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 | “两个结合”思想升华的三层意蕴及原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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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第1-10页。

徐斌，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  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相互关系认知的三层思想升华。从“宏大叙事”的诸多称谓转向“精准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侧重马克思主义之“用”转为马克思主义之“体用合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思想升华；审时度势地把握中国具体实际，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科学判断、从侧重中国具体实际之现实国情到深入中国具体实际之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具体实际认知的思想升华；从侧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到“发展创新”、从侧重中华传统文化被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单向改造”到两者良性的“双向互动”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认知的思想升华。“两个结合”是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一体两面的有机整体，具有隽永深邃的原创性贡献，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与广度，重建与挺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昭示了中国特色的人类指向。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传统文化；整体性；人类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进而对“两个结合”的重要性、缘由与方式进了系统的阐释。“两个结合”这一重大论断的出场可谓意蕴隽永的“术语革命”，从发轫于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一个结合”发展到新时代与时俱进的“两个结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相互关系认知的三层思想升华。“两个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深刻审视“现实国情”又紧密衔接“传统文化”，既回应时代之问又赓续传统之根，昭示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的发展创新。“两个结合”将内嵌于“中国具体实际”之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凸显出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并列论述，不仅意味着中华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权重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双向互动”的实现。

一、“两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思想升华

“两个结合”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解和实践运用的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思想升华，体现为从“宏大叙事”的诸多称谓转向“精准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侧重马克思主义“外来”之“用”转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发”之“体用合一”。

（一）理论表述上：从“宏大叙事”的诸多称谓转向“精准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我们注意到，在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等话语，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不仅是话语表达方式的改变，而且是实际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为什么不使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体系，而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虽然在日常论述尤其是简明论述中，可以略去“基本原理”这几个字，直接称“马克思主义”。但“两个结合”这一理论命题特指的是“基本原理”，这种表述更为精准和具体，主要有两方面意义，一是避免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驳斥以“片言只语”替代“有机整体”、以“公式套语”剪裁“具体现实”的错误做法，反对教条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经典作家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并非其中的任何论断和论述都可以归类为“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蕴含着不同层次的理论体系，有微观局部的个别经验层次，也有宏观全局的基本原理层次。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基本原理的框架与结构，但其论著中也有很多涉及的是关于某国例如德国、英国、法国的经验性论述。同样，列宁的论著中不仅含有基本原理的部分，也涉及俄国作为特定国家的经验性论述。我们需要认真甄别“基本原理”与个别经验。个别经验具有时效性，是特定时空的经验，虽可以借鉴，却不可将之奉为“基本原理”，不加细分地作为指导思想，而作为指导思想的“基本原理”则是超越个别经验、超越时空且具有基础性、普遍性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盘”与“压舱石”。

其二，为什么不使用革命与建设时期乃至改革开放初期所强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而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词？“普遍真理”侧重的是作为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毋庸置疑的普遍应用性与广泛指导性，“基本原理”却更精准且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对比可知，用“基本原理”可以防止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变法则，从而避免照抄照搬本本主义的错误，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凝固化与僵化。换句话来说，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用以前所常用的普遍真理，并非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真理性，恰恰是指其普遍真理就体现在基本原理上，体现在基本原理之中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科学的方法与指导，是其精髓之所在，需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可见，从“普遍真理”到“基本原理”的词语转变，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得以升华。

另外，两个结合中的另一方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优秀”，这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相对应的。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等多种称谓，但毫无疑问，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有价值的是其中的优秀元素，而两个结合特别强调的是这些“优秀”元素，其实是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优秀”自然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而非“糟粕”。可见，两个结合中的“基本原理”和“优秀”用词，都说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都是以精准具体、严谨缜密态度来看待的，而非抽象、笼统地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相结合是“基本原理”和“优秀”层面的相结合，是两者精髓与精华的相结合。

（二）实践应用上：从侧重马克思主义之“用”转为马克思主义之“体用合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但我们建党初期并没有深刻地领会这一点。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但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全面准确科学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上还不够成熟，存在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使党遭遇了重大挫折，付出了沉重代价。这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觉醒，开始深刻反思“外来”理论的局限性，走上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之路，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立了新中国。在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并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时期相结合的着眼点在于笃信马克思主义依然可以发挥理论指导的作用，恰如其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改善中国的实际。但时过境迁，马克思主义经历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国国情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如若过度侧重马克思主义之“用”，容易陷入画地为牢、故步自封的境遇，无法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生机勃勃的活力与动能。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理论命题，将侧重马克思主义之“用”转为马克思主义之“体用合一”，着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与文化传统中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内发”，增强并夯实马克思主义之“体”，在修炼与提升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前提下，发挥马克思主义之“用”，最终达到马克思主义“体用合一”的理想境界。这些体现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方面，例如：创造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革新，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创造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的理论；创造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生成了以党的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可见，“两个结合”是将马克思主义“体”“用”融会贯通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与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具体实际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内发”地擢升马克思主义之“体”，提升其发展性与创新性，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之“用”，凸显其效用性与适用性。

需要指出的是，“两个结合”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内发”之“体用合一”也是建立在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众多理论成果基础上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与活力的一次新时代迸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性与创新性的一次划时代飞跃。毋庸置疑，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实践的推进，马克思主义自身也是需要发展与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过去与现今，更昭示着未来、引领着未来。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中的理论，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且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两个结合”从侧重马克思主义之“用”转为马克思主义之“体用合一”，正是马克思主义超越机械与教条、彰显其发展性与创新性的鲜明体现。

二、“两个结合”对中国具体实际认知的思想升华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范畴之一，认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是对特殊性的凝练抽象，而普遍性必须通过特殊性方能发挥作用。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才能发挥解决中国问题的作用。准确把握“两个结合”，需要厘清作为“特殊性”存在的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刻内涵与当代特质，深刻准确地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各个角度。

（一）审时度势地把握中国具体实际，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科学判断

以往我们在谈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时，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焦点，而中国具体实际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之所以被谈及，是为了防止将马克思主义僵化与固化，避免马克思主义沦为万古不变的空洞教条。至于中国具体实际为何以及如何去结合，理论上探讨并不充分。随着“两个结合”的提出，我们更需要对中国具体实际做出理论上与学术上的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创建之初就非常重视各国的具体实际，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之相结合。“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这段话说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共产主义要以文明各国的实际为出发点，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与各国的“事实”相结合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之后，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与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际，更明确论及了中国具体实际：“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理解中国具体实际，不应将其理解为中国所发生的所有具体事件、所呈现的所有具体事物，而应从整体的视角进行总体把握，主要从中国基本国情、中国具体实践、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几个角度来理解，并从这几个角度深入阐释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地把握中国具体实际，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科学判断。其一，就中国基本国情而言，主要涵盖中国的社会性质、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这些构成了中国具体实际的基本要素，是物质层面的实际。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些问题，既可以防止脱离中国基本国情的盲目冒进，也可以避免对中国基本国情认知的原地踏步，从而揆情审势地作出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主要依据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等角度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这一判断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把握。其二，就中国具体实践而言，从狭义和微观来讲，中国具体实践指的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事情，这是现实角度的实际。从广义和宏观来讲，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改革开放实践构成了中国具体实践的谱系与脉络。这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应立足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实践，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下实践，也应指向未来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种结合体现了中国具体实践当下性与未来性的有机统一。其三，就中国历史而言，中国具体实际不仅仅包括当下的实际，也包括过去的历史，这是历史角度的实际。以史明鉴，透过历史才能更好地看清中国的当下，当下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毛泽东所主张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中国历史是整体性的历史，不仅包括中国的古代史，更涉及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与改革开放史。在新时代新征程，强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一脉相承而非相互否定的改革开放前后历史之相结合，实现“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合理衔接与有机结合。其四，就中国文化而言，中国具体实际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不仅包括近期与当下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精神层面的实际。在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需要在发扬中国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着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精准具体之“基本原理”与融通古今之“中国文化”的相结合。综上所述，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地把握中国具体实际，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科学判断，体现出对中国具体实际认识的思想升华。

（二）从侧重中国具体实际之现实国情到深入中国具体实际之传统文化，最终达至“形神合一”“古今贯通”的理想境地

中国具体实际作为一个综合的整体范畴，在最初的中国革命时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所侧重的中国具体实际是外在之“形”即中国现实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人聚焦于中国“当今”的现实国情，着重改造的也是国家的形态以及包括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不可否定，在此期间的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刘少奇对中华传统文化也多有论述，例如在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有关传统文化的语句不胜枚举，但这期间的中华传统文化始终不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点与核心，只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处于附属的边缘地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既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的宽容与接纳，也有“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否定与曲折，可谓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中华传统文化依然属于中国具体实际的边缘层次。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趋向稳定与一致，着重于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具体实际的分量与地位有所提升，不过仍然不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核心关注点。此时，中国具体实际的核心关注点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尤其是经济发展。到了新时代，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逆转与文化自信的愈加彰显，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根与魂”“文化基因”“精神命脉”等称谓频频用来比喻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丰厚文化滋养，也是我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更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层与核心内容。要想全面和科学地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必须深入触摸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可见，进入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具体实际的“精神”内蕴，进而从中国具体实际中独立出来，已然与之形成并驾齐驱之势，促进“一个结合”发展为“两个结合”，“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命题被明确提出。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动态流变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一蹴而就，而是展现出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推进脉络，不但蕴藏着与中国具体实际之现实国情的结合上，而且逐渐深入中国具体实际之传统文化的结合上，更合理衔接与沟通了“今”“古”，最终达至“形神合一”“古今贯通”的理想境地，体现出对中国具体实际认知的思想升华。

三、“两个结合”对中华传统文化认知的思想升华

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五千年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和血脉。从革命时代到新时代的百年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根据时代的发展与实践的推进，经历了一个日渐加深的动态流变过程，体现为从侧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到“发展创新”、从侧重中华传统文化从被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单向改造”到两者良性的“双向互动”的思想升华。

（一）从侧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到“发展创新”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侧重“批判继承”到侧重“发展创新”的过程。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自幼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千字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如数家珍，也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在进入新式学堂以及留学日本后接触了西方文化，逐渐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认知。李大钊认为，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已尝有伟大之贡献”，饱含对中华文明、文化的褒奖。他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也没有完全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其“打倒孔家店”的主张反对的是历代封建王朝塑造的“专制政治之灵魂”的儒学思想，而非早期的孔孟儒学。李大钊对传统文化坚持“批判继承”的辩证态度，既反对全盘西化、否定传统文化的激进主张，也驳斥了拘泥于固守传统文化的保守主张。其后，毛泽东继承了李大钊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辩证态度。毛泽东具有极高的传统文化造诣，他纵览经史子集与稗官野史，蔚为大观的二十四史他也做了大量批注，熟读《资治通鉴》十余遍。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就主张“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合理精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中华传统文化继续秉承“批判继承”的态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不能割断同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为此，毛泽东随后对传统文化提出了“古为今用”的方针。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在晚年错误地将阶级斗争扩大化，致使对传统文化展开了激进的“批判”，而忽略了理性的“继承”。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延续对待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态度，相继提出了“小康社会”“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以人为本”等蕴含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治国方略，对传统文化虽有“批判”，但重心已经逐渐转向“继承”，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承”。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更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质的飞跃，从“批判继承”转化和升华为“发展创新”，虽然也主张批判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必要性，但其侧重点已然是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尤其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不断激活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促进传统文化绽放崭新的时代光芒进而实现涅槃重生，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吸收传统文化的“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创新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致力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汲取传统文化“修身为本”、重视自我修养的思想，创新性地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借鉴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观念，创新性地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吸纳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思想，创新性地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繁荣发展。由此可见，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侧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致力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生机勃勃的精神与文化动力。

（二）从侧重中华传统文化被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单向改造”到两者良性的“双向互动”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需要面对的一个文化境遇就是如何处理与由中国特有土壤衍生而来的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经历了从传统文化被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单向改造”到两者良性“双向互动”的嬗变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主张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认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毛泽东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明确驳斥了“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的复古文化思想。毛泽东对传统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对“实事求是”的创造性转化，将其从求真务实的学风问题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这一时期，传统文化被视为带有保守与落后特征、可供用来批判吸收的“库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将马克思主义所改造的传统文化视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来源，对传统文化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态度。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他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改造传统文化的功能单纯定格在批判乃至否定，忽略了继承与推陈出新，从而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步入改革开放时期，党的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愈加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合理因素，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但都建立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对传统文化给予改造的基础上。不可否认，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历代党的领导人也显示出以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质与民族形式的思想，不过其侧重点与着力点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单向改造”，而非两者的“双向互动”，或者说是以显性的“单向改造”为主，以隐性的“双向互动”为辅。到了新时代，随着传统文化地位的显著提升与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从侧重中华传统文化被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单向改造”转变为两者良性的“双向互动”，“双向互动”也从隐性走向显性。这种良性且显性的“双向互动”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鉴别与筛选、淬炼与激活；二是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滋养与赋能。

其一，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鉴别与筛选、淬炼与激活。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鉴别与筛选、淬炼与激活，让中华传统文化迸发出新的强大生命力。一方面，就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鉴别与筛选而言，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蕴含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等理念是超越时空的精华，具有亘古不变的价值。但不能不承认，中华传统文化也存在着某些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糟粕成分，如君权至上、愚忠愚孝、男尊女卑、刑不上大夫、重农抑商等观念在现今已经丧失了合理性，倘若去维护无疑是倒行逆施之举。是故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鉴别与筛选，进而去芜存菁，自然是题中之义。作为我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使其当仁不让地成为鉴别与筛选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准。另一方面，就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淬炼与激活而言，鉴别与筛选是淬炼与激活的基础。中华传统文化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鉴别，筛除糟粕，选取精华，才能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淬炼与激活，获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从传统形态转化为现代文明形态，从而重获新生。中华传统文化绝非敝帚自珍的“老物件”，而是生生不息的“活化石”。中华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应避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需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引领，进而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改造与完善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使其与时代发展相吻合，以焕然一新的形态深层融入现代社会，展现出历久弥新的当代价值。

其二，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滋养与赋能。肇始于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外来的“他者”，如何在中华大地的特有土壤上落地与扎根，是其需面对的生存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接触存在着从“表层”现实国情到“深层”文化传统的由表及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只有落地与扎根在孕育传统文化的中国土壤上，才能发挥其理论的指导性，进而改造中国、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中国人的实践特质、思维倾向与精神形态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塑造，马克思主义倘若要获得中国人的内心认同与价值共鸣，进而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被接纳，更具中华文化之神韵、气象且更接地气，势必要合理协调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而同其有机结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可以滋养马克思主义，并赋予其中国特质与民族形式，增强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土壤的效能。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发挥着“反哺”的滋养与赋能作用，使其在中国牢牢扎根且根深叶茂。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从“单向改造”到“双向互动”的过程，称得上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不断得以擢升、中华传统文化不断提升其“反哺”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愈加亲和与密切的过程，也可谓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入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传统文化融会贯通、拓展其中国化深度与广度、以“内生”的方式不断进行发展创新的过程。

四、“两个结合”的原创性贡献

“两个结合”是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一体两面的有机整体。一方面，“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与前提。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与把握时代，并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精准剖析中国的复杂国情、主要矛盾与发展方向，解决改革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达到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目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就难以彻底在中华大地扎根与发展，就无法以科学的指导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是无从谈起。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必然要求与大势所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与精神命脉，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层内容。倘若马克思主义要更深层地与中国具体实际相衔接、相融合，更为中国人民的内心所接纳，势必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发现与相互切磋。马克思主义只有深入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才能更深刻地审视中国国情与中国问题，其基本原理才能更加具体化，呈现为具体的、鲜活的中国实践。

“两个结合”具有隽永深邃的原创性贡献，对内从会通“古今”“中西”之维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与广度，重建与挺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彰显出旗帜鲜明的中国特色；对外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世界历史等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以和为贵”等理念相结合，生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论断，显示出克服西方现代文明弊端的崭新形象，昭示了胸怀天下的人类指向。

（一）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与广度

“两个结合”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规律认知的深度与广度。一方面，“两个结合”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历来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传统，超越了马克思经典作家最初设想的局限性，破除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探索进行民族化和本土化，走自己的路，以中国实际为准绳，与时俱进地进行实践与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具体实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取得了新的成就与建树，也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两个结合”应运而生。其一，从“古今”之维来看，“两个结合”不仅在现实维度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现实化，而且在现实与传统互动维度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内发化和自生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具有中国“当下”“现今”具体实际的资源，也有中国“传统”“古典”文化思想的资源，应当赓续中国特有的文化基因，以中国的语言、思想与神韵来体现马克思主义，从而获得中国人民的认同与接纳。换言之，“第一个结合”即与中国“当下”的现实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阶段，“第二个结合”即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阶段。马克思主义得以与中国“当下”的现实、“传统”的文化深度沟通中，转化为旗帜鲜明的中国形态。其二，从“中西”之维来看，中国自近现代以来与西方文化产生了紧密关联，各种西方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去时无痕，只有马克思主义深层融入中国，并以中国的民族形态得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原因何在？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相融相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群众史观、实践观、共产主义理想等思想观点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物极必反”的辩证思想、“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知行合一”的实践思想、“大同社会”的理想等诸多内容具有契合之处，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与选择，最终得以扎根于中国。到了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溯中华文化之源，行与时俱进之路，以敏锐的时代嗅觉开辟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新境界。例如：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同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相结合，创造为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学说同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相结合，熔铸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将马克思主义建党、革命学说同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反省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相结合，生发出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同传统文化中“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辩证思想相结合，提炼为新时代治国理政需掌握的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等。由此可知，“两个结合”着重衔接与会通“古今”，重新定位与融合“中西”，搭建了“古今”与“中外”穿越时空的对话桥梁，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具中华之形态与神韵，中华传统文化更显现代之真谛与光彩，体现了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开放性，从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与广度。

（二）重建与挺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发展水平长期跃居周边国家与地区之前，具有独树一帜的主体性。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而逐渐式微，因此，重建与挺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重要性不言而喻。“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文化自信日益坚定的背景下提出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使命。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是其精神力量的深层沉淀。中华民族之所以延续至今生生不息，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内在支撑。随着国际化、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文化已然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关键要素，是国家之间激烈竞争中最持久、最根本的底色。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给予肯定与认同的表征，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基。因此，我们要致力于以文铸魂、以文培元，厚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血脉。文化自信奠基于中华文化之上，中华文化蕴含着提升文化自信的丰富理论内容和独特精神气质。对于中华文化的内涵，其不仅仅专指中华传统文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所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夷变夏”、作为“异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截断了传统文化的“道统”等错误思想要旗帜鲜明的批判。“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孕育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从“外在”转化为“内在”，也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从而重建与挺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换言之，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内化为中华文化的新内容。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论断从中华文化的宏阔视野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内在关系、在中华文明历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样既凸显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更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两个结合”这一重大论断驳斥了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深化了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认知。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才是重建与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路径。对中华文化既要有礼敬与温存之心，更要有激活与创新之道。中华文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引领，也需要彻底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池春水”，使其在新时代展现出生气蓬勃的现代活力，这样就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进而挺立其主体性，提升中华文化向心力与凝聚力，从而展现出更为强烈的文化自信与主动的精神力量来应对霸权主义的文化侵蚀，增强我国在文化层面的国际话语权，夯实中华民族在世界格局激荡中卓然耸立的文化根基。

（三）昭示了中国特色的人类指向

“两个结合”不仅仅具有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与广度、重建与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特色，也昭示了胸怀天下的人类指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战略眼光，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世界历史等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以和为贵”等理念相结合，生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论断。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个结合”的时代产物。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时代潮流。同时，世界存在着巧取豪夺、恃强凌弱、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等诸多挑战。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独善其身”，世界各国之间呈现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特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旨在为世界开辟一条命运与共、休戚与共的全新道路，有效破解世界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其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两个结合”的价值使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思考人类前途、回应时代之问与时代之需的基础上，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重大论断，致力于凝聚人类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全人类共同价值区别于西方以划分敌我、霸权夺利与价值对抗为特征的“普世价值”，它以兼容并包、和而不同为原则，以整体思维、系统观念为方法，以促和平、谋发展为旨归，来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汇聚携手前行的合力，从而成为各国人民普遍向往与追寻的价值坐标，受到各国人民的积极回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担当的天下情怀。其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两个结合”的文明标识。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不存在优劣、高低之别。西方宣扬的“文化冲突论”狭隘地聚焦于各文明的差异之处，将文明差异歪曲夸大，得出一些文明之间必然导致冲突的悲观结论。从实质上来看，“文化冲突论”采用的是“主客”二分法，秉持的观念依旧是西方中心论，将世界文明标识为“中心”和“边缘”，其目的仍然是维护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优等处境与霸权地位。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崭露头角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的一道曙光，是区别于西方标榜的“定于一尊”现代化文明的崭新文明范式。不可否认，现代化肇始于西方，但西方式现代化绝非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并不具有普适性，一味依附与趋同只会造成削足适履。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完全移植沿袭西方现代化模式，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较快发展之后，共同遭遇了发展瓶颈，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出现“东南亚泡沫”“拉美漩涡”。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大放异彩，中国式现代化应运而生，从而扩展了世界现代化的版图。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与西方现代文明和平共存、理性竞争的基础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别具一格”的镜鉴之径。由此可见，“两个结合”超越了中国特色之限，彰显出“命运与共”的人类指向，是一种“惠己”与“达人”融会贯通的理念，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结  语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成功的秘诀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注重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以科学的理论引领人，以优秀的文化凝聚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容之一，虽在不同时期的强调程度有所差异，但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重要资源之一，可谓是从未缺席、不曾离场。只是由于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的现实需要，我们将目光聚焦于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国情，而未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立表达。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将党在革命时期就始终坚持的“一个结合”发展到新时代与时俱进的“两个结合”，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立性和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会贯通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内化为中华文化的新内容。“两个结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相互关系认知的三层思想升华，具有隽永深邃的原创性贡献，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与广度，重建与挺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昭示了中国特色的人类指向。“‘两个结合’是长期的结合，不可能一劳永逸，也不能半途而废。”对于“两个结合”的实践路径，我们需要自始至终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深刻准确地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各个角度，持续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任务艰巨繁重，绝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然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与挑战，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解决问题、化解挑战，需要一以贯之地推进“两个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持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责任编辑：包米尔