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这些孩子，也是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个社会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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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记得电影《我不是药神》吧，一群白血病患者因为吃不起正版药，只能通过一个药品代购购买印度仿制特效药的悲情故事。那是真人真事改编，因为悲剧来自生活，源于真实，很多人看完之后深受震撼。
就在现在，有一件真人真事，在我看来几乎就是《我不是药神》的翻版，但是要更悲情更残酷。
李女士是河南省中牟县人，儿子患有癫痫病。这种病的学名叫婴儿癫痫伴游走性局灶性发作（EIMFS），属于药物难治性癫痫。
我不是学医的，对于它的危害性没概念，但是看一下具体症状，就知道非常可怕。
李女士说，儿子出生9天，就有人跟她说，这个孩子活不长。
现在不到两岁的儿子已经有1米高，却没有认知能力。
大多数时间，他都静静地躺在妈妈怀里，不抬头，不能坐，不追视追听，更不认识妈妈，一种僵死状态。
心急如焚的李女士去求医问药，医生告诉她，一种叫“氯巴占”的药物可以救她儿子。
氯巴占在很多国家被用于治疗癫痫，但在我国属于第二类精神药品，特殊管理药品。尚未获批上市，也未获进口许可。
救子心切的李女士，认识了很多有这种症状的孩子的家长，通过他们认识了一个叫“铁马冰河”的代购，从他手中购买这种药物。
她的儿子在服用了氯巴占后，症状大有改善。
今年6月，“铁马冰河”私信李女士，让她帮接受一个来自于意大利的氯巴占包裹，因为海关查封的力度越来越大，他担心被半路截流。
李女士知道，这个包裹可以帮助到像儿子在内的很多患儿，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没过多久，警察就上门把她带走了，以“涉嫌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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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候审两个多月后，她收到了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理由说明书”。检方认为李静姝已经构成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罪，但鉴于“为子女治病诱发犯罪”等原因，最终做出了“定罪不起诉”的决定。李静姝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她决定申诉，“我只是为孩子购买了救命的药”。
代购者“铁马冰河”运气就没那么好，他被检察机关以“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但是在“铁马冰河”的家属看来，这是不合情理的，首先“铁马冰河”本身也是一名患儿的家属，他并不是单纯的代购者，跟《我不是药神》中的男主人公情况还不一样，而且充其量就是挣个快递费，并没有从中牟取暴利。
对于李女士也好，“铁马冰河”也罢，他们之所以喊冤，认为自己并不构成犯罪，这并不是狡辩，而是符合犯罪构成理论的。
任何一种犯罪，是否构成，主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这种行为是否符合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
以涉嫌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罪为例，想构成此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过失不构成本罪。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明知是毒品，而是被人利用而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一般是以营利为目的，但也不能排除其他目的，法律没有要求构成本罪必须以营利为目的。
在本案中，李女士可能知道氯巴占是管制类药物，管制类药物不等同于毒品，就像菜刀既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全看使用者将其用于什么。对于李女士来说，她只是一个救子心切的母亲，哪怕这是海洛因，如果这种东西可以救自己的儿子，哪怕豁出命也会去做。更何况本案中完全达不到这种严重程度，氯巴占只是一种药物，而获取者用于治病而不是寻求精神刺激，就不能构成此罪。
这个理由同样在“铁马冰河”身上也适用，本身他也是一个患儿的家长，获取这个药物最根本的目的是给自己的孩子治病，只是他有渠道，可以顺道帮助其他同是天涯可怜人。作为代购者，他也只是收取了一点快递费，作为一点补偿，而不是以此作为牟利的主要手段，就不能用营利这一点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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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刑法理论中的犯罪类型，有自然犯和法定犯之分。像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等暴力犯罪，我们用基本道德就可以判断对错的，就是自然犯。一般侵犯的是具体的某一个人的法益，犯罪就是犯罪，没什么可说。而法定犯则不同，法定犯又称行政犯，一般是犯罪违反了国家的某一类管理规范，既触犯行政管理规定，又触犯了刑事犯罪。
像毒品类犯罪，就属于法定犯，一般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和人民的生命健康。这种侵犯是相当宽泛的，如果上升到刑事犯罪的定罪量刑，就要格外谨慎。如果一个人被定义为刑事犯罪，他是否真的有严重的主观恶性，以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不能，其违法行为就更适宜使用行政处罚来处理。
在本案中，无论是李女士，还是“铁马冰河”，他们的本质其实就是求医问药，并没有毒品犯罪的任何故意，哪怕后者在流通环节上有牟利行为，也并不是主要目的，不应动辄就上升到刑事处罚的高度。
这些患者的家长，只是在寻求私力救济，在救孩子的命，他们无意去危害任何人的身体健康，事实上也没有药物外溢到社会中，造成了恶劣影响。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7条，不起诉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法定不起诉，就是无罪不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依法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第二种是酌定不起诉，就是相对不起诉，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第三是证据不足不起诉，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
尽管都是不起诉，但是内涵却大不相同，第一和第三种情况，不起诉是不认为有犯罪和不能证明有犯罪行为，本质上是无罪；而第二种则很特殊，依然认为是犯罪，只是认为犯罪情节轻微定罪免刑，你是有污点的，将来想开无犯罪证明，很可能开不出来，对家人考学考公可能都有影响。本案中李女士就遭遇了这种情况，所以她决定申诉。
综上所述，李女士和“铁马冰河”，都可以以法定不起诉来处理，而不是一个酌定不起诉，一个被提起公诉，说白了他们都被认为有犯罪行为，这本身是很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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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南省中牟县人民检察院酌定不起诉，还是考虑了李女士的特殊情况，采取了从轻处理的方式，值得肯定，但还远远不够。
因为只有洗刷了他们的罪名，我们才能正视在氯巴占背后，还有成千上万这类患者，他们同样心急火燎等待救命药物。
因为代购渠道被阻断，有的孩子的药量，最多只能支撑两周，两周之后可能是无尽的绝望！
目前有1000多名癫痫病家长签字摁手印，联合向社会发出求助，帮帮这些孩子！
孩子需要用药而用不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悲哀，他们是最绝望的一群人，而我们现在要追究一群走投无路的患儿家长的法律责任，这是悲哀中的悲哀。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用朴素的世界观就能琢磨明白的事情，我却要用这么多笔墨，去分析涉及到此事中的每一个人，他们是无罪的，这同样是一种悲哀。
我们都是父母所生养，我们绝大多数人，也将来都会有自己的孩子，有时候我就想，不要去歧视和嘲笑那些有病患或者残疾的孩子，而应当尽可能去帮助他们，是因为按照概率来说，有些怪病是一定要有人得的，这些人只是帮健康的孩子承担了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他们的痛苦理应是我们全社会的痛苦。
面对痛苦，我们应当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他们，抚慰他们，人间应该有自己基本的温暖，法律应该有基本的温度。
我们不能不但不帮助他们，还要给他们制造各种障碍，法律不应该是机械冰冷的法条，而司法办案人员也应该时刻保持自省和敬畏，避免陷入重刑主义的牢笼中，除了把人关进大牢，就没有别的办法调整社会矛盾，这是无能的一种表现。
因为有氯巴占的刚性需求，国家应该考虑修改药品管理条例，可以让获取这类药物的家长，签署责任书，对可能产生的药物外溢，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应有的责任就好，而不是一刀切干脆禁止该药物在社会流通，这是因噎废食的做法。
一千多个家庭，一千多条鲜活的生命，我们法律人总说让每一个公民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公正，同样我们也应该有理由，让每一个无助者看到希望。
这场法律争议的背后，其实是社会对于弱势群体帮助的缺失，如何让这些孩子能吃上药，而不是眼睁睁等死，这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至于长远的，我不敢想，也无力去想。
世界会好吗，希望吧。
救救这些孩子，也是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个社会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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