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奉真 | 吴可读与同光清流人诗歌酬唱中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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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第69-77页。

周奉真，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提  要

清代同光之际，位卑权微的吴可读，因弹劾权贵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残杀甘肃高台百姓与上疏两宫皇太后“尸谏”为同治帝立嗣而震惊朝野、名动天下，尤其在“清流”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其时，清流主要人物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借此纷纷以诗歌与吴可读唱和，或隐栝是非，评章时事，相勖风骨；或在吴可读死后赋诗叹悼，抒发忠君爱国情怀，摩励气节，纠弹官吏，匡正纲纪。就此际吴可读与清流诸人的诗歌酬唱作钩稽索隐，综核往来，抽绎端绪，冀可从中觑得相关大事件中的历史细节与人物活动，了解清季清流的兴盛与消亡历程；审视清流人的情感世界、思想向度、价值追求；认知清流所作所为对当时朝政民生的积极影响及为“同光中兴”做出的历史贡献。

关 键 词

吴可读；同治；光绪；清流；诗歌酬唱；家国情怀；清史；末世绝响

在有清一代衮衮诸公中，从甘肃皋兰走进帝都的吴可读是位卑秩低的“小臣”，唯其“直以小臣争大计”，便在清史上留下了“拼将一死博千秋”的声名。时光黯淡了历史，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除却专门研究者之外，芸芸大众已稀有知吴可读因同治十二年（1873），上疏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而“直声满天下”，复于光绪五年（1879），因两宫皇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而上《请预定大统之归疏》并自杀，上演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尸谏”活剧。身为御史、位在清流的吴可读的两次奏疏行动，在当时清廷尤其在清流中掀起轩然大波。对此，学者依据历史文献研究其中相关人物、事件的意义价值，已然成果甚多。作者拟以吴可读与此际清流同人的诗歌酬唱交流作为文献线索，进行钩稽考察，以期从诗歌文献所呈现的认知视角，窥得当时相关朝政大事的历史细节、人物活动，借此观察此际清流人的思想向度、价值追求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敬请批评指正。

一｜吴可读弹劾成禄遭谪后清流人的酬唱

清代同治光绪之交，以都察院御史（言官）与翰林院翰林（讲官）为主体形成的“清流”，“是一个有别于顽固派、洋务派的政治派别”。其时，清政府处于民生凋敝、列强入侵、举步维艰的危局，清流人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爱国热情。他们立足于自己的言官、讲官职能，以“平章国故，摩励群僚为己任”，以“遇事敢言”，敢于“弹劾大僚为贵”，条陈时政，主张改革内政、整肃纲纪、抗击列强，学习西方先进事物，“几几乎有宋元祐之风，一时遂有清流党之目”。清流尊“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此外重要的成员还有盛昱、黄体芳、吴大澂、邓承修、刘思溥、吴可读等，他们的作为深刻地影响了同光之际清廷政局。

（一）吴可读与成禄案

《清史稿》载：“吴可读（1812—1879），字柳堂，甘肃皋兰人。初以举人官伏羌（甘谷）训导，道光三十年（1850），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遭忧去，主讲兰山书院。会撒拉番蠢动，被命左团练。服阕，起故官。迁吏部郎中，转御史。”吴可读曾自道家世：“自前明始迁祖以来，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泽，七十岁清白之身。”从现存《吴御史可读手泽》中可看到，吴可读选择的书录有杜甫、陆游的诗篇，陆贽的奏议，徐贤妃《息兵罢役书》及林则徐的禁烟疏等，均为历代前贤忧国爱民之作，可见儒家忠君爱民信条是吴可读基本思想底色。

同治十二年（1873），亦即吴可读转任河南道监察御史第二年，他看到清廷明发上谕曰：

本日复据左宗棠奏，成禄前在高台苛派捐输，迨士民赴营申诉，复指为聚众抗粮诬为叛逆，并将寄寓之权家囤庄围定掩捕，杀毙二百余人，犹且虚报胜仗，吁请奖叙等语，是该提督丧心昧良，情罪重大，实难一日姑容。金顺前奏行抵凉州，即日督饬后队赴肃，……著即酌带所部兼程出关，接统成禄各队。一面传旨将成禄革职拿问，即日遴派员弁押解来京，听候治罪。

见此上谕前，吴可读业已从甘肃乡亲口中得知成禄在甘种种暴行，只是未及调查证实，不便上折参奏。现读朝廷明发左宗棠参劾，吴可读悲愤莫名，乃补充成禄在甘所犯其他罪状，随即上《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状疏》，奏劾“成禄有可斩之罪十，不可缓之势五”，笔挟风霜，严于斧钺，于是成禄被议为斩立决。然而成禄乃清代满族贵族，自有神通足以回天，朝廷有人曲意回护，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对此，吴可读愤不可言，再上《请诛已革提督成禄疏》，措辞大发戆劲，也精警异常：“想见古人忠君爱国、奋不顾身家之义，臣亦愿效此愚忱，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言辞质直，近于讥刺。少年同治，初登帝位，异常敏感，认定吴可读欺他年少，才敢语带嘲讽，如此放肆。于是“大怒，谓‘吴可读欺负我’，大哭，非要吴脑袋不可，原旨斩立决”。三法司会审，刑部希承上意，拟定吴可读死罪。清律规定，定人死罪，须“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十三堂官皆画诺，独家璧不肯，柳堂因此改流”。唯因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持正不阿，吴可读性命得保，御史职被撤，降三级调用，一时无缺可补，应暂住于兰州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之聘，回老家甘肃主讲兰山书院。

（二）张佩纶、吴观礼、吴可读间的频繁唱和

在当时官场，小小御史吴可读地位实不足道，唯其为甘肃百姓请命的奏疏搅动朝局，引同治帝大怒，并以此遭斥被贬，故格外引人瞩目。以言事为职守的清流，看到自己同人吴可读已被朝廷最后定罪，自然不可再公然形诸谏章，表示反对。但这并不能限制清流同人以诗唱和，私下对此事平章议论，褒贬是非。此间频繁唱和的是张佩纶、吴观礼与吴可读。

得知吴可读上疏获罪贬归，张佩纶即作《柳堂先生言事谪官归主讲兰山书院赋诗为别》四首相赠，以诗抚慰，深表惜别之情。之后在吴可读离京归陇前夕，相互称为本家私交颇深的吴观礼主持，邀其到张佩纶家聚集话别，并作《送家柳堂侍御归皋兰》四首以贻，吴可读感动于吴观礼的约请话别并赋诗相送，即步韵和诗四首。诗有较长的标题，“甲戌冬月将旋家里，子俊太史携张幼樵家，望云翰詹以启移樽枉过叙别，子俊太史复以诗来，敬步原韵以博子俊尊兄并幼樵、望云两先生一粲何如”，交代了话别的缘起和参与者子俊（吴观礼）、幼樵（张佩纶）、望云（吴仁杰）及唱和情形。随后，吴观礼对吴可读的和诗又作了《答家柳叟见和》《题柳叟老骥诗后》二组共八首诗。大才如张佩纶虽在同人共集话别之前已有诗馈送吴可读，但仍诗情不能自已，又依吴观礼诗韵，作《再用圭盦同年韵赠别柳堂侍御》《书圭盦再送柳叟诗后即叠原韵》二组八首诗唱和。在清流人针对吴可读弹劾成禄而获罪罢官的诗歌互唱中，他们的态度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指摘朝廷处置不公，为吴可读打抱不平。

在清流中有“牛角”之称时任翰林院侍讲的张佩纶，与吴可读比邻而居于北京南横街，且“连墙方恨结邻迟”，彼此交好，同气相连，吴可读被黜，将归主讲兰山书院时，他赋诗四首送别，其二云：

愁云冤遏玉关春，沥胆真能伏阙陈。过恃愚诚思自达，转成惆怅定何因。侧身天地吟诸将，被发江湖署散人。至竟汉文恩未薄，放归犹是惜孤臣。

在张佩纶看来，吴可读为甘肃民众“沥胆”“伏阕陈”奏成禄的种种不法情状，是一位御史言官对社稷苍生的“愚诚”，但这种“愚诚”却遭斥逐，“转成惆怅”，这是什么道理呀！“愁云冤遏玉关春”，是说朝廷对吴可读处置失当，其冤气郁结的愁云足可阻遏春风，使之不得度玉门关。末两句“至竟汉文恩未薄，放归犹是惜孤臣”，用历史上汉文帝对贾谊薄恩的典故，似道同治帝恩不薄，由欲杀吴可读而改流放，实是讽喻朝廷不厚道，不爱惜忠臣，对吴可读处置失当，使之蒙冤。

吴观礼与张佩纶是同治十年（1871）同榜进士，同供职翰林院作编修，他与张佩纶持同样的看法，在《送家柳堂侍御归皋兰》四首其二中写道：

当时谏草避人焚，抗直何心天下闻。冤狱雍州沉黑水，狂名汉殿宥朱云。全家未遂还乡计，五道犹驰出塞军。毕竟霜威慑诸将，端无车骑冒奇勋。

诗的首二句言，吴可读背人焚草上疏参劾成禄，其“抗直”的忠心就如西汉成帝时的谏官朱云，天下人都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可朝廷却对吴可读作出了不公正的处置。“冤狱雍州沉黑水”，直言对吴可读的处分，分明是制造了“冤狱”，其冤情就如在雍州大地上流淌的黑河水，让人悲愤填膺。翰林院侍讲、有清流党“青牛尾”之谓的陈宝琛，在他的诗里直接质问朝廷，“当年廷议孰主者？斫伐直木新发硎”——吴可读抗疏请诛祸国殃民的成禄却获严遣，这是朝堂上哪位大佬主持的？这种作践忠直臣子的手段就像“新发刃于硎”的快刀！

第二，称颂吴可读刚直不阿的凛凛风骨。

张佩纶《书圭盦再送柳叟诗后即叠原韵》四首，其四曰：

形势从来根本重，艰难须仗计谋深。直将慷慨忧时泪，远托踟蹰惜别心。天下安危关将相，斯人气节竟山林。定知独舞谁为属，一剑如龙匣底吟。

高度评价吴可读“斯人气节竟山林”，心系天下安危，不惜身家，公忠谋国，同时也抒发他自己“慷慨忧时”的情怀。在另一首诗里，张佩纶道“终憾孤愤回天听，敢效群瘖负谏官”，他遗憾于吴可读奏请立诛成禄的奏疏未被同治帝采纳，同时称颂吴可读不同于众多装聋作哑的庸庸言官，表现出了一士谔谔之耿介，终未辜负御史职责。以大胆敢言而闻名的“越中俊才”李慈铭在《读史》诗里借古讽今，指摘朝廷回护成禄的不法，表彰吴可读的刚直不阿：

黜陟山中岂与闻，罪言谏草重纷纷。将军铁券赊三死，大贾金钱策异勋。已为免冠憎汲黯，徒传请剑出朱云。洛阳痛哭终何益，轮舆当年万石君。

“将军铁券”二句，揭露成禄自恃为清代满族贵族，贿赂勋戚，颠倒是非，为己开脱罪责。“已为免冠憎汲黯，徒传请剑出朱云”，则是以汉代汲黯、朱云两位著名谏臣比吴可读，歌颂其人格气节。吴观礼在《送家柳堂侍御归皋兰》其三中写道：

颇忆当时戎马间，邢、洺侧耳痛伤残。毒民谁劾吕文德，坐法新收田武安。漫道玉关春不度，早知金殿礼终宽。乘骢会诏还台省，万口何劳惜谏官。

作者自注“邢洺”句曰：“戊辰春，有旭红营至顺德与乡民閧，屠百余人。”《十朝诗乘》注此句道：“谓其诗的‘旭红营’，至顺德，与民閧，屠百余人，适于成禄事相类。”这是以戊辰（1868）年春“旭红营”屠戮顺德百姓旧事，类比成禄屠杀甘肃高台百姓二百多人的血腥事件。“毒民”二句是将成禄比作南宋荼毒百姓的权臣吕文德，以西汉初年的外戚武安侯田蚡坐法被拘，比作左宗棠、吴可读参劾而被下狱的成禄。“万口何劳惜谏官”，是说吴可读的被黜是国家的重大损失，引发了社会大众广泛怜惜。

第三，相信冤狱会平反，吴可读起复有日。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载：吴可读此际与陈宝琛、吴观礼、张佩纶相友善，常在一起扶觇（占卜），请觇仙临坛作了一首《赠柳堂二十韵》诗：“有云‘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可见柳堂风节。又有云：‘道心娱白石，噩梦到青銮。杜宇三春雨，苍梧一夕澜。出山非小草，不死是漪兰。’”扶觇诗多是借仙家之口而成之觇语，语意大都迷离晦涩，难以索解，只是这些诗句对吴可读被斥逐后的未来有显著的光明预示，且“出山非小草”一句，期以远大，不但期许将会起复，且预言起复后还会有一番事业。因此在张佩纶家相聚话别时，慷慨多于哀伤，相期帝京重聚，再图志业。这种不为一时挫折所屈，处退而思进的雄心也表现在他们的酬唱里。吴观礼的《题柳叟老骥诗后》四首，其一曰：

壮心未肯怨蹉跎，伏枥终如骥老何。神骏骨奇羞立杖，英雄气横意当歌。三分鼎祚奔腾速，五字霜锋感慨多。休道唾壶同处仲，忠奸流派别江沱。

吴可读此时年逾花甲，但在吴观礼眼里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正当“神骏骨奇”“英雄气横”之时，必定将来有为国建树的一番桑榆晚景。“休道”二句的“处仲”是东晋大将军王敦的字，《世说新语》中卷《豪爽》载：“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但吴可读壮怀激烈，再展宏图的志向绝不同于王敦。王敦是东晋叛臣，与吴可读对国家朝廷的忠贞“判若江沱”。张佩纶则在诗中反复勉励吴可读回乡“养望期为出岫云”，相信自己的忠诚与才干，“早晚朝廷求直谏，就家或更问春秋”，被朝廷招回重用是迟早的事，届时可再度施展才华，为国效忠。

（三）罢官后，吴可读唱和诗中的精神样貌

清流同道友人的精神抚慰、未来期许，使吴可读倍感温暖，颓丧一消，激情湍飞，他唱和吴观礼的四首诗写道 ：

其一：

行年六十悔蹉跎，壮不如人老若何。几载云司陪末座，重来易水听高歌。伤心西去知音少，回首南台旧侣多。欲把故人诗一和，未吟先已涕滂沱。

其二：

却笑年来砚欲焚，好音何幸耳亲闻。三冬雨雪关西路，卅载风怀蓟北云。此日声名归太史，当时戎马是将军。封侯不尽皆投笔，自古书生万户勋。

其三：

虚名何事落人间，往日雄心马上残。愧我才非真御史，知君功在古长安。臣心只觉天恩重，法网无如圣世宽。竟夕豪情消不得，此身忘却罢归官。

其四：

生平未解工词句，倾倒缘君意独深。炉火四围今夕话，阳关一曲故人心。从来騕褭多燕市，自古文章出翰林。为道诸公休惜别，好诗寄向陇头吟。

从此四首诗里可以看出，吴可读对清流诸友在他落难后给予的抚慰鼓励十分感动欣慰。第一首诗开头，他即感慨岁月蹉跎，在官场“司陪末座”，冉冉已老，所欣者有几位同心相契、惺惺相惜的知己，能在今宵相聚话别，仿佛是当年荆轲“易水高歌”话别的慷慨历史画面重现，此景此情，有“斯世得一知己足矣”之慰。同时想到别后西去兰州，边鄙僻壤“知音少”，更让人对清流中的“南台旧侣”难分难舍。面对官场挫败，吴可读显得乐观旷达。他谦虚地说自己“愧我才非真御史”，只有“虚名”“落人间”（其三），对朝廷降三级调用的处置，他觉得雷霆雨露，莫非君恩，对此，他已“自觉天恩重”，朝廷法网已别开一面了，所以没有怨言，没有悲伤。唯其有了官场挫败后的乐观心态，在与友人深宵围炉话别时，吴可读就显得豪迈，以至于“竟夕豪情消不得”，忘记了自己“罢归官”的身份。此外，鼓励友人不忘清流初心，为国多建忠言。“封侯不尽皆投笔，自古书生万户勋”（其二），是说为国建功立业不一定都要像班超那样投笔从军，书生也能建立“万户侯”的功勋，这是勉励清流同人，谨守自己的言官职责，用好“自古文章出翰林”（其四）的健笔，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竭忠尽智。

二｜吴可读“尸谏”后清流人的诗文叹悼

1875 年，同治宾天，光绪即位，新君改元，依旧秉政的慈禧太后欲锐意更新，因建言获罪的言官，悉数蠲了处分。首蒙起复的吴可读，时年62岁，只身萧然入京，被授为吏部稽勋司主事。性情专笃的吴可读，惓惓忠爱，不以同治当年欲杀之而稍减，反倒因慈禧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而忧心如焚。

（一）尸谏风波

1875年1 月，同治帝崩而无子嗣，按康熙十年诏示：“如无子嗣，准将近族之子，过继为子。”明文规定继嗣皇位者应为“子辈”而非兄弟，然而慈禧却打破祖制，使兄终弟及，立同治帝堂弟载湉为帝。一般认为慈禧斯举有两层用意：一是载湉为醇亲王奕譞嫡妻所出，而其嫡妻正是慈禧亲妹，亲上加亲；二是若为同治立子嗣位，则慈禧身份应为太皇太后，虽尊而疏，再无理由二度垂帘听政。出于个人目的，慈禧违背祖制，转移帝统，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

过了五年，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1879年4月25日），同治大葬，吴可读打定主意，向吏部堂官请求，愿为“随扈行礼官员”。此乃长途劳顿之苦差，人皆不乐为，吴可读主动请行，“人皆以为吴贪，冀博此数十金之车马费耳”，谁知吴可读随行，山陵事毕，仰药而死，从容死谏，遗《请预定大统之归疏》。奏疏开首直奔主旨，“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奏疏中指摘“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咸丰）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并要求须遵“本朝祖宗以来，子以传子之家法”，以便于“正名定份，预绝纷纭”。看到吴可读遗疏中这些义正辞切的要求，“慈禧忽然天良发现，批云：‘以死建言，孤忠可悯’云云”，为遗疏定了调子，然后将吴可读原折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同妥议具奏”。最终形成意见：“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意即先建储后立嗣，先选继统，谁继统谁即为同治之嗣，此意见被两宫太后采纳并定谳。后来，翁同龢为此感慨，“懿旨将来绍膺大统者，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子。此语采取臣折中语也，感涕交集”，可见吴可读所谏继统之事在当时朝臣心中之重大。

（二）清流人悼惜诗中的家国情怀

吴可读自杀后，除留下《请预定大统之归疏》外，还留有被左宗棠称“其绝命诗亦可颂”的《绝命词》：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问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绝命词甫经流布，便聚焦了各方人士眼球，“一时都下遍传，和者甚多。妇人孺子言皆流涕，好事者作为歌词传于都市，人皆歌咏”。能使妇女儿童读之怆然泪目，时人以为歌词传唱于市，可见此际吴可读已然成为社会公众追慕的英雄、明星且引出故事。吴可读随扈赴蓟州大葬，“前一日，在苏振记家照一小像”，“殉节后，京师购觅遗像者争先恐后，该号居奇昂其值焉”。翰林院编修高赓恩有诗曰：“最怜洛纸从今贵，争取先生玉照看。”不仅有市井百姓崇拜，身为名翰林也是清宗室的宝廷睹像后亦感叹：“生未识公面，死乃识公像……他年地下如相逢，公不识我我识公。”张之洞阅吴可读《携雪堂全集》后亦有文记：“卷首为先生像，盖生存时用泰西法所照，神观逼真。”吴可读《绝命词》与以死建言的举措，在当时社会反响之大，可见一斑。但更大的反响在清流人的诗文悼念中。

“武死战，文死谏”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道德最高标准，吴可读为定宗社大计，以死谏为同治立嗣，舍命以固“国本”，死有重于泰山，其忠君爱国之挚情，“感格天心”。最高统治者慈禧“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的批示，不仅是对吴可读建言的肯定与褒奖，更是对清流人建言的鼓励，这大大地激发了清流人匡时济世的雄心。他们以悼念吴可读为平台，相互砥砺，一时出现“清流叹悼烟墨烂然”的情景，在诸多的“叹悼”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用诗歌、挽联咏叹吴可读一死之价值，抒发忠君爱国情怀。

清流中坚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张之洞的悼念诗文最引人注目。黄体芳有挽联曰“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作者在挽联后自注“三月十七日，先生登程赴陵，都门终日大雪”。三月天，已然阳春，而京华却终日大雪，此为人所共见，相诧以为必有奇冤，如传奇《斩窦娥》故事。不久便发生了吴可读尸谏事件，方知非奇冤，乃是奇节。“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是说吴可读五更天尚在所住寺庙吟诗，最终写就《绝命词》，以身死谏，完成夙愿。挽联以贴切、洒脱的句子，褒赞了吴可读的忠君奇节，一时传颂。名翰林宝廷则以飞扬恣肆的七古诗挽吴可读：

大雪漠漠连蓟门，冻云愁结忘阳春，单车东去号孤臣。孤臣一去生不还，手攀荆鼎难登天。颈帛中裂鸩入咽，獬豸怒触惊生前。皁雕死鸣闻九阍，万民垂涕哀忠魂，龙章裦宠垂丝纶。圣朝纳谏优直言，伏阙抗疏争纷纭，以死建言公一人。吁嗟乎！直谏容易死殉难。

挽诗从三月“大雪漠漠连蓟门”的异兆写起，“颈帛中裂鸩入咽”，则是写吴可读自杀的过程：先以布帛结环自缢，帛断未遂，继之仰药而死，言其准备充分，死志决绝。结笔感佩赞叹吴可读的尸谏勇气，“直谏容易死殉难”。在纲纪森严的清廷，只要有胆量，直谏比较容易，大不了丢官；而死谏则须拼上一命，这需要视死如归的绝大勇气，而且可能祸及家族。吴可读从容赴死建言的价值正如翰林院殿撰（状元）王仁堪的挽联所言，“此古社稷之臣，七尺能捐，执简终安天下计”，以一死使大统攸归，安定天下，所以其壮举让宝廷也让天下人为之动容。有宰相之才的张之洞则从爱惜人才的角度痛挽吴可读：“歼良终痛秦黄鸟，授命能卑卫史鱼。”上句用《诗经·秦风·黄鸟》一诗秦人对秦穆公以人殉葬不满的典故，痛惜吴可读以死建言、以身殉同治帝，是国家人才的损失；下句用春秋时卫国大臣史鱼死后以尸体谏卫灵公任贤逐佞的典故，评价吴可读以死相谏的勇气和价值远高于史鱼死后以尸谏。

清流健将“翰林四谏”之一的张佩纶与吴可读夙昔交好，但因吊唁吴可读迟缓，时人便责怪说：“体芳、宝廷议承大统，惓惓忠爱，非佩纶等所能及也。”居然以悼吊吴可读的态度作为裁量人品的标准。张佩纶闻之痛喊其冤，自辩道 ：“居横街，与先生邻，己卯闰月，先生就义蓟州后一月，佩纶遭母毛太恭人丧，一墙之隔，两家哭泣相闻也。呜呼先生为忠臣，佩纶为不孝子，冥冥之中何以教我，悲夫！”遭母丧的张佩纶不仅自辩时人的误解，还及时赴吴门，在“灵前叩奠毕，袖出百金，助刻遗稿”。以百两纹银为赙仪，资助刊刻吴可读遗稿的义举，在当时已形诸同吊者、翰林院编修高赓恩的挽诗：“穗帏临吊尽名贤，洒涕成吟泪作联。不识谁何人去也，百金留作寿遗编。”

盛赞吴可读慷慨就义，借此以砥砺同仁，是清流人以诗叹悼的另一重要内容。

李慈铭挽诗云：“争说千官护跸回，田盘驰道百花开。杜鹃一树斜阳里，独向苍梧泣血来。”苍梧乃舜帝南巡驾崩处，诗人以同治帝与舜作比，杜鹃“向苍梧泣血”，喻吴可读殉同治帝，赞其奇节。

翰林、国子监祭酒盛昱的悼诗《题吴柳堂先生小像》云：

巉岩花木相凄切，迅雷骤雨云为裂。此时帐殿奉銮舆，珠丘未睹心先结。松桧森森护隧门，入门血泪和声吞。自是慈恩同覆帱，几番抑泪抚惊魂。春露秋霜何太促，为陵为谷迭翻覆。事经千变世何堪，情到万难天亦哭。蜺旌鹤盖翠华还，陪骖怕进羽林班。白云深处空回首，一个孤臣万叠山。

以参与大葬亲历者的身份，写当时山陵奉安时的“凄切”情景和“情到万难天亦哭”的悲怆氛围，蟠屈缭纠至诗末作结，“一个孤臣万叠山”，仰赞吴可读的节操人格如“万叠山”般嵯峨高峻。

翰林院侍讲蔡寿祺则步原韵唱和吴可读的《绝命词》，作《和柳堂侍御原韵》以挽：

莽荡乾坤浩劫中，力持大计效孤忠。攀髯未及登天阙，沥胆真期入地宫。杜牧《罪言》今后重，史尸谏古来同。遥知烟树葱茏外，日日云车西复东。

该诗以上书《罪言》批评朝廷措置无术的晚唐诗人杜牧与春秋时卫国尸谏卫灵公的大臣史鱼与吴可读作比，称颂吴可读的风骨和“力持大计效孤忠”的历史贡献。翰林院编修王作枢的挽诗则将吴可读以死建言的壮举与文天祥、谢枋得、杨继盛这三位历史上的英雄相提并论：“古人千古垂青史，大节峥嵘亦如是。文山叠山与椒山，继起复有奇男子，嗟嗟先生今不死。”南宋誓死不降元朝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自号文山；抗元被俘，在北京殉国的南宋诗人谢枋得，号叠山；明朝著名谏臣、因弹劾奸相严嵩遇害的杨继盛，号椒山。作者盛赞吴可读“大节峥嵘”，是继前辈英雄文天祥、谢枋得、杨继盛而起的“奇男子”，其人虽身已殁，精神“今不死”。蓟州是吴可读“尸谏”自尽处，知州古铭猷作《吊前侍御吴柳堂先生敬步其遗诗原韵》诗云：

惠陵风雨晦明中，尚有孤臣泣语忠。白骨不归依紫塞，丹心惟默祝青宫。文章吏部分光久，志节椒山大略同。愿借先生只手力，狂澜回障百川东。

作者在颈联“文章”二句下注云：“先生官吏部久著文名；杨忠愍（继盛）前后两疏震烁古今，临终并有浩气还太虚之句。”诗称颂吴可读不仅有孤忠丹心堪比前贤杨继盛的崇高道德，文章水平也闻名于同僚士人，其平生《请诛已革提督成禄疏》《请预定大统之归疏》堪比杨继盛闻名后世的《请罢马市疏》《诛贼臣疏》两疏，均有震烁古今的魅力。“愿借先生只手力，狂澜回障百川东”，则期许未来，寄望吴可读的忠魂感召时人，奋起作为，再图中兴，挽回大清式微之势。

三｜陈宝琛缅怀诗中的吴可读与清流兴亡

多年过去，改朝换代已至“中华民国”丁巳（1917），当年围炉话别者四人：吴可读、吴观礼、张佩纶、吴仁杰，俱已魂归泉台，而有画家以吴可读围炉话别为题所作《围炉夜话图》，幸为张佩纶之子张仲昭（志潜）收藏。这年张仲昭持画请当年清流中幸存者之一，已然是著名诗人的陈宝琛题签，年近古稀的陈宝琛在经历了清流兴盛与覆亡、作末帝溥仪上书房师傅直至清朝终结的历史巨变，见《围炉夜话图》不胜感慨，挥笔作《吴柳堂围炉话别图为仲昭题》七言古诗。此乃清政府灭亡之后作为前清遗老陈宝琛的刻意缅怀之作，极沉郁顿挫，深切怀念吴可读，追记为国建言风光一时的清流，并感伤清流人的风流云散：

侍御席稿争失刑，一斥归卧兰山陉。当年廷议孰主者，斫伐直木新发硎。宁期再出殉龙驭，秦良卫史公所型。同时四谏接踵起，欲拘清渭澄浊泾。哓哓牖户及未雨，纲纪之正先朝廷。角弓翩反局一变，窜谪流放随春星。忌医廿稔药笼尽，疾亟永命尊豨苓。抱薪止沸国卒斩，骚魂九死谁能瞑……

诗句中有许多自注，多关掌故。诗的首六句写吴可读谏杀成禄被逐，起复后又以尸谏为同治立嗣，“秦良卫史”句，是称赞吴可读追比前贤的忠谏行动为言官作了榜样，并引领清流人踔厉骏发。“同时四谏”句，陈宝琛自注云：“时称张（佩纶）、宝（廷）、何（金寿）、黄（体芳），文襄（张之洞）尚未在讲职也。”《花随人圣庵摭忆》认为“四谏”说法不一，不定指四人，应是当时清流谏官的群体称谓，并对此句注曰：“四谏，即清流党，以光绪初年始盛。案：四谏究为何人？其说不一。昔闻张篑斋（佩纶）、宝竹坡（廷）、陈弢庵（宝琛）、邓铁香（承修）为四谏。而近人《红柳庵诗话》则云：‘同治中，文襄与竹坡侍郎、张幼樵副宪、黄漱兰（休芳）通政同官禁苑，以敢谏称，时谓四谏。’似此则南皮（张之洞）在内。但考南皮《寿黄漱兰》诗，‘四谏荣名冠翰林’，《拜宝竹坡墓》诗，‘翰苑犹传四谏风’，若己身在四谏之列，似不便以引标榜。准之弢老（陈宝琛）诗‘翰林四谏接踵起’，揆其意亦必谦言不在此内’，大抵四谏之名，说本不一，亦不必定指何人也。”对“角弓”二句陈宝琛自注云：“甲申枢府变易……自是言路贬斥无复馀矣。”在这首诗里，诗人陈宝琛有对吴可读及清流党人的深切怀念，有对清流发奋作为兴盛一时的无限追忆，也有对清流最终瓦解、清朝灭亡的痛心疾首，其中皆有史实，也最有故事，以诗证史，可见清流党的兴亡。

（一）清流的勃兴

同治、光绪之际，经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和英法联军重创，清朝完全衰落。朝廷急于求言以解决执政危机、社会危机。光绪初年两宫皇太后即颁布懿旨：“方今皇帝绍承大统，尚在冲龄，时事艰难……矧当民生多蹙，各省水旱频仍，允宜博采谠言，用资治理，内外大小臣工均当竭诚抒悃，共济时艰，用特谕知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当据实直陈，务期各抒己见，于时事有裨而又能见诸施行者，详细敷奏，不得徒托空言。”到了光绪三年（1877），言路仍无建树，朝廷便又下旨重申求言之切：“朝廷政治得失，愿冀内外诸臣献可替否，宏济艰难，迭经谕令大小臣工剀切敷陈，以期集思广益。本年灾诊迭现，水旱蝗蝻之灾，遍于数省，业经截漕发帑，豁振兼施。唯念吏治有无因循，民生有无怨恫，用人行政有无缺失，尤宜上下交修，以图至计。尔大小臣工务当各据己见，切实指陈，总期广献谟谋，力去积习，用副朝廷遇灾修省，谏弗哺至意。”应当说清廷广开言路、反复降旨谕示求言纳谏，是清流兴起的主要原因，而光绪五年（1879），吴可读“尸谏”事件则是清季清流勃兴的转捩点。吴可读舍命上谏为同治立嗣，得到了慈禧“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的肯定与褒奖，使得清流人目睹了朝廷纳言之诚意，感受到了言官为国建言所获之殊荣，便激发了他们竞相建言、匡时济世的雄心。这正如当事人陈宝琛《吴柳堂围炉话别图为仲昭题》诗里所说的“宁期再出殉龙驭，秦良卫史公所型。同时四谏接踵起，欲拘清渭澄浊泾”。我们看由吴可读“尸谏”行动引发的“同时四谏接踵起”，弹章纠劾，彰善瘅恶，“纲纪之正先朝廷”之史实。

光绪五年（1879），国子监司业张之洞翻四川与成禄滥杀高台百姓相类的旧案，上疏劾奏时任库伦办事大臣前山东巡抚文格，揭露其五年前（1875）在署理四川总督期间，“批饬各营痛加剿洗”，屠杀无辜村民，“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女老幼尽杀之”，一次滥杀四百多人，酿成骇人听闻的“东乡”血案。经张之洞弹劾，文格被罢官，进京听候“部议”治罪。这一年，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与沙俄擅签丧权辱国的《里瓦基亚条约》，一时举国大哗。张之洞奋笔上疏：“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奏请朝廷将崇厚“拏交刑部，明正典刑”。宝廷、邓承修、黄体芳、陈宝琛亦随之上疏要求严惩崇厚，不承认条约。朝廷最终决议将崇厚定为斩监候，另派曾纪泽为驻俄公使，谈判修改条约。

光绪八年（1882），发生“云南报销案”舞弊丑闻，有御史参奏涉及军机大臣王文韶受贿，请求查处，朝廷派员调查，无果而终。张佩纶极为不满，连上三疏弹劾王文韶。光绪八年十月十五日张佩纶上《请摆斥枢臣王文韶折》称：“王文韶贪位恋权，依违不去，非大臣自处之道也。”“王文韶既无劣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书，束身寡过，殆未能斡旋时局，宏济艰难。令屡受弹章，望实亏损。”张佩纶弹折一上，王文韶不安于位，请求开缺回籍奉亲养老，慈禧慰留不允。张佩纶便于十月二十七日连上两折，请罢王文韶。在第二折里，张佩纶若嘲若讽道，王文韶“养亲之心本不甚切，则去官之志必不能坚”，指责他请求开缺是无诚意的惺惺作态，实际是贪恋权位赖着不走。在张佩纶的强力攻击下，王文韶再求开缺，被准辞职。左庶子黄体芳弹劾户部尚书董恂“雍遏上恩，漠视民命，全不知国脉邦本在于养民”，“况加以贪鄙欺罔，有心病国”，请求将其“亟予罢斥，以清朝列”，宝廷劾尚书贺寿慈舞弊、违制，二位尚书均丢官回家。其他清流成员如陈宝琛弹劾侍郎崇礼贪污；何金寿弹劾军机全班大臣敷衍塞责；号为“铁汉”的邓承修“劾总督李翰章失职，左副都御史崇勋无行，侍郎长叙违制，学政吴宝恕、叶大焯、布政使方大湜、龚易图，盐运使周星誉诸不职状”等不胜列举。一时台谏生风，顶戴滚落，权贵低眉，朝廷纲纪为之一振。

（二）清流的瓦解

台谏如此气盛，引起了慈禧的警惕。“四谏及清流，议论风生，封事劘切，久为西朝（慈禧）所不满”，于是慈禧开始控制言路，压制清流。甲申年（1884）三月初八，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上《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折，其本意欲施加压力使恭亲王奕䜣等人振作，扭转中法战争不利局势，慈禧却借盛昱一疏大做文章，将全班军机大臣悉数罢免。“青牛头”李鸿藻被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朝廷还不失时机地申斥清流：“建言者，秉公献替，务期远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责其迹。苟于国家有补，无不虚衷嘉纳，倘有门户之弊，标榜之风，假公济私，倾轧攻讦，甚至品行卑鄙，为人驱使，就中受贿渔利，必当力抉其隐，按法惩治不怠。”

甲申易枢后，清流的总后台李鸿藻大权旁落，慈禧太后始着意肢解清流，于是出现了陈宝琛诗中“角弓翩反局一变”的局面，清流人纷纷“窜谪流放随春星”。“四谏中，宝竹坡最知几，故亟以纳妓自劾，实求免也。”这是说清流四谏之一的宝廷当时以礼部右侍郎内阁学士的身份典试福建，返归经浙江，买一船妓为妾，还朝上奏“自劾”，慈禧借机予以罢免；陈宝琛以内阁学士身份被命协办南洋军务，此乃“强委以兵事，欲入以罪”，恰逢陈宝琛回籍丁忧暂躲过此劫，但终因误保徐延旭、唐炯受牵累被降五级；在慈禧的授意下，张佩纶被委派至福建海疆会办军务，“终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身名俱裂矣”。几位头角峥嵘的清流干将相继败落，清流也随之瓦解。只有张之洞从清流中华丽转身并脱颖而出，封疆拜相，位极人臣，属清流“异军”。

结 语

从吴可读与同光清流人的诗交可以看到，受儒家正统观深深浸染的吴可读，有传统士大夫高贵的人格信念，他个性刚烈戆直、嫉恶如仇，行事恪尽职守，言行相顾，以“武死战，文死谏”的士大夫高标准求诸己，心中只有大义而无私利。在《请诛已革提督成禄疏》中，吴可读说“臣于成禄素无半面之识，亦无片纸之通，无德无怨，徒以公义私情两难已已，一则为臣乡伸三百余人男妇老幼之沈冤，一则为国家惜二百余年列祖宗之大法”。为天下公义和朝廷大法，吴可读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为诛杀祸国殃民的成禄，他“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直至于为维护皇权正统，以命相搏，以身殉国。吴可读所表现出生死为轻的狂狷人格，虽有道德偏执之嫌，却以自己高贵而脆弱的生命抗御权贵甚至是皇权，维护正义，捍卫朝纲。诚如英国人濮兰德、贝克豪斯在他们的著作《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中称赞吴可读：“其功不可没也。盖其死也，实根于忠勇之天性，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血性之勇，士君子道义之勇也。其光明之怀，信道之笃，实令人仰叹不置。”

更有历史意义的是，从清流人的诗歌唱和中我们看到，由吴可读二疏引发的绝大风波，提振了同光之际风行当道的清流人精神，张扬了气势，激发了“翰林四谏”的斗志，其高扬士气之功终不可没。以最高统治者慈禧对吴可读“尸谏”的天语褒奖抚慰为契机，清流人借此激浊扬清，弹劾贪官污吏，使得以军机大臣王文韶为代表的一众官员被纠弹落马，上至朝廷大员、封疆大吏，下至州县官、各级吏目，悚然为戒，一时官场整肃。清流人还敢于直面同光之际官场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官官相护、冤假错案层出叠见的现状，直言上书平反了以“四川米案”为代表的一批冤假错案，使诸多漠视民命、残民以逞的贪官污吏被绳之以法。

同光之际，清流人挺身而出，弹劾贪官，揭露腐败，绳愆纠谬，体恤民瘼，起到了维护清廷政权、关顾社会民生的作用，在当时已深得朝野称许，也为“同光中兴”作出了历史贡献。然而历史毕竟演进至清末，传统社会已运行至近代社会转型期，如吴可读这样忠于清廷、舍生事君以死相搏者，已是末世绝响，“成为一种绝唱”，终究罕见。吴可读以死建言的气节，清流党人风发的意气不过是清朝灭亡前的回光返照。后因清廷一系列不得人心策略所表现出的处处失政，结果只能落得“抱薪止沸国卒斩”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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