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深度丨云谲波诡的银川新市区：一个厂区二代的记忆碎片！
前言
如果不用百度，你很难一下子想起，新市区什么时候开始换做了西夏区的。但有一点则是非常肯定的，在新市区被更名之后，每一个生活在这里，或者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人，根本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理所应当的惆怅，也没有欢欣鼓舞张灯结彩的欢庆气氛。
新市区就像它的诞生一样，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甚至是带有那么一点点大航海时代圣徒精神的年轻人，在这里生根、发芽，枯萎……
1994年周星驰拍《大话西游》期间，在新市区纬四路上骑单车。
优越感
新市区，这是一个非常独特而又稀松平常的名字，彰显出这座凭空而起的工业城市区来的是多么突然，当时的人们，甚至没有来得及给他去一个响亮的名字，历史大势像是一场走了火的一夜情，将这个孩子毫无征兆地带到了人间。
然而，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力量，让这个稀松平常的名字，稀松平常的地方，以碾压之势拔地而起，当新市区的工厂、家属院、学校、医院渐成规模之时，老银川的土城墙和城市中心区的集体水房都还没有拆掉，这种暖气和土炉子之间的时代差别，也形成这里潜藏于内心的优越感。
计划经济时代的优越感来自于集体和组织，考虑到人是集体动物，新市区的优越感更是被放大的，老银川一直没有沉淀、却总在稀释的当地文化之下，瞬间灰飞烟灭。
当老城区的人们，在鼓楼旁生活还需要到跨过水沟到集体水房打水的时候，新市区的工人家庭，已经可以打开自来水龙头拖地浇花了。
当老城区的人们，还挤在东方红电影院门口看电影时，新市区的工人俱乐部已经定期举行的交谊舞会了。
当老城区的人们，还在为争夺二百斤冬储大白菜挤破脑袋时，新市区的厂子，已经开始用东风、解放大卡车，从青岛整车拉来各式海鲜发福利，甚至发一半，扔一半了。
当老城区的人们，还在因为冬天土炉子伸出的烟囱而闹邻里纠纷的时候，新市区的工厂家属院，已经在精巧的，具有苏联风格的楼房里，在暖气片上烘袜子了。
新市区当时几乎每个大型的厂区，都有自己的电视台。陆小凤之凤舞九天，猛将兄就是这样看完的。
当老城区的人们，还在用自制的铝合金天线调整电视的清晰度时，新市区的工人们，已经可以看到稳定清晰的闭路电视，每天一部港片，甚至还会有裸露香艳的镜头。
不过，新市区中生活的人们，并没有把这里当做自己真正的家。更多的人，乐于展示他们在外地的亲戚关系、组织关系，甚至是海外关系，几乎每一个已经定居在这里的人，总是一种随时要举家迁出的可能，尽管不少人真的真么做了。所谓大航海时代的圣徒精神，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下被逐渐瓦解，支离破碎。
味道
这句口号几乎成了每个新市区厂区门口的标配！
新市区的工厂家属院的午饭规律而杂乱，每到中午11点45分，工人们就会集中在工厂大门口，推着车子，或者跨在车子之上，一边聊着邻里之间的八卦，一边等待下班铃声的响起，保卫科的人打开大门，人们潮水般地涌出，人头攒动之下，巨大的背景则是“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这些浑身带着机油味的工人回到家中，就开始准备带着各式口味的午饭。午间收音机里的声音不断变化，从单田芳的白眉大侠，到不着四六的广告，喝来喝去，还是喝西夏，不用喝来喝去，就是喝宁沈。
如果你有幸住在顶楼，站在阳台上，就能闻到邻居不同菜系的味道。一楼东北人的大酱外加卡带录音机里放出的二人转，二楼大连人红烧带鱼的呲呲作响，三楼山东人虾酱炝锅时溢出的腥气，隔壁上海人媳妇抱怨韭菜盒子臭气时的叫骂，这些味道混杂在一起，也说不清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但是每个孩子这个时候都很饥饿，嗷嗷待哺。
妈妈紧忙活，爸爸隔着阳台把邻居跑丢的鸽子扔回去，孩子们拿着铁丝铁管做的假枪，瞄准北京路以南的林带，防备《恐龙特急克塞号》里的外星人随时发起的攻击。
沿着北京路，从火车站一路向西，每一个工厂都会有一种独特而又统一的味道。橡胶厂的臭味、胶带厂的臭味、氮肥厂的臭味、铸造厂的臭味、三十万吨的臭味……
银川胶带厂当时绿树环绕，但从厂区烟囱中飘出的味道，绝不比启元多维弱。（图片来源：口述宁夏）
但那时的人从来没有抱怨什么，每天定时定点的臭味，虽然可以殃及周围的一切，包括学校和医院，但人们的潜意识里，仍然将其视为工业化时代的进步，指标完成了，超额完成了，祖国又强大了！
虽然无论完成还是不完成，工资都是那么多。
很难想象，这些味道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工厂的败落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让人们要么选择降低生活标准，要么把阳台封闭起来，要么藏藏掖掖，你再也听不到隔壁炝锅时发出的声响，再也闻不见老家寄来的食品发出的味道，再也没有隔壁上海媳妇的抱怨，因为，他们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了。
颜色
这是银川橡胶厂的生厂车间，猛将兄曾在小学时跑进去一探究竟，里面巨大的噪音和难闻的气味让人极不适应。
新市区并非工厂邻里土灰色和烟囱浓烟的简单交汇，你站在二铁道附近的芦苇荡中，远处是化工厂灰黄色的浓烟，你拿起一个小铁棒，小心放在铁轨上，算好时间，等待定时听过的货运火车经过，把小铁棒压成铁片，然后磨成刀子。
等到暑假结束后，可以放在铅笔盒里向同学们展示，虽然你也不会用它来削铅笔，上海的、沈阳的、北京的、大连的远房舅舅，总会给你寄来一些学习用品，最好的转笔刀。
新市区其实是翠绿的，在天牛咬死宽达一百米的防护林林带前，这里的参天大树足以为你塑造一个森林的印象。这里的夏天从来没有恼人的热气，哪怕是在当下，你从老城回到西夏区，打开车门的瞬间，也是更加通透的空气，更加凉爽的感觉。
森林之中的动物是千奇百怪的，如果你仅仅是抓住几只蜻蜓，那你和老城区的孩子是没什么区别的。这里的刺猬、野猫、兔子很容易被发现，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工厂通宵达旦点亮的路灯，可以让你不必遭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你潜伏于其中，抓住事先藏好的伙伴，嬉笑之间就会发现一个失魂落魄的小动物，然后抓住他。
新市区有大量的蒲棒，夏天孩子们会人手一个，点燃嬉戏。在黑暗中，那画面仿若一种仪式。
一部分新市区的孩子对蒲棒有着特别的情怀，暑假结束前的一段时间，你总会到工厂附近的芦苇荡里，用自己的小手掰下你能碰到的蒲棒，哪怕手收回来的时候，胳膊上会爬上呈十几只蚊子。回来精心晒干，然后点燃，冒出的烟气据说可以熏走蚊子，有人还说冬天的时候可以用来放炮。
不过所有晒干的蒲棒，在暑假结束后，都会被妈妈毫无犹豫的扔掉。
夏夜
在那个时代，新市区的厂区夏夜让难忘。一直到了新世纪初期，大学校园里交友的方式之一还是跳慢三、快四。
在那个彼此之间还足够信任的时代，工厂家属院的夏夜总是令人期待的。尤其到了周六，那个时候还没有双休日，孩子们首先会去厂区洗澡堂洗澡，绝大多数孩子是在大池子里完成了自己学习游泳的启蒙课。
第一锅池水都是老年人泡，他们最喜欢烫水，但是孩子们只要脚尖一碰，就会叫着离开。因此，稍大一些的孩子们会选择晚去一些，老人们离开，他们就窜上大罐子之上，打开冷水阀门，等待池水降温，让后在肥皂水里，嬉戏打闹，毫不顾忌在里面喝了多少肥皂水。
游啊游，玩啊玩，直到锅炉房的师傅愤怒的吼叫，大家才会匆匆冲洗干净，穿过小树林，穿过北京路回家。此时的夏夜即将拉开序幕，夕阳西下的光线自然饱满，晚饭之后的人们都会出来，他们不是遛弯，而是寻找自己在大院之中的位置。
总有那么一个区域，三三两两讨论着每一个厂子都会有的风流韵事；总有那么一个区域，几个人在一起商量如何结伙去另外一个厂区堵人报仇；总有那么一个区域，几个肥硕的老娘们在一起交流织毛衣；总有那么一个区域，一局象棋之前挤了一堆人。时不时还会夹杂这几声爆吼，叫孩子回家吃饭。孩子们此时都是四散开来的，打乒乓球的，骑在墙上的，扔沙包的，托儿所前面的转椅上挑战高难度动作的，合谋偷某平房家成熟的杏子的……
综艺大观中的倪萍，是每个厂区父辈的梦中情人。她的端庄、大方，也是孩子们被教育日后的择偶标准！
最晚八点，大家回到家中，开始看每周一期的综艺大观，孩子们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留下，一直玩到九、十点。那时银川的天还是通透的，孩子们躺在乒乓球台上、墙上、楼顶上，可以看到满天繁星，可以看到银河，孩子们把自己从十万个为什么看来的散碎知识拿出来，畅想着外星人，畅想着登上宇宙飞船，或者保持缄默，感受着自己在宇宙之中的渺小。
当然，夏夜完全没有这么简单，工厂还会固定举办舞会，那不是街边简陋的广场舞，而是有现场乐队伴奏的交谊舞会。工会在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非常有激情和创造力的工作，之后便是录像，我们会拎着小凳子，抢到一个好的座位，看看有什么模糊不清的港片录像带，又流传到了这里。
江湖
那个时候的厂区，就如同一个封闭社会。孩子们知道厂长副厂长车间主任都是谁，却不知市长姓什么。（图片来源：口述宁夏）
那时候新市区的人，几乎没有政府的概念，只有厂子的概念。这也导致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哪怕是存于人与人之间的江湖，也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独有的景象。这里自给自足，有最基本的工厂，学校、电影院、俱乐部、商场、医院、托儿所，他们不需要向外面索取什么，尽管所有人都以此为荣，但生活的无忧，也让这里成为了情感上、生活上独立于银川城之外的城市区域。
因此，那时候的新市区人，去老城区通常被成为“进城”，他们似乎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银川人，骄傲地陈述着自己的家乡优越的生活习惯，嘲笑着本地人落后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已经在这片区域之中生根发芽。
那是一个可以在厂长家门口撒泼打滚的时代，那是一个没有所谓KPI的时代，那是一个有了工人身份便可以混吃等死的的年代。
新市区所谓的江湖具有某种骑士精神，他们因为厂子而生活在一起，形成群体，贴上标签，自觉自愿地走入自己的领地。他们从来不偷袭，只会约架，就连去哪个学校或者厂区堵人，也都事先告知，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青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充满着过剩荷尔蒙，一盘水萝卜丝儿就能喝瓶压盖白和一水桶散装啤酒的群体。他们结为团体，窥探着女青工的动向，年轻寡妇的一举一动，酒精催化之下，不仅是灯光球场里挥洒的汗臭，更有刀光剑雨的殴斗，年轻人特有的创造力，加上工厂管理的有限，让他们可以轻松制作各式各样的凶器，或者仅仅是菜刀。
当然了，殴斗之中，拥有一把制式武器仍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比如军刺，或者军用匕首。之于孩子们自己压出来的刀子，顶多算是个水果刀，上不了台面。不过，更多的时候，他们出来摔摔跤，比比拳，这样的友谊比赛也在厂区之间私下里聚集。至于那个时代的霹雳舞等等，只有在工人俱乐部这样的地带可以零星见到。
有了这样浓烈的荷尔蒙浓度，一个厂区，三两年之内，出一个无期或者死刑，也是太过平常的事情，几乎成为不了什么太大的摊子。门口纳凉闲扯的人们，只在乎厂长又和哪个年轻女工扯上了不干不净的关系。哪个年轻寡妇家的门，又在半夜发出了诡异的动静。尽管，还是尽管，这些闲扯最后都是子虚乌有。
录像厅的诞生，完全取决于厂区青年日益增长的观影学习需求以及难以按压的荷尔蒙。
新市区的江湖是不断演化的江湖。当第一批录像馆游戏厅开始盛行的时候，青工们已经成家立业，新一批青工多从农村而来，还有一个临时工的身份，他们只能好好工作，期望一个转正的机会，或者考学。之于那些不成器的青工和土流氓们，则在三块钱不清场的录像厅里，继续挥洒自己不太多的荷尔蒙了。
学校
西轴中学、橡胶厂中学、铁路中学、农垦中学……几乎稍大一些的厂区，都有自己的小学到高中。这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
新市区的学校有两种，一种是厂办学校，这里是一种气氛，另外一种则是公办学校，周边四处的工厂子弟，来到这里上学，相互熟知，并进入彼此的江湖。
工厂是需要定期向学校进行一些支援的。比如，为学校定制一批黑板，课桌，甚至定期为学校修理一些硬件设施。学校那个时候是有教鞭的，教鞭是真的教鞭，因为不打学生的教鞭，就不能叫做教鞭。就连那种韧度极强，难以损坏，涂着清漆，仔细打磨的教鞭，都是来自周边工厂的支援，而将这些惩罚学生工具做的几近艺术品的工人们，心里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不听话，就会背着写教鞭敲脑袋。
那是一个真正尊师重教的年代，孩子被老师打，家长还得说一句，打得好，或者“孩子不听话，老师您使劲儿打！”
那时的孩子们是多元化的，既有工厂区计划经济色彩的大院特征，也有城乡结合部野孩子的痞气。我们经常听说，哪个孩子偷了一个雷管，用毛刷子刷，最后炸掉了半边身子。或者去哪个工厂之间的野地放火，被保卫科抓走关了一夜，或者因为偷铁卖钱分赃不均打起来的……
那个时候的孩子还流行离家出走，扒火车，跑到一个自己也不认识的地方，最后被当地警方送回家。送回家难免一顿暴打，回到学校之后如果留不了级，就要继续受折磨，不过，这些具有痞气的孩子，往往具有巨大的创造力。
那个时候，学校还没有暖气，每年孩子们都需要自己带着锤子，来到学校把大块煤敲成小块，然后堆在班里最后的煤池子里，这些孩子，都会一些手艺，比如套路子，打煤饼，每到这个时候，这些孩子就会成为明星。
那个时候的孩子没什么特别流行的，穿的东西都是一阵一阵的。最早特别流行西裤，还要把裤脚翻起来，露出脚后跟上头的商标，如果穿西装，袖口有商标更好，期间还流行过穿定做的正装，那个时候裁缝多得是。西裤还要配上白色的板子鞋，白袜子。一度还流行过一种白衬衫，领子是蓝底带白色星星的。
吃的东西纷繁多彩，一般家里给孩子一天一毛钱的零花钱，一毛钱可以买一牙签糖稀，两根冰棍，或者两根塞外。后来不断贬值，散烟的品种也不断增多，希尔顿和阿诗玛最正点。
当年的画片，最值钱的就是博派和狂派的标志。普通的5分钱一张，这两张则要斥1毛钱巨资才能买到。
在游戏厅兴盛起来之前，居家之中的游戏室是孩子们的乐园。通常情况下两块钱一个小时，红白机，魂斗罗，都是单卡游戏。
老板通情达理，五毛钱15分钟也可以玩。孩子们从家里偷来一把硬币，凑够五毛钱，大战15分钟，然后翻墙上学。课间挖几个洞弹珠子，拍画片，拍烟盒。画片从正版到盗版，上头的变形金刚，从良心的几百战斗数值，或者几对几，演变成十几万，一兑一百万，顿失乐趣。
商业
曾几何时，新市区百货大楼是方圆十公里内最繁华的地段，她位于同心路市场和北京路的交叉口。如今，门可罗雀！
新市区的第三产业是极端不发达的，同心路市场最早是沿街摆摊的产物，泥泞之中，菜贩子铺一块地就能卖菜。但是这里也是各种流行物品的所在地。从广东按斤买来的电子表，周润发电影流行之后的圆片墨镜，还有9块八一盘的正版磁带。现在那些文艺青年玩的正热的东西，其实都是当年路边市场玩剩下的。
还有西花园的市场，稍差一些，饭馆比较多。新市区新昌路附近饭馆从无到有，最早有一家同心春的饭馆，刀削面非常好吃，后来再也不见了。
百货大楼是新市区的商业核心。长城百货大楼是工厂区不温不火的商业中心，在同心路的百货大楼建起之前，这里是最高端的地方。至今还记得，长城百货大楼重装开业的时候，银川电视台还特别报道了一下，里面人山人海，很多人是被人流带进去的，没怎么转，就被人流送出来，感觉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至今还记得，重装开业的百货大楼之中，二层有一个买玩具枪的，那把铜质的左轮，可以打火药，从开业，一直买到块倒闭，都没有卖出去，五块钱一把。
那个时候没有超市的概念，都是售货员，如果哪家的媳妇是售货员，这意味着家里可以有更丰富的东西。什么是更丰富的东西呢？就是那草纸包好的蛋糕点心，以及进行包装的西瓜糖桔子糖。
然而，如同长城百货大楼一样，在老城区发达的商业文化中，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火爆过，这里真正需要的是化工厂大院里的游泳池，工人文化宫里的干冰场，同心路市场的录像馆、西花园市场的炒疙瘩。
与现在的新市区一样，长城百货大楼已经彻底消失，那把没有卖出去的铜质左轮手枪，也不知道最终去了那里。热闹的工人俱乐部没有了、三北防护林再也没有森林的感觉，殴斗而死的青工们，他们的魂魄会找到过去的大院吗？
正如最初位于新市区的银川飞机场一样，这里已经慢慢变得面目全非。热闹的厂区大院也成为了外来务工人员的暂居地……
新市区的没落，与他的建立一样势如破竹。国企改革、下岗待业，人们在哭爹喊娘之中寻找自己新的位置，家属院逐渐被新的外来者占领，他们是三娃子炒面、二狗子辣爆、还有各种地摊的经营者。而这些生长于此，衰老与此的厂二代，厂三代，则在房价高企的时代四散奔逃，或者老死于此，不再有人会会向他们，以及过去的生活。
上天似乎是在向他们开了一个玩笑，让他们不得不从一种生活，颠覆性地走到另一种生活，尽管痛恨，但却毫不避讳地拥抱它。新市区，一个已经彻底不存在的地方，就连他们最原始的遗留物，也被涂上了新的油漆，剩下的，则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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