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若水 | 家的复归与赋权：农村社会工作整合发展的文化基础
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焦若水（1977—），男，甘肃陇西人，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持续存在的大规模急剧社会流动，在空间上造成农村家庭“一家三地”分离，极大冲击了家庭功能的发挥。基于L社会工作服务中心3年的参与式研究，发现社会工作面对的“三留守”群体、流动人口、进城新市民实际上同属一个家庭，不可割裂为农村社会工作、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工作、城市社会工作。以“家”为核心开展的整合性社会工作服务跳出空间限制，将碎片化的社会工作服务进行整合，以儿童青少年为切入点，逐步将亲子关系、父母亲职教育、家庭照护等渗透到整个家庭中，同时针对家庭本身的分散性和脆弱性开展对家庭的社会支持与服务。以“家”为核心的社会工作实现与民情伦理同向赋能，农村社会工作才能扎牢社会中的家庭本位文化之根，使家庭成为流动性社会中保护农村社会的“港湾”和社会转型的“减震阀”。
2017年，L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入西北地区K镇开展农村老年社会工作服务，K镇农村留守老人问题严重，机构提供的助老服务虽然受到村民的欢迎和支持，但服务始终不温不火，村庄中为数不多的中青年群体一直处于观望状态。在年终督导时几位老年人的闲谈引起社工的注意：“我们老年人都是半截在黄土里面的人，关心我们没用嘛！我们要不是帮着子女看娃娃，现在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L社会工作机构敏感地意识到，老年服务虽然是K镇所急需的，但农村中整个家庭生活的根本意义已经从年长者身上转移到子孙身上，农村家庭由遵从老人的孝道家庭向下行式家庭主义深刻转变，通过儿童撬动农村社区服务可能更具有整体性。的确，中国成年人交流的话题几乎都是围绕子女展开的，席卷整个社会的教育焦虑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农村家庭，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甚至就是家庭中儿童青少年的教育与发展。社工注意到这一转变，调整后以儿童青少年为核心、增强家庭系统服务的方案受到村民最为热烈的响应和回复，许多与社工已经熟悉的老年人说，以为社工只能做老年人服务，觉得给社工提出管管孩子的需求太过分，惧怕来之不易的社工离开社区。当地镇政府、学校、派出所、卫生院也纷纷表达了对社工的欢迎，因为基层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也饱受人口流动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冲击而应对乏力，仅“控辍保学”就需要这些部门联合组成的庞大“劝返队”在开学季挨家挨户“请”孩子们回校，但这些举措多治标不治本，社工的加入可以说缓解了K镇的燃眉之急。
K镇的状况在N省并非个案，当地干旱的自然条件和微薄的农业收入根本无法满足家庭支出的需要，尽管外出务工的距离不断拉长、相对收入持续降低，但仍然难以阻挡农村青壮年居民外出务工的脚步。K镇三所学校中两所九年制学校、一所乡镇高中，据社工不完全统计，两所九年制学校涉及的1000多个家庭3046个学生中，至少有508个家庭的父母双方每年外出务工的时间在6个月以上，有323多个家庭父母亲一方每年外出务工的时间在6个月以上，其他家庭则有很多是单亲家庭、事实无父母亲家庭、临时组合家庭等难以分类统计。高中学生家长外出务工比例有所降低。另外，K镇的这三所学校中还有约1/3的学生从K县各乡镇到县城流动求学，既是留守儿童又是流动儿童。
中国具有悠久的家庭文化传统，家庭具有潜移默化互助和教化的重要功能，甚至通过“家国同构”的方式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结构的底色。无论在传统儒家文明还是近代以来的文明重塑进程中，“家”虽时有变动但始终未脱离在社会和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总体性位置。本研究基于L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017—2020年在K镇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参与式研究，在服务推进和反思过程中愈加感受到家庭这一社会细胞在高度流动性社会中的核心价值。许多地方的社会工作分别在流动人口流入的城市、流动留守儿童集中的城镇、留守人口生活的农村开展服务，三种场景中的社会工作实践看似在回应一个整体的家，实际上却是互不关联的碎片化实践，更加凸显了以“家”为核心开展整合性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急迫意义。
一、急剧流动社会与农村“一家三地”的形成
（一）急剧流动中的乡村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形态由“静态社会”逐渐转向“流动社会”，形成了高频率、大规模、长时期、广空间的流动，2019年流动人口达2.36亿，几乎5个人中就有1个流动人口，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定居，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且世界罕见的社会的液态化和人的流动性现象。“被土地束缚”的稳定的农村社会，逐渐裂变成摇摆在城乡间的农村青壮年人群、留守在农村的老弱病残群体、流动在城镇间的求学儿童、青少年及其陪读群体构成的碎片化流动态社会。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业集约化生产水平将持续提高，按照18亿亩耕地面积维持不变、每户耕种15公顷土地来测算，农村仅需800万农户约3200万人，且从2004年到2017年，每亩用工数量由9.97人下降至5.04人，意味着中国有2.7亿甚至更多的农村人口面临“身在农村但无业可就”的状况，乡村人口的持续外流是一个长期性问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金融产业的迅猛发展导致城镇劳动力需求持续减少。城乡人口转移“推—拉”模型中乡村的内推力量不断加大，城镇外拉的需求却不断减弱，使农村人口外出流动的竞争加剧。
这一急剧流动不仅仅对现有的城乡分割治理服务体系造成严峻挑战，更对延续数千年的社会细胞——家庭带来前所未有的、未来影响数代人的深刻挑战，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对“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的更深层次延续。
（二）农村社会的性别与老龄化问题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一直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激烈争辩，然而大量个案性、区域性的研究难以有效对话并形成共识，整体数据在快速转型中又难以收集。2016年完成的第三次农业普查为整体判断农村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参考。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422万人，其中女性14927万人占47.50%，农业女性化的问题虽然不是特别突出，但留守妇女的问题仍然存在，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大量吸纳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后，出现的“留守妇男”的新问题是学术和实务界未能预料的。从年龄结构看，年龄55岁及以上10551万人，老年人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占比不到30%，也没有已有研究渲染得严重。即使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也不完全是问题化的视角。中国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43岁，80岁时的完全失能率仅为15.5%，并不能按照城市本位、统计口径的60岁来定位农村老年人服务。加上农业生产的高度机械化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降低，农村人口在老年阶段仍拥有较强的劳动能力。实际上，农村老人通过灵活的生产方式，维持了一定水平的农业收益和经济生命力，总体上看，老年人没有给家庭带来太大照顾负担，反过来却助推了快速流动社会中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更加推动了“一家三地”的分离化趋势。
（三）农村社会中“一家三地”的形成
农村人口在城乡间的流动还重塑了城乡格局，表现为特殊的“新三元结构”。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吸引大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到离家较远的大中城市务工，务工地与家庭距离拉大。K镇绝大部分家长6个月以上才回家一次，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周且与子女沟通时间非常少。近几年，微信等兴起后，家长认为每天都能视频沟通，更是降低了回家团聚的频率，家庭城乡分离现象更为固化。为满足子女教育及后续发展的需求，一大部分农民工将从大城市获得的相对收益在中小城市购房，催生了县城房地产迅猛发展，K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但房价已经达到7000元/平方米，房价的快速上涨进一步刺激了周边农村家庭的购房热情，随之加剧了农村学生转移到城镇就学，K镇各村小学急速萎缩，又倒逼不具备县城就学家庭到集镇流动就学和家长陪读。然而，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父母赡养与保障在农村的现实诉求，又使K镇农民工将归宿放置在农村，家庭中的老人或妇女仍然需要留守，进行农业和兼业劳动。至此，父辈在大中城市务工、子代在附近城镇流动就学家庭成员陪读、老人或妈妈在农村留守的“一家三地”正式形成。农村家庭被分割得四分五裂，跨代家庭、隔代教养家庭、假三代家庭等新型家庭形态更是不断涌现。这类家庭因为成员分离导致其遇到困难时往往难以得到家人的及时支持，现有的社会服务体系和社区对这类家庭的社会支持严重滞后，留守在家的孙辈和祖辈在事实上逐渐成为家庭中被边缘化的照顾成员。
社会流动特别是农村社会的现实，明白无误地揭示着流动的社会工作理论的来临，重新对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专业伦理、专业范式、专业边界（方法）进行塑造。正如Ferguson所强调的，当今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政策已经跟不上社会工作实践变动了，我们需要用“移动的实践”（mobile practice）去回应现实。
二、“家”视角下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再思考（一）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与挑战
从“生计”等公共议题切入，重建城乡社区居民的生计、社会文化生活和生态，整合社区内外部资源，在与社区民众相伴同行的过程中，使已经衰败的社区逐步走向复兴，达致公共参与、生计发展、邻里互助、文化多元、环境友好“五位一体”的美好社区和幸福生活，是社工介入农村发展的基本图景，也是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愿景。但需要看到，在这种关系模式下，社会工作的外部性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一是社区的村民参与这一中间公共领域构建困难重重，社工将大量精力放在社区活动和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上，但社工离开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自我发展能力堪忧；二是一旦将“生计”作为工作目标，社会工作与国家、市场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竞争关系，往往在政府购买服务的驱动下沦为项目化的工具，鲜见跳出“盆景化”的社工服务项目。
况且，伴随着农村发展转向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阶段，“新贫困”或“丰裕中的贫困”成为社会工作服务新领域，农村传统的缺衣少食、基本生活无保障的生存型经济贫困向信息匮乏、人力资源流失、社会资源与支持网络不足、政策偏差、文化教育和权利保护缺位等转变。需要在情感治理的转向中，维系乡村治理中重要的情感关系，吻合中国伦理精神，在多主体间充当沟通协调和联结的桥梁，使情理法相统一。处于探索阶段的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受项目化考核的影响，机械开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所谓专业化服务，不仅导致个案、小组和社区活动与服务对象日常生活场景的分割，而且还使它们之间相互割裂。社会工作真正回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除了这些方法技术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需要关注的是服务对象心理文化层面的深层次需求。
（二）保护社会中家庭的复归
从历史维度来看，西方从“个人—社会”两极模式出发，把人的生活两分为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贬低、排挤、压迫乃至消灭家庭，加上基督教人类大家庭信念的影响，家庭在人们处理日常生活困境的经验中淡出视线。相反，中国文化是从家庭出发推到外围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个人—家庭—社会”三极模式，家庭在社会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一个“紧紧结合的团体”，个人社会价值系统都经由家的“育化”与“社化”作用传递给个人。中国特有的价值观或者说是“国民性格”大部分也是经由家庭学习来的。因此，中国家庭对家庭、子女的价值观或子女的教养态度，不只是受到上一代观念的影响，同时也经由家庭的社会化影响其下一代乃至子子孙孙。
这两种差异性极强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工作的求助关系模式。在西方社会工作中，个案是社会工作求助关系的起点，小组和社区都是围绕个体为本位（individual-oriented）组织起来的，具有强烈的微观社会工作色彩。虽然缺乏研究和实践经验支持，但近年来西方社会工作注意中观层面的改变、对服务对象压力源的宏观性议题的关注、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都在成为重要议题。而在中国社会中，由于个人与家庭是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所以本质上在这一范围内并不存在求与助的关系，如果有也被视为自我求助。所以，社会工作服务在个案开展上存在着很大的挑战，服务对象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家庭的支持，持续深入服务的挑战恰恰是如何容纳社会工作者这一“外人”的介入。西方的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家庭问题的辅导与治疗时，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服务对象个人的感受与处境，尊重服务对象的个人选择与尊严，而中国社会工作者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在社会转型迫使家庭内部原先自我调和和自我整合的功能正在逐渐丧失，对家庭开展服务时仍然要在情理法的视野下注重去维持家庭的团结与和睦。
（三）家本位的社会工作整合服务
社会工作服务应该关注到城乡社会间急剧流动的结构性服务场景，不可割裂为农村社会工作、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工作、城市社会工作，而是需要把服务对象与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关系网络紧密结合，注意到家庭在中国社会制度及文化情境中的这种基础性地位，使家庭的经济发展都嵌入到家庭成员尤其是亲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中。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人的伦理责任、道德义务乃至生命价值都以他与家庭的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形成特色极强的家庭本位文化。对绝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家庭脱贫或发展的重要动力来自子女的更好发展。
将“家”作为农村社会工作展开的单元和落脚点，“家”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与平台，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必须建构“个人—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一是将事实上处于分离状态的农村家庭作为整体来服务，打通社会工作在学校、社区乃至城乡间的空间壁垒，对农村家庭进行赋能，培育其适应常态社会流动下的韧性，不仅关注不同成员的需求，还需要从整体层面具有应对变化和流动的能力，激发家庭发挥其他服务主体难以取代的情感功能。二是要客观认识到农村社会的流动性将是一个常态化的事实，在快速城镇化转型中，家长疲于应对日常生活和生计的压力，陷入行为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注意力陷阱”，缺乏对孩子长远发展的期待和投入。同时，转型中的农村家庭还存在夫妻关系面临冲击、老年人养老服务支持不足、儿童教育与监管缺失等系统性的挑战。发挥社会工作的润滑功能，减少城乡往复流动中的阻滞与“双重脱嵌”问题，解决流动人口城镇化不充分问题，特别是儿童青少年与陪读人员综合服务问题，帮助其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推动相应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的优化完善。
总之，围绕高度流动性、离散化的农村家庭这一核心主体，抓住家庭这一现代社会中最基础、最重要、最综合的共同体，以家庭为本（family-based）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使流动中被弱化的家庭功能得以发挥，并尝试差序拓展到邻里、宗族、社区多个层级，建立贯通城乡、流动态的社会工作服务链条，才能真正使农村社会工作发挥实效，深深扎根于农村社会之中。
三、以“家”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介入与实践
随着市场经济在地域上的分配呈现高度流动性，农村家庭在空间上高度分散，但基于家庭内部超越空间的稳固的亲缘及血源性的凝聚力量、高度统一的家庭信念以及高度娴熟的家庭分工与团结仍具有超强韧性。其中，亲子关系又超越夫妻关系或兄弟姐妹关系成为家庭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中国农村社会在公共事务上面临着愚弱穷私的合作困境，但在面对子女进行付出时却体现出强烈的无私奉献甚至牺牲精神。家庭成员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即培养一个能够承担整个家庭希望的完美孩子。L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家”为核心开展的整合性社会工作服务，跳出农村社区的空间限制，将碎片化的社会工作服务进行整合，以儿童青少年为切入点，逐步将亲子关系、父母亲职教育、家庭照护等渗透到整个家庭中，面对家庭本身的分散性和脆弱性，同时开展对家庭的社会支持与服务。
（一）以青少年为基础改善和激活家庭参与
在子女教育上特别是子女进入中高年级学习以后，父母的无力感和缺失感强烈，特别表现在认知上对子女教育和青少年成长变化的缺乏。在认知上，许多家长对子女的学习习惯与成绩表现得很焦虑，却不完全理解儿童、青少年青春期变化带来的问题，普遍导致亲子关系的疏离和紧张。但在亲职能力和社会支持上，农村家长又很难像城市家长那样通过比对给孩子安排辅导班和外部资源，很多时候把孩子交给学校、老师、社工来实现责任外移，在子女教育中参与度不够。L社会工作者同步组建两个小组进行服务和干预，一是将年级和需求相近的儿童青少年组建小组，解决学习习惯和课业成绩问题，缓解家长的焦虑；二是培育家长互助小组，从上下学接送互助开始，组建小组后每个妈妈每周只需要接送一天，妈妈们的时间负担大大减轻，获得更多兼业和空闲时间，来参与社工开展的亲子教育、情感交流、工作支持等服务。三个月后家庭紧张关系和家长焦虑情绪都大大得到缓解，“家”的正向自我发展功能开始逐步显现，社会工作者开始逐步介入问题较为严重的个案服务。
7年级的女生小Z和父母一年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10天，关系疏远且经常冲突，小Z父母担心青春期小Z的安全，要求爷爷奶奶严加管教，害怕承担责任的爷爷奶奶简单粗暴的管教方式让小Z感到窒息，冲突不断。小Z觉得与周边同学相比自己完全被父母遗忘。小Z父母则觉得在外辛苦都是为了小Z，小Z不懂事不理解矫情胡闹，其哭诉往往得到的是父母更为严苛的责骂。在一次激烈争吵后，小Z再次割腕成为K镇的轰动事件，社工在当地医院中紧急介入服务，发现小Z有强烈的抑郁情绪且已有数次自残行为。在服务中社工首先解决小Z的生命安全问题，其间和班主任共同工作，避免小Z父母觉得家丑不外扬而给小Z带来二次伤害。在和小Z与父母的几次谈话中，小Z的哭诉宣泄了累积的情绪，在找到父母正面关心和管教的共同点后，小Z由抗拒父母亲慢慢转为抱着妈妈痛哭，在社工引导下一家人共同制定了家庭公约。经过8个月的服务，小Z的情绪和家庭关系逐渐步入正轨，社工在K镇的专业服务也得到逐步认可。
小B是初一女生，从小学起父亲就常年外出打工，一年就回来一次（三四天左右）。小B的妈妈带着小B和四个妹妹、一个弟弟，务农加附近打零工，常年劳作情绪缺乏出口，作为长女的小B饱受压力，也考虑弟弟妹妹教育的问题。社工前后进行多次家访，与小B父母亲讨论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务工或做小本生意，既可以养家糊口又能使一家人团聚。小B的父母积极考虑了社工的建议，社工帮助申请来小额贷款和种植养殖项目，小B妈妈用卖牛收入开了一个小商店，小B爸爸在周边几个集市售卖服装。在小B初中三年中家庭完整，小B顺利考上重点高中。伴随着其他五个孩子长大和接受教育的需要，小本生意已不能满足支出，小B爸爸就又开始外出打工，但不会去太远的地方，回家的频率比之前也高了很多。
社会工作服务以儿童青少年为切入点撬动家庭服务，得到空前热烈的响应和家长的积极参与，说明“家”在农村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视角和基本单元。在父辈缺场和家庭不完整状态下，社会工作者是将家庭组织起来和发挥家庭功能的协调者，以及家庭能力的建设者，尤其是改变了流动家庭中父母管教逐渐由单纯的物质支持转向心理情感的关爱，用小Z的话来讲，就是把原来爱自己的爸爸妈妈找回来了。
（二）亲职教育赋能“一家三地”家庭中的照顾者
伴随着基础教育流动化和农村中小学的调整撤并，衍生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陪读教育”现象，造成留守与流动儿童并存的现象。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家庭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具有整体性、联动性和自主性，陪读是理性化下的家庭策略调整，但不可避免地给家庭带来诸多问题。
一是从改善陪读导致家庭成员关系紧张/脆弱入手。陪读家庭原有长期建立的社会关系发生剧烈改变，比如夫妻两地分居，家庭成员经常需要分开，缺少完整的代际互动，父母亲在这一转变中能力不足。初二年级小H的母亲辞掉在北京很有起色的家政工作来陪读，在狭小缺乏私密的租住房中，母子之间的关系因距离的消失变得空前紧张，在期末考试结束后发生激烈的冲突，小H负气离家出走，小H的母亲到社区求助，在社工的协助下通过警方找回了小H。小H的母亲哭诉自己丢掉好不容易得到的稳定工作，夫妻两地分居感情也出现裂缝，小H的叛逆和成绩使她身心疲惫遍体鳞伤。小H则表示母亲根本不了解不关心自己，只看重学习成绩，自己考得不好既是受母亲负面管教影响，也是故意来反抗妈妈极强的控制。社工与小H和妈妈共同讨论了家庭中的互动规则，改变母子的非理性预期，特别是与小H母亲共同讨论解决婚姻面临的挑战，小H母亲提出小H奶奶阶段性来照顾缓解看护压力，但一段时间后在管教观念上爆发了更严重的冲突，社工虽然全力投入服务，但是最终没能挽回小H父母的婚姻。社工在和K镇民政部门沟通时发现，“一家三地”导致家庭成员的关系非常脆弱，农村家庭婚变在近十年已成为常态，而且成为引发各类社会问题的多米诺骨牌。当地社区中的村民普遍表示，一个家庭如果能守住离婚的底线，都会稳步向前，而一旦离婚，整个家庭的一两代人基本都没有发展的希望，再次表明了“一家三地”农村家庭服务需求的急迫性及其重要价值。在小H服务“失败”后，社工调整了服务策略，借学校组织家长会组建家长微信群并延伸线下活动，周期性地对家长进行青少年成长与子女教育培训，搭建相近年级、乡镇的家长小组，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团体在后期的服务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支持作用，避免了小H案例中社工的势单力薄。
二是改变家庭互动模式的单一化问题。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更多是以学业成绩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对陪读的后续支持也主要考虑成绩是否改善，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同辈关系网络、学校环境适应等相对考虑较少。同时，由于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和家庭交流的不足，家庭本应具有的“濡化”功能基本丧失，这类儿童对父母的概念淡薄，人际互动方式简单粗暴，对比自己弱势的同伴能用拳头解决绝对不会尝试其他沟通方式，农村学校的诸多校园欺凌事件甚至高年级学生对家庭老年人的家暴现象也屡见不鲜。L中心联合K镇陪读家庭聚居的社区与当地公益机构联合开展义仓“一勺米”活动，让流动留守儿童与社区其他儿童一起到每一家去募捐一勺米，增强了其社会融入能力，尝试去除外来人口和“农村孩子”的标签对他们与所在社区进行互动的影响。两天时间里60余名参与的孩子募捐到的700多勺米熬成的腊八粥，吸引了社区1000多位居民参与，社工打破了陪读家庭聚居社区的陌生感与疏离后，将愿意参加亲子教育的家长吸引进来，特别针对过分的溺爱和迁就导致儿童产生“自我中心”意识，形成自我、任性等不良个性，孩子的依赖性强与抗逆力不足等问题开展小组工作，第一批参与的家长从未参与过这类活动，更加凸显了改变的成效，在社区口碑传播中家长课堂迅速扩大，并吸引了周边许多家长的加入。
（三）对家庭的整体服务与赋权
家庭成员出现的种种问题实际上是家庭本身问题的表现，需要给予家庭本身支持和服务。家庭社会工作强调并非只帮助家庭中个别成员解决困难或发生改变，而是借由个别成员问题的发现介入整个家庭，通过家庭辅导服务、家庭支持服务、家庭资源服务的融合提升家庭应对困难的承受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家庭整体的发展和支持功能。
五年级的小F患有轻微的心脏病，父母带其在乡镇卫生院做了检查后得知需要庞大的治疗费用，加之还面临着给小F哥哥娶亲的巨额费用，小F的治疗就被搁置了。不完全知晓情况的小F觉得自己快要死了，父母亲也完全不关心自己，所以在学业和生活上自暴自弃，甚至向同伴流露自己要是死也要用老鼠药毒死父母的念头，家庭关系非常紧张。社工了解到情况后，发现小F父母文化程度较低，完全不知晓各类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政策，社工通过协助其申请社会救助和各类筹款平台、基金会支持，联系省城医院进行检查和住院治疗，小F的身体很快康复。对小F的服务不但改变了小F的家庭观念和生态系统，在整个社区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很多村民认识到社工服务的必要性，对家庭健康管理和风险防控有了更为积极正面的认识。在对小F的服务中，社会工作者发挥的是国家福利政策的传递者和链接者的功能，传递相关政策，并根据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可利用资源，制定出个性化的帮扶方案，通过外部资源的支持，让家庭摆脱困境。
对于流动城乡的“一家三地”家庭，更为远距离整合碎片化服务面临的是城市与农村社会工作的连接。15岁的小D，父亲早年煤矿打工去世，妈妈带着兄弟两人生活，妈妈早出晚归地在周边打工养家糊口，对孩子的关心非常少。小D在家既是哥哥，实际上也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孤儿寡母几乎没有任何支持，更有很多风言风语和排斥，兄弟俩的自卑和压力不知如何排解，基本封闭在家和弟弟长时间打游戏转移压力。社工一方面定期跟进两个孩子的学习，帮助建立同辈群体网络，在评估小D学习状况后规划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计划，避免小D中考失败后直接流入打工队伍，给家庭输入发展希望；另一方面给妈妈更多陪伴和支持，链接养殖项目帮助家庭提高收入。经过两年的服务，小D已经成为收入稳定的清真饭店面点师，并把母亲介绍到附近餐馆打工，将10岁的弟弟接到教学条件更好的H中学读书，小D家庭的整体发展生态得到了全面的改善。对小D一家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者把重点放在提升小D家庭应对困难的承受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外部支持和情感关怀对这类陷入困境的家庭至关重要。用小D妈妈的话讲，像是冬天漆黑早晨给的光明，不认识的陌生人（社工）都关心自己，一定要充满信心。
更多时候，社会工作者不仅仅需要服务家庭，还需要协助解决公共服务问题。开学一周后小M和三个弟妹依旧在家里等待上学。小M的父亲在省城G市打工饱受歧视，深感教育的重要性，开学之际带着全家人到G市寻找更好的教育机会，母亲也一同前往陪读，但大城市对他们并不“友好”，小M和三个弟妹吃了无数闭门羹，小M的父亲更是几近崩溃。社工在两地教育局和学校之间沟通、协调，开具相关证明。通过三周的努力，小M在初中顺利入学，两个弟妹在小学入学，一个最小的妹妹也减免一半托费进入幼儿园学习。得到学习机会的小M在社工的帮助下积极辅导弟弟妹妹功课。在G市H区近5万流动人口的聚居区中，小M一家只是幸运的少数，户籍限制在内的很多体制制度仍然是流动家庭难以突破的“天花板”。L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尝试与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居委会合作，将其利用率不高的社区图书馆和日间照料中心利用起来，由当地的C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四点半学校”的方式运行，与L中心在K镇的服务形成连接互动关系。
总之，面对快速城镇化转型中农村家庭分离的常态化，需要避免僵硬的按照社会工作指引原则开展服务，将流动中充满脆弱性和需要学习的家庭而非家庭成员作为服务对象，接续“家庭集体主义”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社会保护功能，一方面要以家庭为本而不是以家庭成员个体开展服务，另一方面需要给分离化的家庭本身提供社会支持与服务，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理解中国农村其他社会现象和问题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也是开展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应有之义。
四、以“家”为核心发展农村社会工作
（一）以“家”为核心搭建农村社会工作框架
中国农村社会以户为单位、家庭为核心的非正式福利具有悠久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家”是影响社会与政治构成和变动的主体。近代以前家庭主义都是中国农村基本的社会福利原则，这一原则通过“孝道”为核心甚至塑造出与西方迥异的东亚“家庭经济”福利国家——在自许的、儒家传统的、扩展的家庭模式下运作。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表面上虽然是个人主义取向的，但现实中的家庭变迁并非步西方之后尘，而是有着大量的自觉不自觉的自我再造。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基层政府的信访和调解等制度的设计及其实践，都与家庭隐喻有着各种内在关联，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有效性均在于其同以“家”为核心的民情和伦理取向的内在一致，是建构社会制度和伦理的基石。
近年来，农村社会工作经历了从个案、家庭及小组工作的专业方法到以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的转变，然而，这一转变仍然受西方个体为本社会工作范式的限制，忽略了个案和社区之间最为重要的“家”这一单元。以家庭为中心的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策略，就是真切回应急剧流动背景下“一家三地”对农村家庭与社区秩序的冲击，跳出农村社区的空间限制，认识到“三留守”群体、流动人口、进城新市民在结构上同属一个家庭，需要将割裂的农村社会工作、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工作、城市社会工作进行整合。发展以家庭为单位、资产建设为取向的家庭政策，重新激活家庭这一福利主体的功能，重建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家庭社会文化伦理，发挥“无形”的福利主体的整合功能。在社会工作实务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第一，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并非是个人的而是家庭的，意味着农村社会工作必须以家庭为单位展开，这种方式既符合个案服务走向个案管理的综合性服务趋势，又对未来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给出诸多启示。第二，农民工的流动意愿随年龄和生命历程不断变化，具有鲜明的代际特征。农村社会工作既要以家庭为本，又要兼顾家庭不同成员不同生命历程的需求。第三，农民工本身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层次性、区域性及群体性的“落地”和“返乡”都需要农村社会工作以个别化的方式回应，通过整合服务加强家庭功能发挥的完整性，提高家庭及其成员的自助互助能力。
（二）构建对农村家庭的社会服务与支持体系
社会流动带来的家庭分离和流动常态化，原有“乡土社会环境不变，因之文化变迁的速率也慢”的代代相传的家庭教育经验不再有效。农村居民及其家庭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知识不足，解决和应对问题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更为严峻的是，在许多农村地区，经过40年的流动，现在的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原本就是留守儿童，在父辈角色扮演和家庭功能调适上本来就有很强的短板。社会工作是一种重要的服务，更是一种教育学过程，通过发挥专业力量和社会科学性专家知识，解决服务对象应对变迁时知识与能力不足的问题需要得到重视。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社会工作在原有脱贫攻坚中被视为“社会救济”的思维需要转变，社会工作本土化不应简单地将农村社会工作视为一种狭隘的“社会福利”，而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具有建设性作用的“社会投资”，以帮助“一家三地”的农村家庭更好地适应流动性带来的挑战。实际上，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西方“福利国家”感到政府已无力负担日益沉重的巨额福利开支，不得不调整政策，强调社区和家庭的作用，探索除家庭主义和国家主义双元之外的多元福利主义，在美国社会工作中享有盛名的个人发展账户的资产视角，也强调以家庭为中心、社区为本的建设策略。发挥中国农村社会家庭的传统优势，给家庭支持甚至将家庭培育成社会服务与福利的建设性主体，改变单纯低水平的物质救济模式，给予贫困家庭从救济到服务、从福利依赖到自我发展的转变，真正实现中国农村家庭福利体系的现代转型。
（三）以家庭为基础推进农村社会工作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社会工作在新时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需要认识到农村社会工作仍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存在体制内动员、极度依赖行政性力量和“重声势、轻服务、形式覆盖、内容单薄”等“植入性”限制，与构建符合本国情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还有很大距离。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工作服务没有能真正回应个体背后隐藏的家庭需求，没有将因人口流动导致空间上分离的“家”的功能激发出来，没有动员社区和社会力量给予家积极的支持，没有发展出新时空条件下赋权于家的社会政策，使家庭成为个人—社会之间连接的积极促进者，使家庭能够积极参与到社区公共物品的生产当中。
无论流动社会中农村家庭经受怎样的冲击，家庭治理仍然是所有治理方式中范围最综合、投入和治理成本最低、预防和治理效果最佳的载体，也是社会治理的最佳层次、最基本单元和最佳接入点、最佳结合部、最佳落脚点。家庭为公共生活培育公共德性的路径，重拾家国传统并非意味着要将传统思想资源直接对接到当下的社会实践中，而是在新的时代与社会框架中重构家国关系，服务于今后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农村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只有和浸透于民情中的“家”逻辑相勾连，才能真正发挥效力。紧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以“家”为核心来尝试构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体系，是探索“中国人社会生命”的根底，是整体把握我们文明的性格及其变迁，实现“文化自觉”的关键途径，也是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由边陲走向中心，为人类社会服务事业做出贡献的现实选择之一，而且有潜在为全球其他欠发达国家提供借鉴的价值，从而有可能成为全球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新范式。
原刊责编:胡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