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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价就像烫手山芋,价格主管部门几度想放开,最大供气商却不敢接盘。选择接盘,中石油就不得不算清楚自己的天然气销售账本。中卫,可能就是那个计算的关键节点。但是算账,则意味着保供成本将不再受到政策性亏损的荫护。如何应对市场化,还要不要保护伞,正在考验着中石油的决策层。然而,气价能不能市场化?多个卖方能否真正形成?这最终取决于国家如何定位中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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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记者 周慧之
门站价格的处境,将会有点尴尬。
2016年10月长输管道成本监审规则发布之后,十二家跨省管道公司开始投入到紧张的财务核算当中。当时主流咨询机构预测,管输费将出现普降。由此而带来的疑问是,门站价格是否需要作相应调整?
实际上在2015年10月推出气价下调0.7元/方之时,门站价格与燃料油和LPG挂钩的公式就已经失效。0.7元/方的降幅并非完全按照公式得来,而是综合权衡下的数值。下一步,是否需要推出新的计算公式,又是一个让监管部门颇感棘手的问题。
从最开始,门站价格就是携着“过渡”任务而来,奔着气价放开目标而去。继续修改公式也好,协商升降幅度也罢,都属于政府模拟市场范畴,“而各方对于政府指导定价总会感到不满。”
不过,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超级大玩家,都在为有可能到来的气价市场化,提前做着筹划。
宁夏中卫,就是其中一个进入多方研究视野的地方。
在监管部门看来,“中卫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对于中石油而言,中卫是其内部枢纽,是内陆管道气的核心节点,“这是毋庸置疑的。”
打开一幅修订版的中国天然气管线图,就能直观看到,地图上有几处管线密集区域:川渝、广东、江苏、上海,和中卫。不同于前面几个密集地属于“局部管网”,中卫的密集型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多条战略性干道汇聚的“点”——一个中石油内部的气体交割的点,且单站过境年输气量在450亿方到500亿方之间,占国内管道气消费量的三成。
中卫到底有何价值?其价值的发挥又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对于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路径,又有何启示?
西气东征大本营
迢迢跋涉而来的中亚陆上天然气从霍尔果斯口岸进入中国后,要想流向人口密集、工商业相对发达的中部和东部市场,需要先跨越地广人稀的西北,在西气东输境内运输里程过半时,历经一次贸易交接。
这一交接发生在中石油西部管道公司(以下简称“西部管道”)和中石油西气东输公司(以下简称“西气东输”)之间。
“就像接力赛一样,”一位中石油西部管道人士解释,“西部管道跑了一半,然后将接力棒交到西气东输手上,让它继续输送下去。”
有意无意间,这笔交易的交割地恰好处于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附近,也是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近几年因沙坡头景区和亚马逊入驻当地云计算基地而颇有名气的西北小城——宁夏中卫。
中卫,一座与西气东输几乎同龄的城市,人口不到120万。2003年12月3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对中卫撤县建市。2004年4月28日,中卫市挂牌成立。同年,拉动中国大规模用气序幕的西气东输工程管全线贯通。
为何西北方向的来气,在进入目标市场之前,选择在中卫“歇脚”?
找一张中国地图,拿一把尺子,连接中卫与上海,以此为半径,顺时针方向滑过东南沿海,同一刻度会相继穿过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继续扫下去,还包括广西和云南。甚至,还有塔里木盆地。
不难猜到,以上路线正是西气东输一、二、三线从中卫交接后,前往管线末端的粗略走向。
无论是新疆国产气还是中亚进口气,中卫居中的地理位置,为陆上气源的物流输送提供了中转条件。拟建中的西气东输四线,西起新疆伊宁,末站依旧选择在中卫。
看上去,中卫就像是西气东征前,一个驻扎在西北的管道大本营。
九曲黄河的流经给中卫带来了绿洲,由此塑造的中部冲积平原和南部黄土丘陵地形,成就了中卫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军事重镇,也为现代天然气管道的铺设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卫在地图上是绿色的,管道是走不了沙漠的。”据相关人士介绍,“得益于此,中卫地形的施工量不会太大,不用开山架桥,是适合建管道的地方。”这是地理位置使然之外,西气东输几条管道并行、在中卫汇合,并向外“树杈式”发散的一大原因。
“盘活了一盘棋”
每天早上八点,驻扎在中卫压气站站场的工作人员准时计量前一天的输气量,参数由西部管道、西气东输和中石油西南油气田(以下简称“西南油气田”)共同确定。
多方确认无误后,在交接平面上签字、盖章,“这个数据就是有效的。”
作为西部管道终端的中卫站,也是西气东输公司的首站,管理权限、资产均归于西气东输公司。更为准确的分界方法是,甘肃与宁夏的省界以西管道属于西部管道,以东则由西气东输公司负责管理。“中卫就是一个切割点,人为地切了一刀,然后几家管道公司都在这里。”
“虽然西气东输从中卫站开始计量,但实际上中卫站上游也有几个阀室归我们管。” 一位中卫站工作人员解释,“从中卫站开始划分,要方便很多,而且统一在一个站做贸易交接,可以减少计量误差。”
压气站贸易计量的允许误差为1%,这也成为站场工作的重要考核指标。作为亚洲最大的压气站,中卫日过境平均输气量高达1.3亿方,再小的误差率都会造成巨大的偏差量。
西气东输压气站设备的自控程度很高。2004年西气东输一线上设备的时候,自控系统即已经上线。如果发生工艺变更,只需系统更新即可。“(增压)只要在这里调控就可以了,都不用去现场。”一位中卫压气站的工作人员用鼠标切换着显示器上的自控系统说。
为何西南油气田也在此贸易,中卫站的贸易和物流路径到底是怎么样的?
西气东输是西部管道的唯一下游。到中卫站为止,西部管道完成了自己的运输使命。
接下来,西气东输会根据各区域的用气需求,走三个系统的供应:一是继续将部分气源沿着西气东输管线的路线输向中东部市场;二是走中靖联络线,在靖边站将部分气源注入陕京线系统;三是通过中贵联络线与西南油气田和中缅管道相连,执行正反两输,“因而西南油气田也在此与西气东输发生结算。”
值得注意的是,中卫站不直接连接陕京系统,而是在靖边站与陕京二线发生贸易交接。其中陕京一线由长庆气田进气,陕京三线从苏格里气田进气。
连接中卫站与西南地区的中贵线,绝非一条简单的联络线。
它不仅是国内第一条南北走向——能够实现南气北送——的大口径天然气管道,还将沿线的西气东输、川渝管网和中缅管道串联起来:北部在中卫站对接西气东输大系统,可分输到华北和中东部市场;南部与中缅管道接通,中亚、中缅两个通道的来气实现互通;中部则与川渝管网和重庆相国寺储气库连接起来,前者是国内最早最成熟的独立区域市场,后者则是国内目前储气能力最大的储气库。
2013年10月中贵联络线投产之后,中国天然气市场才开始形成全国主干网的初步联网,中石油也从此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调度和配置。
中贵线全长1898.37公里、管径1016mm、总投资240.2亿元,途径的宁夏、甘肃、陕西、四川、重庆、贵州,均为地形险恶、地貌复杂的西部省份。
此前有公开资料如此描述,“中贵联络线工程经过了我国黄土湿陷等级最高的地区、地质灾害严重的蜀道天险,以及贵州的喀斯特岩溶地貌,穿越30处大中型河流、55处山体隧道,国内管道建设的各种地质难点在这条管道上几乎都有体现。”
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相国寺储气库,其定位是作为西气东输二线、中贵联络线、中缅管道形成的国家环形管网的重要配套工程,设计库容为42.6亿立方米,调峰规模超过22.8亿立方米,在2014年1月第一次实现调峰采气。
“通过连接中贵联络线,西南地区的储气库可以起到‘调节阀’作用。”一位中石油人士表示,“西南地区的枯竭油气藏适合建设储气库,当地储气库还有扩容空间。”
“西南油气田可以增加我们的输气能力,不管遇到什么风险,气都可以来回转供,保证下游的供气。”一位中卫站场工作人员解释。
一到冬天华北用气紧张时期,西南油气田可以将气源通过中贵线反输到中卫,再由中卫输送到西气东输系统或者陕京系统。而到了夏季,中卫站则将气源往西南方向输送,储存到西南储气库中。
“中石油在中卫点实现了内部的物理串换。”上述中石油人士评价。
西南油气田系统可与中缅管道相连,而中卫又通过中靖联络线与陕京系统打通,加之中卫站本身就是西气东输陆上管道气的首站和唯一入口。中卫这一点,几乎将中石油的所有主干网都勾连起来了。
“中卫盘活了整个一盘棋。”
那么现在,就取决于要不要用这个点,怎么用这个点?
谁的中卫
“从地理位置和天然气管网分布来看,中卫具备特有的管道枢纽的区位优势。”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但站在理想的市场化路径角度,如果要把中卫做成一个公开的枢纽,其功能首先将受制于单一的供应和管道主体中石油。而且,在管网和价格尚未开放的情况下,供用气商在本地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购销行为。
在一位下游人士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用户接受中卫价格。”
“中卫本身乃至宁夏覆盖范围内天然气市场需求量有限,省内所建输气管道多为城网所需,就目前而言其规模和容量尚未形成竞争交易的条件。”有相关人士表示。
“中卫站只是在中石油内部交接计量,没有产生销售。”一位中石油西部管道人士说,“比如我们在中卫站将气交给西气东输,主要是计量西段到东段的输送量,然后再由资产方按照量交一个管输费。”
对于横跨复杂地形、造价超过两百亿的中贵联络线,上述下游人士认为,“除了中石油没有人会去建这条管道。即使是管道开放,也不会使用,因为沿线几乎都不是目标市场。”而中贵联络线原本的功能定位,也是出于安全保障供应和调节作用,而非经济性。
与此同时,也有业内人士对于中靖线的作用表示担心:如果中靖联络线的管输费太高,买家就不会从这里走,从中卫通往华北的连通效应就没有了,相应中卫的枢纽功能将削弱,“大家就会转向其他路径。”
区域差价难题
考虑到中卫的通达性,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设计以中卫为参考到各省的价格,逻辑与现行以上海为基准的门站价格管理体系相同。
如此构想的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陆上进口管道气的来气方位。不论是中亚气还是中缅气,均从西边而来。
镶嵌在欧亚大陆版图上的中国,地理空间上与诸多欧亚国家接壤。这些国家资源丰富却又争端不断。如何协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是国内天然气产业发展进程中,无法忽略的国际市场因素。
一位中石油人士曾建议,靠近进口和资源地的基准有助于降低中国购气的物流成本,从而在对外进口气源地采购和谈判中处于有利位置。
“我们从西北陆上通道引进管道气,与欧洲国家采购的是同一资源地的气源,参与了欧洲市场的天然气国际贸易。但是我国的天然气消费市场(主要是东部和中部地区)比欧洲市场更远离中亚、俄罗斯等地,导致天然气的运输成本较高。”这位人士解释。
表:从土库曼斯坦到欧洲即中国市场运距比较
来源:中石油内部资料
然而,不管是以哪个点为基准,都需要确定区域价差的标准。能否完全按照理想中运输距离来计算区域差异,也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基准只能解决气源成本,但是从基准到各地的价差,是否还要继续参考现行的升贴水?”上述人士并不认为更改基准能解决核心矛盾。
目前各省门站价格的价差,采用固定的升贴水参数来计算,这是在综合考量各省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因素后“定性”而来,与管输距离无直接关联。“上海基准与新疆门站的价差是1.03元/方,管输费怎么算也达不到这个数。为什么?都是谈出来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有价格研究人士指出,现行门站体系中有三大因素未纳入其中:管输距离、季节性调峰和服务质量等级。
其中服务质量等级因素,指的是供气方为可中断用户和不可中断用户提供的差异化服务,也应当体现在价格中。由于可中断用户本身即可起到季节性调峰的效果,理应享受更为优惠的价格。
“服务质量等级的成本,与距离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关系,需要供气方与用户谈判确定,但中国目前难以形成这样的价格,合同的执行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其他国家市场化也需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只不过其他国家是用市场解决。”
即使是在物流成本的计算上,依旧有声音表示疑惑,“理论上走任何途径都应该按照最经济的管输路径来走,但实际从物理平衡和工程设计来考虑,可能就会因为种种原因绕了一圈,而不再是最近距离,这时候的管输费要怎么计算?”
现有体制下,能否实现对上述几大缺失因素的衡量?供气方又是否有足够的动力与下游用户一一协商?
“用监管部门制定的升贴水标准,反而更方便一些,各省也都认可。”上述观点提出者认为,“如果新的计算方式,还是不能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话,就没有更换的必要。”
中石油的烦恼
监管部门并非没有考虑过放开价格。门站价格管理体系属于指导价格,供气商一直都可以选择在基准价格之下,自主决定下浮幅度,实际上价格处于“半放开的状态”。
不过,中石油一直未接招“价格放开”,也多有顾虑。
在2016年10月之前,中石油一直按照门站价格基准价上限执行,而未做浮动调整。在中石油看来,即使放开气格,政府指导价格依旧会是参考标杆。
“如果我们去定价,社会就会开始指责我们的价格。合理的不行,不合理的不行,你认为合理的也是不合理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让政府来定价?”这种思路之下,哪怕价格是不合理的,最多政策性亏损范畴。
中石油依赖政府指导价格的思路由来已久。早在2009年中石油在引进西二线中亚气之时,发改委曾提出过气价执行“高来高走”的办法,由中石油自主顺价销售,“相当于放开气价。”不过,这一方案并未获得中石油方面的共识。
此后,中石油在天然气定价问题上也延续了这一思路——将定价难题抛给发改委。
2015年10月推出的调价方案开始带来转机。该方案允许在一年后,价格从下调不限到最高上浮两成内波动。
这上浮的20%,“实际上是发改委把定价矛盾又抛回给了我们。”有中石油人士表示。
“上浮多少没有标准可言。”这让中石油感到为难。
上述方案的设计意图是增加价格弹性。然而对于中石油而言,在冬涨夏跌与销售补亏之间,尽可能的“扭亏为盈”才是中石油首先要解决的麻烦。
“很多用户说气价上浮不合理,但是现在亏损就得上浮啊。”一位中石油中层人士说,“只要能往下推就推,毕竟整体的天然气销售是亏损的。”
早期高价长协的签订,困扰着中石油的定价决策。“管道气的采购大单都与周边接壤国家签订,要跟国外修改合同,没有政府的支持不行。尤其是现在推行一带一路,更难上加难。”对于能否消化长协,上述人士并不乐观。
“在现在的国情下,政府想放,我们也不会同意放。央企只是政府的工具。”
取决于国家定位
气价就像烫手山芋,发改委几度想放开,中石油却始终不敢接盘。气价能不能市场化?多个卖方能否真正形成?这终归取决于国家到底会对中石油怎么定位。
“我们国家天然气定价的实质是定出厂价。”一位长期研究价格的相关人士告诉eo记者,
“中间管输费好定,但是出厂价格就非常难进行管理。”
出厂价难定的硬币另一面,是除沿海以外,内陆地区难以形成多个气源供应商。在西二线到来之后,国内天然气市场开始联网,然而气源供应主体依旧单一,发改委只能采用“行政模拟市场”的方法来倒推出厂价,而无法继续采取多气源主体分别核定出厂价的方式。
事实上,对于天然气改革“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路径,至今也并未获得业界的共识,有不少声音表示,这一想法过于超前。“任何一个天然气市场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哪个国家也不是一下就走到这一步的,不能采取跳跃式的发展。”
这类声音认为,在实现彻底的厂网分开之前,就让管道退出销售,并不能起到设想中的效果。“国外是管道和生产线分离,然后由管道来统一买卖,等上游多元化之后,才让管道退出销售。出厂价格由生产公司和管道商来进行谈判,门站环节由政府按照成本加成来定。接下来管道退出销售,从而实现多买多卖之后,门站价格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市场化。”
对于正在实行的区块招标试点,新进入者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挑战既有在位者,也是上述观点表示迟疑的,“既有供气商已经占了这么大的市场,小气源商怎么来形成真正的对抗能力?小体量又如何进行保供和市场开发?如果管道暂时先不开放,由管道统一采购大大小小各类主体的气源,培育多个供应主体之后,再推进下一步的管道开放,就可以形成多买多卖。”
到底该采用何种市场化步骤,与国家的考量有很大关系。
有业内人士指出,从供应安全考虑,责任一体化的企业可以承担所有的保供责任,也便于实现资源调度和国家政策的落实;但如果从刺激多元投资角度,就应当允许价格存在大幅度的波动,用波动率的价值来刺激投资。
把账算清楚
无论怎么顾虑,围绕着“市场化”,中石油已经开始酝酿着新的改变。
如何利用好中卫的价值,正是其中的一个思路。
“中卫的重要价值,是可以有一个基准,计算出中石油的保供成本。”多位业内人士持此观点。
据了解,2016年11月启动的中石油天然气销售体制改革,一方面是为应对管道与销售分离的改革趋势;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把天然气销售的那本亏损账——搞清楚!
一旦选择拥抱市场化,中石油就不得不算清楚自己的天然气销售账本。中卫,可能就是那个计算的关键节点。但是算账,则意味着保供成本将不再受到政策性亏损的荫护。如何应对市场化,还要不要保护伞,正在考验着中石油的决策层。
过去中石油的天然气与管道板块,是将两个业务绑定在一起,合并计算总的财务状况。分离之后,天然气销售与管道运输业务将在财报当中分别显示数据。
“管道和销售业务在2016年的还在报表上还是统一的,但是从2017年开始,报表是分开的。”据相关人士介绍,去年中石油天然气销售业务的亏损超过两百亿,在报表分开之后,销售业务的亏损将无法获得管道业务的中和。
中石油“冬供2016”的新闻发布会上,中石油天然气与管道公司副总经理梁鹏提到一点,“我们卖给用户的平均气价1.7元/方,而平均采购成本1.9元/方,中间差了2毛多。”
按照当时中石油备战冬供用气的712亿方天然气计算,相当于亏损额高达142.4亿元。这次间接公布的亏损数字,也被认为是中石油有意让外界看到自身的艰难处境。
有意思的是,上述公布的数据,仅在极少媒体上有过披露。而绝大部分关于这次冬供的公开报道,并不能见到梁鹏的说法。
冬季保供华北,从低价气时代开始,就是压在中石油身上的一根紧绷的弦。在“气荒”和“保供”前面,“备战”是常用动词。居民与工业气价倒挂、季节性价格未形成,在愈来愈显著的季节性用气差下,兜底者中石油似乎并无工具在手。
锁定价格下的保供,成为管道天然气本身难以纯粹还原商品属性的一大约束。
“只有把账算清楚,才有可能想出办法来化解危机。”一位下游人士评价。
“市场化的目的,很多时候是为了把账算清楚。”有中石油人士认为。一旦要往真正的市场化方向靠拢,就不得不把成本摸清楚,而不再是“一笔糊涂帐”。而更多现货的冲击,也促使中石油有动力理清成本,重新设计策略以应对市场的变幻。
与此同时,在中石油看来,这将有机会帮助其找到管道气和LNG竞争的平衡,并在与下游用户的协商中,给出一个定价的规则。
过去中石油在天然气的购销问题上,一直是采取“算总账”的概念,除西南油气田相对独立运行外,都由总部统一进行所有的气源采购。中石油内部贸易商之间“不走钱只走账”,相当于内部价格结算,不发生直接的现金结算,资金直接进入总部。
贸易公司如果出现亏损,会由总部来平衡账面,盈利或亏损就不是贸易公司需要考虑的问题。“之前公司之间的贸易不是很重要,板块公司会在年底互相结算,亏了的话总部会补一点。”
“算总账”的方法,依旧是纯行政指令式的分配,而且无法细化各点的价格,也未能形成流量与路径一一对应的关系,每一条流量的管输费是多少,在以往并不清晰。
能否计算出物流成本,是关键所在。“要发挥这个点的商业价值,最重要的是明确从这个点到各个市场的管输费。一个点的商业价值,要通过销售给消费者来实现。”有业内人士指出,明确从这个点到消费者之间的物流成本之后,消费者的需求可能就会跟这个价格形成联动。而一个价格的价值在于,需求量是否会跟着它走。
一旦能够核算出各个路线的物流成本,无论是总部,还是未来中石油的区域销售公司,都有规则来测算出自身的经济性,并制定能够反映市场变化的营销策略。
当然,“如果有对手盘,就会放到第三方的平台上。”有中石油人士表示,“不过前提还是需要中石油内部给出一个价格。”
下游玩家,期待的是一个更为公开透明的价格核算规则。
在不少下游人士看来,过去很大的问题是对未来没有可预期性,以至于没有办法做可研报告或者投资预模式,“很多就是赌博了。”
如果中石油能够形成公开透明的成本核算体系,让下游用户和投资者有“可预期性”,甚至会有新闻媒体、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参与进来,共同监督。“这也是进步的,比原来好。”一位天然气下游人士如是说。
“如果既得利益者能够得到一些利益,参与到一个更大的蛋糕,那就有可能支持这场改革。然而如果带来的是完全的净损失,那就会抵制和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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