，完全可能是宋人的误摹。现存出现“京”的铭文已有20多篇，没有一篇写作“旁京”。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一篇看不到原貌的铭文作证据是不合适的。

再次，方地说据以排除镐京说的理由是金文和甲骨中已有写作“蒿”的地方，如：

德方鼎（集成2661）：唯三月王在成周，延武王祼自蒿，咸。王赐德贝廿朋，作宝尊彝。

周原甲骨H11:117：祠自蒿于周。

周原甲骨H11:20：祠自蒿于丰。

方地说认为“蒿”指文献中的“镐京”，则京自然不能再是镐京。但是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蒿”应读为“郊”[46]。德方鼎铭文的意思是从“蒿”开始迎武王神灵至成周进行祼祭；周原甲骨的意思是选择在周还是丰进行祭祀，迎神的地方都是“蒿”。理解为从成周（洛阳）、周（周原）或丰（沣西）的城外之郊开始迎神是很顺当的[47]。如果把“蒿”理解为镐京，对洛阳、周原来说意味着要从数百里外迎接神灵，这显然是讲不通的[48]。因此，西周铭文中的几例“蒿”虽然可以和“镐”文字通假，但指的并不是镐京。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将“”字读为“方”在文字学上缺乏充分的根据。方地说分析“”字从茻、“”声，类比“（蒿）”“（春）”等字以“高”“屯”为声符来看，这种可能很大，但已属于推测。方地说进一步推测“”从亼、“方”声，这就有些想当然了[49]。李学勤先生曾评价说：“关于这个声符的一种误导，是以为它以下半的‘方’为声。下半作‘方’，不见得是从‘方’声，而这个声符又从来未见省为‘方’的。”[50]这是很冷静、中肯的意见，“”不见得一定读方。况且，从文字考释的角度讲，推测读音后应以词例验证，方地说并没有能够提供充分词例来证明“”应读“方”。

回顾镐京说和方地说的争议，持镐京说的吴大澂、陈梦家、李学勤等学者一般是从大处着眼，尽管“字不能分析其音义所从来”，但依据京在西周的重要地位、称京、有辟雍等条件，认为只有历史上的镐京可以相当[51]。持方地说的学者也认识到周王在京渔猎的辟雍、大池与《诗经》诸篇描述的镐京附近之辟雍、西雝、滮池非常吻合，但以为“与镐形音义无一可通”[52]，故否定镐京的可能，主张京在镐京附近。这意味着西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京，历史上却名不见经传；而文献中著名的镐京，金文中又完全不见。以往解释不见镐京是因为金文里称“宗周”，但本文第一部分已论证宗周实际上指周原、不是镐京。在这种情况下，京就是镐京的可能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能在文字层面考证京就是镐京，目前曲折复杂的问题就会变得简单直接了。

（二）“”字蠡测

京问题的症结在于“”字没有被真正识读。李学勤先生正是看到了这点，才重新从文字层面对“”进行了探讨[53]。尽管他提出的看法因证据不坚强而没有得到公认，但已为我们指明了途径：首先应明确“”的构型、音、义。

“”在古文字材料中虽然罕见，但甲骨文中有以下两条卜辞：

庚辰卜，王贞：朕徝。六月。（合集20547）

乙未卜：其茲伊司，惠。（屯南768）

其中的“”与“”字所从的“”显然是一个字。它既然独立成字，必有明确的音、义。这个字的相关资料不多，笔者在此想提出一个大胆猜测。字上从亼，下从方，造字本义可以从结构相同的“令”字得到启发。“令”的古文字形写作 “”，上面的亼是倒着的口，下面是跽跪的人，字形表示上对下发出命令，是一个表意字。林义光《文源》卷六：“（令）从口在人上……象口发號，人跽伏以听也。”比照“”的造字方式，“”可能是与“令”意义关联的“號令”之“號”的表意初文。

“號”“令”两字可以互训：《说文》“令，发號也”。《易·涣》“涣汗其大號”，郑玄注“號，令也”（《文选·东京赋》注引《易》郑注）。典籍里“號”“令”又经常连言，如：

《国语·越语上》：“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號令于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

《礼记·月令》：“（季秋之月）是月也，申严號令。”

《吴子·励士》：“夫发號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礼记·经解》：“发號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

这些都说明“號”与“令”的关系十分密切。同时，两者又有明显的区别。“號令”义的“號”之后搭配的宾语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复数的三军、人、民，或者是一个区域，如：

《庄子·田子方》：“何不號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陆德明《释文》：“號，號令也。”

《吕氏春秋·怀宠》：“故兵入于敌之境……至于国邑之郊……先发声出號曰：‘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高诱注：“號，令。”

《礼记·乐记》：“钟声铿，铿以立號，號以立横，横以立武。”郑玄注：“號，號令所以警众也。”

“號”的这种内涵正与“”字从倒口在方上相应，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其字形表示的是对一个地方、一个区域发號施令。后来“號”字的一个含义，指通过可听的声音或可视的标志（不限于语言和文字）在大范围内传递信息，应来自这个原始意义。

“”字本身不常见，金文里从“”的字只有“”，年代最晚的属于春秋中期（）。上述字又都不见于《说文》，说明这个“號令”之“號”的表意字可能在较早的时期就被其他字取代了。后来通行的“號”字目前最早见于西周中期的老簋。铭文中的，张光裕先生隶定为，陈剑先生读为“沼”[54]。字左边的部分从虍从号，张富海先生分析虍下“号”的形体说：“子善号，故‘号’字从口从子省。”[55]战国时期楚官玺和简牍中的“号”（玺汇269；望山简），以及睡虎地秦简和秦诏版中的“號”，就是从这类形体发展来的。

《说文·言部》：“諕，號也，从言从虎。”段玉裁注：“此与号部號音义皆同，口部唬从口虎亦读若暠。凡呼號之声虎为最猛，故皆从虎。”段注指出了一系列表示呼号的字从虎的用意。这样看来，“號”字有几个来源，从号、虎的字后来取代了“”这个“號令”之“號”的早期表意字（具体的时间还不清楚）。

（三）词例分析

前文分析了“”的构形，提出它可能是“號令”之“號”的表意初文。下面我们探讨从之字的词例。

“”字从茻、从。“”作声符，“茻”作意符，表示草木茂盛。“”在西周金文中的使用范围非常窄，几乎都用作地名，也就是后世文献中“镐京”之“镐”字。“镐”古音属匣母宵部；“”的声符是“號”，也属匣母宵部，两者读音相同。从高声和从号声的字可以通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里都有很多证据，例如：《说文》“，土鍪也。从号声。读若镐”；《说文》“，石之似玉者。从玉號声。读若镐”；北大汉简《反淫》“载乌嗃之弓”，“乌嗃之弓”即文献中的“乌號之弓”；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行行祠》“其謞曰大常行”，“謞”应读作“號”。“”是“镐京”之“镐”的本字，“镐”则是后起假借字。

“”在西周金文中除了作地名，只有卯簋盖铭中见到不同用法，它因此成为确定“”读音的关键。这篇铭文因涉及西周家臣制度而知名，但仍存在一些释字问题和整体理解的偏差[56]。下面先写出有关段落，再解释笔者认识的理由：

唯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荣季入右卯，立中廷，荣伯呼令卯曰：在乃先祖考死司荣公室，昔乃祖亦既令乃父死司人，不盄，我家用丧。今余非敢履先公又萑遂，余懋爯先公官，今余唯令汝死司宫、人，汝毋敢不善。赐汝瓒璋四……

昔乃祖亦既令乃父死司人……

过去你（卯）的祖父令你的父亲管理人。人以往被理解为京的人民，但笔者认为“”应读为“蒿”或“薧”，意为墓地。《汉书·广陵厉王胥传》“蒿里召兮郭门阅”，颜师古注“蒿里，死人里”。这个意思字书也作“薧” ，《说文·死部》“薧，死人里也”；《玉篇·死部》“薧，薧里，黄泉也，死人里也”。战国时期的曾姬无卹壶铭文说：“唯王廿又六年，圣之夫人曾姬无卹，吾宅兹漾陵蒿闲之无匹。”刘信芳先生指出铭文中的“蒿闲”即墓地、楚官玺中的“鄗閒□笙”属于管理墓地的官员[57]。卯簋铭中的薧人是管理薧里的人，即周代的冢人、墓大夫一类官员的下属，则卯的父亲曾任荣公家族的冢人一类职务。

不盄，我家用丧。

当不幸之时（指有人去世），交付我家用于丧葬的圹穴。“盄”通“淑”，训善，“不淑”犹言不幸。《逸周书·度邑》：“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永叹曰：‘呜呼不淑！’”弔也有悲伤、怜悯之意，解为不被天所哀悯庇佑亦通。

“”旧释“取”，裘锡圭先生在考释“”字时，已据字形将卯簋此字改释。“”意为付与[58]。

，字形作“”，旧释为“”，读为“柱”；或认为不识。释“”的原因，是将字的下半认作“朱”或“束”，整字认为与彔伯簋盖（集成4302）中的“”相同。在“取”应释为“”的情况下，付与“我家柱石之臣”用丧，文义显然不通。仔细观察拓片，可以看到“穴”下之字的上端呈箭头形，下端两分，与“朱”“束”不同，应释为“黄”。这个写法和晚商时“黄”的写法最近，与西周一般圈内加一横的写法有异。但是西周晚期此簋、琱生簋所从的“黄”仍能看到不加横画的写法（图五）。

从穴、从黄之字应释为“圹（壙）”，穴为意符、黄作声符。《说文·土部》：“圹，堑穴也。”“圹”字在三《礼》中专指墓穴，如《仪礼·既夕礼》“柩至于圹，敛服载之。卒窆而归，不驱”；《周礼·方相氏》“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

丧，本指人死，《书·金滕》“武王既丧”，引申指哀葬死者的礼仪，《论语·八佾》“临丧不哀”。“用丧”是宾语“圹”的补语，限定圹的用途。

今余非敢履先公又萑遂，余懋爯先公官……

现在我不敢践踏先公墓葬旧有的墓道，所以我努力举用先公的官员[59]。履，旧释“梦（夢）”，通“蔑”；但因字形明确作“”，今学者已普遍改释“履”。裘锡圭先生曾详细分析了西周金文“履”字的几种写法，其中倗生簋铭文的“履”与此字非常接近[60]。对比图六可以看出它从上加眉形的“页”，下部从舟，省掉了“辵”旁，释“履”应无疑问。“履”意为踩踏，如《小雅·小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萑遂”，旧释为“進退”，今读为“舊隧”。“萑”字字形作“”，从萑不从隹，字左边的竖笔不像“辵”旁，可能只是铜器表面的残损，故释“進”不确。甲骨文里“萑”往往用作“新舊”的“舊”（图七）[61]，西周金文下加“臼”可视作追加的声符，由此推测“萑”本有“舊”的读音。“遂”读为“隧”，《玉篇·阜部》“隧，墓道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请隧，弗许”。荣公是西周卿士一级的贵族，其墓葬带墓道是可以肯定的。

铭文此句说明了举用卯的原因——在墓地的活动不敢对祖先已有墓葬有所破坏，而卯的父亲最了解荣公家族墓地的情况。《仪礼》《周礼》等文献对冢人的职责有如下描述：

《仪礼·士丧礼》：“筮宅，冢人营之。”郑玄注：“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营犹度也。”

《周礼·地官·冢人》：“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大丧既有日，请度甫竁，遂为之尸。及竁，以度为丘隧，共丧之窆器。及葬，言鸾车象人。及窆，执斧以莅，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跸墓域，守墓禁。凡祭墓，为尸。凡诸侯及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为之跸，均其禁。”

按上引文献，冢人主管授予兆域，正墓位，按尺度建造墓穴、墓道、坟丘等事，并绘有图纸帮助管理。铭文虽然只提到了圹穴和墓道之事，但显然与文献可以对照。

今余唯令汝死司宫、人……

现在我命令你主管墓地的建筑和看守人员。薧既为墓地，薧宫当为墓地里进行祭祀活动的建筑。西周的贵族墓地有一些墓上建筑的发现，但还没有发现过后世那种成规模的建筑。现在既然有文字材料的证明，今后考古发掘当更加注意揭露墓地建筑的形式[62]。薧人应为墓地的执事人员，按《周礼》的记载，冢人手下有府、史、胥、徒等上百人。

综上，荣伯对卯一段话的大意是说，卯的祖、父都为荣氏的下属，卯的祖父让卯父为荣家管理墓地。当有人去世，由卯的父亲付与墓穴（当然还包括其他下葬事宜，只是铭文没有详述）。现在荣伯不敢对先公的墓葬有所损坏，因此举用卯为官，继续为荣家管理墓地建筑和看守墓地的人。以往的意见对“”“壙”“履”“舊”等字的识读存在问题，未能很好地疏通文义；把“”当作地名，认为荣伯任命了他的家臣管理京的宫室和人民。但从楚簋铭文可知（集成4246-4249），鄙由周王直接任命官员管理，是王室领地[63]。荣伯应无权力把这里的宫室、人民交给自己的家臣管理。现在我们认为宫、人其实是墓地建筑和守墓人，才能真正通读铭文[64]。

卯簋铭文是一篇难得的涉及墓地管理的西周文献，其内容值得从多个角度继续深入研究，但对本研究的目的来说，它最重要的意义是说明“”可以假借为“薧”，提供了“”字读音的证据。下面再来看商代甲骨文中那两条卜辞：

庚辰卜，王贞：朕徝。六月。（合集20547）

乙未卜：其茲伊司，惠。（屯南768）

第一条卜辞里的“徝”在此意为“巡”，它后面接的词有两类。第一类是名词性的地名，作宾语，如“王徝方”“王徝方”；第二类是动词，如“王徝伐方”“王徝正”（合集7231），“伐”“正”都是动词，这种内容可理解为连动的巡行征伐（“正”也可能是征收的意思），“徝”字后也可能应断读。第一条卜辞徝后的“”，《甲骨文字诂林》的按语解释为地名，但笔者认为可以理解为动词“號”，王贞问：是否巡行號令。甲骨文记录商王多次徝于某方，《吕氏春秋·怀宠》说兵入于敌境要“发声出號”；《庄子·田子方》“何不號于国中”。《周礼·地官》下的州长、党正等官几次讲到聚集民众、宣读邦法，说明了古代集会和口头宣讲的重要（今天仍然如此）。

第二条中的“伊司”是一个称谓。甲骨文里结构相似者有“龚司”“司”，是受祭的死者。“”可能应读为称號、名號的“號”。《周礼·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币號”。“伊司”大概相当于鬼號、示號，是受祭对象的称號。《周礼·春官·男巫》说“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可知受祭神主的称號由巫师授予。这条卜辞有可能是关于选择鬼號的。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镐京之“镐”本来从“號”、写作“”，改为从“高”声的字大概是东周以后的事。金文里的京应该就是传世文献中的镐京。

（四）文献中的镐京与金文中的京

下面，我们通过比较传世文献对镐京、出土金文对京的记载，来考察镐京在西周的功能、地位。传世文献对镐京一带的记载比较丰富，主要见于《诗经》。

《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小雅·鱼藻》：“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

《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无恶，在此无斁。庶几夙夜，以永终誉。”

《小雅·白华》：“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英英白云，露彼菅茅。天步艰难，之子不犹。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啸歌伤怀，念彼硕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维彼硕人，实劳我心。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念子懆懆，视我迈迈。有鹙在梁，有鹤在林。维彼硕人，实劳我心。鸳鸯在梁，戢其左翼……”

《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

《墨子·明鬼下》：“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

《国语·周语上》：“杜伯射王于鄗。”

上述文献状写镐京一带的景物，有辟雍、西雝、滮池、稻田、鱼梁、灵囿、灵沼、水草、水鸟、鱼、鹿，集中于水域环境，这是由于丰镐一带多发源于秦岭的水系、池沼；提到的周王活动有饮酒安居、鼓乐、狩猎，这是由于水域多鱼鸟、南山多野兽，适宜建造统治者的苑囿，最著名者当然是上引的文王灵囿[65]。

考察西周金文，京发生的事有少量册命和祭祀，其余的可以分为三类（表三）。第一类是周王的渔猎、享酒及相关活动，多发生在4-8月，见于麦方尊、井鼎、伯唐父鼎、遹簋、静簋、静卣、老簋，占很大比重。铭文中出现的景物有辟雍、辟池、大池、大沼、舟龙、鱼、鸿禽、虎、白鹿、白狼，与文献反映的镐京景物完全吻合。遹簋铭文的“王在京，呼渔于大池，王享酒”更与《鱼藻》的内容非常相似。此外，楚簋铭文中楚受册命“司鄙官内师舟”，也与镐京附近舟船水域较多相应。

第二类是周王到京时对当地各级贵族的赏赐，见于方鼎、白姜鼎、寓鼎、鲜簋、史懋壶，也占相当比重；这些铜器属于京当地贵族，常出土于丰镐遗址。

第三类是周王在京“”，有时与渔猎活动先后发生，见于士上诸器、麦方尊、高卣、小臣静卣、伯唐父鼎。这类内容由于对“”字的认识尚存分歧，具体含义还不清楚，笔者在此仅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学界对“”的意见大致有两种，一种认为“”是一种祭祀；一种认为与祭祀无关，读为“馆”，或理解为设食[66]。按“”字在西周金文中除了数见“京”，还有其他词例也应统一考虑，如：

鼎（集成2740）：隹王伐东夷。祭公令史旅曰：以师氏有司，後或伐。孚贝。用乍公宝尊鼎。

戍鼎（集成2708）：丙午，王赏戍贝廿朋，在阑（个），用乍父癸宝。唯王阑大室，在九月。犬鱼。

吕方鼎（集成2754）：隹五月既死霸辰才壬戌，王（？）大室。吕延于大室。王易吕秬鬯三卣、贝卅朋。对扬王休。用乍宝。〔其〕子子孙孙永用。

作册奂器（鼎、尊、卣、爵、觯）[67]：太保墉燕，燕侯宫，太保赐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庚册。

在鼎铭文里，“”后跟的是人称“公”，构成动宾短语限定鼎的用途，“公”指的是上文的“祭公”，是生人，不会是受祭的对象。在戍嗣鼎铭文里，“”是商王在阑的大室进行的活动，在作册奂器铭文里，“”是召公在燕侯家中的活动，如果说是某种祭祀，却看不到祭祀的对象，因此这种可能性不大。从这几篇铭文的意思来看，“”与饮食有关是更合理的设想。“”的字形从宀、从食，可能都是意符，表示在室内饮食。其余部分有两种写法，一种作，陈汉平、邬可晶先生认为是“丸”字[68]，另一种作，一般都认为是“夗”（图八）。“丸”和“夗”都是元部字，读音相近、可以替换，很可能有表音的作用。根据这些因素推测，“”可能是表示设馔享宾一类意思的字。从高卣铭文“王初镐”来看，是历代周王要在镐京举行的比较重要的活动。笔者理解金文中的“京”，大约是指周王至镐京宴享当地贵族。上述发生于京的第二类事情——周王赏赐京贵族，可能继宴享之后发生，实质当然是一种笼络手段。

综上，出土金文中京和传世文献中镐京的特征是一致的，这肯定了京就是镐京。金文和文献反映镐京的宫室不多，周王的活动罕见册命、不见朝见等政务。黄盛璋先生曾指出：“王来居此地（京）是临时性质的修养娱乐，百官大臣、中央官府，并不设在这里。”卢连成、杜勇、周宏伟等先生也指出了京的游乐功能。这些文字材料与考古材料反映的丰镐遗址的地位和环境也是相应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文里宗周发生的事情主要是周王举行的大型祭典和诸侯朝见（详见第一部分），从未见渔猎和等活动。这个差异说明镐京不是周王朝真正的政治中心。

（五）镐京非宗周

金文中的京就是传世文献中的镐京，镐京的确定使我们可以明了西周时期的宗周并非镐京。

宗周是西周王朝的首都，但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字材料都没有明确记载宗周的位置。秦汉时期的传世文献则众口一词地说宗周即镐京：

《诗·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毛传：“宗周，镐京也。”

《诗·王风·黍离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

皇甫谧《帝王世纪》：“武王自丰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

然而，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里会同时出现宗周和（镐）京：

士上诸器（集成5421、5422、5999、9454）：唯王大禴于宗周，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

麦方尊（集成6015）：王令辟邢侯出坏，侯于邢，雩若二月，侯见于宗周，亡愍。会王京，祀。雩若翌，在璧，王乘于舟，为大礼，王射大龏禽，侯乘于赤旂舟从，赞[69]，咸。之日，王以侯入于寝，侯锡玄琱戈。

陈梦家、刘雨、尹盛平等学者指出，出现在同一篇铭文里的不同地名不是一个地方。从所有相关铭文的文意来看，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古代铭文的作者们确实不会不加说明地在一段话里用两个不同地名指称一个地方，造成令人费解的混乱。上述铭文说明，在西周文字材料里宗周、镐京是两个地方，秦汉以后的说法是不可靠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论证了“宗周”之称是在“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它与“周”实为一地，西周时期指的是周原。镐京不是宗周，与这个结论是一致的。

西周时期的镐京，有王室的大型苑囿园林，周王逗留期间可以宴享、赏赐贵族、渔猎游乐、训练贵族子弟；由于宗周距离镐京只有几日路程，周王也可以专程来此，偶有一些祭祀、行政活动。

至此，本文涉及的西周都城和主要中心可以明确如下（表四）：周和宗周指周原；新邑即成周在洛阳；丰即沣西；京即镐京，在沣东。文献和金文中皆判然有别，毫不相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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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雨：《金文京考》，《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2]《孟子·离娄下》：“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赵岐注“：岐周、毕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旧邑，近畎夷。”《逸周书·作雒》：“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予岐周。”

[3]丁乙：《周原的建筑遗存和铜器窖藏》，《考古》1982年第4期。

[4]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李学勤：《青铜器与周原遗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年第2期；尹盛平：《试论金文中的“周”》，《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3年。

[5]刘影：《周原甲骨新缀及相关问题分析》，《出土文献》第9辑，中西书局，2016年。

[6]雷兴山：《由周原遗址陶文“周”论“周”地与先周文化》，《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赵庆淼：《再论西周时期的“周”地及相关问题》，《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2019年。赵庆淼先生认为沣西马王村出土的陶鬲是丰曾称周的证据。

[7]例如，曹玮先生认为金文中“周”指丰，见曹玮《也谈金文中的“周”》，《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郭沫若先生认为“彝铭中凡称周皆指成周”，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令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8]罗西章：《陕西周原新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99年第4期。

[9]如《尚书·召诰》“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伪孔传“成王朝行从镐京，则至于丰，以迁都之事告文王庙”。

[10]例如，尹盛平先生认为“周”指岐周和镐京（《试论金文中的“周”》）；朱凤瀚先生认为典籍和金文的“周”应指周王所居之都城，宗周、成周均可称为周，见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赵庆淼先生认为“周”可以指岐周、镐京、丰（《再论西周时期的“周”地及相关问题》）。

[11]见《尚书正义·召诰》，但孔颖达随后说“武王已都于镐，故知宗周是镐京也”——这是因为他不清楚武王之后王都又迁回了周原，详后文。

[12]陈梦家先生说：“宗周既非丰、镐二邑，又为宗庙所在，于此册命诸侯，疑即徙都丰、镐以前的旧都岐周。”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10册，1955年。

[13]周和宗周一般都被当作镐京，只有少数的周被解释为周原，如《大雅·江汉》“于周受命”，郑笺“周，岐周也”。

[14]何景成先生根据宗周和周不曾同时出现，推测两者含义相同，但他认为“宗周”为镐京，“周”有时指镐京，有时指岐周，见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与运行机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

[15]史觯是首阳斋藏品。滕州庄里西墓地被盗的M7出土成组的史器，可知史为滕国贵族。鼎铭文显示他也曾随某位滕公狩猎而受赏。韩巍先生在《新出金文与西周诸侯称谓的再认识》（《青铜器与周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一文中认为觯铭文中的伯是一位未即位的滕侯，如果此说正确，那么本例可归属第一类。

[16]楷仲大概是楷侯之弟，地位低于楷侯，因此附于此类。如果考虑器主也是楷侯下属，也可以归入上一类。

[17]参看邵蓓《〈封许之命〉与西周外服体系》，《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

[18]士上在周王离开成周、前往宗周和镐京时受命殷见成周贵族；他的铜器成组出土于洛阳马坡，由此可知士上为驻成周的贵族。公太史赴宗周述职（见服），必不是宗周当地贵族；作册䰧卣出土于洛阳，由此推测䰧的上司公太史很可能是驻成周的贵族。公太史的器物还出土于湖北黄陂鲁台山，大概反映了成周和南土贵族间的婚姻关系，成周是西周王朝经营南土的枢纽。叔簋的器型仿自一种晚商时期由南方输入中原的硬陶瓿，年代较早。铭文中的王姜可能是武王后邑姜，她随成王居成周，故受其差遣的叔为驻成周的贵族。

[19]《尚书》中使用“宗周”的《多方》《毕命》分别讲到“洛邑”“成周”，也可以从“对言”的角度理解。

[20]甲戌与丁巳相差17日，来不及在周和苏间往返，因此可知颂未及成行。

[21]铜器铸造需要一个过程，所有铜器都不是所述事件当天制作的。陈梦家先生提出颂和史颂器为“同人同年同月异地之作”不确，它们只是追述了同人同年同月发生的事情。他使用“排斥法”认为“宗周非周”也不恰当（《西周铜器断代（二）》）。

[22]西周早中期，周王朝依靠输入长江流域的甬钟成品拼凑成编，西周晚期才掌握了铸造音律成列甬钟的技术。西周时期流行使用编钟的地区始终在关中—晋南，东方地区几乎没有发现。因此，整套应侯视工钟只有周原才能铸造。

[23]仅有的另一例是盂在康王二十三年称都城为“宗周”（大盂鼎），二十五年称“周”（小盂鼎）。

[24]诸侯朝见的铭文集中于西周早期，中晚期尚未发现，这可能反映了西周政治的某种变化，值得深入研究。

[25]唐兰先生提出，成王把新邑改称为“成周”，把原来的镐京则改称为“宗周”，见唐兰《何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第1期。

[26]有一种观点认为“周”是“宗周”简称，如吴其昌先生说：“金文例，凡单称宗周，即简以一周字概之。”（《夨彝考释》，《燕京学报》第9期）。这颠倒了两个地名的发展过程。

[27]丰镐遗址的基本情况可参看《丰镐考古八十年》，科学出版社，2016年。

[28]洛阳西周晚期城址的发掘报告没有公布城址规模。依比例尺度量，城址东西长约2600米，南北宽约1900米，与周原西周晚期城址非常接近，见《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

[29]付仲杨：《丰京遗址水系与聚落布局》，《江汉考古》2019年第5期。

[30]（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周武王之所都也……自汉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基构沦褫，今无可究。”

[31]胡谦盈：《汉昆明池及其有关遗存踏察记》“补记”，《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0期；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区西周遗存的重要考古发现》，《考古》2013年第11期。关于辟雍的性质，传统观点认为它是一人工的圆形水池（辟，璧也；雍，也，水泽），中有明堂学宫，功能是礼制建筑。但从周代的《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周颂·振鹭》《小雅·鱼藻》）和金文中，只能看出它是一处面积较大、可以渔猎的水体。因此，当代多位研究者已指出，辟雍本是丰镐当地的自然水体（可能形状近圆形）。笔者认同这种观点。辟雍、灵沼、灵台和灵囿是一体，原是周代王室依托丰镐附近的自然水系湿地修建的苑囿、园林，周王可以在此渔猎游乐，也进行贵族子弟的军事体育教育（汉代、清代都有在皇家园林中训练贵族子弟的情况），偶有祭祀和行政活动。辟雍是我国早期的皇家园林，汉代的明堂辟雍则是附会周代传说建造的人工建筑。在探讨西周辟雍时，不必落入过去经学的窠臼。

[32]统计涉及关中地区出土的铜器2524件，见李月《关中地区出土西周铜器的统计与分析》，北京大学学士学位论文，2022年。

[33]由于环境原因，新石器至西周时期关中西部的开发程度一直高于东部，聚落数量多于东部，参看宋江宁《关中盆地史前到秦汉时期的中心区转移现象考察——兼论周原与沣镐遗址内涵差别巨大的原因》，《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34]据公开发表材料，丰镐遗址主动发掘墓葬1038座，周原遗址主动发掘墓葬606座。丰镐的墓葬被盗情况稍好于周原（被盗率57%，周原为70%），所以发掘出土了更多的铜器。

[35]《陕西宝鸡周原遗址2020～2021年发掘收获》，《202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2年。

[36]（汉）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引谯周说：“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故谓周公。”李学勤先生据此指出周原是周公采邑，但他认为这种状况贯穿整个西周时期，见李学勤《青铜器与周原遗址》。

[37]参看赵光贤《成周考——兼与马承源同志商榷》，《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期。

[38]有一种观点认为周王和邢侯在辟雍的活动发生于邢侯见于宗周的次日，并以此作为宗周、京相邻的证据，这明显误读了铭文。卢连成先生指出在辟雍的活动发生于周王祀于京的次日，这件事距邢侯朝见宗周多久铭文没有交代，见卢连成《西周金文所见京及相关都邑讨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3期。

[39]参看徐良高《周都选址丰镐的奥妙》，《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

[40]冯峰先生根据虢宣公子白鼎的形制、纹饰，指出虢季子白盘作于携王十二年，已进入春秋时期（见韩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铭文记载子白在周庙宣榭接受赏赐。如果是这样，那么直到春秋初年的二王并立时期，周原仍在被作为都城使用。

[4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则认为是秦国灵台，未必是西周灵台。

[42]镐京说见吴大澂《说文古籀补·释》；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10册，1955年；李学勤《王盂与镐京》《再说镐京》，《传统文化研究》第6辑，古吴轩出版社，1997年；周宏伟《西周都城诸问题试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9卷第1辑，2014年。丰京说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臣辰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方地说见王国维《周京考》，《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黄盛璋《关于金文中的“京（）、蒿、丰、邦”问题辨证》，《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1981年；刘雨《金文京考》，《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王玉哲《西周京地望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王辉《金文京即秦之“阿房”说》，《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杜勇《〈诗经·六月〉与金文京的地理问题》，《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本文提到的各家观点，如无特别说明皆见于上引各文。

[43]卢连成：《西周金文所见京及相关都邑讨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赵庆淼：《金文京若干问题的再检视》，《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44]参看刘雨《金文京考》，《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卢连成《西周金文所见京及相关都邑讨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

[45]赵庆淼：《金文京若干问题的再检视》，《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

[46]李学勤：《释郊》，《文史》第36辑，中华书局，1992年。

[47]参看董珊《新见商代金文考释四种》，《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中西书局，2019年。

[48]郭沫若先生说：“周室在镐京对武王举行春祭，成王因事在成周未能亲临，故恭候其祭后之致福。”（《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谈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文物》1959年第7期）这是在误释“祼”为“福”字基础上的解释，且成王是祭祀武王的最关键人物，如有要事似应改变日期，而不是不前往祭祀。黄盛璋先生说祭祀连续在两地举行，但两地连续的祭祀史无明文。这些解释很难让人信服。

[49]具体观点如，方濬益“从茻、从亼、从方，当为方之繁文”（《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王国维“当是从茻旁声之字”（《周京考》《观堂集林》卷一二）；郭沫若“字从茻声，当从亼方声，当即旁之古字。则蒡之繁文也”（《两周金文辞大系·臣辰盉》）；黄盛璋“金文中的京、，从茻，（方）声，隶定就是‘芳’（”《关于金文中的“京（）、蒿、丰、邦”问题辨证》）；王玉哲“字从茻从，而从今、方声，甚为明显”（《西周京地望的再探讨》）。

[50]李学勤：《再说镐京》，《传统文化研究》第6辑。

[51]如吴大澂《说文古籀补附录》说：“古器多“京，旧释旁京。大澂窃疑古镐京，字必非从金从高之字……丰多丰草，镐多林木，古从茻从方，它邑不得称京，其为镐京无疑。”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说：“金文镐京之镐作，字不能分析其音义所从来。所以决定它是镐字者：《诗》《书》称丰、丰邑，而镐称京；《文王有声》曰‘镐京辟雍’，而辟雍即大池，西周金文的大池皆在‘镐京’。”李学勤《王盂与镐京》说：“从文献看，周都邑中最常称‘京’的是镐京。岐周在古文字材料内称‘周’（周公之周），丰即称‘丰’，看来都不是此处讨论的地名。况且岐周和丰在武王以后都不再是王都了。最能同‘京’符合的，唯有镐京。”《再说镐京》说：“最能作为它是镐京的证据的，是那里有辟雍……在镐京以外的其他地点，不能再有这样的建筑物。”

[52]刘雨：《金文京考》，《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53]李先生在《王盂与镐京》一文中说“：问题的关键，看来还是在字的释读上。‘’字从‘’，从不简从‘方’，许多人以为它从‘方’声，恐怕是不对的。我大胆猜测‘’乃是后世‘敫’字的初文……从‘敫’声的字都在宵部，和‘高’声的字同音。此从‘敫’的字与‘镐’通假，是自然的。”见《传统文化研究》第6辑。

[54]张光裕：《新见老簋铭文及其年代》，《考古与文物》2005年增刊《古文字论集》（三），第64-68页；陈剑:《〈容成氏〉补释三则》，《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55]张富海:《读新出西周金文偶识》，《古文字研究》第27辑，中华书局，2008年，第233-236页。

[56]以往对卯簋盖铭文的深入讨论不多，以郭沫若先生的意见最有代表性，他对铭文的关键部分仅简短解释说：“盖谓不吊昊天，取去我家柱石之臣，因以不禄也。”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卯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57]刘信芳:《蒿宫、蒿闲与蒿里》《，中国文字》（新24期），艺文印书馆，1999年，第113-120页。

[58]裘锡圭:《释“”》，《裘锡圭学术文集》卷3，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59]董珊先生认为“爯”可读为“承”，意为继承先公的旧职。见董珊《翼城大河口誓盉铭文的理解》，《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60]裘锡圭:《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履”》，《裘锡圭学术文集》卷3。

[61]陈剑在《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一文中列举了9个例子，见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2007年。

[62]《大戴礼·明堂》有“蒿宫”一词：“（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为明堂者，文王之朝也。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落叶，终而复始也。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蒿宫也。”其说认为蒿宫是明堂，但明显带有传说、夸张性质。

[63]参看赵庆淼《金文京若干问题的再检视》，《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

[64]或许“”正是“薧”的本字，京之得名是由于这里为文王葬地，不敢遽断，存此待考。

[65]关于丰镐一带的苑囿，《孟子·梁惠王下》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孟子·梁惠王上》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66]刘雨：《金文祭的断代意义》，《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刘钊：《释甲骨文中从夗的几个字》，《古文字考释丛稿》，岳麓书社，2005年。

[67]王晶、曹大志、安妮娜、郭京宁：《琉璃河遗址出土西周重要铭文实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中国文物报》2021年12月24日。感谢王晶女士提供的作册奂觯铭文X光片。

[68]陈汉平：《说四方与四方风名》，《屠龙绝绪》，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邬可晶《“丸”字续释——从清华简所见的一种“邍”字谈起》，《〈中国文字〉出刊100期暨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20年。

[69]“赞”字释读参看谢明文《试说麦方尊的“”》，《古汉语研究》2016年第4期。

本文原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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