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向晶 | 社会分层与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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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218-228页。

陈杰，博士，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向晶，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提  要 

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从社会分层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农村不同收入阶层代际收入弹性与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性别差异。主要的研究发现有：在农村地区女儿要获得更高收入，更多地依赖于父代奠定的经济基础，即高收入阶层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儿子则更易陷入“低收入代际传递陷阱”。将农村父母收入分开进行弹性估计可以发现，对儿子而言，父亲的经济社会地位对其收入影响高于母亲，女儿则更多取决于母亲的收入。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结果显示，教育对提高农村低收入阶层家庭女儿流动性的作用要高于儿子。由此可见，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高农村地区社会流动性，需将性别因素纳入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

关 键 词

社会分层；代际收入流动；代际收入传递机制；性别差异；农村；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教育

正  文

引   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解决绝对贫困后的当下，如何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实现乡村振兴和推动共同富裕，是政府决策部门和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领域。针对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提高社会代际流动、降低社会不平等，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

当前，社会流动性不足是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因此，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福利至关重要。有研究指出，中国目前社会代际流动性正在逐渐降低，这预示着，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为处于困境中的群体提供向高收入阶层跃升的机遇，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例如，岳昌君等基于全国第九次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在讨论高校扩招对教育平等的影响时指出，高等教育的普及促进了我国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发展。但是，“985”类高校与普通高校间的毕业生人力资本回报差距越来越大，具有优势的高校毕业生普遍来自经济社会地位较高家庭，“精英化”趋势愈加突出。教育普及化未能发挥普遍性和平等性的作用，也发生在其他国家。例如，在南非和英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家庭背景富裕的子代享受教育投资结果更强，穷人子女在劳动力市场分配上，更容易被挤出。中国社会分层现象仍有增大的可能。解决农村社会代际流动不足和机会不平等问题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

不同于城镇居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单一特性，农村居民在社会经济参与中，往往以农业经营主体、兼业或纯务工等多重经济身份出现。这使得中国农村家庭形成相对稳定的世代和性别分工差异。在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传统价值观，使得农村家庭对子代教育投资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同时，农村家庭内的经济分配也存在偏向男性的倾向。农村地区代际流动的性别差异成为社会流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推动女性权益保护，缩小性别差距。自2010年开始，青年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开始高于同龄男性。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女性在教育方面优势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农村地区阶层间的代际流动以及性别差异，对缩小农村地区机会不平等，消除性别差距，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拟从社会分层的角度，主要回答两个问题：（1）对农村不同阶层来说，其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具有怎样的特征；（2）在代际流动作用机制中，不同社会阶层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具体表现形式又是如何？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1989年至2015年共10轮的数据。以青壮年劳动力为子代研究对象，通过整理追踪调查的父代样本历史数据，测算农村不同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及性别差异。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在于：（1）从社会分层视角出发，探究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2）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采用子代与父代同年龄时期的历史数据进行测度，以解决代际收入弹性估计中“持久性收入假设”问题。实证结果发现，农村社会阶层固化呈明显的性别差异特征。对农村女儿而言，越是来自高收入阶层，其进入高收入阶层的可能性越高；但是儿子相反，代际收入弹性随着收入阶层的提高而不断下降。即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而言，其儿子陷入“低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更高。在进一步探究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机制时，笔者发现，教育对低收入阶层农村家庭的女儿跨越社会阶层的作用最强。随着家庭收入阶层的提高，这一作用不断下滑。这一机制对农村家庭的儿子而言，则刚好相反。

一、社会分层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相关研究

（一）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及变化趋势

Becker和Tomes最早建立了代际收入流动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其估算美国父代和子代的收入弹性约为0.2并得出美国是个“机会国度”的结论。随后，有关代际流动的研究日益增多。我国代际流动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较早的测算结果显示，我国1988年和1995年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384和0.424。随着微观调查数据的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分析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居民代际流动性偏低，社会阶层固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从城乡视角来看，市场化改革推动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家庭代际流动性显著提高且高于城镇居民。然而，随着城乡间产值增速差距的扩大，农村与城市居民间收入和财富积累差距持续扩大，导致农村社会整体流动性小于城镇，农村学生进入优质高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随着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性别视角的代际流动研究日益丰富。早期关于代际收入弹性主要以儿子为对象，很少有研究去估计女儿的代际收入流动性。Solon认为这可能是由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较低、经济地位不高带来的结果。Raaum等在其研究中给出了儿子、女儿代际收入弹性不同的分析框架，其中最基本的机制是选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和劳动供给反映。选型婚配表明高收入家庭的女性更有可能会嫁给高收入的男性，这样的女性会选择较少的工作时间，从而得到较低的收入；此外，相对于男性，女性有着较高的劳动供给弹性，这个事实会导致女儿较高的代际收入弹性。相关的一些经验研究也表明选型婚配的确存在。除了收入之外，也有一些研究探讨了代际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均发现男性的平均继承性更高，女性的平均流动性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有关农村代际流动的性别差异存在一些新的变化。早期的研究发现是，农村家庭对子代的培养，更侧重于男孩。家庭条件差的家庭对女孩的教育投资较少。家庭子女数越多，女孩的平均教育年数越低。与城镇相比，农村地区不平等程度更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儿子和女儿的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都存在重大影响。但是，独生子女政策给农村地区家庭社会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这使得不同出生世代的子代面临着不同的代际传递趋势。杜凤莲等利用CHARLS2013年数据发现，随着出生世代递增，儿子的代际传递呈U型趋势，女儿则呈N型态势。

（二）社会分层与代际流动

代际流向和社会阶层变动关系成为研究社会固化情况的指示器。李强认为，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识别不同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能更清晰地反映出，各阶层实现阶层跨越的着力点和制度因素的作用途径，这对推动社会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社会流动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目前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是以职业为标准对各个阶层进行划分，例如陆学艺采用职业标准提出了中国十大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另一方法是根据职业变量，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熟悉职业的人群，让他们对各个职业打分，然后统计出他们评价的分值，根据评价结果对职业排位次，设计出职业声望量表。李春玲利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全国12个省及直辖市的数据，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居民职业声望排序表。王春光等以职业为基础，将农村社会划分为“新八大阶层”。然而，采用以职业为基础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的方式可能会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居民职业分化在不同时期有较大的差别，存在一些职业的变化；二是不同学者对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流动理解的侧重点不同，造成以职业为基础进行划分时往往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对此，后续不少研究以收入为基础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原因在于无论劳动力在城镇、行业、职业之间如何流动，他们之间的分化很大程度上都将在收入上得到体现，而且以往研究也表明收入是社会阶层构成要素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以收入为基础进行社会阶层划分包括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两种，其中，相对标准应用更为广泛，主要有贫困线标准、收入中位数标准、收入平均数标准、收入五等分组法等。

（三）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性别差异

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主要从经济类因素与非经济类因素（基因遗传）两方面进行。有研究指出，基因遗传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后天的经济因素对代际收入的传递同样重要。如果无法了解后天传递机制的相对重要性，便很难准确预计那些针对收入再分配或普及教育的政策会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经济因素分析中，教育是代际收入重要的传递机制。父代通过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子代获得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最终得到较高的收入回报。在对人力资本因素检验过程中，Palomino等把教育年限纳入代际收入弹性方程后，弹性系数下降了50%，这表明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有着较高的解释度。在探索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作用中，有学者进一步将传递过程分解为家庭教育投资与教育收益率两个部分。其中，家庭教育投资决策，是指家庭在子女教育一项上花费的时间与资金。Becker认为，与其他商品一样，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的资本是在家庭收入条件限制下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的决策。而影响这一决策过程的因素，包括收入、对子女的期望以及社会环境影响等。比如，高收入家庭往往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子女的教育；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也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关键，对子女期望很高的家庭会选择贷款支持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此外，政府对教育部门的投入、亲友以及邻居对其子女教育的态度也会显著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

近年来，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对多子女家庭而言，养育子女越多，平摊到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越低，父母在收入下降时更可能削减女儿的教育投入，因此贫穷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富裕家庭。在父权文化影响下，通常认为女性接受教育的重要程度低于男性，故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对女儿教育资源的挤出明显高于对儿子教育资源的挤出。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数量众多，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生儿子的家庭，其家庭教育投资往往高于生女儿的家庭。尽管父代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会显著缩小子代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但是，受制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与家庭准则，中国农村地区收入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城市地区。

对于教育收益率，尽管大多数国家女性的收入水平低于男性，但目前有关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研究大多认为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陈良焜和鞠高升利用1996至2000年的统计数据，发现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但参与高等教育的女性样本量远低于男性，尤其在农村地区。候玉娜和邓宁莎利用CFPS数据，发现高校扩招后，女性的教育收益率为14%，高于男性的9.1%。

综上所述，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到代际收入流动问题，展开了诸多有益的讨论，具有启发性。在此基础上，也有一些文献关注到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问题，并且从职业角度展开分析。对于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现有文献关注最多的为教育因素，主要包括家庭教育投资与教育回报率两个方面。对于家庭教育投资，现有文献发现，收入越高的家庭，教育投资越高且性别差异较小，而在收入较低的家庭中，女孩在教育投资上处于弱势；对于教育回报率，现有文献的发现比较一致，即女性的教育回报率要高于男性。尽管现有文献在代际收入性别差异问题上做出了诸多贡献，但是，鲜有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探究代际收入性别差异的成果。基于此，本文从社会分层视角出发，探讨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问题，以期为相关文献做出有益补充。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基础处理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该数据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的追踪调查项目，目前公开1989年至2015年共10轮的数据。其中，2011年以前的调查范围覆盖了9个省（自治区）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包括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和黑龙江，2011年上海、北京和重庆3个直辖市加入，2015年进一步加入云南、浙江及陕西省。CHNS数据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除了选取各省省会和平均收入较低的城市外，在每一个省份依据一定的权重随机抽取4个县，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数据中包含家庭中个体特征、个人工作职业类型、收入水平等各方面信息。为研究农村地区，本文使用了父代为农村户籍的数据。

如上文所述，本文重点在于划分不同收入阶层以及估计不同社会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无论是哪一点，收入变量均至关重要，对此，本文首先利用CHNS数据提供的2015年消费价格指数对父代、子代收入进行平减。其次，在代际收入弹性测算中，需要采用父代与子代的持久性收入，然而，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很难获得个人持久性收入，对此，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以下措施应对：第一，选择样本为壮年时期，即30岁或者40岁早期的实际收入；第二，采用多轮收入数据的平均值。基于此，本文在进行父代与子代样本配对时，首先考虑子代，子代样本使用2015年数据，儿子与女儿的出生年份均为1977年至1989年，各个出生年份样本量分布具体如图1所示。

利用2015年数据，儿子样本平均年龄为32岁，女儿样本平均年龄为31岁，在现有数据条件下，可以代表子代的真实收入。表1的统计结果显示，儿子的平均收入高于女儿。对于教育，儿子与女儿平均受教育程度均处于高中阶段，但是，女儿样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要略高。

其次，对于父代样本的选择，本文采用1989、1991以及1993年三轮数据，并与2015年子代数据进行配对。之所以如此配对，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在1989、1991以及1993年三轮数据中，1977年至1989年出生的子代年龄处于0至16岁，一方面，此时父代处于壮年时期，可以减少生命周期偏误；另一方面，在子代0至16岁的成长过程中，父代收入更能体现作用。第二，本文父代收入包括父亲收入、母亲收入与家庭收入，在估计代际收入弹性时，若只使用父代一年收入数据，会存在较大的暂时性收入偏误，因此，使用三轮收入的平均值以降低暂时性收入偏误。第三，本文主要以家庭收入为基础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若采用父代单年收入，同样会面对暂时性收入偏误，因此，亦有必要采用多年平均收入。

在对父代与子代数据进行配对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对父代收入阶层进行划分，对此，本文参考国家统计局所使用的固定比例法，具体而言，依据父代收入从小到大排列，将每20%的人分为低收入阶层、中等偏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等偏上收入阶层以及高收入阶层，从而得到父代的各个收入阶层。表2统计了1989、1991以及1993年不同收入阶层父代每年净收入的平均值。

图2汇总了统计结果，可以发现，随着父代收入阶层的提高，儿子的年平均收入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反，女儿的年平均收入在中低收入阶层有所下降后，总体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这一结果表明，越高收入阶层的父代，其女儿的收入可能会比较高，而儿子的收入则可能下降。对比不同收入阶层儿子与女儿的年平均收入，可以发现，在中高收入阶层之前，儿子的年平均收入高于女儿，而在此之后，女儿的年平均收入高于儿子。

图3汇总了不同社会阶层子代受教育程度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中高收入阶层儿子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而女儿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阶层为中等收入阶层。总体来讲，不同收入阶层下，儿子与女儿平均受教育程度差别较小，在低收入阶层至中等收入阶层，女儿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略高于儿子，这一差别在中等收入阶层达到最高。在中高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儿子平均受教育程度略高于女儿。

（二）研究方法

为衡量不同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性，本文先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再通过估计不同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而获得各个阶层代际流动特征。对于代际收入弹性，其基本估计方程为：

其中，y1it表示子代持久收入，y0it表示父代持久收入，β0为截距项，β1表示父亲持久收入对子代持久收入的影响程度，即代际收入弹性，εit为随机扰动项。

对于各个阶层代际收入弹性，本文借鉴Palomino等的研究思路，在（1）式中加入父代收入与阶层的交互项，具体方程如下所示：

其中，Js代表父代所处阶层，包括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以及高收入阶层；Χit为地区固定效应。通过对（2）式估计，可以获得各个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

现有文献研究结果表明，生命周期偏误对代际收入弹性测算的影响更大，考虑到父代、子代在不同年代的收入差距，将不同时期的父代与子代配对更为合适。因此，解释变量y0it是同一家庭父代在1989年、1991年以及1993年三轮追踪数据的平均收入；被解释变量y1it是同一家庭子代在2015年的收入。在具体估计时，y0it包含父母收入、父亲收入以及母亲收入，y1it包含儿子收入与女儿收入。

在不同社会阶层代际收入弹性测算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不同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机制，在Becker和Tomes的理论模型中，除了遗传因素外，教育是代际收入重要的传递机制：父代通过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子代获得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最终得到较高的收入回报。为了检验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参考现有文献，本文在（2）式基础上，加入子代教育变量，如（3）式所示：

其中，edu1i代表子代的受教育程度。理论上讲，若父代收入与子代受教育程度毫无关系，则各个阶层代际收入弹性不会发生改变；若父代收入对子代受教育程度产生影响，则各个阶层代际收入弹性会有所下降。因此，可以通过加入子代教育变量前后，各个阶层代际收入弹性的变化程度反映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即：（βbaseline-βedu）/βbaseline。

三、农村不同收入阶层代际流动性别差异分析

（一）不同收入阶层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分析

表3汇总了不同收入阶层代际收入弹性的回归结果。其中，Panel A中包括父母收入、父亲收入与母亲收入对儿子的代际收入弹性；Panel B中包括父母收入、父亲收入与母亲收入对女儿的代际收入弹性。

对儿子而言，父母总收入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农村家庭从低收入阶层至高收入阶层排列的过程中，代际收入弹性依次为0.896、0.789、0.663、0.547以及0.431，表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将父亲和母亲收入分开进行分析，发现结果亦如此。由此可见，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收入继承性越弱。这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高收入阶层儿子社会流动性较高。此外，根据父母各自收入对子代的影响来看，农村体现出典型的父权价值影响。即父亲的经济社会地位对儿子收入的影响要远高于母亲。

对女儿而言，父母总收入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从低收入阶层至高收入阶层发展过程中，农村家庭的女儿代际收入弹性依次为0.537、1.072、1.606、2.14以及2.674，表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这与儿子的代际收入弹性结果完全相反。同比，将父亲和母亲的收入分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亦是如此。随着社会阶层的提高，女儿的代际收入弹性逐步上升，这意味着，对农村出生的女孩而言，社会固化存在于高收入家庭，能实现阶层跨越的主要是来自低收入农村家庭的女孩。在代际收入流动上，农村地区女儿和儿子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在于，母亲收入对女儿的社会阶层影响要远高于儿子。表3显示，母亲与女儿的收入弹性从最低收入阶层的0.118逐渐提高到最高收入阶层的1.29。这一结果表明，母亲收入水平越高，女儿收入与母亲的经济关联度也越高。

综上所述，不同阶层儿子代际收入弹性估计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最大，代际收入流动最低，即低收入阶层子代继承其父代所处阶层的概率最高且父亲对儿子收入的作用更大；不同阶层女儿代际收入弹性估计结果表明，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最大，代际收入流动最低，即高收入阶层子代继承其父代所处阶层的概率最高且母亲对女儿收入的作用更大。上述结果表明，在我国农村地区，社会阶层的固化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对于女儿而言，要获得更高收入，更多地依赖于父代奠定的经济基础，即高收入阶层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但是，儿子则更易陷入“低收入代际传递陷阱”，即低收入阶层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而在高收入阶层，儿子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

此外，本文发现，父亲对儿子收入的作用更大，而母亲对女儿收入的作用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在于父母存在自我性别角色偏好。具体而言，一方面，父母的教养能力因自身性别角色而异，以承担社会性抚育为主的父亲角色和生理性抚育为主的母亲角色对子女发展的作用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夫妻教养与投资偏好的自我角色偏见进一步影响子女的发展。上述自我性别角色偏好的存在，使得父亲倾向于将资源分配给儿子，母亲则倾向于分配给女儿。

（二）稳健性分析

为验证上文不同收入阶层代际收入弹性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使用子代2015年、2011年两年收入的平均值，对上文2015年子代收入做替代，以减缓子代的收入波动。表4汇总了相关估计结果，对于儿子，父母收入、父亲收入以及母亲收入的估计结果均显示，随着父代收入阶层的提高，代际收入弹性依旧下降且父亲对儿子收入的作用更大；对于女儿，父母收入、父亲收入以及母亲收入的估计结果均显示，随着父代收入阶层的提高，代际收入弹性依旧上升且母亲对女儿收入的作用更大。以上结果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三）不同收入阶层代际收入传递机制性别差异分析

如前所述，教育是代际收入重要的传递机制。为了检验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本文估计了各个阶层加入教育变量后的代际收入弹性，并计算代际收入弹性变化程度以反映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率，具体结果见表5。对儿子而言，教育在低收入阶层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率为-0.22%。随着父代收入阶层的逐步提高，教育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在高收入阶层，教育的贡献率达到了11.83%；对女儿而言，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则呈现相反结果。在低收入阶层，教育的贡献率达11.73%，随着父代收入阶层的逐步提高，教育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在高收入阶层，教育的贡献率下降至-0.44%。

对于这一结果的解释，理论上讲，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包括教育投资与教育收益率两个部分。对于教育投资，家庭收入越高，对子代教育的投资越高。因此，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随着收入阶层的提高，教育投资越高。对于教育收益率，现有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特别是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在不同收入水平上呈现异质性。在中低收入水平上，女性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男性，然而在收入分布的顶端，女性教育收益率不显著，而男性显著。对儿子而言，低收入阶层儿子教育投资与教育收益率均比较低，因此，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率较低。随着收入阶层的提高，儿子的教育投入与收益率均有所上升，使得教育的贡献率也随之上升。对女儿而言，尽管低收入阶层家庭的教育投资较低，但是，由于低收入阶层的女儿教育收益率较高，因此，教育在低收入阶层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率较高。而随着收入阶层的提高，女儿教育收益率下降，使得教育的贡献率也随之下降。这一结果表明，相对于教育投资，教育收益率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更为重要。对比儿子与女儿的结果，通常而言，农村社会对于女儿教育的重视程度一般会低于儿子，特别是在低收入阶层，但是，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儿子与女儿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差别较小，甚至女儿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已经略高于儿子，而且一旦低收入阶层女儿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其教育收益率较高，最终导致对女儿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要远高于儿子，这一结果与纪珽和梁琳在代际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中的结果一致。

最后，与财富继承、职业传递相比，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可能更具一般性。具体而言，不同社会阶层子代均有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不同社会阶层均可通过教育实现代际收入传递。结合表3结果，表5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在农村地区，无论是对于儿子还是女儿，教育贡献率越高，其代际收入弹性越低，代际收入流动性越高。

四、主要结论

近些年来，有关中国社会优质资源的获取难度加大，社会阶层固化的讨论日益增多。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当下深入讨论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情况以及作用机制，对突破社会阶层固化，提高社会流动性，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15年最新的子代样本数据，通过追溯父代样本的青壮年时期历史数据进行配对，从社会分层视角出发，估计中国农村不同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以分析农村社会流动的性别差异，并进一步探究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性别差异特征和作用程度。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不同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具有明显差别且存在性别差异。根据本文的结果，对儿子而言，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最大，代际收入流动最低，即低收入阶层子代继承其父代所处阶层的概率最高；对女儿而言，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最大，代际收入流动最低，即高收入阶层子代继承其父代所处阶层的概率最高。从这点来看，在我国农村地区，越是高收入阶层的家庭，其儿子的代际收入弹性越低。但是，高收入家庭的女儿，其代际收入弹性反而持续提高。这意味着，在我国农村地区，社会阶层的固化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对女儿而言，要获得更高收入，更多地依赖于父代奠定的经济基础，即高收入阶层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但是，儿子则更易陷入“低收入代际传递陷阱”，即低收入阶层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而在高收入阶层，儿子的代际流动性较高。此外，父亲对儿子收入的作用更大，而母亲对女儿收入的作用更大。

第二，教育是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同收入阶层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结果显示，教育对调节代际流动的作用存在阶层间的差别，同时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一，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来说，对女儿进行教育投资，其调节代际流动的作用要高于儿子。实证结果显示，在低收入阶段，教育对儿子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仅为-0.22%。但教育对女儿的代际收入弹性贡献率达11.73%。原因在于，尽管低收入阶层家庭的教育投资较低，但是，由于低收入阶层的女儿教育收益率较高，因此，教育在女儿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率较高。其二，教育对调节女儿的代际流动性本身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不断下滑，这与对儿子进行教育投资的代际调节作用刚好相反。这意味着，对低收入阶层女儿进行教育投资，能够在其阶层跨越上发挥巨大作用，而对儿子的作用则相对较低。其三，无论对于儿子还是女儿，教育贡献率越高，其代际收入弹性越低，代际收入流动性越高，进一步表明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社会流动性趋势不断减弱的情况下，农村地区男孩和女孩跨阶层难度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要增强农村社会流动，需要采取具有性别特征的政策工具。比如，对于贫困家庭，应当一如既往地加强其子女的教育投入，尤其要提高有女孩的贫困家庭的教育支持力度。除教育政策手段外，要打破农村家庭的“低收入代际传递陷阱”，需要持续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帮助农村家庭子女提高教育收益率，降低低收入阶层子代与父代之间的收入弹性系数，这对于低收入阶层农村男孩至关重要。本文对现有的农村社会流动研究进行补充，但也受限于跟踪样本的实际情况，子代与父代之间的居住安排很可能会对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带来一定水平的选择性偏误，这是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重要内容。

责任编辑：巨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