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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培永 | 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观”与我们时代的哲学

陈培永 甘肃社会科学 2023-03-12

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陈培永(1981—),男,山东单县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北京大学博雅青年学者。



提要

马克思的哲学是主张自主自觉地改变世界的哲学,它让哲学家以积极的态度介入世界而不是以理性的旁观者身份观察世界,它不把世界理解为有待我们认识的静止的世界,而是理解为本身就不断变化发展、必须推动其变化发展的世界。解释世界的哲学离不开改变世界,只有在改变世界中才能对世界做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或认识。并不是所有解释世界的哲学都是改变世界所需要的,改变世界有时候需要改变一些对世界的解释有问题的哲学。改变世界严格说来需要的是“认识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给世界一个解释、用语言去解说现存世界的“解释世界”,与让人们去看清楚世界的“认识世界”,是明显不同的。“改变世界”的“改变”不等同于去行动、去批判,应该理解为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推进其变化发展。“改变”必须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改变,改变世界的合理性、针对性在于世界本身是变化发展的,“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本来也是或者应该也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走向学院、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出场的时候,其不同于其他哲学学说的独特理论诉求逐渐呈现削弱之势。思考马克思的哲学观,遭遇到新的时代与理论背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文简称《提纲》)充满争议的最后一条,也就是全文的最后一句话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在这句话中加上了一个“而”字,“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看上去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它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不少的争论,比如,哲学家们为什么都只是解释世界?哲学是否注定都只能解释世界?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有何关系?这个时代的哲学研究如何追求改变世界?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围绕这句话产生的争论,深入分析马克思旨在改变世界的哲学观,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对于明确哲学研究的方向,依然具有启发意义。一、“哲学家们”为什么都只是解释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容易引起的第一个争论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到底包括哪些人,是指他之前的所有哲学家还是只针对特定的一些哲学家?这些哲学家难道都只是解释世界吗?伟大的哲学家不都在试图改变世界吗?马克思这样全部否定,对之前的哲学家来说是否有失公允?这当然不是对所有古今中外的全部哲学家的评判,马克思不可能针对中国以及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哲学家们给出一个如此的判断。这个提纲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里的“哲学家们”是有限定的,即使马克思要扩大“关于面”,也不至于把所有的哲学家都纳入其中。一般认为,这里的“哲学家们”主要是指隶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当然也应该包括老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如果他们算得上是哲学家的话),但也不能局限于此,《提纲》的第一条实际上已经提到了从前的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从首尾呼应的角度来看,这里的“哲学家们”至少应该包括黑格尔本人在内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以及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为什么会认为这些哲学家们都只是在解释世界呢?就老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来说,他们维护的是当时的统治秩序,他们认为宗教统治着现存世界,而这种统治是合法的,只要把一切都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能解释这一切。这种做法显然就是典型的“解释世界”,他们不过是为现存世界进行辩护和掩饰,把明明不合理的世界解说成一个“合理的”世界,让人们顺应实际存在的专制制度。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与之不同,他们不满意当时德国的状况,但不是从制度、现实世界本身出发,而是力求通过改变人们对政治、法律、道德的观念和意识来改变现实。这种方式注定了他们只是同现实的影子作斗争,因而结果也注定只是对现存的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因此马克思评价道:“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的天真之处在于,他们甚至觉得这种“批判的哲学”有颠覆世界的危险,实际上他们不过是“自以为是狼、也被人看成是狼的绵羊”。也就是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一种是主观上就不愿改变世界,他们把哲学看作维系社会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以维系现存秩序为目的,是现存世界的注脚;一种是主观上想改变世界,但他们只是进行理论、观念、宗教、意识形态的批判,不去进行实践的批判、武器的批判,以为能改变世界实际上只是在解释世界。马克思的批判可能会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以为通过观念世界的批判来改变人的观念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都知道,观念的改变、思想的解放很重要,对改变世界也会起到作用。马克思当然不会否定这一点,他否定的是在自己狭小的圈子里卖弄着哲学的高深词汇,靠呼喊绝对理念、自我意识、爱的哲学等,就以为能改变世界。如果不想着改变现实世界,只想着如何改变关于现实世界的观念,这样的批判就找错了对象、仅停留在字面上。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不去面向现实,只是在观念的世界中进行批判,提出新范畴、创造新词汇,无论批判如何激烈,也不可能改变现实世界。归根结底,这些哲学家们没有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哲学理论与社会现实对接起来,没有密切关注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他们的哲学批判是远离现实环境的。“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这些哲学家们总是提出自己哲学的正确性,并力求把这套自己认为正确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按照这套哲学原则来改造整个世界。他们认为一定存在一个关于世界的终极真理、根本原理,幻想会有一个能够完全解释世界的真理,以为只要通过理性把握住了这个终极真理,就能改变世界。所以,这样的哲学家往往有一种信念,一种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的理念,并且自己会制造出一套封闭的理论体系,以为依靠这种理论体系就能改变世界。没有现实维度的哲学,一定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这种解释世界的哲学家,只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介入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社会,他们追求自己哲学体系的建构,用自己的哲学理想去批判现实社会,甚至会为自己的哲学研究而故意远离现实,并且自认为这样就不落俗套。但这种哲学注定只是为世界提供一己之见、一种解释而已,无论他再怎么认为自己的哲学研究有意义、有价值、有批判性、有学术性。而且,远离现实的、没有立足实践的“解释世界”也不可能真正正确地解释世界。那种建立在自我意识想象、从一些文本中推演出来的逻辑体系,不可能是对世界的正确解释。二、是否有“哲学”能起到改变世界的作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引出来的第二个争论是,马克思是否还相信哲学,相信哲学(一种新哲学)能起到改变世界的作用?或者说,在马克思看来,能起到改变世界作用的是哲学还是其他科学或实践的革命行动?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马克思依然相信哲学能起到改变世界的作用。即使他之前的哲学家们都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一定还有某种哲学能够发挥改变世界的作用,那就是他所追求的新唯物主义的哲学。这种理解涉及的是哲学观的根本变革,要求重新理解哲学使命、重新定位哲学功能,要摆脱之前旧哲学解释世界的套路,创立聚焦改变世界并且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新哲学。第二种是,马克思不再相信哲学能起到改变世界的作用。这个结论说明,只要是哲学,注定都只能解释世界,因此不能再指望哲学来承担改变世界的重任。改变世界不能依靠只重视批判或未来憧憬的哲学,而应该依靠政治经济学或者历史科学,依靠革命的实际行动。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已经不再相信哲学,宣告了哲学的终结或哲学的无用。认真地阅读这句话的德文、英文和中文,从字面上得出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不同的阅读者自然会读出不同的答案,不过相信第一种理解的还是占大多数,但并不排除还有一些人持有第二种理解。阿尔都塞就曾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把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看作是宣布一种新的哲学,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宣布与哲学决裂,以便为建立一种新的科学扫清道路”。他的学生巴里巴尔也认为,马克思认定哲学无法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而能肩负这一使命的是革命,哲学家们的理想只能依靠革命实践将之实现。哲学与革命之间没有任何中间道路,要追求实效的思想,就应该防止坠入哲学的修饰语中,“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不是作为一种哲学出现,而是体现为对哲学的替代多次出现,体现为一种非哲学,甚至是一种反哲学”,“马克思要表达的是:行为必须是现在进行的行动,而不是被注解或被宣告的行动。哲学必须让位。这甚至不是一个适应革命需要与革命运动的‘行为的哲学’,而干脆就是行为本身”。这一种理解无疑是能从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找到依据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作品中确实推崇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追求革命的实践活动,在他改变世界的事业里似乎更少谈论哲学的功用,《提纲》更像是与哲学宣告就此分道扬镳。但如果我们认定马克思不再相信哲学的功用,必然会制造哲学与革命、实践活动的对立,即要么是改变世界的革命或行动,要么是注定只能解释世界的哲学。实际上,一种革命、一种实践活动是离不开理论指导的,也是不可能完全摆脱哲学的。马克思即使不再认为哲学能够发挥改变世界的作用,也依然是在进行哲学的思考,他即使否定哲学、不再相信哲学,他本身也有自己的哲学,他也作为哲学家、思想家被人反复提及。我们还是应该认为,马克思追求的是哲学观的根本变革,他依然相信哲学的作用,只是他追求的是一种与之前的哲学所不同的哲学,或者说他的哲学就是反哲学的哲学,是力求消灭哲学的哲学。马克思确实表达过消灭哲学的想法。在他看来,存在哲学,是因为现实不如人意,人们只有通过哲学来作应然化的设想。而哲学的消灭,就是指哲学的应然理想最终变成了现实。消灭哲学其实就是实现哲学,就是将哲学现实化,就是要改变世界。但是,消灭哲学不是人为地消灭,而是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后消灭。在现实没有为哲学消亡提供支撑条件的情况下,认为马克思不主张哲学改变世界的作用是有问题的。阿伦特有一段话很好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实现哲学”的特质以及他对哲学传统的挑战,她认为:“哲学或许规定了某些行动规则(尽管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把制定行动规则当成他最重要的关切),但从根本上说,从柏拉图一直到黑格尔的哲学都‘不属于这个世界’,无论是柏拉图把哲学家描述为只是其身体和他的同胞们一起住在他们城市中的人,还是黑格尔承认的,从常识的观点来看,哲学是一个头足倒立的世界,一个颠倒的世界(verkehrte Welt)。马克思对传统的挑战,这次不仅暗含在,而且直接表达在他的命题中,蕴含在马克思对于普通人类事务的世界的预言中:这个让我们确定自己的位置并依据常识思考的世界,某一天会变得直接等同于哲学家们徜徉于其中的理念领域,或者说,一直属于‘少数人’的哲学,某一天会成为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现实。”马克思作为哲学家与柏拉图、黑格尔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再让哲学远离这个世界或者颠倒这个世界,不再让哲学仅仅停留在这个世界的理念领域,他让哲学与它所在的世界、所处的时代相适应,既积极介入其中从中生成发展,又自觉发挥作用积极推进现实的改变。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主张自主自觉地改变世界的哲学,它让哲学家以积极的态度介入,是以改变世界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它不把世界理解为有待我们认识的静止的世界,而是理解为本身就不断变化发展、我们也必须推动其变化发展的世界。正是这种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主张革命化地改变世界的哲学,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不同于其他哲学的鲜明特质,并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改变了世界。三、如何看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容易引起的第三个争论是,马克思是如何看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的?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补充性的关系,即马克思实际上是主张哲学应该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前提,改变世界是解释世界的再进一步。理由是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解释世界的作用,他只是认为仅有解释世界是不够的,必须走向改变世界,阿伦特就曾指出“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要旨,这个命题更确切地说的是:哲学家们已经把世界解释够了;现在到了改变世界的时候了”。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替代性的关系,即马克思的哲学主张改变世界,以替代解释世界的哲学。其最重要的理由是:整个《提纲》本身正是马克思为了告别一切旧哲学、建构一种全新的哲学而写的,从哲学观的高度去领会马克思新哲学的基本立场和主张,就应该认定他是主张用改变世界来代替解释世界的。如果坚持补充论,就遮蔽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意涵,是对马克思整个提纲总体命意的曲解和误读。还有一种观点,实际上认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本身是不可分割的。海德格尔在他的哲学讨论班中曾提出了关于二者关系的问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从这种问法中可以看出,不存在补充还是替代的问题,哲学所进行的解释世界本身就是其改变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解释就是对世界的改变,对世界的改变一定同时包含着对世界的解释。面对这个争论,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马克思本人究竟是如何看待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的,另一个是今天应该如何看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我们既要还原马克思在特定语境下对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也应该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对两者的关系问题给出这个时代的回答。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已经相对明显,马克思确实要凸显出他的新世界观、新哲学观,因此他是要提出一种旨在改变世界的哲学,以改变他不满意的、只能起到解释世界的作用的哲学。如果不把这句话与前面的十条割裂开来,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根本上就是用感性的直观的方式(从前的唯物主义)、抽象的思维的方式(能动的唯心主义)对待世界的方法论;改变世界则是新唯物主义的以革命的、实践的活动对待世界的方法论。这是两种不同的致思路径,两种不同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确实不是在讲两者的关系,而是在讲新唯物主义与其他世界观的区分。但在今天,如果只是强调马克思的哲学是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把其他哲学都看作、都说成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把解释世界的哲学一概认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那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认为只要坚持马克思的哲学观,就应该时刻想着改变世界,就不应该强调解释世界,那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重新厘定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一方面,改变世界的哲学离不开解释世界,能够改变世界的哲学一定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正确解释的前提基础上的。解释世界本身就应该是改变世界的一部分,主张哲学要发挥改变世界的作用,不能否定哲学解释世界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少不了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世界的科学解释或合理解释,可以通过改变民众的观念进而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哲学,需要借助于解释世界的方法,需要感性的直观,需要抽象的思维,不能把改变世界仅仅理解为“什么都不想只要去行动就够了”,不能因为马克思对之前的哲学进行批判就认为应该完全否定它们的一切,而不去借鉴吸收其合理的部分。但应该看到的是,并不是所有解释世界的哲学都是改变世界所需要的,改变世界有的时候需要改变一些对世界的解释有问题的哲学。一些对世界的解释可能无益于改变世界甚至会阻碍改变世界,为了改变世界有时也需要否定或压制某种或多种对世界的解释。解释世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把合理的部分进行合理化说明、把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不合理化说明;一种是把合理的部分进行合理化说明、把不合理的部分也进行合理化说明。如果只想着去给世界(不管世界本身如何)一个合理的解释,把不合理的世界强行解释成合理的,遮蔽人们对真实问题的认知,为了维系不合理不正当的统治秩序,阻碍人们变革世界的观念,这种哲学就会成为颠倒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它也就成了改变世界的对立面。改变世界的哲学,严格来说,需要的是“认识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在德文中,“interpretieren”(解释)是用语言去解说,而“erkennen”(认识)则是看清楚、识别出的意思。给世界一个解释、用语言去解说现存世界的“解释世界”,与让人们去看清楚世界的“认识世界”,是明显不同的。马克思将解释世界置于改变世界的对立面,并没有将认识世界置于其对立面,应该是有讲究的。如果改变世界的哲学需要解释世界的话,那它需要的是看清楚、识别出世界真面目的解释世界,也就是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解释世界的哲学也离不开改变世界,只有在改变世界中才能对世界做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或认识。人的思维和观念本身就是人的生活环境、人的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只有面向社会现实,在实践活动中才可能正确地解释世界。以为只靠文本的返本开新、靠某种理论的逻辑推演、基于理想的批判、大胆地设想,就能对自己所处的世界做出正确的解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离开实践活动的解释世界是不靠谱的,要么就是维系不合理的统治,要么就是很有批判性但推动不了社会进步,要么就是喊口号、留下垃圾文字。就此而言,先解释世界再去改变世界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解释世界,在世界的不断变化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解释、发展自己的理论。总体而言,所有改变世界的哲学都必然包含着解释世界,但并不是所有解释世界的哲学都要求改变世界、都能够改变世界。从马克思的哲学的角度讲,最终还是要落脚到改变世界。我们应该赞同毛泽东所作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改变世界从根本上说属于实践活动,解释世界属于理论活动或认识活动。我们要追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两者能够完全相统一,那当然好,但有的时候两者是很难统一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应该坚持的是“实践第一”。哲学工作者容易犯的错误是强调“理论第一”,以解释世界的权威要求改变世界,自以为把握了对世界的真实面目而要求据此改变世界,对未能遵循的就批判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有可能陷入解释世界的窠臼中而未能通达改变世界的路。四、当今时代改变世界的哲学如何可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的落脚点是“改变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像马克思这样如此鲜明地提出了自己改变世界的追求,如果不是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之后确实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我们很容易认定马克思是异想天开(与他同时代的人应该会有如此判断)。继承马克思的哲学追求,主张哲学要改变世界,难免会给人哗众取宠的感觉,也会让研究者本人压力较大。但如果没有这种追求,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观给今天的哲学研究留下的启示在哪?难道是仅仅用来感叹马克思的哲学抱负、感受马克思作为哲学家的伟大吗?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靠一种哲学改变世界谈何容易,今天的哲学研究应如何追求“改变世界”?这个问题应该作为第四个争论性的话题,可惜这个话题很少被作为问题提出。我们应首先强调,改变世界的哲学,当然要求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改变人类社会的走向,但如果只对“改变世界”做出如此理解,指望今天的哲学研究者像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那样,肯定是有问题的。在今天的哲学研究中,“改变世界”归根结底应该理解为改变我们的活动、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观念,这无疑是今天的哲学研究发挥作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变世界”的哲学要面对文本,但其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借助于文本认清我们生活的世界,它要求哲学工作者作为参与历史活动的主体,积极介入世界、时代、社会之中,实现哲学与生活、与现实的互动。法国学者洛克曼曾指出,马克思的这一条著名评论“公正地指明了大多数哲学家的消极姿态,这些哲学家如果不是确实对其他人漠不关心的话,就是满足于站在历史的长河之外袖手旁观”。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马克思已经“公正地”指明了这一点,他也用自己的哲学研究打破了这一点,但今天还是有哲学工作者满足于“站在历史的长河之外袖手旁观”。我们很容易看到哲学工作者的工作是远离现实、远离社会的,他们给自己的安慰或理由无外乎是“各司其能、各尽其责”,学者就应该干好学者的事,学问就应该是在象牙塔中的,一旦关注现实就不再是纯粹的学问,真正的学问不能与社会、政治牵扯上关系,一旦扯上就没办法保证客观中立,就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当哲学成为一门学科,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却是哲学文本研究、哲学史研究,除了讲讲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之外,很少直接谈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那么这样的研究者最终就免不了成为这个时代的旁观者。“改变世界”的哲学,不仅要求积极介入“世界”之中,还要求相信“世界”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而改变的。生活在现实中的我们,在特定的环境下成长,有时难免得出“不是我不想改变而是我实在改变不了”“改变不了这个时代就适应这个时代”的想法。有些人总认为自己是积极的、努力的,是想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环境的,但外在的环境、体制等决定性因素很难改变甚至根本无法改变。这种想法显然就把不能改变世界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环境、归结为其他人,认为是环境、体制决定了无法改变,都是环境、体制的错,与自己无关。在新唯物主义如何对待环境(包括教育)与人的关系的问题上,《提纲》第三条作出了经典的论述:“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也就是说,只强调环境和教育的决定作用,强调一部分人的决定作用,是以前的唯物主义的机械化理解。实际上,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我们既不能忽视外界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也不能忽视人的自我改变对环境的改造作用。每个人,尤其是哲学工作者应该在积极追求变革的实践中,实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统一,相信在自我改变的同时就能推动环境的改变、体制的改变,推动环境的改变、体制的改变也需要自己的改变和进步。改变世界的哲学,还要防止因对社会的批判而导致阻碍世界改变的情况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按照这个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就是要追求革命化的行动,进行现存事物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的哲学注重批判、革命、实践等特质,我们当然应该承袭,但不能因此把所有的批判都认为是用哲学在改变世界,并使其合理化、正当化,也不能把哲学改变世界的“改变”仅仅落脚为去行动、去批判甚至去摧毁。有观念认为,从事哲学研究,想要服务于社会,就必须大胆批判而且也必须公开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是哲学家的本分,至于结局是好是坏,那不是自己的事情。实际上,这并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的正确态度。“改变世界”的“改变”不等同为去行动、去批判,应该理解为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推进其变化发展。“改变”必须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改变,改变世界的合理性、针对性在于世界本身是变化发展的,“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本来也是或者应该也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强调“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之所以相信革命而不再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人一样大讲特讲批判,不仅仅是因为革命本身是“武器的批判”、是实践行动,还因为它是具有建设性的批判,是通往新社会的正确建构路径。就此而言,当今时代改变世界的哲学追求不能沉浸于哲学命题中、自乐于哲学批判中、徜徉于哲学理想中,要参与到“世界”中,进行调查研究、洞察现实社会,坚持时代第一、问题第一,建设性地批判、建构性地努力。

原刊责编: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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