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琼,蒋瑛 | 消费需求扩容升级助推全球价值链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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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169-179页。

汪琼，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蒋瑛，博士，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  要 

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的成因不仅在于供给侧，还在于缺乏有效的高层次消费市场驱动。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握全方位消费升级的机遇是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关键。其生成逻辑包括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马克思消费理论、需求贸易相关理论及全球价值链理论共同构成其理论逻辑；以低成本要素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弊端、供给侧破解“低端锁定”的局限性、新时期的国情与环境构成其现实逻辑。对此，以消费需求扩容升级助推全球价值链攀升，应坚持从突破需求约束、畅通要素循环、夯实产业链基础、培育“链主”企业四个方向构建优化需求引致创新效应，进而实现价值链攀升的主要路径。

关 键 词

全球价值链；价值链；消费需求；分工模式；低端锁定；内源式增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正  文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及产业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传播变异，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中国供应链安全、产业链稳定、价值链攀升提出了新挑战。学术界多从“供给侧”入手破解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但其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缺乏有效的高端消费市场驱动。从现实来看，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明显下降，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定在55%左右，由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驱动为主的特征显著。在此背景下，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这也是“双循环”大战略下的重要政策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因此，消费需求“量”的扩大与“质”的提升是我国当前需求侧管理的重点方向之一。纵观美国、日本、欧盟的经济发展史，无一不是在构建完整强大内需市场基础上，以高质量供给和收入增长激活消费扩容升级，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市场又为企业提供了研发创新的市场激励，助力企业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实现对经济内循环的动态刺激与自我强化，并显著增强其国际竞争优势。因而转变传统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以及“以市场换技术”的创新模式，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握全方位消费升级的机遇是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关键。

一、消费需求扩容升级助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理论逻辑

      （一）马克思消费理论：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关于消费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奠定了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获取剩余价值的本质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他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不一致。”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则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当前我国的需求侧管理，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以获取剩余价值为本质，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由于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不同，我国的需求侧管理得以通过扩大消费需求、协调消费与投资比例，进而保障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强调了消费的关键地位：“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即在社会再生产活动中，消费能够对生产形成有效的刺激，消费不仅是终点，也是起点。此外，马克思也提出了分配和流通对于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作用：“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即消费是分配的结果，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保障消费需求的必要条件。关于消费制约流通范围、流通范围决定消费规模的论述则表明，建设消费需求旺盛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是需求侧管理的目标之一。

（二）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市场范围假说：连接消费需求与创新的桥梁

无论是需求引致创新理论还是市场范围假说，均解释了国内消费需求扩“量”与提“质”如何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Schmookler首次提出“需求引致创新”理论，指出技术创新从市场需求中来，最终回到市场需求中去。市场需求变化对产品和技术提出了明确要求，从而推动科技进步，并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即需求主导技术进步。因此，超大规模市场可为企业提供有效的市场激励，敦促企业改进产品、加大创新投入以满足市场需求，进而获得更丰厚的利润。类似地，消费升级时代背景下，不断升级换代的终端市场也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提供了有效激励。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市场范围”假说，即分工源于交换能力，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广狭的限制。这种分工与市场规模二者相互促进的关系也被称为“斯密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由斯密动力引致的经济增长被称为“斯密型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因此，超大规模市场会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该地区不但会催生出诸多与分工相适配的本土企业，更会吸引许多外部企业参与分工网络。由分工网络所汇聚的众多本土企业和外部企业形成产业集聚，并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形成产业内知识溢出（即MAR外部性）和产业间知识溢出（即Jacobs外部性）并存的知识时空网络。

（三）重叠需求理论、本土市场效应理论：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

无论是重叠需求理论还是本土市场效应理论，均论证了国内消费需求扩“量”与提“质”如何推动一国产业走向国际市场，并使其获得国际竞争优势。重叠需求理论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从需求层面研究了形成产业内国际贸易的原因。Linder在著作《论贸易和转变》中指出：一国平均收入水平决定该国需求结构；一种产品先有国内需求再有出口需求；相似的需求结构是国家间贸易比重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一国产业通常首先满足国内需求，依据国内消费者偏好及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创新、改进，日益扩容的国内消费需求促使一国产业扩大生产规模，并在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将产品出口至需求结构相似的国家乃至全球市场。在此过程中，旺盛的国内消费需求与国外消费需求之间将形成良性循环，使得该国产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又进一步促使居民消费升级，该国产业为适应这一变化而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进而出口至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在国内与国外消费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中不断巩固其竞争优势。

本土市场效应理论则从供给层面解释了形成产业内国际贸易的原因。Krugman指出，本土消费需求扩张引起生产规模和效率的提高，使得该国产品在满足本土需求后还能捎带出口。在存在贸易成本和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企业为追求更低的贸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更倾向于将生产地转移到具有较大消费需求规模的国家，并向其他国家出口。即一国本土市场规模是其对外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本土消费需求规模越大，该国潜在出口优势越大。

（四）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消费需求扩“量”与提“质”共同助推价值链攀升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结合前三点理论共同论证了消费需求扩“量”与提“质”对于价值链攀升的作用（如图1）。以Porter为代表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论证了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质”对于提升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与重叠需求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集合了本国市场需求、同业竞争等因素，认为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强弱。随着依托本土市场需求规模形成的产业集聚不断发展，受限于产能过剩及稀缺的要素资源，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红利会逐渐消失，企业之间为了获取稳固的市场地位而展开激烈竞争，即同业竞争现象源起于消费需求“量”的扩大。此外，随着消费需求“质”的提高，本土市场中老练、苛求的购买者迫使、刺激企业不断改进并创新产品，以质量为内涵的差异化竞争替代以低成本为特征的价格竞争，借此获取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因此，国内消费需求扩“量”与提“质”共同成就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国际竞争优势越强，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一般就越高。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由加里·杰里菲提出的综合研究框架，在此框架下，升级意味着企业、产业或国家向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移动，以此提高参与全球生产的收益（如利润、增加值等）；而升级也存在多种模式，包括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跨产业升级、终端市场升级等。国内消费需求扩“量”提“质”能够有效激励创新，一方面，驱动产业集聚，并通过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的中介效应，促进企业引入更先进的技术或对生产体系进行重组，提高投入产出转化效率，实现企业主体工艺升级；另一方面，促使企业出于降低交易成本、不确定性因素的考虑将外部市场交易转入企业内部，延展分工链在企业内的长度，实现企业主体功能升级。此外，国内消费需求提“质”带来终端市场升级，一方面，如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所述，通过以质量为内涵的差异化竞争，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企业主体产品升级；另一方面，促使企业明晰定位跨产业产品类型，在清楚生产共同性并掌握管理生产链技能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其他品牌“参与式”合作，准确判断跨产业技术差距及生产管理可行性，实现跨产业升级。而一国产业在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基础上，为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向其他国家出口，进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并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目标。

二、消费需求扩容升级助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现实逻辑

（一）中国以低成本要素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易被“低端锁定”

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加入WTO二十余年，已经成长为全球中间品贸易的最大供应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日益加深，在全球价值链发达国家环流与发展中国家环流中扮演着关键性的“枢纽”角色。受包括要素禀赋在内的各种因素限制，中国总体上对外贸易发展质量不高，高端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因而早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并长期被“低端锁定”。虽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有所提升，但总体仍处于中低端位置。高额对外贸易统计值的背后，是相对发达国家较低的产品科技含量和国内附加值率。Humphrey和Schmitz将产业升级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及跨产业升级，并提出“链主”企业虽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实现前两个升级，但会阻止其实现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刘志彪、张杰和吕越等学者认为，以简单加工方式嵌入全球价值分工易被“低端锁定”，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攀升。当中国以低端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时，虽然通过改进生产流程和技术、学习进口中间品所隐含的知识，能够较快提高生产效率与技术水平，实现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但若要进一步实现可能危及发达国家核心利益的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则可能遭受“链主”企业的尽力遏制和打压，被锁定在低端环节，难以涉猎“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随着近年发达国家鼓励高端制造业“回流”以及低端制造业由越南、孟加拉国等替代，更使得中国低成本生产要素的优势逐渐褪去，陷入高端制造业实力不足、低端制造业成本不够低的两难局面，这与中国以“链主”身份进行升级的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悖而驰。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应积极转变以往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模式，整合国内国际优质资源，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从供给侧破解“低端锁定”困境具有一定局限性

第一，全球价值链发展呈慢全球化、区域化特征，中国“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从供给侧破解“低端锁定”困难重重。近年来，世界经济在原有发展格局下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一方面，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变异蔓延，导致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有所下滑、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停滞不前，全球价值链发展呈现“慢全球化”特征。根据最新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超越制造》，在世界范围内，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1995—2018年间由35.2%上升至最高点49.3%，并于2020年下降至44.4%；全球价值链对GDP的贡献率也由1995年的9.6%上升至2018年的14.6%，随后下降至2020年的12.1%；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在2000至2010年间由7.9上升至8.5，并在2010—2019年间稳定保持在8.5左右。此外，以往“超级全球化时代”中驱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主要国家——中国、美国、日本等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增长在2010至2019年间显著下降。其中，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2010—2019年间由35.1%下降至33.9%，全球价值链对GDP的贡献率由10.7%下降至7.0%。另一方面，错综复杂的区域贸易协定持续推进全球价值链朝着区域化方向调整重构，整体由原来的“亚太-欧非”两级模式朝“欧洲-北美-亚洲”三足鼎立的态势转变。据WTO统计，1958至2021年间累计生效并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由2项逐年递增至576项。其中，2021年生效并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共67项，远超出2020年的15项，达到历史高点。区域贸易协定通常呈现签署国近邻特征，如欧盟统一市场、2020年1月生效的《美墨加协定》（USMCA）及2022年1月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一特征未来将不断强化全球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态势。由此可见，从供给侧破解“低端锁定”不仅易被发达国家“纵向碾压”，在当前逆全球化与不确定性因素并行的背景下，还面临全球价值链的慢全球化、区域化的新趋势，中国依赖上游发达国家核心零部件和下游国际需求市场的“两头在外”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因此亟须实施需求侧管理，通过释放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来逐步弱化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从“两头在外”转为“内外兼修”、保持参与世界经济韧性的应然之举。

第二，全球价值链呈本土化重构趋势，突破关键技术、保证“三链”安全可控迫在眉睫，仅从供给侧突破受到严峻考验。Wang等的全球价值链分解框架将一国产业增加值分解为纯国内增加值部分、李嘉图贸易部分和全球价值链部分。其中，纯国内部分为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增加值，即从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中游的制造装配环节、下游的市场营销环节直至最终的消费环节均在国内发生，不涉及增加值的跨境流动。在此工序中，既没有国外增加值的投入，也没有国内增加值流向国外。因此，纯国内增加值部分占GDP比重恰好能够衡量一国的国内循环程度，反映了纯粹的由国内最终需求引致的国内产业间联系。基于UIBE GVC数据库，本文测算得到中国与部分国家2000至2019年国内循环指数（如图2）。2000至2019年间，样本国家的国内循环指数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反映出金融危机后的全球价值链本土化重构趋势，各国产业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加工装配、市场营销直至最终消费的各个增值环节正向国内回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发达国家为保证高端技术安全可控，降低供应链中断风险，提升产品及零部件质量，以“高端制造业回流”战略促使其核心制造环节向本土转移的趋势。而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变异传播以及2022年俄乌战争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巨大冲击，全球生产网络原材料、零部件供应不足，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安全稳定受到严峻考验。相较于“三链”的效率，“三链”的安全、弹性、风险程度成为更重要的考量指标，全球价值链未来将进一步呈现出本土化重构趋势。

此外，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遭遇核心零部件、高端技术“断供”，不仅对我国“三链”的安全性造成严重影响，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创新驱动能力不足的事实，凸显了以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方式的弊端。这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困境受制于贸易壁垒，无法通过进口高端产品或技术授权来突破；同时受制于政治博弈，无法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创新模式来解围；只有以不断升级换代的消费需求配合有效投资推动科学技术原创式生产，方能实现经济内源式增长。因此，需要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来实现关键技术的原始创新，打破技术封锁，补齐断链，推动供应链、产业链的本土化建设。而仅从供给侧突破面临市场激励不足、无法形成有效投资等问题，必须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通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内源式动力驱动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保证“三链”安全可控，避免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人。

（三）“低端锁定”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缺乏有效高端消费市场驱动

第一，发达国家较早确立经济内循环的发展模式，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充分发挥消费需求提供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早在19世纪，美国就开始实行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战略，并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从美国三大需求占GDP的比例可以看出，在1970至2021年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内需一直维持在100%以上的高位，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75%以上，2000至2019年间国内循环指数维持在90%上下，说明其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延续至今（如图2、图3）。日本自1985年《广场协议》后，也确立了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最终消费率从1994年的67.5%逐步上升至2021年的75.3%，国内循环指数从2000年的90.1%小幅降至2019年的85.8%。作为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最早实践，6个欧洲国家于1951年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随后于1957年将开放领域扩大至其他经济部门，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标志着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内循环的建立。发达国家实施内循环发展模式的主要手段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鼓励居民在保持内需结构合理前提下扩大消费、引导优化消费结构、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通过限制进口保护特定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等。其典型化特征之一是以消费需求扩容升级牵引企业有效投资，同时以质量、技术含量不断提升的产品供给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实现消费需求与有效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形成对经济内循环的动态刺激和自我强化。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以国际循环为主向以国内循环为主的转变，外贸依存度由金融危机之前的60%以上逐步降至2020年的31.7%，但仍高出美国近14个百分点，高出日本、巴西、印度近7个百分点。国内循环指数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呈递增趋势，由72.5%上升至2019年的84.4%，但仍低于美国、日本、巴西和印度。且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巴西、印度等国相比，中国最终消费率始终偏低（如图4），1978至2020年间从62.0%降至54.3%。这种消费需求不足、资本形成率较高的增长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愈发凸显其弊端，世界银行2021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由于我国在2020年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经济复苏的政策，导致政府、企业杠杆率又创新高，存在较大的经济风险。此外，较高的投资形成率最终被供给侧吸收，转化为生产能力，而过剩的产能无法被国内消费需求完全消化，也不能如以往出走海外，将进一步加剧供需之间的结构错配问题。因此，我国必须持续优化需求结构，推进经济增长由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发挥由消费需求提供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第二，过度依赖海外终端消费市场，强化了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路径依赖，形成国内中高端消费需求流失、持续被“低端锁定”的恶性循环机制。东亚地区一直以来依赖于美欧发达国家提供的终端消费市场，形成了“东亚生产-美欧消费”的供需模式。有别于生产视角下全球价值链的“欧洲-北美-亚洲”三足鼎立态势，需求视角下全球价值链极化现象突出，美国在2005至2016年间持续位于全球价值链的需求中心。同时掌握高新技术与市场渠道的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发包订单。在此背景下，我国以低成本要素优势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通过订单式加工贸易参与低端环节，仅能获取较低的增加值收入。由于创新驱动能力不足且创新失败风险较高，直接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产品或技术授权的成本远低于国内自主研发，因此，我国让渡部分国内中高端市场以换取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进一步加强对价值链的路径依赖，形成了“低成本要素优势嵌入→缺乏创新能力→以市场换技术→路径依赖”的恶性循环机制。同时，接受发达国家订单发包的专用资产设备投资与制造模式也仅能以低价格、低技术产品满足国内消费者的较低层次需求，无法适应其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致使国内中高端市场无法在国内获得有效供给匹配，进一步促使国内中高端消费需求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流失，最终陷入“路径依赖→低端锁定→无法满足国内中高端消费需求→无法获得有效市场激励→持续低端锁定”的恶性循环困境。在此过程中，我国仅获得国内外低端市场需求，而将能够提供充分创新激励的国内中高端市场拱手相让，形成了我国以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占领国内外低端市场，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链主”企业占据我国中高端市场的循环体系。因此，破解“低端锁定”首先需要转变以往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模式，从依赖海外终端消费市场转为充分把握国内消费需求升级换代的机遇，以强大国内市场培育起基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国内价值链，同时对海外高端要素形成虹吸效应，重塑竞争优势，形成消费和产业双升级的内源式增长模式，最终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

（四）以消费需求扩容升级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必然选择

第一，国内市场规模庞大、产业完备，消费需求不断扩容升级，具备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的基础条件。我国拥有14亿人口，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一个需求多样化的超大规模市场。在2021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我国“市场规模”指标排名全球第一，国内市场已成为中国国际竞争力的第一要素。同时，我国具有世界上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良好条件。

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规模不断扩大，人均年消费额从2010年不足万元增长至2021年的24100元，增幅超过1.5倍；最终消费总额从2010年的201581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620921亿元，增幅超过两倍。随着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互联网+”新型消费规模快速扩张，2021年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为108042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5%。与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日渐增长，我国居民消费层次不断提升，居民消费从对规模的追求逐步过渡为对品质的需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差距逐渐缩小，2010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1.9%和37.9%，2021年分别降至28.6%和32.7%。发展型、享受型等中高端消费需求兴起，2010至2021年间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国内旅游支出分别增长了238.4%、179.3%、159.9%和50.3%。此外，新中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对于个性化和创意化的需求不断增加。而网络零售和“互联网+”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使得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可以突破原有的地域限制，更好地满足个性化、创意化、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因此，未来随着共同富裕不断推进，内需扩大对国内强大市场的支撑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将持续提档升级，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中的内需潜力将持续释放。

第二，以消费需求扩容升级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符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与条件变化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其内在要求之一便是建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其重要政策布局是需求侧管理，而推动消费需求扩容升级则是需求侧管理的重点方向之一。在此要求下，应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需求侧管理有效释放内需潜力，不断扩大经济循环流量。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消费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循环的堵点。CPI同比数据持续下降，PPI同比数据则波动上涨，特别是原料、采掘品等生产资料PPI同比数据显著高于一般日用品、耐用消费品等生活资料PPI同比数据（如图4）。

世界银行2021年《世界经济展望》也指出，疫情后中国居民消费拖了工业生产的后腿，零售额增长低于工业生产增长。这均反映出需求侧相对较为疲软，因疫情冲击、收入水平低等问题而无法为供给侧提供有效需求与市场激励，阻碍了产业升级的步伐，无法形成良性循环。故针对当前“供需错配”的突出矛盾，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还在于须协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以消费需求扩容升级为先导，通过多样化、多层次的市场激励牵引企业实施有效投资，实现产品质量提升、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进而以高质量供给和收入增长创造更广泛、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以供需之间的良性循环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由此可见，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还在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于实现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全球价值链重构、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等增加了我国“三链”断裂风险，以强大国内市场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价值链攀升、确保“三链”安全可控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全球终端消费市场南移，我国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层次逐步提升，国内循环程度不断上升，这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构建以内需为主的国内价值链创造了基础，也为我国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对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形成虹吸效应提供了条件。由于企业仅对有市场前景和有利可图的市场技术进行投资、改进，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高层次消费需求为本土企业创新提供了充分的市场激励和补偿，也为跨国公司将增值环节转移到中国提供充足驱动力。因此，我国必须依靠持续升级换代的国内需求市场，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内价值链，以需求扩容升级培育和强化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形成消费和产业双升级的互相支撑式的发展模式，方可实现更长效的内生增长动力；进而以国内价值链孕育的竞争优势融入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突破价值链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实现大国崛起。

三、消费需求扩容升级助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选择

（一）突破需求约束，释放消费潜能

我国市场规模庞大，消费需求不断扩容升级，为产业价值链攀升、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良好条件，但无论是最终消费率还是国内循环指数，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故应着力需求侧管理，突破需求约束，不断释放消费潜能，充分发挥消费需求不断扩容升级引致创新效应，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第一，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全面提高居民收入以及从工作中获得高收入人群所占比重。鉴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同时应以科学税收和转移支付提升居民收入以及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最大化挖掘消费潜力，促进消费需求规模增加和消费升级。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后顾之忧。由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加之我国人民“防患于未然”的储蓄意识较强，我国储蓄率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国内住户银行存款余额超100万亿元。从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角度看，储蓄率偏高就意味着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应加大民生领域的资金支持，从根本上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使居民主动降低预防性储蓄，为消费腾出更多空间，提升消费需求和信心。同时探索养老保险运营模式改革，提高养老保险参保率与收益率。以安全高效为前提，在现有养老保险制度基础上，参考中国香港MPF强积金计划，探索实施长周期投资、个人账户收益透明的养老金计划。第三，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避免挤占居民消费。居民背负的高额房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消费潜力。应长期坚持“房住不炒”的方针，以打击投机、抑制非理性需求为着力点，加强投资资本疏导。以完善保障住房供给机制为重要支撑，支持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依照规划建设长租房，并严厉打击钻政策空子、利用保障性住房获利的行为，将保障落实在有真实需求的人群中。

（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要素循环

打破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以消费需求扩容升级助推价值链攀升的必由路径。第一，形成供需互促的国内大循环，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容量，为全球价值链攀升提供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创新激励。第二，推进各城市群建设，助力消费市场整合。完整统一的区域性消费市场能够有效促进商品服务流通，提振域内整体消费水平，激发消费潜力。而推进城市群建设能够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使相关产业链、要素资源实现有效衔接，强化了从需求侧至供给侧的联系，进一步提升消费需求扩容升级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第三，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充分发挥本土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最大限度实现需求引致创新。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消费需求引导资源配置优化，促进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要素自由流动，进而形成产业集聚和创新要素集聚，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产业内知识溢出和产业间知识溢出并存的知识时空网络。第四，健全要素共享与市场化交易平台。培育技术成果的共享与交易平台，完善技术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体系，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第五，增强要素应急配置能力。贯彻落实国家供应链安全计划，建立对相关生产要素的紧急调拨、采购等制度，提高应急状态下的要素高效协同配置能力。鼓励企业以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评估自身供应链风险程度，建立重要资源要素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有效利用国内外资源，进而提高企业全球供应链风险管理水平。

（三）夯实产业链基础，助力价值链跃升

以消费需求扩容升级助推全球价值链攀升，不仅要以消费需求为供给侧提供内生动力，更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产业链基础，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以更高的供给质量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的需求，不断挖掘消费潜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合力助推全球价值链攀升。第一，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消费新业态。加快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借势网络零售和“互联网+”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地满足人们个性化、创意化、精细化的需求。积极开发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发展在线教育、网络诊疗、体育休闲等新型消费方式。第二，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于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创新、需要巨额投入的基础创新与原始创新，应主要由实力雄厚的国有大企业来做，突破芯片、发动机、操作系统等领域的“卡脖子”关键技术，确保相关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稳定；而商业转化阶段、产业化阶段的创新活动需要大规模生产能力和市场能力，则要依靠众多的民营企业，形成“国进民进”的创新链格局。同时加强国内企业间的产业联系，错位发展，根据各产业的独特性，让不同企业进行专门、长期的研究和突破。第三，大力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成果转化共享，缩小地区技术差距。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实验室的联系，推动科研机构的研究前沿化，加快成果纵向落地。整合各科研机构优势资源，形成“政府统筹资源，科技服务企业”的服务网络，重点疏通产业链条上各环节的技术堵点，加快企业科技运用升级。加快畅通区域间科技成果转移共享，将东部先进地区的技术、经验等向中西部转移，拉动中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技术扩散的正向集聚效应。东部地区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深攻技术环节突破，逐步实现产业链高端环节生产，形成东部带动中西部、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四）做强主体，培育“链主”企业

依据产业性质，培育以技术或终端市场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链主”企业，以技术创新不断创造高质量新产品，以高效市场营销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和价值，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和领导地位，进而培育具有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和地位的优势企业，巩固中国制造强国地位，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第一，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设我国主导的分工网络。如智能手机企业可探索整合国内批发零售环节的优势资源，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打造采购商驱动型价值链，把全球供应商纳入由我国主导的分工网络。第二，加强企业市场营销能力，提升企业形象价值。服装制造、日化生产、食品加工、智能电器等企业可赋予自主品牌更高的象征性价值，提升国内品牌竞争力，创造更多的高端自主品牌，同时引导国内市场对自主品牌的需求，吸引高端需求回流。鼓励扶持本土新能源汽车品牌，全面提升出口企业在产品供给质量（高档次与高附加值）和国际市场品牌形象两方面的影响力，形成在全球市场的综合竞争优势，打造知名国际品牌。鼓励国内制造业企业实施前向一体化战略，并购国外的品牌、设计、市场营销系统，吸收世界范围内优质的管理要素和知识要素，提升品牌形象和价值，增强企业实力。第三，探索共性生产，实现跨产业升级。鼓励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代工的中国企业充分利用积累的知识经验，通过共性技术探索共性生产，实现跨产业升级。如服装皮革、日化等代工企业可探索向原始品牌制造商（OBM）转型，或向纺织、日化机械设备领域转型；电子专业制造服务商可探索向原始设计制造商（ODM）转型，或将知识经验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制造、航空航天领域。第四，加快数字经济融合，优化产品供给能力。基于国内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优势，鼓励以信息技术网络和电子商务为支持的企业发展。通过深度融合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不断优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升其分工地位，同时将由国际产业链循环不畅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责任编辑：巨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