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湘雅华西齐鲁四大王炸，全部都是美国援建
在疫情的第一个14天的周期过去后，我们明白事情远远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所有的同胞需要一起扛过第二个14天，或者更多的14天，直到胜利的那一天到来。
可能是太压抑了，我们总是对那些把这个国家保护得特别好的英雄格外感激，感激他们苦难之间方显白衣英雄本色。
这些英雄中，有以身殉职的武汉本地医生李文亮，也包括源源不断援驰武汉和湖北各地的其他省市的医院同行。
昨天，一条视频刷屏了朋友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医疗救援队在武汉天河机场相遇，两支队伍自报家门互相鼓劲，他们将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这也是本次疫情中需要啃下的硬骨头。
熟悉中国医学的人都知道，中国医学教育有四家特别牛逼的医学院，有“东齐鲁、西华西、南湘雅、北协和”一说，有着百年老店一称，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医院，就像黄埔军校一样培养了无数的人才。
在此之前，协和和湘雅两大王牌军已经进入战场，但无奈敌人实在规模庞大来势汹汹，两军已经派出第二第三批精英部队，但仍然无法遏制疫情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齐鲁和华西的果断加入，无疑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要知道早在1934年，为了抗战这两所医院的医学院就曾经短暂合并过，历史再次让他们牵手。这四个医院的精兵强将在武汉联合大会战，是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的首次，可见形势有多么严峻，这一战必须要赢，哪怕血染战袍。
大家顿时情绪高涨：四大王炸来了，病毒快快退散！
其实不光这些公认的王牌军，就连距离湖北千里之外的辽宁，也派出了大连沈阳共1000多名医护人员火线援驰，他们要合作接管新建的火神山医院。
可能很多人听过东齐鲁、西华西、南湘雅、北协和”四大王炸的威名，却不知道这四家医院其实都是美国人援建的。
约翰·洛克菲勒
二十世纪初，没有有个虔诚的基督徒叫约翰·洛克菲勒，他是一个有着亿万身家的石油寡头。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保暖就要思淫欲，这在洛克菲勒身上看不到，他一直想搞个大新闻，做点让后人能记住的事情。
这时候他的私人顾问弗里德里希·盖茨就给他支招：做慈善！您把钱捐出去，去改变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去帮助那些需要救助的穷人。
当时已经70岁的洛克菲勒，就像今天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一样，把企业交给团队打理，自己一门心思扑在慈善事业中，他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特别喜欢投身教育，他们先是捐钱建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后来老爷子就觉得，自己这么多钱不能都投在美国，要让其他国家的人也受益，在全球一体化这个词都没发明出来的当时，有这种觉悟的人可谓圣人，这是一种典型的基督徒思维模式。
当时洛克菲勒有个儿子特别喜欢中国，喜欢收藏中国瓷器，就跟他出主意说，要不在中国建一所学校吧，老子一听怎么不可以，立刻就组了一个“东方教育考察团”来北京。经过前后两次考察，基金会决定建一所医学院，用来改善中国的医疗现状，培养相关的人才。
1915年，他们以20万美元的代价购得了教会性质的北京协和医学堂的资产，将所学校重新命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基金会还购得了老协和附近的豫亲王府的房产，并由美国设计师柯立芝(Charles A. Coolidge)在王府原建筑的基础上修建协和的校园，花重金从美国买最好的医疗设备用船运来，这一切都是按照当时的最高标准来。
当时的美国时代周刊有这样一段文字——
“从1913年5月开始的十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将近8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截止到那时，用于协和的共计1000万美元，比用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700万美元还多。据1956年统计，最终，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的总计投入超过了4800万美元。”
1921年，协和医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协和医院是它的附属医院。可谓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协和当时代表着中国医学的最高水准，是最难考的医学院，培养了吴阶平、林巧稚和诸福堂等一代名医。
除了美国本土以外，中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投入最多的国家，对协和医院的拨款一直到1951年才结束。
在协和近百年的生命历程中，她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度过了各种至暗时刻，救死扶伤数以亿计。
明年是协和医学院的百年诞辰，打赢这场抗疫大战，将是其最好的生日礼物。
相比于协和医学院，齐鲁医院的前身，华美医院发轫得更早。1890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医师聂会东夫妇从登州来到济南，负责该教会在济南的医疗事务，并与洪氏提凡夫妇及安德逊女士合建华美医院，这是济南首家西医诊所和分科最全的医院。
其医校在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的牵头和资助之下，同其他医校合并而成“共和医道学堂”，后来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其实习医院济南共和医院是当时中国国内最新型、最宽大、设备最佳的医院。该院和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的建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17年，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教会的推动下，齐鲁大学建立，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成为其医科的一部分，原共和医院改称为齐鲁大学医科附设医院，简称齐鲁医院，巴慕德任院长。
由于齐鲁医院的经费源于齐鲁大学，有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和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助，以及哈佛——燕京基金年息的贴补和医院的收入，加以国际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名医荟萃，所以发展迅速，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等著名的教会医院齐名。
至于齐鲁大学，更是人才济济，前后有老舍、钱穆、吴金鼎、胡厚宣等著名大家任教，一度和燕京大学有“南齐北燕”之称。
解放后，齐鲁医院被并入山东大学，成为其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就是今天赶赴武汉的王者之师。
同齐鲁医院一样，这次同他们协同作战的华西医院，同样是是美国教会的参与下建成的。
1904年，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美以美会、公谊会、英美会、浸礼会、圣公会）中美以美会负责人毕启（Beech）、甘莱德，英美会负责人启尔德、杜焕然，公谊会负责人陶维新，草拟了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计划。当时的成都市民称之为“五洋学堂”。
这所学校很有意思，采用当时牛津大学的办学模式，大学管理以“协合”为原则，管理体制仿牛津、剑桥，课程设置按哈佛体系，完全的西式大学，这在当时非常罕见。
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以先前成立的存仁、仁济以及仁济女医院为基础，设立医科。加拿大医生启尔德博士与其妻启希贤博士是创始人。启尔德博士1890年受加拿大英美会的派遣参加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筹备工作。其妻启希贤博士1914年任医科大学药理学、病毒学教授。他们的儿子启真道1895年出生在乐山，能讲一口流利地道的成都话。多伦多大学毕业后获医学博士学位。1922年返回华西从事医学教育和研究工作。
他在抗战时期在重庆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秘书，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助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
值得一提的是，这所医学院的牙科，开启了中国口腔科的先河，一度是全亚洲最好的牙科医院。
1937年，因为抗战，这所大学与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以及燕京大学等学校退居峨眉山下联合办学。
尽管如此，学校的教学，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受影响。这所学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极大，还与牛津大学交流紧密。1942年，李约瑟，海明威，林语堂等人都前来讲学。
建国以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接收了重庆大学医学院后建立四川医学院，后来被并入四川大学。
在这四大著名的医学院之中，湘雅医院有点特别，它并非基督徒慈善家资助或者教会直接援建，而是由美国耶鲁大学的雅礼协会拿钱兴办。
所谓湘雅，两个字分别派生于湖南和雅礼两个名字，看上去古风古韵浑然天成。
1901年，旨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雅礼协会在耶鲁大学成立成立，这些有情怀的人，一门心思想在中国办学，以改善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经过一番考察之后，决定在长沙办学，建一所医学院。
右二为胡美博士
当时他们邀请了正在印度执业的美国医生E·H·Hume来华，这位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博士，经过一番考虑后毅然来华。当时他和父亲都在印度开医院，他们的志向就是改变当地的医疗状况，考虑到中国更是水深火热，就离开印度来到中国。
E·H·Hume特别入乡随俗，来到中国的他，就爱上这片土地，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胡美，还学会了一口地道的长沙话。
1906年，雅礼医院在长沙小西门的西牌楼建立，当时很多人相信中医，求神拜佛，乃至于一些民间巫术，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老百姓才逐渐明白，原来西医能治好他们的病患，逐渐打出了名气。
1914年，在雅礼协会的帮助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雅礼医院也改名湘雅医院，逐渐形成了医学校、医院、护士学校三位一体的体系格局，延续至今。
1922年，美国教育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认为协和和湘雅代表了中国医学院的最高水准，于是就有了“北协和 南湘雅”的美名。
在湘雅医院担任了21年院长的胡美，后来因病离开中国，他写过一本书叫《DoctorsEastDoctorsWest》，翻译成中文叫《道一风同》，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他后来还两次来华，由衷地为湘雅医院的蓬勃发展而高兴。
1957年，胡美逝世，据说在临终之前，他还牵挂着曾经在中国的医疗事业。
其实湘雅医院的整个发展史，同耶鲁大学的资助有直接关系，其实本身这所著名的学校就是当年英国流亡到北美的清教徒成立的，就连胡美本人都是一个基督徒。
从医学史来看，近代西方现代医学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脱胎于教会与医学上的特殊联系，教会医院在晚清中国，起初接近的多是无望的病人，无助的穷人，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人道主义色彩。修道院附设医院等慈善机构，牧师、教士、修女扮演医护角色的教义基础。修道院作为最早的医院，照料与处理了无数的病人，赢得了民心。
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教会在救死扶伤的同时，初心只是不忍看天下苍生饱受疾苦，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美国的国家载体输出，反过来印证了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和精神，两者是高度统一的。
其实这四个医院，只是数量庞大的教会医院中的佼佼者，还有很多缺乏资金支持的小教会，他们发动当地政府与自己合作，一点点搭建起救死扶伤的生命防线。
据统计，1937年，在华教会医院共有300所，小型诊所600处。而这些救死扶伤的教会医院，都以十字架为标志。
这就是为什么医院最显眼的地方，永远都悬挂着十字架的标志，那是希望、光芒和温暖的象征。
在战乱年代，走投无路的老百姓，哪怕最没有文化的，都知道找那个有十字标志的地方，那里可以救命。
1949年，中国的10大医院里，有9家是教会医院。
除了前面提到的四大王炸，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天津市口腔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等，这还没包括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卢湾区妇幼保健院、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等。
作为一个医生，从穿上白衣的那一天，就随时要做好牺牲的可能，这种无私忘我的职业特征，是需要信念在支撑，而这种信念最早的初心就是教会给的。
清教徒的最大特征就是，拼命工作，最少索取，以改造社会作为永远前行的方向，以人类福祉作为毕生奋斗目标。
正因为千千万万的清教徒，以及他们薪火相传的精神，使得美国成为全世界高山仰止的最强者，而这个最强者从来不吝于付出，而中国因此而受益良多。
除了医疗，美国人通过教会的途径，在教育方面也给予了中国很多帮助，建立了不少优秀的院校，搭建了现代教育的框架。
其中最著名的是燕京大学，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4个美英基督教差会在北京开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建立于1919年，其前身是美国教会在北京的三所教会学校。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因水木清华而得名，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其建校的资金源于1908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
时至今日，这两所大学，依然是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学府。
哪怕这次新型肺炎，美国的社会各界，依然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美国企业援助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为中国提供了500万美元的仅仅赠款，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和专家支持，用于加速研发相关的防治和药品研发，随后还表示将投入1亿美金，用于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相关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应对疫情。
霍尼韦尔公司捐赠价值100万美元物资，用于支持抗击疫情；3M公司调配所有的库存资源，包括80箱医用口罩、1330箱防护口罩以及洗手液，超过700万疫情防控物资；波音公司捐赠25万个医用口罩，直接捐给武汉和舟山地区；惠氏公司捐赠了2700万元，用于购买药品，以及为疫区医护人员和母亲提供营养支持。
通用公司捐赠了2000万元，其中包括1000万专项基金；高通公司捐赠了700万元；安利公司分两次，捐赠了一共1100万元的物资；百威公司捐赠了1000万元的善款和货物；除此之外，特斯拉、雅培、苹果、百事、福特和星巴克等企业，都第一时间伸出了援手。
美国建国244年，这个与中国距离最远的国家，反而联系格外紧密，也是中国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给予帮助最多的国家。
其中给予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教育和医疗。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这些美国人援建的医院，就像一面面旗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迅速开枝散叶，就像黄埔军校一样给全国各地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医疗人才，搭建了中国的现代医学体系。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从建国前的35岁，到如今的75.99岁，高出一倍还多。
没有什么恩德，比捍卫生命健康权更重要。
谢谢美国人，无论中美发生多少摩擦，竞争有多激烈，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们从没含糊，我们始终不会忘记你们曾经带来的美好。
特别推荐：无论生活有多难，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
声明：所有文章都是原创，如需转载，必须在后台申请授权。
大脑是最自由的星球
商务合作请加QQ:2411084881
文艺连萌 我们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