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丨银川报刊亭作家彦妮的故事：曾经四十不惑，如今五十难知天命！
今天看朋友圈，方才得知彦妮大哥的报刊亭因为经营困难关门了。不少媒体人唏嘘，感慨无人读报，纸媒艰难，可见一斑。
彦妮生于1967年，在他40岁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他的人物报道。这可能也是这些年来我写的为数不多的大稿件。
那应该是2007年8月，一个周六下午，我约彦妮大哥来到我的办公室（距离他的报刊亭50米），我们聊了整整一下午。
当时的彦妮整整40岁，报刊亭刚开始经营。对他来说，这是一份让他很满意的营生。他说可以静下心来看书、读报，供养自己的两个儿子念书。
到今年恰好10年时间，报刊亭却不得不关门了。这10年时间，他也写了大量的淳朴真实的文字，因为我的前东家报馆搬家，我却也很少见他了。
如今在他50岁知天命的年龄，或许又要开始“创业”了。
仅以此篇，怀念彦妮和他的报刊亭。希望张哥未来一切安好、顺利！
▲2017年6月，彦妮和妻子在关门的报刊亭处合影。 银川晚报记者 郎凯 摄
本文写于2007年8月 原标题《彦妮：男人四十不惑》
彦妮的报刊亭，就在银川晚报社门口。
彦妮站在报刊亭里，对着前来买报纸杂志的人微笑，一个老大爷买完报纸走后，他又恢复了含蓄而羞涩的表情。街上是车水马龙和行色匆匆的男女，彦妮躲在报刊亭里。
彦妮不爱说话，但是当有人提到小说、散文和文化圈里的事时，他的眼睛立刻就散发出了光芒。
彦妮的本名叫张彦忠，一个40岁的男人，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奔波在银川这个城市里。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彦妮
张彦忠生于1967年，海原关桥乡方堡龙池湾村，在那个以张姓为主的大村子里，还有一个叫张彦忠的。25岁之前，张彦忠没觉得重名有什么不便，直到他鼓起勇气向一家文学杂志投了一篇稿子之后……
张彦忠记得，那本名叫《六盘山》的杂志上当时写着，如不用稿将退还稿件。可他等了快小半年了，既没有发稿，也没有退稿，那次投稿如同石沉大海，一点涟漪都没有泛起。
村里的人有次无意中告诉张彦忠，那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有这么高呢”，同村的人用手比画着。张彦忠赶紧跑到另一个张彦忠的家里，这时他才知道，原来信被人“冒领”了。
张彦忠想给自己起个笔名，一来区别于自己和那个同名同姓者，二来也想换换“运气”。用他的话说，“自从起了彦妮这个笔名之后，我的处女作就在《六盘山》发表了。”
25岁的时候，那首第一次发表的诗歌给张彦忠的直接回报就是7块钱的稿费，他买了一个漂亮的影集，作为给新婚妻子的礼物。他兴奋地对妻子说，“看看，写字也能来钱吧？以后，我还会用写字换来的钱，给你买更多的东西。”
从此，他就叫彦妮了。
▲在报刊亭内生炉子取暖的彦妮。银川晚报记者 郭潇 摄
他背起行囊，开始漂泊
彦妮的家位于海原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一个普通的村子。光秃秃的山，稀稀拉拉的耕地，吐着舌头懒洋洋的土狗……村头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就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活着，也许是年复一年，甚至是一辈又一辈。
像很多书中描写的那样，彦妮在14岁那年，因为父亲的去世，离开了学校，拿起了赶羊鞭，从一个初二的学生，变成了少年羊倌。他走在山沟中和几十只羊在一起，无聊而又无奈。
彦妮开始给表哥写信，在他看来，表哥是一个文化人，喜欢写点东西，“能在精神上给我一些帮助。”在信里，他说自己感到害怕，这么一直放羊的生活让他觉得内心落寞。表哥则鼓动他，赶紧回学校上学。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上学读书成了改变命运的唯一选择。
18岁的时候，彦妮回到了学校，成为那个学校里年龄最大的初二学生。他的愿望是考上中专，毕业了可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赡养母亲，娶妻生子，过平淡、快乐的生活。然而，一个离开学校整整4年的孩子，手中的物什从放羊鞭换成了圆珠笔，他发现物理和化学课对他来说是那样的吃力，也许自己很难成为一名中专生。
分数说明了一切，1987年，20岁的彦妮落榜了，他背起了行囊，开始了漂泊……
写作，让他试图改变这一切
在彦妮的家乡，很多同龄人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外出打工赚钱。他们赚的钱改变了单身的生活，却改变不了生活本身。
于是，20岁的彦妮背着行囊北上来到了内蒙古，在戈壁滩上捞盐、打硝。他也在建筑工地上干过小工，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修过马路。“工钱说的时候是不少，但是能要到手里的没有多少。”彦妮坦言，自己就靠着写日记来打发闲暇。在摇摇欲坠的破帐篷里，穿着单薄而又破旧的衣服，工友们打着残缺不全的扑克，而他却记录着自己打工的辛酸和苦楚。几年的时间，写的东西有“厚厚的几本，记了不少东西。”
打工几年赚的钱，彦妮用来娶妻生子。生活还得继续。早晨饿着肚子考虑晚上吃什么，这让彦妮感到生活的艰辛，大儿子的出生，使彦妮感到肩头的担子更重了。“这样的生活不属于我。”面对赤贫的家庭，彦妮明白，仅仅靠着一把铁锹或一把榔头，生活非但不会有起色，就连最起码的糊口也会成问题。
彦妮开始整理自己当初打工写下的日记和诗歌，经过无数次投稿，他的诗歌终于发表了。彦妮说自己“一下子看到了生活的亮色与寄托”，从此将一切闲暇时间都用来写作。
家里的地开始荒了。别人一亩可以打三四百公斤粮食，他只有200多公斤。村里有人劝他，干点啥不好，净胡写乱写的有啥用？彦妮苦笑，“有人说我是二愣子，可我不管，我有自己的活法。”
▲2011年11月，零下7℃，彦妮和妻子在报刊亭吃早餐。 银川晚报记者 郭潇 摄
4年写出长篇小说，却无法出版
彦妮那7块钱的稿费让妻子也觉得“有戏”。之后不断飘来的汇款单更让彦妮和妻子信心十足。
在海原那块贫瘠的土地，为下一顿饭的担忧以及妻子的期待都化成了彦妮写作的动力，他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好好描述一下自己的生活”。彦妮下定决心后，兴奋地对妻子说，这肯定是好作品，“甚至可以指望（这部小说）来改变我们的未来”。
彦妮开始写长篇小说了，但又不能荒废了耕种，“毕竟一家人还要指望着吃饭啊。”于是，他每天深夜，等着妻子孩子睡着了，就跑到厨房里写作。深夜的村落里，不时传来毫无征兆的狗叫声，彦妮就趴在厨房的案板上，一笔一划地勾勒着自己的未来。
4年的时间，无数次的修改；寒冷的午夜，裹在身上破旧的棉被……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小说终于完成了。彦妮捧着小说自恋地看了几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原稿，厚厚的上千张稿纸送到了出版社。出版社的人看了之后，以“格调不高，描写的社会过于灰暗”为由，明确表示不好出版。
和大多数写作者一样，彦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在这部名为《人在屋檐下》的30万字的长篇小说里，他描述了低层生活者的矛盾、挣扎和他们如何被生活驯服的内心世界。一位读者看后表示，“就像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的格式，以时间为小标题的日记和书信体长篇小说。”不同的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小说成了名著，而《人在屋檐下》却一直没有出版，它的原稿静静地躺在彦妮的出租屋里，寂寞而又失落。
▲彦妮的博客照片。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这次的打击对彦妮来说很大，无论他做了多少次的尝试，甚至听从了一位当地作家的建议，将长篇小说分割成若干个短篇、中篇小说，他的生活依然没有任何改善。无奈之下，彦妮又跟随着打工的大流再次上路了。贫穷让他别无选择，嗷嗷待哺的儿子让他成为了一个打工作家。
彦妮先是去了内蒙古，在那里炸石头。路过银川的时候，他也曾给各个报社投稿———都是一些散文或者随笔，稿件陆续发表的同时，他已在前往内蒙古的车上浑浑噩噩地睡去。
为了赚钱，为了生计，他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文学梦想。车上的广播中放着“要生存，先把泪擦干……”的歌曲，彦妮心里痛极了。
要不是侄子出事了，彦妮也许一直到现在还来往于内蒙古和海原之间。1999年的夏天，彦妮向老板请假，“老婆在家里一个人，我得回去帮她收麦。”正在田中劳作的彦妮很享受和妻子短暂的团聚，这时一个村里的人急匆匆地跑来，撂了一句话，“你的大侄子被炸药炸伤了，命保住了，但是瘫痪了！”
彦妮孤单地站在麦地里，惊愕不已……
侄子当年只有20岁，和他一起去内蒙古炸石头，也同样想着外出打工赚钱甚至娶媳妇，但是他的人生目标就这样轰然倒塌了。两年后，侄子在极为清醒的时刻顽强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一个打工者，20年的青春，换回一座矮矮的坟丘。彦妮一个人思量了许久，他害怕了。
彦妮决定不干了，他孤身一人，来到了银川……
▲2007年的夏天，彦妮在潮热的报刊亭内看着文学杂志《花城》。银川晚报记者 李明成 摄
2007年的夏天，彦妮站在闷热的报刊亭里，他是银川市千百个报刊亭小老板中的一员。他承包的这个报刊亭，一年的费用是7200元。
彦妮现在一个月的收入不足千元。他既满足又不满足，满足的是，这样的工作没有危险性，而且自己也把老婆和两个孩子接到了身边，不用为下一顿饭而发愁；不满足的是，他还想过得更好点，他还惦记着那本《人在屋檐下》，“要是能出版，多好。”
说完这话，我看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希望。
采访手记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是杰克·克鲁亚克在他的小说《在路上》里的一句话，彦妮今年整40岁，已经不属于年轻人，而且他说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坚强。但是在我听着他用缓慢的语速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时，我不禁被他的经历打动了。
彦妮说他的报刊亭承包合同2010年到期，到时候他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不过他也不担心，“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也许下次就到别的地方继续打工了。”于是，他可能还得行进在打工的路上。
和克鲁亚克不同，彦妮的“在路上”是为了生计，为了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中了，小的学习有点吃力，上小学六年级了。”说起孩子，彦妮笑了。
彦妮在光华门附近租了带套间的房子，一个月150块钱，家里摆着一台3000块钱的电脑，是2006年买的。彦妮经常对围着电脑打游戏的孩子说，“不好好学习，你们就得像我一样。”这话听起来有无奈、有凄凉、有辛酸，还有真真切切的望子成龙的心愿。
彦妮的家，一个月开销是五六百元，“物价上涨得太快了。”他没有过多的抱怨，这话是在我的诱导下说出来的。在他看来，现在的生活虽然辛苦，甚至是“骗子经常光顾他的报刊亭，他也经常被骗”，但是比起炸石头来说，这份工作至少安全。
那天，我路过他的报刊亭，他叼着一根香烟。我有些诧异，你也抽烟啊？他有些羞赧地一笑，“哎呀，我太累了，抽根烟提提神。”
说真的，我喜欢他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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