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证购粮”被判刑：打破行政垄断更待何时？

文/杨国英

这是一个被网友称为穿越到1980年代的判决。

据新华社7月3日报道，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民李某，因无证无照收购玉米价值达21万余元，近日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决犯非法经营罪，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

相信很多人，也是从这个新闻里刚刚知道：原来收购玉米这么一个原始的经济活动（而不是从事期货、烟草等高门槛的经济活动），还是需要“领证”的，不领证，甚至可能构成犯罪。在所谓“无证粮贩”广泛存在、“违法感稀薄”的情况下，舆论普遍感到该判决小题大做，相关学者更是直言，“粮食收购许可制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相关规定应该进行修改。”

 不过，在现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明确认定涉案人违法的情况之下，当地法院对涉案人的依法处刑，本质上是“有禁则止、违法必究”的负责任表现。

但是，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以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核心诉求，还是有必要听舆论的声音，看看目前的这个“严厉”的判决，是在推动还是在阻碍粮食领域的改革。

2004年发布，2013年、2016年再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其核心诉求是强调主粮供给的绝对安全性。众所周知，与畜禽蛋奶、瓜果蔬菜相比，小麦、稻谷、玉米、杂粮及其成品粮所构成的“粮食”，其供给平衡度、价格稳定性至关重要，所谓“能源不稳则经济不稳，粮食不稳则社会不稳”，甚至在极端情况下，粮食对社会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能源。

“粮食安全”是《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核心诉求，对于人口大国的我国而言十分重要。

但一句“粮食安全”不应该成为“一刀切”地搞行政垄断的理由。针对不同品类的粮食，实质上，我们还是有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针对大豆等粗粮，在其进口依存度严重高企之下（超80%依赖进口），为了避免市场阶段性地哄抬物价，为了有序地逐渐收缩过高的进口比例，实施较为严格的市场流通管理是有一定必要性的。

而对此次涉案者无证无照收购的玉米这一品类，我们则完全不应该与大豆等同视之。相比于大豆的对外进口依存度过高，我国玉米的进口量相对较少，在绝大多数年份，我国玉米的总产量是基本可以满足我国民众的食用需求的（排除工业乙醇需求）。既然玉米尚不涉及社会安全性，那么，当前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没有必要“一视同严”，而应辩证对待，不仅有必要大幅提高刑事追责的玉米“非法经营额”的上限，甚至还有必要彻底取消涉及玉米这一品类的粮食收购许可，全面改为登记备案制，显然更为合情合理。

“农民无证无照收购21万余元玉米被追究刑事责任”，看似在严格执法，却与法治的精神、改革的理念背道而驰，在不涉及国家安全（包括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自由进出，为什么非要让粮食部门去敲这个章，获得这个寻租的机会呢？

这仅是我国行政垄断较为严重的一个折射而已。过度的行政垄断，不仅仅体现在粮食流通领域，还充分表现在包括电信行业、能源行业，以及无数需求行政前置审批在内的行业，尽管近年来我国行政职能领域的相关改革在加速，但是整体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行政垄断。

2016年，中国改革开放将近40年后，还有农民因为无证收购数额不大的粮食而被定罪，扑面而来的是“打击投机倒把”、粮食系统行政垄断的灰霾气。哪怕不全面废止粮食收购的准入门槛，至少应该做出区别对待：只有对那些涉及国家粮食安全的领域，才有必要适用严格的行政准入。

希望决策者能从本案的舆情中，看到公众对于改革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