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的血还未冷，又发生了一起恶性伤医事件，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身中数刀倒在血泊之中。昨天下午两点左右，正在朝阳医院门诊楼7楼特需门诊出诊的眼科主任陶勇，突然被一名患者持菜刀追砍。陶勇的双手和头部多处被砍伤，左手、前臂肌腱断裂（据说正中神经和尺神经受损）。当时，陶勇身边的眼科副主任医师杨硕挺身而出，上前欲夺取行凶者手中的菜刀，被砍伤手部和耳朵。现场还有一位志愿者、一位患者家属负伤。陶勇随后被紧急安排手术治疗。全国最好的神经科医生赶来给他的双手做手术。他们都希望能保住陶勇手部和前臂的神经。“对一名做手术极为优秀的眼科医生来说，手意味眼睛和大脑。”一位医生在微博上写道。据朝阳医院多位医生透露，崔某是朝阳医院眼科的一名病人。此前，崔某曾在朝阳医院眼科由另一名医生做了一场眼部手术，出现了脉络膜上腔出血。这是眼科手术里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最严重的后果会导致失明。陶勇的一位同事透露，崔某出现手术并发症后，陶勇参与了崔某的治疗。陶勇的手术技术非常高超，因此眼科几乎所有的疑难杂症，都会转到他这里。患者崔某的并发症情况，要根据出血量的多少，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对医生的要求很高，放到别的大夫那里很可能治不了，但在陶勇的参与下，崔某恢复了部分的视力。可是，崔某还是觉得没有达到预期。他认为到医院花了钱，就应该达到他理想中的治疗效果，于是心怀怨恨。
当崔某手持菜刀来到朝阳医院眼科门诊时，最初治疗他的那位医生不在，而陶勇当时正在特需门诊出诊。于是崔某把全部的不满，发泄在陶勇身上。这件事情震动了医学界，不仅仅是因为行凶行为本身，还有就是陶勇是一个极其优秀的眼科医生，而且医德有口皆碑地好。40岁的陶勇是一名年轻有为的优秀医生。他28岁北大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在德国访学一年，32岁就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和硕导，36岁成为主任医师，37岁至北京朝阳医院任主任医师、博导。陶勇已发表57篇SCI论文，是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青年委员和眼免疫学组最年轻的委员。正常发展的话，未来将会是某个分支领域领先级的眼科医生。陶勇最擅长眼底病变和葡萄膜炎治疗，尤其葡萄膜炎治疗，以疑难著称，经常术后伴随着HIV感染，因为预后差和家属难沟通，很多医生都不愿意碰。没想到这如同火中取栗的工作，最终还是伤到了陶勇自己。
陶勇以性格温和和礼貌待人，而被同事们喜爱，其实看看事发第一时间，副主任杨硕如何不顾安危阻挡凶手，就知道他们同事的关系有多好。有这样一条2016年的微博，更是被广泛传播，更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医者仁心，原来现实比电视剧更让人唏嘘。
陶勇这样优秀的年轻医生，如此阳光的一个小伙子，就这样可能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陶勇的微博下面，为他祈祷的网友，已经形成了一个刷屏。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医患矛盾如此激化，到了屡禁不止的地步？医患矛盾同看病难看病贵的确有直接关系，但是也不可否认，在巨婴型人格充斥的现实社会中，怨恨和不满会以常态存在。每一个巨婴的内心，都有一个自己的银河系，其运行逻辑必须按照自己的来，外部世界如何，他们根本就不关心。因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些人普遍在社会中的存在感不强，而且自尊心强到扭曲，他们无法接受外界的现实，与自己的认知出现任何偏差，所以他们是极其脆弱，容易暴怒和崩溃的。回到陶医生被砍这件事情，本来崔某的眼睛治出了问题，是别的医生的问题，陶医生主动参与进来，并且帮他恢复了部分视力，按理说他应该感激涕零才对，结果却是被恩将仇报。可是就像崔某这类人，他们是典型的人格残疾者，或者说压根就没拥有过正常的人格，他们缺乏很多基本常识，永远活在不安全的状态中，别人永远都是对不起他们的。
在陶医生的身上，我们也可以洞悉到这个社会的一些运行逻辑，具有一致性的隐喻——像崔某这类人，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潜在有害垃圾，平时看起来与常人无异，爆发起来就是惊动中国；而陶医生，无论从工作还是做人，都是典型的精英，他拼命地努力工作，希望可以帮到尽可能多的人，然而却是这种结果。可现实就是如此，蛮不讲理的人，往往会利益最大化，讲理的人，往往寸步难行。很少有人具有担当精神，陶医生恰恰是能承担起责任的人，但这样的人往往却没有好结果，这是一种集体意识演化下的逆淘汰。在医院这种修罗场里，你看到的不仅仅是生老病死，还有更多深层的绝望。像陶医生这样兼具高超业务能力，以及对病患保持着同理心的医生，已经是凤毛麟角。连这种凤毛麟角都要被残害，这是对医者仁心最大的讽刺。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有时候你的怜悯和善良，有时候并不能换来福报，到处都是清气下降浊气上扬，让人倍感沮丧。
我身边有一些医生朋友，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品德，让我深感钦佩，就像要想成为一个好记者和律师，应该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怜悯之心一样，医生这个行业同样如此。就算一些萍水相逢的医生，他们也曾经用自己的努力，让我发自内心地想为他们点赞。2017年，我去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眩晕症诊疗中心看专家诊，给我看病的女医生可以说是医术医德俱佳的典范。她不仅通过诊断数据，敏锐地判断出问题的本质所在，解决了一个困扰我5年的难题。她还非常愿意跟患者沟通，告诉你患病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在接下来的生活中规避风险，她更会为超出她预期的结果为你高兴。那天我印象更深的是，已经到了中午1点多了，很多医生午休都快结束了，她依然在一个个接诊病人。有的病人心疼她，就说您休息一下去吃饭吧，她说自己是专家诊，不是每天都在，每次出诊都要尽可能多接待病人，大家大老远来看病都很不容易，她幽默地说自己是个排雷队长。那一刻我的职业病都要发作了，非常想拉住她做一个专访，想了解一个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不去厕所，还能面带微笑视患者如亲人的大夫，她到底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一次在大连市中心医院，当时我给我爸看回诊的呼吸道片子，到了中午12点了，连分诊台上的护士都去吃饭了，值班的大夫还在接诊病人。医生看上去有50来岁了，她安慰焦急等待的患者说，大家都别急，我让你们在上午都看上，我几点钟吃饭都没关系。这就是中国医生，我只是举了两个我遇到的例子，还有太多的医生，他们工作到力竭，我们却一无所知。最让人痛心的是，无论是民航总医院的杨文，还是朝阳医院的陶勇，我们都是在恶性社会新闻中认识的，他们本不应该成为这类新闻的主人公。中国的医生，是全世界工作强度最大的，有的重点医院的医生，每天要接待一两百人，甚至更多。他们每一年的接诊数，可能是国外同行几年的工作量。可能有的人会说，有些医生招人恨，他们工作态度不好。我只想说，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社会大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难以独善其身，因为我们都是人，都可能受到外部环境的因素而产生情绪波动，只要不是违背职业伦理和操守的，互相的理解是多么弥足珍贵。中国的心理障碍患者是非常庞大的，之前有数据称多达1亿5000万左右，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毕竟承认自己心理有问题，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令人羞耻的。前面提到的巨婴，只是一种人格状态，如果这类人再患有心理障碍，那基本上就是宇宙无敌了，属于公害中的公害。其实不仅崔某，很多去了医院的患者，都认为把自己交给医院，就能得到最完美治疗。他们不明白的是，现代医学尽管如此高超，但还有很多盲区没有解决，很多难题正在解决之中，再把技术释放到临床上，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更何况，一个人的治愈程度，更要看患者自身的体质，毕竟盐碱地种不出郁金香。
就像长眠在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上写的那样——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有时治愈 常常帮助 总是安慰）无能是人类永远的困境，患者要接受医生的无能，也要直面自己在命运面前的无能。近日，世界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撰文，报道了杨文医生被杀事件，并且希望中国的医疗体系仍需要改革，主旨就是务必保护好中国医生。《柳叶刀》也计划在2020年与中国合作伙伴进一步合作促进中国医生与广大患者的理解，改善两者关系。对此我持保留态度，就像我们十年前，甚至更早提出过的民众需要思想启蒙一样，理想有时候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这是一个极其漫长，又看不到尽头的旅程。有的人可以改变，相当一部分人，你永远无法改变，因为他们跟你不是一个物种，他们往往没有人性。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医院赶紧设立安检，这比任何条例都重要，这句话已经说了太多太多太多遍了。前有冠状病毒威胁，后有患者砍刀追杀，这届中国的医生太难了。每倒下一个医生，都是扎在我们身上的一把匕首，我们将带着这把匕首行走于这个人间，这是全社会共同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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